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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为第四次修订增补版。这是一部对发展作出理性反思并试图提供出路的著作。长期以来，发展似乎赢得了诸多不相称的赞誉。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一种批判的视角，从历史的、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探寻发展的定义，并追溯发展理念从产生至今的演变过程。通过厘清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进路，本书*后集中回应了无增长的争论以及对主流经济范式的质疑，甚至对整个经济科学提出质疑。*终作者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条后发展道路。
本书研究视野宏大，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选材丰富翔实，内容恢弘而又独具系统，文风严谨而不失风趣，为我们重新审视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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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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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对发展作出理性反思并试图提供出路的著作。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一种批判的视角，从历史的、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探寻发展的定义，并追溯发展理念从产生至今的演变过程。通过厘清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进路，本书*后集中回应了无增长的争论以及对主流经济范式的质疑，甚至对整个经济科学提出质疑，*终作者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条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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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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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贝李斯特（Gilbert Rist），瑞士学者，国际研究所博士，日内瓦高等发展研究院荣誉教授，后发展理论思想领袖，发展概念和实践研究的奠基人。曾主持欧洲第三世界中心，成效显著。主要研究课题是现代人类学如何使传统社会和异族社会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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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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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1
第四版序言相信不可能：否认现实／1
第三版序／1
第二版序／1
导 论／1
第一章 定义／10
日常思维／10
方法论的警示／12
一个定义的各种元素／16
一个引起争议的定义？／25
作为现代宗教元素的发展／28
第二章 一个西方神话变形记／34
变形的蕴含后果／35
西方对于历史解释的基石／38
结论／61
第三章 全球化的滥觞／67
殖民化／68
国际联盟与托管制／85
结论／96
第四章 发展概念的发明／100
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101
一种新世界观欠发达／105
美国的霸权／109
一种新范式结构／112
发展的时代／113
第五章 学说和国际机构的建立／117
1955年4月18～24日的万隆会议／119
新的国际发展机构／128
第六章 介乎历史和预言之间的现代化／135
一种历史哲学／137
是反共主义还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145
异端的声音／151
第七章 外围与历史研究／158
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161
拉美的依附论派／164
新范式、旧假设／169
附录／175
第八章 社会的独立自主过去之作为未来的模式／179
乌贾玛或曰坦桑尼亚的经验／183
自力更生的原则／195
结论／198
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义高奏凯歌／204
国际经济新秩序／208
另辟蹊径：达格哈马舍尔德报告（1975年）／225
彗星之尾／230
基本需要的进路／236
结论／248
第十章 环境发展的新本质／250
回到古典经济学与人类心灵的补充／250
可持续发展还是永恒的增长？／261
全球峰会／275
结论／281
第十一章 现实主义与善良感情的混合／289
南方委员会／29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人道的发展／300
第十二章 作为发展幻影的全球化／310
误解的功效／313
全球化实现发展的最后希望？／325
作为信仰避风港的虚拟现实／329
第十三章 从消除贫困的斗争到发展千年目标／332
问题何在？／336
何谓穷人？／338
全面出击／341
千年目标：成为碎片的发展／342
对发展的援助：数字的操纵／347
结论／351
第十四章 大逆转？／352
发展风光不再／356
走向另一种模式？／361
减贫：一大成绩？／364
生态：危机的牺牲品／367
结论／371
第十五章 超越发展从无增长到经济范式的转变／376
增长的反对者与发展的信徒／377
经济科学一个过时的范式／385
结论／395
第十六章 结论／397
论断／398
后发展／400
经济范式的枯竭：盲信还是求知？／407
译名对照表／413
参考文献／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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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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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后发展的呼喊
发展是当代基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发展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从新发展哲学到依附论，从自力更生理论到另一种发展，各辟蹊径，争论不断。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1951年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如真正的发展良性的发展整体的发展符合希望的发展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心的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人道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等，蔚为大观，反映出政治风向和社会经济思潮的微妙转换。然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乃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并在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涵盖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资源、环境、生态等多重关系的同时，坚持认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至于作为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果出现的资源、生态、能源、气候等一系列当代危机，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减缓、克服乃至避免的，从而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危机，只有通过发展本身才能解决。即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南方委员会，也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强调深刻意识到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局限，并越来越坚信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不能重复此类战略的老路，因此反对模仿式发展，并认为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借以对自身做出评估并自己决定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过程，现代化不应当背离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应该关注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另一方面又坚称必须通过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实现发展的迫切需要。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近年来，有人断言这样的发展已经终结，或者说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在降临。在对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贝李斯特的《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注目。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须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在他看来，借用生物学的发育或成长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变形，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天然信念。就当代而言，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亦即当时的报纸所说的第四点计划发明了欠发达一词，导入了发展与欠发达之间的一种新颖关系，改变了发展概念的意义。欠发达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在走向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有可能产生变化的理念，而且特别强调激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它不仅肯定事物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断言我们有可能对事物加以发展。于是，发展有了及物的意义，而欠发达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而造成不发达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征服占领、殖民统治、民族压迫、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制度等，则被一笔勾销。李斯特着重指出，这种划分世界的新二分法显而易见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其基础则是强国肩负所谓传播文明的使命观。将整个人类纳入被设定为人人分享文明的条件的发展范式，促使发展成为一个天然的普世价值。惟其如此，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等一时成为国际显学。以发展为标榜的广泛运动植根于西方想象力这样一个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以借助技术进步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来得到保障，人人终将从中获益。因此，发展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诺，是自然的、积极的、必要的和无可争议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经济角色、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皈依这一信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即是证明。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其原因究竟何在？李斯特在书中剀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然而，居于发展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发展能够借助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家底，也就是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本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发展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内燃机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今天，全球20%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80%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4倍于此的额外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还是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发展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济奇迹和技术突破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然而，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一方面是宣称发展即是生命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不可调和。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市场需求，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来描绘业绩。人们一味宣称相信历史的意义，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和速率成为一切国家引以为豪的实力和竞争力增长的主要依据，更是跻身于世界大市场的敲门砖。各种炫富和时尚排行榜喧嚣于市。有人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编织着最不同的人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通信手段的增多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人们无须从他们所在地移动就可以彼此接近。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危机今天也有了全球规模。但是，世界的这种缩小的斥力比合力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衡的。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发展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发展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晖，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后发展时代正在来临。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李斯特看来，后发展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发展计划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发展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这也许是后发展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陆象淦2011年7月1日
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绿坞
第四版序言 相信不可能：否认现实
撰写发展史一个西方的信仰历史，面临一个陷阱。事实上，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这部历史延绵不断，尽管这并非必然意味着它正在前进，迫使作者不得不增补其论述。
近几十年的进程中，发展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乏善可陈，因为国际环境被危机搅得天翻地覆。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银行，迅速传染了整个世界经济，使欧元区遭受重创。由此，对于南方国家发展的关注，在国际优先项目的排名中速降，尤其是不久前被看作富国的一些国家，而今陷入与它们惯常进行援助的国家相同的困境。
尽管诸如玻利维亚等一些国家努力另辟蹊径，试图用美好生活来替代消费品的囤积，而联合国以极端贫困减半为自豪，但这个十年的阶段总结丝毫也不令人鼓舞。北方国家在大多由其协力制造的债务重荷下濒临崩溃，而今注定以遵循宏观经济大平衡的名义紧缩预算，以期重回增长。因此，增长替代了内涵极其驳杂被加上了人道的、社会的或者可持续的等附加词的发展。然而，人们依然期望危机促使经济负责人认知的惊醒。为什么不质疑导致金融体系偏移乃至失范的深刻根源对利润的无度贪欲？其实，原因很简单，而且构成人类历史的常量：教条始终压倒了对于现实的明智观察。换句话说，很不幸，信仰成为舒适的庇护所，免得提出种种麻烦的问题。
这些问题来自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一方面是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是生态领域。但最终都不得不让位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的决策。这些决策必须满足把他们推上权力巅峰的男女民众的诉求，保障其福利。惟其如此，只有唯一的一条可行道路：不触动其他参数而重启增长？譬如说，近几次的G20峰会都曾许诺限制金融体系的过大权力。那么，为什么不能付诸实践呢？创造就业是否必须通过生产体系的扩张，或者能否在试图治愈其所造成的损害同时，重新思考这个体系呢？社会的不平等是否只能通过往往令被迫接受的男女民众感到憋屈的慈善措施来减缓吗？夫妇消费指数是否构成他们幸福，或者更乏味一点说，他们满足的唯一标准？这无关乎将某些严重问题后果往往令探讨者们瞠目结舌的问题减低到最低限度。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增长是否构成唯一的解决之道？近年来的进程中，在增长依然强劲时，社会不平等是否减缓了？不文明生活是否减少了？
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外，加上科学家们越来越精准地警告的生态威胁：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渔业资源枯竭，矿物能源储藏日益稀少等等。凡此种种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对之真正关注。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以失败收场，其原因是并未制定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替代东京议定书。而且，联合国讨论可持续发展的会议（里约 20）同样也令人失望，原因不仅在于最强各国的国家首脑们拒绝到场，还在于其通过的建议再一次强调增长的迫切性，而不是把拯救我们每个人与之休戚相关的环境置于优先地位。
承认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不可能实现无限的增长，这是基本的常识。可惜的是，所有的经济政策皆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崇尚理性的世界里，理性却在信仰面前畏葸却步。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经济功成名就，跻身于理性科学之列，立足于一系列时而不可验证时而错误的假设基础上。于是，骗局横行无阻：一些人假想自己遵循科学原理来施行经济政策，而看不到这些所谓的科学原理乃是为信仰乔装打扮的假货。建设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世界的空想远比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的现实美好，不是吗？更何况这种空想改头换面，是以人们信以为科学的形式出现的！
拆穿这种骗局的一天终将来临。有人已经开始对增长提出异议，或致力于提倡有节制的富裕。他们的运动正在不断扩展，虽然还远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更多关注眼前的现实需要而不顾他们子孙前途的人支持。无论如何，气候变化或者资源枯竭的风险，要比人们设想的速度更快地降临，严重挑战建立在发展和经济科学许诺基础上的脆弱前景。
眼下的第四版使笔者有机会增补新的一章，按照年代的次序插入前一版内。这一章叙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大动荡，以及以增长取代发展，政治领导人无视气候变化危险的自杀式的盲目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尽管一些异见人士的声音提出应以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个世界，其却很难对这类人祸有所弥补。
吉尔贝李斯特
2012年10月
第三版序
十年前，大家可能普遍认为发展的步伐即将放缓，对我们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前景的估计将从此走向比较实用或者比较现实主义，扬弃作为主流经济学说基础的进步神话和种种过时假设所支撑的幻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生态问题抑制了不久之前占据压倒地位的乐观主义，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政治舞台上的左派还是右派，却依然始终将经济增长视为改善所有人命运的万灵妙药，其结果是令人担忧的气候危机和世人力图缩小的不平等愈趋严重。控制着这种制度并从中获利的少数人对此不容置疑，他们津津乐道于宣扬人人都能分享财富。只要大言不惭地说不公平是暂时的，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状态的忧虑变得越来越急迫，发展虽然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挂在人们嘴边，却披上了所谓千年发展目标的新外衣，提出了从现在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减少一半的计划，据说这与我们要促使其摆脱市场规律的世界公共财富休戚相关。在主流思潮之外，增长本身成为争议的话题，尽管起初只是相当胆怯地申辩不可能有无限的增长，稍后则随着减缓增长派阵营的形成而更为理直气壮。一些新发展派始终力图保持对于另一种发展的信念，也就是说以社会进步的名义最终实现诞生于19世纪的民主和群众性参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义无反顾地鼓吹所谓的后发展理论。随着早已形成的对于主流经济范式的批判的扩展和更具针对性，值得讨论的新进路很多：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过分简单化的世界观难道不正是大多数当代社会深陷其中的困局的源头吗？
值本书列入其中的丛书修订再版之际，我们增加了新的一章来阐述今天广泛争论的这些问题，并将前一版的后记改成名副其实的独立的一章。最后，根据最新的统计修订了一些数据，删除了一些并非必不可少的议论，对于结论也做了很大修正。
笔者意识到这些修改增加了对敝人的立场进行评论的人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鄙人都感到不胜荣幸之至的负担，因为新的文本显然不同于以前的版本，特别是最后一部分。但是，笔者不能放过对正在进行的争论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尤其是以自己作为通常是这种争论见证者的身份。不过，读者尽可以放心，笔者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对于我们来说，对发展的批判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个受人膜拜的术语继续不断地被用来激发起种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吉尔贝李斯特
2007年10月
第二版序
自五年前出版以来，本书引起了某些争议。对此，如何能不感欣慰呢？如果说谦虚促使我们忽略那些因它阐明了与原本应有意义相悖的发展一词今天的实际含义而给予的褒奖之词，那么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声可以分为两大阵营。
首先是所谓容忍派。这些人颇为愤懑地描述以发展之名冠冕堂皇进行的种种行动并将之或多或少归结为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此同时又容忍发展所激发起的巨大希望变得黯淡的悲剧。然而，为什么不应该承认最崇高的事业往往引发某些悲剧的结果呢？试举一例：曾经梦想财富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按需分配的人们，梦醒时分看到的不仅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和电气化，而且还有物质的匮乏和古拉格集中营。如果历史可以在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那么为什么不如法炮制，指明将普遍幸福的希望与在发展的名义下加剧不平等并推行全世界无所不在的商品化的具体行动之间截然分开的鸿沟呢？
其次是所谓忠信派。这些人根本不考虑如何改善他人的命运尽管有时获得某些成绩，而且唯恐一旦宣布发展终结，就会促使始终为数众多的穷国急切需要的援助进一步减少。希望发展或者希望活得更好，难道不合情合理吗？关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提醒读者的是，本书既不想评价旨在实施发展的合作，也不想谴责国际援助。不过，如果说这些行动是必要的，那么它们就经济体系关于不可通融的逻辑所要求的诸多措施而言，始终是边缘因素。博爱之心是无可怀疑的，但它并非是决定南方和北方的最不幸人们的命运的首要因素。做出决策的难道首先不是政治？造成贫困的难道首先不是战争和独裁制度（例如在非洲），荒唐的经济政策（例如在苏联），金融投机（例如在亚洲），拒斥土改（例如在拉丁美洲），以及减弱国家再分配能力的税收政策（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关于这些计划，事后难道不应该迅速揭示，而不是掩饰其错误的后果？毫无疑问，最好的当然是面面俱到，但不能颠倒孰先孰后，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本书初版于幸福的全球化独霸主流思潮的时代，因此它的结论段落看来写得太具空想色彩，也就是说缺乏现实说服力。自那时以来，影响不一的若干事件或许可以说给了不久之前的这种盲目乐观症当头一棒。
首先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1998年夏进一步扩大，致使俄罗斯经济步其后尘，陷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于是，我们发现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非但不能始终合理配置资源，而且可能孕育灾难。这样的警示是急切的，但不足以动摇原有信心：在这一体系中迅速注入几百亿美元，即可使它重新焕发活力（也许除了在亚洲特别是日本之外，但别有原因）。
随后出现了另类世界主义运动，自由化信徒们聚会之际，掀起了往往是暴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98年的日内瓦，随后1999年在西雅图针对世贸组织会议的示威游行，2001年针对达沃斯论坛的示威游行，以及2001年8月针对G8日内瓦会议的示威游行。新闻人物荷西?博韦的形象，以及诸如要求对投机活动征税来资助南方国家发展的征收金融活动税协助公民组织（Attac）等组织的成功，令人难忘。这些同盟很好地重新组合了往往是矛盾的各方面的利益，也代表着某种希望，因为它们体现着面对现代性困局的一种意识觉醒。标榜自由的主角们，现今不得不把自己关闭在会议厅的小天地里，依靠警力有时比挑战者更加炫耀暴力的保护进行讨论，这岂非咄咄怪事。甚至肉体的暴力总是比引起它的符号暴力更加惊心动魄。
最后，怎么能不提到使整个美国沉浸于悲哀氛围中的发生在2001年秋天的恐怖主义的暴行呢？时至今日，还不可能确切知道是谁犯下了这样的罪行，他们行动的动机何在，他们得以渔利时可能的共谋犯是哪些人。他们的行动是不可原谅和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为什么不能把诸如此类的行动同样也解释为全球化的一个后果？难道它们不正是揭示了全球化隐蔽的可憎面目吗？无国界主义不仅仅是人道的，网络的全球化所实现的奇迹同样也可能变成噩梦。再者，怎么能在事出有因地进行反恐怖主义斗争之前，不问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呢？否则，我们实际上是徒劳地同一些抽象的概念无论是贫困还是恐怖主义进行斗争。但是，以假设的恐怖主义网络的首领藏身于阿富汗为借口，出兵这个国家，同样也是不能被允许和不可原谅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如果说他们中并非所有的都来自受害最深的底层，那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在于试图捍卫这些阶层的生存，正如他们所选择的目标所证实的那样。应该憎恶一切狂热仇杀，但这并不能使狂热仇杀消失。它们是如此强烈的情结和如此严重的失望的产物，以至于任何生命，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都已经无足轻重。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强者的厚颜无耻使他们陷入绝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越来越多吗？
因此，这一危机是在普遍的经济动荡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危机只能进一步加深动荡。因此，美国总统最近的一系列声明表明，以就业、交易所的健康运转或者选举日期等的名义实施的一切手段，无不旨在重振增长。也许像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一样，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就中期而言，必将遇到另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增长与对环境的破坏之间的相容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与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效果相比，对环境的破坏只是不得已而必要的小恶。他们把这两种现象视为仿佛是不相干或者可以调和的东西来处理。但今天已经不再有这样的可能性。不仅是浪费不可再生的资源只有节约可使用的资源才能保障工业社会的生存加剧着形形色色的污染，而且似乎自然灾害和气候反常（洪水、飓风、森林大火、沙化等）越来越有可能频繁和广泛侵袭我们这个世界，从而加剧工业社会的技术脆弱性，凡此种种正是人类活动的苦果。正因为如此，对于发展的信仰的必要的批判不再仅仅是因为它为社会不平等的异乎寻常的扩大辩护；它正在危及一切人的未来，因而变成危险的东西。即使不能及时摆脱这种观念，那么在它所加剧的灾害的压力下，也应该重新思考社会生活的方式和经济科学的基本原理。
这个新版本是一个契机，可以借以发布某些新的数据，特别是修正若干错误。这些错误大多是由帕特里克卡米耶给笔者指出的。笔者因此要向他致敬，感谢他以其杰出的学术驾驭力和无微不至的悉心关注保证了本书英译本的品质。
吉尔贝李斯特
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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