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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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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中国20世纪代表性作家之一，其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为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提供了极好的个案。在丁玲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丁玲研究会、清华大学中文系等单位于2014年10月在丁玲家乡湖南常德市共同主办召开了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而在此次会议前后，中国丁玲研究会分别于2012年4月和2015年8月在北京和黑龙江宝泉岭农场两地，分别召开了*届和第二届丁玲研究青年论坛；2015年11月，中国丁玲研究会还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共同举办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丁玲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三次会议都以青年学者为主，会议主题也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密切相关。本书选取的就是这几次会议上的部分优秀论文，是当前丁玲研究的*成果，对了解丁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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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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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了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及近年几次相关学术会议的部分优秀论文，作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他们年龄不同、背景各异，从各自的角度，围绕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进行论述，集中展现了丁玲研究的*成果，也从一个侧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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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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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CONTENTS
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解志熙丁玲的逻辑贺桂梅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徐秀慧丁玲与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秦林芳如何营救丁玲：跨国文学史的个案研究苏真白薇、丁玲作品中的情爱与革命苏敏逸在同性恋的表象之下《暑假中》与现代中国早期女性的情感历程王贺丁玲《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初探王增如读《丁母回忆录》田畑佐和子在丁玲故居居住过的日本人洲之内彻与中国秋山洋子通过女性杂志《妇女生活》和《上海妇女》看丁玲前山加奈子母亲语言与作者心境王丹红[][]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目录[][][]革命女性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丁玲的《重逢》再解读黄丹銮丁玲：一个在新诗里生长的母题王中忱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隐蔽力量：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其翻译为例
熊鹰延安时期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变与新人塑造丁玲《夜》的社会史新读王书吟丁玲的土改叙事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阎浩岗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土改运动的心灵史诗袁盛勇再论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从刘再复、阎浩岗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争论说起古大勇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刘卓光明的指向？以丁玲及其《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赵牧《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是怎样发出的黎辛刘白羽和丁玲的曲折友谊赵焕亭丁玲与赛珍珠陆行良暗波涌动的桑干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情感动员程娟娟动员的可能与局限：论现代土改小说中的会议书写以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为考察中心赵双花丁玲的鲁迅观及其发展史王锡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四论丁玲精神涂途周惠珍不合时宜的文艺观李向东《杜晚香》与《梦珂》丁玲晚期和早期创作的一致性王海艳小天地的大胸襟再探丁玲《牛棚小品》文戡对丁玲生前死后争议的评议彭漱芬从《丁玲陈明爱情书简》谈开去朱先泽丁玲真的是李自成后裔吗关于安福蒋家的传说和史籍考辨涂绍钧编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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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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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解志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丁玲去世十多年之后，文坛学界仍有不止一人为她的不简单或复杂性而感叹。即如作家王蒙1997年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之末就感慨地说：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 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载《读书》，1997年第2期。而在紧接着的1998年，批评家李陀甚至径直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历数丁玲大半生不平凡的传奇经历，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王蒙和李陀对丁玲的具体分析及其论断，人们自然可能赞成或不赞成，但他们关注和解读丁玲的复杂性之努力，还是值得后来的研究者注意的。事实上，这种致力于不简单或复杂性的解读，在此后的丁玲研究里显然颇有反响。近十五年来丁玲研究的最重要进展，就在于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本来应该渐趋深入复杂实际的研究趋向，其主导性的创新观点却仍然难免于新的简单化研究者要么满怀同情地把丁玲的遭际描述成一个天才作家不可抗拒地迭遭政治迫害和扭曲的悲剧过程，要么过分深刻地把丁玲二分为文学的丁玲和政治的丁玲的二元对立，等等。而推原这种复杂化研究趋向之所以终归难免新的简单化，很可能导源于研究者的某种学术的和政治的感情意气在过分意气论事的态度下，丁玲其人其文的复杂性，不是被慷慨激昂的学术正确兼政治正确的议论所取代，就是被矛盾冲突大起大落的传奇化叙述所掩盖，仿佛丁玲大半生只是被动地被政治化，或者不自觉地纠结于艺术与政治的分裂对立，而无论哪种观点，乍看似乎都不无深刻的洞见，但其实都不免把丁玲及其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然则，究竟怎样才能深入揭示一个不简单的著名作家的复杂性呢？这无疑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未必有什么妙法魔方，窃以为研究者首先需要去除或警惕的，倒是某种情不自禁的感情意气和一味好奇的传奇叙事，而不妨采取张爱玲在其反传奇的《传奇》扉页上的题词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之态度，才庶几有望接近那不简单的复杂实际。老实说，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曾拜读过不少现代作家的传记，惜乎大多都弥漫着推崇备至的感情、慷慨雄辩的论说和刻意传奇的叙事，反让人难以亲近，甚至不免心生疑议，真正平实且平情的撰作，乃稀见如凤毛麟角，就我眼目所及，只有吴福辉先生多年前所撰之《沙汀传》，和王增如女士、李向东先生最近所撰之《丁玲传》，可谓近之矣。私意以为，这两部前后相继的传记，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从传奇意气的浪漫主义套路推进到实事求是的写实主义路径，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是很难得的。这部《丁玲传》无疑是两位著者多年心力和心血的结晶。事实上，就撰写丁玲传记而言，也没有比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更得天独厚而又特别认真用心的人了。他们在丁玲生前就与她有多年的亲密接触，所以拥有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切身感受，而在丁玲去世之后，他们又一直参与其著作的编辑出版并努力开展其生平研究，因而拥有充分的文献准备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在这部传记之前，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已撰写出版了好几种关于丁玲的研究论著，如《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王增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丁玲年谱长编》（王增如、李向东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王增如、李向东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玲办〈中国〉》（王增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由此，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和态度之转换从密切接触丁玲的特别亲近者，转变成了认真探索丁玲其人其文的严肃研究者这个转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的上述著述，尤其是《丁玲年谱长编》，委实是广搜博采、精心编撰，篇幅长达800多页、字数多达60余万，洵属近年出版的现代作家年谱中最出色也最本色者。这一切当然为这部丁玲新传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这部新的丁玲传在史料的翔实完备性和事实的准确可靠性上，确然大大超越了既往已有之作，而堪称集其大成并且取精用弘的研究性传记。应该说，此书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任凭读者随便翻开任一小节，都跃然目前、显然可见的，所以也就无须在此例举了。就我的阅读感受，这部《丁玲传》最为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乃在其叙述事迹的平实道来和分析问题的平情而论。也许有人会说，平实、平情，不过平平而已；殊不知惟其如此，才有助于叙事的求真务实和论事的实事求是此书与那些煽情好奇的传记之不同，正在于此。恕我直言，关于现代作家的生平研究和传记写作，多年来实在深受浪漫主义态度和做派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浪漫传奇的叙事做派，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随便翻开一些作家传记或作家研究论著看其题名或主题，就可知此种态度和作派是多么的流行了。比如，仿佛成了惯例似的，这些传记或论著对有关作家要么美之曰现代中国的第一才女中国的最后一个贵族，要么抬举为现代中国的文化昆仑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文人以至于文化中国的守夜人等等，几乎满篇皆是极力传奇的叙事和五体投地的颂赞，诚所谓作者说得天花乱坠、读者看得眼花缭乱，其实除了喋喋不休连篇累牍地颂赞女作家浪漫美丽高雅得人间少有或男作家伟大潇洒深刻得并世无二外，并不能让读者真有所得。与此类浪漫高调的传记迥然不同，这部《丁玲传》可谓低调朴实之至。其实，无论怎么说，丁玲都算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不仅其创作曾数次引领文坛风骚，而且其人生也曾几度坎坷、备受磨难，并且个性倔强、感情丰富，爱情婚姻生活颇富浪漫性和戏剧性，这一切原本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浪漫传奇之事。然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却没有在这些地方大做文章，全书几乎摈弃了一切浪漫渲染的笔墨既没有什么光彩夺目的华彩篇章，也不见什么奇峰突起的传奇笔法，而一本平实朴素的态度，将丁玲一生据实断制为十大部分和101个小节，而恰是这种朴实的叙述结构和平实的叙述语调，才更为本真地勾画出丁玲坎坷一生的生命历程和一以贯之的性格本色。即如丁玲初登文坛就一鸣惊人的故事，委实近乎传奇了，可是本书只在第一部分之末安排了《梦珂与莎菲》一小节，给予了朴实无华的克制陈述，然而惟其平实道来、克制叙述，才真实地写出了丁玲走向文学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同时也写出了丁玲看似虚心谦默而其实极富才气和傲气的性格特点。的确，丁玲并不像当时一般文学青年那样醉心文学，她的两篇成名作之出现确乎近于偶然，乃是她痛感苦闷无可排遣而不得不借文学聊为抒发的产物，仿佛无心插柳、得之偶然耳，可是当我们再回头寻绎第一部分前面各节的铺叙时，才发现它们其实已不动声色地铺垫出丁玲之成为一个作家乃是其来有自的：丁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幼逢家道中落，稍后甚至不得不寄人篱下，这自然促成了她的早熟，使她养成了谦抑又高傲的性格和对世态人情敏锐早慧的感应，并且她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文艺的趣味和天分，从母亲那里学到了自尊与独立应该说，丁玲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的个性，自是敏感、早熟、孤傲而近于文艺的，鲁迅、路翎、张爱玲等现代作家不都是如此么？并且丁玲幼年和少女时期的喜欢作文和对文学的广泛阅读，在上海求学时期与一些极富艺术才情的共产党人的交往，使其文学修养稳步提高，其后她又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为寻求理想和出路而南北奔波，却饱尝彷徨失路的苦闷这一切都使丁玲对文学虽非醉心以求，却是有备而来、有感而发的，此所以当丁玲在19271928年之际的那个特定时刻，虽已过了文学爱好者的年龄却别无选择地走向创作时，她几乎必然地一鸣惊人、一举成名。也正因为如此，丁玲的创作起步虽然比胡也频、沈从文晚好几年，但她却一提笔就非同凡响而后来居上也。再举丁玲创办《中国》一事为例吧。诚如两位作者所说，创办《中国》，是丁玲晚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她为《中国》操碎了心，耗尽了力，翱翔的飞蛾在砰然腾起的《中国》之火中油尽灯灭，燃尽了自己。没有《中国》，丁玲不会死得那么早那么快，但没有《中国》，1985年的中国文坛就少了许多曲折复杂的故事，这本只有两年寿命的大型文学期刊多次惊扰中央书记处甚至党中央总书记，折射出那两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风波。正惟如此，所以才有当年终刊时编辑部同人的情绪化反应，和后来的文学史论著自觉不自觉地把此事悲壮化。这些情绪化和悲壮化的反应当然都可理解，但无可讳言，它们也将事情的复杂性大大简化了。本书的两位作者显然也很重视丁玲最后的这段经历，所以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即以《办〈中国〉》为题，并以《三把火》《民办公助行不通》《祸起萧墙》和《情系〈中国〉》四节的篇幅专述此事。但难得的是，两位作者超越了情绪化和悲壮化的反应，而力求在平实的叙述中深入揭示导致《中国》夭折和丁玲累死的诸多因素文艺管理体制的束缚、文艺界根深蒂固的派性作祟以及祸起《中国》编辑部内部的矛盾纠葛，凡此都与丁玲的一腔热情、团结意愿相违，一件大好事终于半途而废，热情投入的丁玲终于被自己的投入拖累而病逝。而整个事件可悲到近乎荒诞之处在于，所有相关人等未见得谁是坏人事实上不论丁玲的团队，还是当时作协的管理层，大都可说是思想开明、热忱负责而且富有才华的好人，可是却都身不由己卷入矛盾和内耗，并且没有谁是最后的赢家。然则这种让所有的人都难得好过的文艺管理体制，还不该寿终正寝吗？这正是这部《丁玲传》所要揭示的问题之要害。与叙事的平实道来相比，本书对待问题人物和问题事件能够平情而论，更其值得赞赏。大概而言，专研某一现当代作家的人，往往和这个作家有一些直接的交往，这固然能得到一般人难以获得的第一印象和难以知晓的内情史料，但同时也难免与之产生比较亲近的感情，于是研究和作传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感情论事、回护作家，也就在所难免了；即使相互之间没有直接交往，但一个研究者长期专注于某个作家，其实也难免日久生情，于是在研究和作传时意气论事、片面维护，甚至曲意奉承和刻意掩饰，也时或有之。这种感受的谬误在现当代作家的传记写作中之最可笑的表现，就是喜欢把传主打扮得像花儿一样美，以至在政治和文学上一贯地伟大、光荣、正确，而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人物和问题事件，则常以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后见之明任情评说、任意褒贬，力求做出对传主有利的论说，因而失真之论与失态之辞，亦所在多有。按说，本书的两位作者与丁玲亲密接触多年，对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作家自然感情很深，可是，他们在本书中对一些问题人物和问题事件却能发为平情之论，既不随时风任意褒贬其他人，也不随情分为丁玲自己掩饰，此所以格外难能可贵也。比如，当丁玲辛苦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送给周扬审阅，而周扬看后认为地主女儿黑妮写得有问题，因而一时态度慎重、未敢即允出版，丁玲转而通过别的高层人士找毛泽东审阅之际，本书于此就如实记叙了江青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推动作用，并引了陈明1948年8月18日给丁玲的信，此信详细报告了江青前两天到石家庄跟陈明谈起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其中既有热情的肯定，也有坦诚的修改建议，那建议其实与周扬不谋而合。然后，两位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评论：（当时）江青并无职务，但身份特殊，她的意见自然会得到重视。毛泽东曾经向丁玲表示要看她的小说，但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紧要关头，他无暇阅读，所以江青接了下来。这大概是江青重视这本书的原因。这无疑是平情如实之论，而两位作者能如此持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和学界，江青的一生几乎完全被妖魔化了，仿佛她始终都是个坏透了的坏女人，本书当然也可以不必多事而略过江青不提的，但是两位作者还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段史实。这既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更需要一点不跟风的勇气的。其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青，也是一个热心革命文艺的知识女性，与丁玲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未能成为作家罢了，从她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见来看，她当真是真懂文艺的，故其所谈意见谦虚而中肯，态度亲切而热忱，很珍重作家的心血，然则又何必忌讳呢！再如丁玲与陈明的婚恋，诚如两位作者所说，两个人的年龄、经历与地位，都存在巨大差距，陈明明显弱于丁玲。这样，即便在民主觉悟程度较高的延安，这场婚姻也招来响亮的非议之声。并且事情也别有曲折陈明起初只把丁玲视为一个可敬的大姐，对她的爱情攻势则退避三舍，事实上他稍后也别有所爱，那便是年轻的席平，到1940年秋他们在陇东结了婚。这对丁玲打击很大。丁玲的小姐妹罗兰找到陈明，严厉斥责席平，把陈明带回延安、逼他离婚，而据说此时的陈明也发现，丁玲在他心中的分量重于席平。他说：我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跟席平离婚，就说她不自立，依赖性太强，总想依靠男同志。另外结婚前我提出条件，要她必须对丁玲好，可是后来她对丁玲态度不好。席平当然不同意离婚，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这自然是陈明事后维护丁玲的说法，而被离婚的席平后来默默养大了她和陈明的孩子，从未抱怨陈明、非难丁玲。陈明晚年回忆说：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平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平，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平，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这是真心话了。丁玲深爱陈明，后来的事也证明她的选择正确，但为此不惜拆散一对夫妻，也真够强势了。据说爱情都是自私的，所以丁玲的作为也可以理解，而最让人尊敬和同情的则是不那么自私的席平。本书作者与丁玲关系亲近，却能不为尊者讳，平情述论此事，并委婉地写出其中之曲折，让读者认识到丁玲性格的复杂性，这才是叙史作传者应有之态度。有些特别敏感、对丁玲造成极大创伤的问题，本书既努力还原事实之经过，又有政治组织的文件可据，却也能兼听兼采不同意见，力求引导读者历史地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和严肃性。比如丁玲30年代被捕后的表现问题，就是一个长期的遗留问题而让她备受折磨大半生，直到1984年8月中组部9号文件才为她彻底平了反。然则，此事是否就像当今一个作家进了一趟拘留所、写了个认错的条骗骗警察、出来了也就全然无事了，因此一切的审查，都是多此一举、无事生非、蓄意陷害？否则，为什么那么无情苛求、揪住不放、没完没了地折腾人呢？本书的两位作者虽然深切同情丁玲的遭遇，又有中共中央最后的平反文件为据，可是他们还是尽可能写出了此事之所以成为问题的严肃性和复杂性。其实，从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的组织纪律和道德规范来看，既然一个党员疑有问题，就不可能不审查，审查就不能徇私情、讲人情中共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之严正和有力也就在于此；并且不能忽视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作为一个革命党，从秘密工作到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再到形成解放区、坚持艰苦抗战，继之以解放战争，这样一直到1947年，中共事实上都处在不稳固状态，而随时面临着被各个击破以至土崩瓦解的危殆局势，而新中国之初又面临着朝鲜战争、东西冷战直至中苏对抗，局势也很不容乐观，凡此等等，都使严肃地以至严厉地纯洁革命队伍，成为巩固革命政权之应有和必有的举措；而对一个党员来说，为此备受审查以至蒙受误解和委屈，也就在所难免了，甚至可以说是其生命中不得不承受之重或必有的试炼（这似是胡风的造语），国民党不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才不断有人变节、泄密、出走等等，并导致了最终的失败么？所以，本书在记述丁玲的委屈的同时，也本着历史的态度兼顾了中共的组织原则和革命纪律。如写丁玲在延安时曾去找毛泽东申诉，毛泽东虽然很喜欢丁玲，但还是说：这是个组织问题，你应该去找陈云，还可以去找康生谈谈。接着又记述了1940年10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1年1月1日，中组部长陈云把这个审查结论通知丁玲并特意告诉她，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可见毛泽东过问并关注了此事，既坚持了组织原则也给丁玲以鼓励。而使问题复杂化的，乃是丁玲在1943年延安审干时交代了过去隐瞒的一个细节她给国民党写过一个小条子，这一下加重了丁玲问题的严重度和复杂性。丁玲的历史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与此关系至大，因为这个小条子确实不好解释，丁玲一时也难以自证清白，于是就留下了尾巴。此所以到了50年代中期批评丁陈集团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给中央写信，提出进一步审查丁玲的历史，在当时严厉肃反的情况下，那自然是疑罪重罚。而据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回忆，新时期重新讨论丁玲的这个问题，在中组部也是有阻力的，第一个是陆定一反对，此外还有两位大姐，这两位大姐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反对。据本书所述，那两位革命老大姐都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国民党逮捕、遭受酷刑而坚定不屈，她们的态度，应与她们的经历有关。难得的是两位作者不是仅仅根据丁玲的一面之词，而同时也写出了陆定一和两位革命老大姐的不同意见，并且承认他们都是好人，所以并非刻意与丁玲过不去，乃是坚持着比较严格的组织原则。我很赞赏两位作者在这个敏感问题上能够兼顾不同的观点，而非一味感情意气地为丁玲鸣冤叫屈，也没有把问题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而丁玲的可贵之处在于，她虽然备受审查的磨难并且几度落难，却始终不堕其志、不减信仰，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党员。这在今天的一些先进之士看来，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可在丁玲确是九死其犹未悔的真感情。本书特意引用了丁玲逝世后李锐悼念文中的一段话：这个通知（指中共中央《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引者按）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几次慎重讨论，最后由中央批准。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著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这话很值得玩味从丁玲大半生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的表现来说，通知对她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她是当之无愧的；而所谓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著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则含蓄地暗示出中共一向特别严格的组织纪律原则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宽容，因此给予丁玲老人一个迟到的肯定和宽解，让这位老党员从此安心安度晚年，这于理于情都是应该的。是的，就丁玲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而论，这委实是极为严肃也极耐人寻味的事。的确，要准确认识丁玲及其文学，就不能不涉及她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这个大问题。盖自近代以来，老中国在频仍的外忧内患逼迫下，经过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改良的政治变法，却都无济于事、没有出路，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为第一共和；然而辛亥革命匆草之极，随即便是接连的复辟闹剧和不断的军阀混战，于是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结果是国民党分共、重建了中华民国，是为第二共和，它至少使中国获得了表面上的统一；但重获权力的国民党转向保守和反动，第二共和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禁脔，分赃不均导致新军阀的混战，中国的外忧内患并未解决，于是便产生了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这场革命着眼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难题，经过二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则偏安台湾），一个真正独立而且有力的现代国家，也可称为真正党国一体的第三共和；这个新共和国在一贫二白、百废待举的起点上起步，且面临着严峻紧张的国际环境，所以几乎必然地走上集体化国家资本化之路并采取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急进手段，只争朝夕地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现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落后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基础；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个党国一体的新共和国的一切积极势能都发挥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极必反的极端和绝境，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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