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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尔迪厄 无诚信的制度 皮埃尔布尔迪厄 尴尬处境与双重制约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有事可做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国家的观点 巴特里克尚巴涅 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无序的维护秩序者 雷米勒诺瓦 穷人的警察 雷米勒诺瓦 女人和警察 雷米勒诺瓦 明确的指责 雷米勒诺瓦 正式工与临时工 米歇尔皮亚鲁、斯特凡伯乌 老工人，新工厂 米歇尔皮亚鲁 临时工的梦想 斯特凡波厄 上夜班 罗兹妮克里斯坦 拥有 罗兹妮克里斯坦 家庭事务 罗兹妮克里斯坦、贝尔纳于拉舍尔 替罪羊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一个世界的终结 皮埃尔布尔迪厄 一位代表的困惑 米歇尔皮亚鲁 来自下面的看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作品失窃 桑蒂丽娜加西亚 无声的见证 罗兹妮克里斯坦 脆弱的平衡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命悬一线 皮埃尔布尔迪厄 上无片瓦，下不容锥 安妮-玛丽瓦塞尔 一生虛掷 皮埃尔布尔迪厄 前途未卜 巴特里克尚巴涅 家道中落 巴特里克尚巴涅 大失所望 费德里克马东迪 职场受挫 路易班铎 局内的局外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巴特里克尚巴涅 当年的好日子 皮埃尔布尔迪厄 失乐园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陷入泥沼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弗朗索瓦兹厄弗阿尔 双面生活 罗兹妮克里斯坦 法语课 罗兹妮克里斯坦 力量对比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校园暴力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第一代大学生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矛盾的遗产 皮埃尔布尔迪厄 学业历程 阿兰?阿卡德 关于暴力的对话 艾曼努尔布尔迪厄 令人为难的成功 查理苏利耶 自相矛盾 艾曼纽尔布尔迪、德尼鲍达利代斯 光明的绝路 艾曼纽尔?布尔迪厄、德尼鲍达利代斯 家庭的梦想 皮埃尔布尔迪厄 妻子和伙伴 让-皮埃尔法盖尔 厄运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通讯员 弗朗欣斯穆埃尔-德莱福斯 挣脱束缚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患者对象 弗朗索瓦邦万 留守老人 罗兹妮克里斯坦 孤独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理解 皮埃尔布尔迪厄 跋语 皮埃尔布尔迪厄 索引 征引著者索引 內容試閱： 致读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本书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正如学术研究的要求所允许我们做的那样，我们做了一些组织和编辑工作，希望读者能够谅解和关注。出于同一理由，我们也希望读者接受本书的编排体例，尽管我们能够理解，有些读者看到一些个案研究有点类似短篇故事，宁愿随意翻阅，以至于跳过我们觉得正确理解各篇访谈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前提和理论分析。的确，这里都是一些私人话题，一些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下汇集起来的心声吐露，现在把它们公之于众，我们怎么会毫无顾忌呢？诚然，对于如何使用这些谈话内容，我们的采访对象完全信任我们，然而，信任的契约承载着从未如此沉重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因此，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信任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才经常改动可能被核实的名称，例如地名和人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不使他们的本意被曲解。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条格言，社会学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办法，则纵然以之自律也是没用的。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可是，怎样才能避免解说工作纠缠于个别案例呢？例如，怎样才能避免访谈笔录连同其分析性导言看起来像是一份冠以诊断书名称的临床病例？分析者的干预既非易事，又十分必要，因为干预者必须毫不隐讳地开诚布公，同时尽可能始终忘掉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将分析案例加以组织时，尽量把不同观点放在同一个阅读单位之内，让它们有机会发生交集甚至碰撞；这种体例还可以彰显得到直接分析的案例的代表性。无论事关一位教授还是一位商人，我们都围绕着这个人组织起一个有不同说法的个案。誊写访谈时，口头谈话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访谈录的大小标题（无例外地从采访对象的话语里提取），特别是置于对话之前的文本，都是为了方便读者注意到谈话的要点，即不经意的、毫无警觉的知觉活动可能遗漏的东西。它们的作用是提示说话者所处社会环境和所受制约（人生轨迹、教育水平、职业经历），即一切言语记录既遮蔽又显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存在于笔录无法显示的语气和语调里，而且存在于所有肢体语言当中，动作、姿式、模仿手势、目光等，此外还有沉默、弦外之音和口误。 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入对象化的过程。 脆弱的平衡 20多年前，安东尼奥和琳达德姆拉离开葡萄牙，来到法国找工作。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的安东尼奥获得了一纸当建筑工人的合同，为期三年。家里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年纪尚幼的孩子。来法一年后他才有能力把家人接来团聚，安顿在一套狭小的公寓里。睡觉连被子、床单都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一切必需品都是陆陆续续购入的。两口子都工作，安东尼奥在机械维修厂当领班，妻子在学校里做杂务，也曾经在城里的大户人家帮佣。俩人付出了许多辛劳，省吃俭用地攒钱，在圣马瑟兰（SaintMarcelin）的一个安静的街区盖起了一座小小的独栋房。旁边是几座小型廉租楼房。他们感到终于能够像别人一样过日子了。 凭借不懈的辛勤工作，他们甚至自信博得了这座小城镇的头面人物的认可。安东尼奥担任本地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有机会接触许多名流，而且为当地人服务（例如为俱乐部奉献了很多时间和金钱，730为访客提供住宿）。妻子待人友善，随时乐于帮忙，以至于连圣诞节那几天，老板都会叫我过去。我真的去过，盛情难却嘛。 入耳的恭维话，加之帮佣促成的主仆一家的情感，使她有一种归属感。 经历数载苦干（经常一天干14个小时）和不计回报地奉献之后，房子盖起来了，他们也能促成孩子们继续学业了，现在他们能够对离开葡萄牙以来走过的道路回味一番。特别是琳达，她10岁时成为孤儿，很早就为照顾三个妹妹而辍学，进了一家首饰厂当工人。她觉得自己有理由摆脱这些。 厄运突然降临。1985年，琳达在46岁时因中风偏瘫。1990年，安东尼奥又被割草机切掉了脚趾。这一下天塌地陷。失掉了工作，众叛亲离，他们丧失了融入（良好的）法国社会的梦想。俩人千辛万苦挣来的稳定的经济局面原来不堪一击。被辞退以后，安东尼奥不得不屈就一份体力劳动，每小时只挣24.06法郎。琳达则发现，她根本不能领取失业补助金，也无权享受社会保险。他们再也付不起建房贷款，而且欠银行一大笔透支款。在巴黎读法律学位的大女儿也中断了学业。 为了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承认，他们尝试过多种途径，可是仍然处处遭到拒绝。他们感到被欺骗了：他们的雇主，无论是私营公营，早就应该把真实情况告知他们（难道他们不能告诉她，镇政府就不能告诉她吗？），或者至少提出一点建议。他们提到，有些他们视为朋友的人士也没有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他们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看到，他们一度如此盼望能够融入的法国社会根本不认可、不承认他们，这使他们大为失望（这一点我没有料到，根本没有。我原来想，法国社会，特别是发放救济金的机构，多少会承认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他们最初考虑过申请入籍，以为自己是成功融入的样板，如今却心怀反法情绪。 他们发现，尽管曾经为取得相对的成功而欣喜，觉得虽然千辛万苦，终究被完全接纳，他们却忘记了享有稳定工作的人以时刻警觉为代价维持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重新坠落的危险始终存在。许多事件可能导致这种恶果：失业，丧失亲人，离婚，疾病，而且随时可能发生。不过，在做出社会原因无法解释的结论之前，必须看到，这一类变故只是一些偶然因素，除了在某些生活条件下极有可能发生以外，其作用很像扣动扳机，732能够触发一些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潜藏的后果。一触即发产生的效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被施加于德姆拉夫妇这样的模范移民，他们自信已经成功融入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也许高估了自己享有的保障。他们的苦恼和惶惑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仅当变故发生之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缺少法定的保障，也缺少亲朋关系真正的法国人能够指望的最后一层保护网（至少他们这样认为）。 一对葡萄牙籍夫妇 采访者：加布里埃拉巴拉兹、让巴翰 为了融入法国社会，能做的我都做了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那些事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到处都有不公平 的确如此您是怎么感受到不公平的？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我曾经那么向往法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五年前，我也不乐意听到别人讲法国的坏话，因为这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对穷人很关注。但是，这五年以来，现实真的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我要说的话很多很多。 为什么是五年以来呢？这五年里出了什么事？ 德姆拉先生：说起来很容易。如果您日子过得不错，属于某个层次，社会层次中等吧，还算过得去。可是，一旦属于真正的底层，您就啥也不是了。 在谁的眼里啥也不是？ 德姆拉先生：在所有人眼里，众人，几乎所有人吧我说的所有人，当然是指像我这样的 德姆拉太太：在管理部门的眼里，尤其在镇政府看来，我是说，电话另一头没人搭理了，没有人会为一个人这个人忙着 德姆拉先生：是这样，我来给您归纳一下我的情况。来法国以后，为了融入法国社会，能做的我都做了。首先是因为，我身在异国他乡；其次是因为我没法把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强加给别人，只能反过来去适应。没错，我融入得很不错，很快就参加了镇上的体育队。我是葡萄牙人，我们创办了一个协会，一个民俗小组，还创建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在镇政府的帮助下，我们还给协会盖起了一栋房子。这些都再正常不过。我一直住在这个镇上，所以我属于这个镇子，我当过六七年足球教练，直到两年前，还是足球俱乐部的成员\[激动起来\]。只要我还能奉献，能够付出，大门就向我敞开。一旦我不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大门就都关上了，朋友们也都不见了。 那是在您出事故之后吧？ 德姆拉先生：是足球引起的问题，我那阵子还能露面，日子过得不错，还能奉献和付出，不要人家一分钱，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切都挺好。我接待过从土鲁兹来的业余球员，他们都住在我家里，我还属于协会，等到我不能这么做了，也就不属于协会了。 是吗？就是说，被足球协会丢在一边了？ 德姆拉先生：彻底丢弃。以至于为足球俱乐部服务了18年，奉献很多，拿出好多钱，不光是钱，还到处奔波，花时间，每个赛季下来，给俱乐部挣来好名声，可是一分钱也没拿过俱乐部的。我自己出的钱，因为都是我身边的人。现在倒好，进球场我还得买票。您瞧，这有多么不公平。19年原文如此。译者注为足球俱乐部服务，从来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好处，总是奉献。我是教练，我带来的荣誉最多，培训的球员最多，闹了个啥都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镇政府的服务奖章。我却什么也没得到，甭管是什么。 没人承认？ 德姆拉先生：没人承认。因为，假如我的名字是杜邦，或者杜蒙，就能得奖了。可是咱叫德姆拉啊。 您认为这是原因？ 德姆拉先生：当然。我当时不这么想（）可是我现在就是这样认为。现在我属于壁垒另一边的人了，我 [] 因为我叫德姆拉 德姆拉先生：在法国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两个社会，一个是羊群社会，最傻最笨，我就属于这群羊。这个就是实际存在的差别。社会上还有好多有毛病的事物，因为有人懂得法律，遇上行政方面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福利还是别的什么他们期待的东西，他们都有自己的权利；我们呢，我们得斗争到底。可是葡萄牙人呢，葡萄牙人里十分之一是废物，这跟别的种族一样（）。这些人，你跟他们没啥好说的。可是，另一部分人呢，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我遵守我的义务，可是搞不懂，我的权利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您明白我的话吗？ 您得不到承认，对吧？ 德姆拉先生：得不到承认了。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得告诉您我的那个事故。我一直到11月27号以前都没有工作权。我在社会保障局做体检，因为我名叫德姆拉，医疗顾问告诉我：从19号起，您就无权工作了。我的终止期到11月27号结束。19号呢，我还得去工作啊。等一下，这个我得给您解释解释。 德姆拉太太：不对，我不觉得 德姆拉先生： [打断太太的话，很激动]等着，等着，让我把话说完。社会保障局让我穿上矫正靴，我得这样去上班，穿着矫正靴，您觉得这副样子正常吗？社会保障局给我一双矫正靴，让我不管怎样都穿着去上班。我上了班，老板说：这个不行，你得把靴子脱下来。于是我跟工作诊所的大夫说好，他给社会保障局打了个电话，给我动手术的那个人也给社会保障局打了电话，他们让我待到1月7号。可是，是谁说的我可以上班？就我这副样子？可是，既然是工作诊所的大夫说的 德姆拉太太：可是，这个 德姆拉先生：[不顾别人地接着说下去]我不得不去，没办法 德姆拉太太：[发现他说的话太多，想阻止他]人家没必要知道这些。 德姆拉先生：您瞧不对，人家必须知道这些，这些事（）[对他太太说]你这是怎么了？[转向我们]她没有权利，没有权利，她那阵子得了偏瘫，现在更糟糕了。 德姆拉太太：我现在还有点偏瘫，身子右边。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社会保障局为什么不管她吗？因为那个时期她还没有领取 德姆拉太太：而且我受了不少罪。 德姆拉先生：因为没有日常补贴，整整一年啊，得等上一年才有权领日常补贴。可是，谁把她的日常补贴拿走了? 就是社会保障局嘛。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申请过。那封信我还留着，证明我们申请过，他们只因为还不到一年就拒绝了她。 德姆拉太太：最近有一个记者来调查，我呢，就抱怨了一通法国社会，不过抱怨的是法国领导层，我对周围的人没有怨言。如果有谁看我不入眼我想，他是不喜欢我，我就随他去。可是当你到了一个法国机构，说话带着点口音，如果你有什么要求，人家不会告诉你，你就要受罪了 德姆拉先生：首先一点，咱消息不灵通。 德姆拉太太：我们消息不灵通。要知道，如果你法语写得不好，没有一个你就玩不转，我这个人嘛，挺笨的，如果有人为难我的话 德姆拉先生：还有法语，我会说法语。 德姆拉太太：对，我说得远了点，这还不是全部。另外因为我们不是谁都认识，人家也不告诉我们真相，这个很讨厌。 [德姆拉夫妇谈起他们跟法国人打交道的困难。她没有上过学，不会写字，丈夫倒是会写，然而抱怨在那边学了一口怪腔调。] 我到处受挤兑 德姆拉太太：所以说，我发现到处受排挤，到处都是这样。在社会保障局遭挤兑，我们跟那儿的接待主任谈过好几次，他净用漂亮话忽悠我们，737说什么：你们听好，我呢我说：听着，您必须知道，不管怎么说，我也在法国工作了20年，而且每天不止8小时。我到处跑，老板叫去哪儿就去哪儿，从来没说过不。不错，我挣了钱，可是我从来不会说不，生了病还得 生病是什么时候的事？ 德姆拉太太：7年前。 德姆拉先生：1985年。 德姆拉太太：对对，我说多了，是1985年。我那时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既然我有个城市雇主，我就有人管了。那时我是保洁员在学校里已经干了13年。有这13年的学校工作，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有人管。您知道，直到现在，我生病期间照领工资，这个很正常，可是（） 您知道，无论如何，长期生病期间，我领一半工资，然后呢，三年里一个子儿也没拿到我可是一辈子都在法国工作的，20年了。 不过，这些属于社会法律、公益职能的规定，长期生病确实是三年，过后就什么都没了。 德姆拉太太：是的，可是我那时有成年残障人的资格，有正在工作的丈夫，他挣他们不管我们的开销。我有一些贷款，两年当中我每个月才挣113法郎 德姆拉先生：107法郎。 德姆拉太太：两年里每个月107法郎，这个您不会说，镇政府不知道，省里和社会保障局也不知道吧？因为，如果城里雇用外国人工作，那么至少应该考虑失业怎么办啊？！干吗要雇用外籍呀？葡萄牙人、阿尔及利亚人、西班牙人，却不管他们会不会生病，就像我和好多别人这样？为什么不说：注意啦，我们至少得为这批人考虑到失业怎么办？ 如果真有失业这回事，那我就高兴死了 是啊，不过政府部门并没有说会把失业补贴给它那些 德姆拉先生：我搞不懂的是，她一生病就被解雇了，却无权去 德姆拉太太：无权领补贴。 德姆拉先生：无权领补贴只是开始无权如果她同时还能干别的，就没有权利了 德姆拉太太：他们没有跟我建议别的工作啊 德姆拉先生：就这样被解雇了，什么也没问，我们连她被解雇了都不知道！ 德姆拉太太：是的，您知道，我那个月还没结束呢。 这个是公益职能的规定，某个时间一到，您就会因为身份失效被解雇。 德姆拉太太：社会保障局没有认可我。 德姆拉先生：是因为长期生病被解雇的假如她在工厂工作，她就有权 德姆拉太太：对，我就能够享受失业的权利了。 [] 这个工作您做了多少年？ 德姆拉太太：20年，我一到这儿就开始干了，那时候睡觉连被子、床单都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多亏了X先生他是足球俱乐部主席，我带着四个孩子来了，他家楼顶上有个地方，一个弹簧垫，几床被子 德姆拉先生：正因为这个，我不愿意说法国的坏话，我一来就得到了人们的帮助。 德姆拉太太：我刚一来就开始工作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在手上做记号，为的是第二天能够说出什么是拖把，什么是地板刷子，那时候我开始到处干活儿，有不同的主人一家旅馆，A医生家，镇长家，S太太家，工厂老板家，都干过。日子过得很艰苦，带着四个孩子，家里啥也没有。在葡萄牙时也不容易，我都得想法子。我们还能挣钱。然后我马上就开始工作了，开始重新置办我们需要的东西。主要是床，因为我们那时还没安顿下来。然后就是家具，我们一点一点地尽量搞好，然后就是739我们刚来那会儿，还以为一直会住在同一个地方一边使劲工作（）\[沉默，叹口气\]。我们还以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以为那已经结束了 德姆拉太太：如今，最大的困难又来了。因为它来的时候，我还有贷款呢。 哦，你们还要付房子的贷款？ 德姆拉先生：还有不少呢。 德姆拉太太：我还有不少呢，还得四年才能还清。四五年吧，还不算太多。这不，就出了那个意外。还好，我们有一笔小小的医疗保险，不然就没法活下去了。 我经历过很多不平虽然我一直在为法国人服务 德姆拉太太：来法国我特别高兴，也挺喜欢法国人，可是经历过很多不平。很多，尤其在我身上！虽然我一直在为法国人服务。 是的，因为您做了那么多工作，受雇于 德姆拉太太：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现在有人说：只要需要她，她每天都在。我就会在那些人那里获得证书，那些人有个老女人，她母亲生了重病，这个人跟扶轮社和别的啥组织是一块儿的，唔，她跟我说：琳达，我需要你，因为我妈妈不愿意要别人，你哪天晚上来一趟吧，你人一到，我就来接你去。您知道，中听的话我经常听到，可是我琢磨，这个事跟钱肯定没关系，既然人家喜欢我，这个没法拒绝。三年当中，多少次啊，她母亲瘫痪在家我早上四点就去，这个时候她们到来。因为扶轮社的集会经常很晚，夜里。于是，她们早上四点钟来这儿接我。我不遗憾，因为我帮助了别人，虽说她们付给我工钱。这个钟点价钱很贵，可是我都是按正常钟点拿钱。所以说，我没有740 德姆拉先生：有几次没拿钱。 德姆拉太太：那是别的情况，很正常。反正我也没指望钱。不过，我原来想，法国社会，特别是发放救济金的机构，多少会承认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我一直假如我知道会生病，知道会出这种事，我本来应该找个工厂的工作。那时候我需要工作，本来会去工厂找工作，就不去这种没有工作保障的机构了。再说，如果他们对我好，本来应该告诉我再去找个事干干，因为你得等，我想等15年吧，才有权领取领取那个 德姆拉先生：[气愤地] 难道他们不能告诉她，镇政府就不能告诉她吗？ 德姆拉太太：就不能告诉我一下？ 能！他们能！ 没错，没错。 德姆拉先生：这里头有一个社会方面的原因。 德姆拉太太：总之是一种疏忽，在 德姆拉先生：他们根本不在乎！ 德姆拉太太：我为镇政府工作了13年，13年啊！ [] 德姆拉先生：反正这里头很复杂。对于法国人来说，已经够复杂的，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就更她的情况和卷宗我根本没见过，是部委层级的卷宗 他们本来应该没跟你们解释过吗？ 德姆拉太太：这正是我责怪他们的地方，而且，在我的头脑里，我不想用种族主义这个字眼，可是我觉得，反正有什么人不愿意外国人参加服务工作。这个想法虽然我不说，但还是在我头脑里。我这么想，是因为有一次，就在这张桌子旁边，我跟镇政府的一个顾问谈话，我一直觉得他是朋友，他说什么：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把位置一个行政部门的位置，交给一个外国人。我于是说：不，您听好 德姆拉先生：跟另外那个不愿意我们领取家庭补贴的人一样。 德姆拉太太：正是，我于是问他：那是为什么？741 德姆拉先生：外国人为什么能够领取家庭补贴？原因他并不知道。 德姆拉太太：被找去做这个工作以前，我并没有向镇政府提出过申请，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到处跑，那一年气温特别高，是1976年吧？1976年保洁女工全都病倒了，她们受不了高温，还有两个人动了胆囊手术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时候我打算出去工作，是一个学校保洁女工打来的，我不认识她。我就说：行，我去干几个小时，帮帮忙吧接下来，镇政府就把我留下了。 所以说，您看，我连申请都没提交过，对吧？那阵子，我不是没活儿干，不是没有，时不时找上门来，都招架不过来了。这不，后来就把我留下了。再后来，有一位顾问对我说：我希望这个工作留给法国人做。这不行这件事让我头脑里有个想法，那个家伙的名字我可以告诉您，不过 德姆拉先生：别说，别说出来。 德姆拉太太：我于是问他：那是为什么？我还跟他争辩了一通，说：嘿！怎么说呢？我们跟别人一样纳税呀，一切开支我们都有份啊。再说，我本人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救助，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更别说那个时期，当时我本来应该享受的。这一点就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的是当初，我告诉他：您听好，我像别人一样工作，这份工作是他们建议我去做的，我感到孩子们开始长大，我不出去收拾打扫，他们也能生活下去，我们的处境稳定得多了。（） 德姆拉太太：错误啊，严重错误。 德姆拉太太：我于是就接受了。他说：不不，我跟您直说吧，这些活儿不应该交给外国人，我希望留给法国人干。镇政府的各个部门里有外国人，不过都入籍了。（）我也申请了入籍，然后，不知道哪个层次缺了点什么我就没再去管它，也不知道会生一场大病，再说，那些法律我都不了解，要是早知道，742我就会启动国籍申请了。（）L太太我当初觉得是个好人，现在有那么点有点怀疑了，（）她对我说：德姆拉太太，您来一趟吧，我要见见您，谈谈您的工作问题，您生病两年了，到了第三年头上，我们就必须给您推荐一个半职的工作，要么就得可是没有人动弹！我要是知道，早就我还是去见了她，我说：L太太，您还是去问问顾问或者镇长，看看有没有半职工作给我吧。早知道事情会是这样，我就会说点什么。 德姆拉先生：她留下了，被解雇了。她去过镇议会，他们知道，不出两三个月，她就会被解雇。 德姆拉太太：今年五月。 德姆拉太太：您看到事情的经过了吧？\[提高嗓门\]必须去找，去找！ 必须弄清楚，他们是愿意我们融入社会呢，还是要我们撒谎、造假 德姆拉太太：这就是说，我和我丈夫失去了好多好多工资，因为生病以后的两个月，工厂发工资的时候，拿掉了奖金。可是第三个月，他拿到四千法郎，我什么也没有，只拿到107法郎，这样一来，我们就接不上了，一张一千一百多法郎的水费账单。于是，您知道，我当时很生气，就写了一封信，拿去给镇长看，信里说：破天荒头一次，我要申请救助，因为我无法应付病后的开支和镇政府的疏忽；其次，我丈夫刚刚出了事故这事无人不晓我无力偿付因此请求社会救助局帮我付清这张账单。一个月过后，税务官给我寄来了通知。一个星期五，我给镇政府打电话，说：我要跟镇长先生说话。人家说：不行，他不在。我：太太，请问社会扶助办公室谁管？是我啊，A太太。我就问：那么，A太太，我是德姆拉太太，至少一个半月以前，我给您送去了一封信，是为了一个申请743她说：是的，可是那个申请没批准！凭什么？我就不值得你们回复一下?这个镇政府是怎么搞的？申请被拒，这个您是知道的，你们连个回复也不给。她说：那您来一趟，见见X先生吧。那个人是管不知什么技术的，我就说：我跟他说不着，我要见的是镇长先生。我去了镇政府，没跟我丈夫提一个字，我进去就说：镇长先生，我来见您。他说：A太太已经跟我说了，您的账单会付清的。那位镇长，我对他有点意见，因为我丈夫每天帮助他打理足球俱乐部，连星期天都搭进去了。那是我那心肝儿的一切，他的全部。可是，他出事以后，镇长连个电话也没打过。当时，曾经有镇警察局，一块踢球的伙伴，他们一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就都来了，都知道准是他。都是朋友，都来了。还有其他人，镇议会的，他们20号那天知道我提出了申请，他们提到了我们付不起账单。于是，第二天，那是个星期六，镇议会的议员都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太不像话了。你们遇到的事我们刚刚得知，我们一直不知道，那好吧你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好了。 [议论了一番镇议会。] 德姆拉太太：三年前，我生病的时候，镇长给我打过电话，说：德姆拉太太，这个事现在很棘手，我们正在领圣体呢。那是在五月里，所以人们都很忙，法国人说得接待客人我这儿忙得不可开交，还不知道安排他们去哪儿睡觉呢。我说：镇长先生，您希望我做什么，尽管说。跟以往一样，我可以接待两个人吃饭，可以安排单身的在我家睡觉。他说：那太好了，您人真好。我不愿意把这些事都摊在桌面上，可是我觉得，有一天我得跟他说说，因为，直到今天，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那些一向配合他的人还会挺身而出。不过，为了不使我们的生活面临险境，他得告知议员们和做出一些必要的安排因为，您知道，我的住房之所以还没有被没收，我告诉您是什么原因吧：因为我的孩子们一直是用葡萄牙语养大的，744他们给了我们钱。 因为我们的房子一个时期里没付钱，还有汽车贷款，现在还清了。 [] 德姆拉太太：这不是盯住别人不放，我也不认为人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我是冲着法国行政部门来的。 德姆拉先生：您知道，有时候我会暗琢磨，为什么要融入社会？他们是对的。我呢，本来应该做的，是在这儿靠救助过日子，尽量搜刮，再寄往葡萄牙。这边吃救助，那边发点财？不不，这不是发疯吗？！必须弄清楚，他们是愿意我们融入社会呢，还是要我们撒谎、造假、钻法律的空子？不，这不行，我们既有权利，也有义务。那么好，既然我承担义务，你就该把权利还给我。这个才是让我气愤不平的。（）因为我属于家庭，一切都运转得不错，都很好，可是一旦你掉进粪坑里，就一个人都不见了。有权利也没用。 1990年12月 文摘③ 总序 根植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以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术圈为背景，布尔迪厄的作品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断裂，是对来自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的带有批判性的系统化。如果用涂尔干与常识决裂的经典视角来解读的话，其作品也可以被描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象征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尔迪厄在一系列经典对立关系中发现第三个立场的能力，如个人与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历史和结构、自由和决定论、相对历史主义和普世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积极投入和保持距离等对立关系。正是通过这一能力，布尔迪厄逐渐建立了一种范式，可以总结为资本场域惯习的概念三部曲。这一范式与反思的原则不可分割，而这一反思的原则可以被理解为使客观化主体科学地客观化的过程：对于自我的认知，事实上在这里被视作发表关于世界现实的言论的一个必要前提。基于经验研究，布尔迪厄的作品可以被描述成一部象征资本的经济学（其资本的概念可以拆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后又可依照各个相对独立的场域，被界定为相应的特定资本）；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的描述（包括其中的失败者和奇迹般的成功者）印证了这一点，其象征冲突和象征革命理论（在文学领域通过分析福楼拜来展示，在艺术领域通过分析马奈来进行）也体现了这一点；再如其实践总体理论（在分析中呈现为惯习和场域的碰撞）；又如他的统治关系理论以及形式繁多的象征暴力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体现（阶层统治、男权统治、殖民统治等）；最后，他未能完成的场域总体理论中也呈现了这一点。 今天，布尔迪厄的作品被当代知识界的不同领域使用、引用、讨论和批判，这些领域从教育社会学到语言哲学，再到认识论，还包括了民族学、政治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如果说布尔迪厄可以被视作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其作品角度的多维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则使得其无法被惯用的学科划分方法归类，无法判定其作品只属于某一学科。如果说布尔迪厄确实是一名社会学家的话，则同时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末他所着手解决的正是一组哲学问题，他所采用的方法使人想起涂尔干的研究路径，后者在20世纪刚刚来临时，尝试使康德的哲学社会学化。而布尔迪厄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正如对于他的作品的不同形式的采纳和接受所印证的，他的作品涉及了大部分社会人文学科，如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乃至认知科学。 出于介绍其作品的目的，我想提几个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尤其是在其作品传播到遥远的国度时会产生的障碍。我坚信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以帮助读者提高逾越这些障碍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幻想。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布尔迪厄文字中固有的、在语义上和句法上的理解难度。即便是内行的读者，也无法避免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出现困难（当然，对于翻译者也是如此）。这一困境与他论述过程的稠密度有关，与其举例的丰富度有关，还因其经常侧面指出其引用的例子可能具有的同源性homologie，也因其总是考虑到界定他的论述的有效条件和范围，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异议或者误读，还由于他经常使用为了切断与常识的联系而建构的概念上的习惯用语，更由于他的句子结构总是那么复杂，而这一复杂句式的建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过程相互联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自省的思想是如何进行的。 布尔迪厄的著作对于外行来说难以接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出于不同的原因，阅读起来也并不容易。除了属于知识分子们自己特有的经院环境以外，布尔迪厄的作品切断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世界之间迷人的联系和知识分子与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联系，他摆脱了主体性哲学、存在主义者的人道主义、60年代末以萨特为代表的激进主观主义，也摆脱了无主体性哲学、结构主义下的反人道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所代表的客观主义。与此同时，其著作与文学哲学传统下统治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理论至上主义决裂，也与支配着全世界研究走向的美国社会学所推广的实证经验主义相抗衡。正因如此，布尔迪厄的著作被主观主义者视作客观主义，被结构主义者定义为人道主义，被经验主义者划分为理论主义，并被历史哲学家视作实证主义，其著作的接受过程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由不真实的边界和人为的分割所左右，正是这些边界划分着一个国家所有的领域，并一直被布尔迪厄质疑Brubaker,1985。 虽说布尔迪厄的著作具有让知识分子们感到为难的所有特质，但在理解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大概在于把其著作矮化为纯理论著作的阅读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来评论书中的概念，而不是使用它们。对其著作的误解一方面产生于对其研究路径的误读，另一方面来自对其研究意图的错误认识。布尔迪厄在知识生产上的实践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理论生产：我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Bourdieu, 1993 ：27如果布尔迪厄提醒人们不要拿他的著作来进行哲学性阅读或理论性阅读，这是因为他最想传递的是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disposition系统。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经验现实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除了这些困难，还要加上国际观念贸易自身形成的一些障碍Bourdieu,2002。除了语言障碍、民族主义障碍、偏见和刻板印象这些在知识生活中大概不比其他社会领域要少的问题，还有根植于国际观念贸易逻辑的误解的结构性原因。借鉴了马克思的观念，布尔迪厄用无上下文的文本流通来分析这一结构性障碍。各国的知识领域的结构如同国际观念贸易中的一个文化中介；出口国的结构决定产品的形式，而接受国如同某种思维透镜一般挑选、曲解那些可以在它们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鸣的思想，并用地方上的理论方言把这些思想转译出来。然而，接受了这些进口观念的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忽视了生产这些观念的场域，忽略了构想它们的场域在科学层面的可能性以及这些观念原本的意义和作用。在此之上，它们自发地依据接受地的场域结构重新阐发了这些观念，并通过感知模式和阐释模式把它们与接受地的背景联系起来。一个来自外国的文本所持有的意义和作用正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至少无论对于接受地还是对于来源地都是一样的。错位误读效应与观念的国际化流通密不可分，这一效应基本上表明了引进著作在来源地的含义和客观地位与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场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与来源地的知识界在距离上的遥远和熟悉感上的缺失使人倾向于把布尔迪厄作品的复杂性归咎于巴黎知识界的特殊性（法国例外论）。翻译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与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阶段同步化）使人们无法理解一个著作的阐释逻辑：它中断的地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读和修改的地方。超越这些障碍意味着采用一种社会衍生学的角度来看待一部作品：超越关于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场域的社会学和其中孕育的国家性的思维分类法。在这一视角下，人们应该把这一分类法解释清楚，通过研究教育制度史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使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潜意识结构浮出水面，而这正是思维体系的历史基石。这样，我们才可以把社会科学在超越各国内部知识生产场域界限而流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扭曲误解变得显而易见，而这一过程可能可以抵消或者减少这些曲解。 但是，正因为所有的科学都藏在某处，又因为斗争的输赢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觉得理解布尔迪厄著作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其复杂的句法和晦涩的措辞，不在于知识分子学究式的偏好，亦不在于国际观念市场的内在困难，而在于整个批判社会学事业所带来的困境。对其著作的理解消化首先碰触到的，是或多或少被牢牢内化的反对所有社会学尝试揭露内情时会遇到的阻力，这不仅仅是有时社会学质疑的一些关键利益，还有常识上的一些模式。社会学的工作很少使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主体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此外，作为除魅者，社会学的主张经常被（错误地）视作囚禁在一种命运里，而社会学家也经常被看成扫兴者。与其说社会学真的是一门除魅或者灭圣的科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门扰人的科学Bourdieu,1980。因为它揭露出隐藏在背后的有时被抑制的东西，还因为它经常与统治者的利益相违背，部分由于这些利益隐匿于缄默的表面之下或于情理之后，而情理经常告诉人们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且无法是其他的样子。 热拉尔莫热Grard Mauger 2016年4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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