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期间，麻醉品问题基本上以鸦片类药剂的成瘾性为主。在东方，则以中国人吸鸦片烟为代表。在中国，医药用的鸦片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作为康乐性享受物品的鸦片烟则主要出现于18世纪初。起初，鸦片烟主要流行于福建、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富家子弟中，后向中原地区蔓延，吸食者与日俱增。因其导致白银外流与风俗败坏而引起清政府的恐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发布了第一条禁烟令。但是，它惩罚的只是鸦片烟的销售者与烟馆的经营者，而对吸烟者并未采取任何惩治措施，所以，禁令并无什么实际效果。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口到中国的鸦片已达到16万磅；到了19世纪初禁烟运动之前，每年从印度运来的鸦片数量更是超过了72万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中国被彻底打开了鸦片合法销售的大门，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其中，19世纪40年代每年为650万磅，50年代就达到950万磅；而到了80年代，不包括从土耳其与波斯来的鸦片，仅印度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1300万磅。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鸦片中毒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穷途末路的中国经济已然与鸦片的税收密切相关，尤其是内陆的各省政府，鸦片的税收更成为其财政的重要来源。据鸦片贸易研究学者卡尔托若奇（Carl A. Trocki）估计，20世纪初的中国鸦片年消费量约为5万吨。所以，在经历了19世纪西方各国对华掠夺性的鸦片倾销之后，20世纪初，中国吸鸦片烟的人数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不包括偶尔吸烟者在内，全国常年吸烟成瘾者俗称鸦片鬼者竟达1000多万人。在现代国际禁毒运动开始之时，从一般的苦力到皇家大院里的人员，吸烟者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怪乎乔纳森斯本士（Jonathan D. Spence）在研究这段历史后叹息道，鸦片使用之潮已然全方位地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在西方诸国，麻醉品的使用则以食用鸦片以及注射吗啡为主流。仅就麻醉品成瘾的速度而言，西方人的这种使用方式较之中国人的鸦片烟更容易上瘾。作为倾销鸦片至华的首恶国家，英国在19世纪时期也同样面临着因鸦片类剂品而引发的成瘾性问题。除了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的麻醉品使用外，更多的原因则来自人们对麻醉品知识的极度匮乏。这种状况导致了鸦片剂使用者遍及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不仅仅是成年人，就连婴儿也难逃麻醉品的侵害。此外，由于价格便宜，使用者中相当部分的成员来自社会底层。在19世纪的医疗文献中那些被称为鸦片食者（Opium Eater）的，事实上也是鸦片酒的爱好者。如《一个英国鸦片食者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昆西（Thomas De Quincey）就是如此。这些人或者喝鸦片酒，或者喝与鸦片相关的饮料。同样地，吗啡食者则包括那些注射吗啡或者用其他方法攫取吗啡的人。在大量的报道中，鸦片食者通常指的是那些吗啡以及鸦片的使用者们。至于那些吸鸦片烟的人则被划入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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