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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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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印度新闻自由与法治研究》以印度新闻自由和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现实框架和深刻影响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判例分析等方法,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印度的新闻自由与法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艰难历程,对印度新闻自由与法治思想的渊源、印度新闻传播与媒体的法律规制与行业规制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和探究,填补了国内关于印度新闻法治研究的空白,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学术思考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对正在致力于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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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生智,安徽潜山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新西兰印度研究中心、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访问学者(2013.10~2014.10)。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法、新闻传播史论与政治传播,在《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江苏警官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40多篇论文,主持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在内的七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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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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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
一、研究价值与意义1
二、研究现状评述4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6
四、研究方法 11
五、主要观点 11
第一章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媒体治理 13
第一节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 13
一、治理概念的梳理 14
二、国家治理解析 17
三、国家管制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18
四、 国家治理体系 22
五、 国家治理现代化:良法善治 23
第二节 媒体治理: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 26
一、媒体治理 26
二、网络环境中的自媒体治理 28
三、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 29
四、媒体治理体系的建构 31
第三节 印度媒体治理体系 32
第二章 印度独立前的报刊自由与报刊法 38
第一节 东印度公司时期的报刊自由与报刊法38
第二节 英属印度时期的报刊自由与报刊法53
第三节 英殖民时期印度报刊自由与报刊法的特点65
本章小结 78
第三章 印度新闻自由与法治思想的渊源与制度的确立79
第一节 印度新闻自由与法治思想的国际渊源80
一、西方国家新闻自由制度的确立 81
二、亚非拉国家新闻制度的形成 83
第二节 甘地的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 85
一、甘地的办报活动与政治传播 86
二、甘地的新闻思想 89
三、甘地新闻思想的形成 96
第三节 尼赫鲁新闻思想与媒体治理 98
一、尼赫鲁的新闻思想 98
二、尼赫鲁新闻思想的形成107
三、独立后报刊与尼赫鲁政府的关系112
四、尼赫鲁时期的新闻自由与法治116
第四节 英迪拉的新闻思想与媒体管制117
一、英迪拉的新闻思想119
二、新闻自由与法治的倒退124
三、报刊:争取新闻自由与法治139
四、法院:保护新闻自由与法治142
第五节 印度新闻自由与法治的恢复148
一、停止新闻检查,恢复新闻自由与法治148
二、新闻自由与法治得以恢复的原因151
第六节 印度新闻自由与法治的稳固154
本章小结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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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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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4做好这一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当前,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整个世界的主题,但是,这并不代表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甚至对抗将会随之消失;世界各国的交往虽然不主张以意识形态划界,但这并不代表意识形态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领域。只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球两制的现象继续存在,某些国家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意图就不会有所改变。在颠覆途径的选择上,相较于不得人心且成本较高的武力征服,经由意识形态造成的和平演变是其更为理想的选择,且其成效也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因此,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对于中国,他们自然也会如此。例如,他们声称对付中国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要怂恿其青年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9等。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这些意图更是容易借着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民间交往等形式得以实施。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对此,我佃不能掉以轻心。
而在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各种方式中,将意识形态污名化无疑是其常用的一大武器。他们声称,早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已经是非科学和非现实的空洞思想等的代名词,是一个用以攻击论敌的标签和工具,简而言之,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这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而言,就没有理由谈什么意识形态的建设,也没有必要谈什么意识形态的斗争了,相反,只有摒弃意识形态,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的意愿。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要从根本上摧毁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合法性,动摇我们建设意识形态的决心和信心,诱使我们放弃思想领域的自卫权。而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也产生了类似的观点:既然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同义语,是思想专制的代名词,那我们就应杜绝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转而放纵个体的自发性,任其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面前自我选择;要放弃思想领域中的一元指导,转而实施各种思想民主化的多元竞争;要淡化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无产阶级色彩,转而将其看作一种学院化和人道化的个人独白;要摒弃指导思想中的中国特色,转而走上西方某些国家所宣扬的普世文明大道。一言以蔽之,即非意识形态化。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美国虽然早在20世纪中叶起就有人不断地掀起非意识形态化的浪潮,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但其攻要尼克松却清醒而明确地谈到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他说,尽管美国与苏联展开激烈竞争的领域很多,例如经济、政治和军事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要扩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美国却要传播美式民主和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毫无意义。其认识之深刻不得不令我们某些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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