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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自诞生之日起，儒学便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当中，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朝代更迭等因素都影响着儒学，而儒学往往也在理念与方法等方面顺势革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6-17世纪是儒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王阳明心学在此期间创立，随后发展出各种流派，一时之间阳明心学蔚为大观。然而，王门后学有发挥阳明精义者，也有陷入狂禅归寂者：明清鼎革，王学末流的空疏备受指责，经世致用之学大盛，以礼代理说、考据学等活跃于当时。
《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试图对该时期儒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同时将儒学发展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力图廓清源流，呈现儒学发展的原因、方向及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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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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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章 明代政治环境与士人心态
第一节 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一代
第二节 君子思不出其位
第三节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
第二章 明代学术的发展
第一节 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
第二节 盈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
第三节 日用常行与慎独意根
第三章 清代学者的反思及以礼代理的出现
第一节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第二节 吾辈今日学问正从日用常行中见
第四章 儒学由内到外的转变及其影响
第一节 由内在超越到外在规范的转变及原因
第二节 清代士大夫气节之转变
第三节 以礼代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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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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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丛书 突破与变异：16-17世纪儒学思想变迁探微》：
晚明刘宗周曾经斩钉截铁地对朱子哲学的心性论提出批评：盈天地间，只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这是明代心性论的一个新发展，后来陈确的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颜元的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等都从此出，可见当时对程朱，特别是对朱熹的心性论已普遍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是与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分不开的。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心性理气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主要阐释一下他关于理气、心性的一些说法，以与明代做比较。儒家关于性善的学说，始于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然而，孟子对性善的论证并没有充分展开，特别是对人们行为中恶的行为一面没有做出说明。之后，又出现了荀子的性恶说、扬雄的人性善恶相混说等。至宋代二程提出性即理，也就是说人性符合宇宙秩序及其在人家社会的运行规则，但是这种天授式的人性理论还是没有具体到个人的性格品质。至朱熹则提出天地之间理气皆有，人物的产生是禀受天地之气为形体，人类禀受的天地之理为人的本性，而人形质由气形成，人性是理与气融合而成。同时，朱熹对孟子的说法提出了不满，他认为：孟子只是大概说性善，至于性之所以善处也少得说。须是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处，方是说性与天道尔。这里继之者善是指天命之理，成之者性是指人物之性，朱熹认为孟子的四端说只是从道德情感活动追溯，还是没有阐明人性的根本依据和来源。朱熹认为人性是天地之理的一部分，人物之性是接受到的天地之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本来是善的：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日性。只是这理，在天则日命，在人则日性。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性本无不善，但是实际上：人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底，此是气禀不同。②由于人是由形质组成的，形质在朱子看来是形而下的气，而气又有清浊偏正，人禀气的清浊偏正决定了人的圣贤愚不肖：又云，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中之粗渣者为愚不肖。当然，不论是人禀受天理还是人形质的清浊偏正，都是一个自然的、无意识的过程，气禀的复杂多样性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同时，气质对性理起到了遮蔽作用。朱熹除了认为气质直接决定人的善恶品质之外，朱子更注重气质的浑浊对善的本性的隔蔽：且如此灯，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者。气质不同，便如灯笼用厚纸糊，灯便不甚明；用薄纸糊，灯便明似纸厚者；撤去笼则灯之全体著见。③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说，本来性是全体具备的（只是仁义礼智可能不是很平均），但是由于气质不同则表现出来就不同。有了气质，则有气质之性。在朱熹看来气质之性是指天理之性与气质的混杂：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可见，由于人物都是禀气而生的，则气质之性是人所必有的。又因为气质是朱熹为了解释善产生的原因而引入人性论的观点，因此气质之性必然是负面的、是与恶相联系的。然而，朱熹并不是一味斥责气质之性，而是认为：性只是理，气质之性，亦只是从这里出。若不从这里出，有甚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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