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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哲学的推动力是怀疑而非信仰，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审美趣味等许多方面。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总起来看就好像人的两条腿，但自然科学这条腿很长，社会科学那条腿很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自然不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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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他的身份有很多，
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他取得成就也很多，
教学多年、筹建宗教研究所、编写多部书籍
并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典范称号
他就是任继愈
本书汇集了任继愈生前*重要的对话和访谈文章，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宗教、文化、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不仅彰显了他很多精彩而独到的哲学见解，也有助于我们探寻一代学人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发掘其哲学思想的来源和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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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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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19162009），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曾长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写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专著；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等书。此外，还主持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典藏的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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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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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传统文化儒教001
不研究神学，就写不好哲学史017
古代哲学与近现代哲学023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所系027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030
世纪老人的话之一：关于个人认识042
世纪老人的话之二：关于爱情、婚姻和人生078
世纪老人的话之三：关于做学问097
中国新哲学体系要有自己的特色119
《中华大典》工程回眸123
重视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127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132
任继愈：个人成才离不开社会135
编纂《中华大典》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137
重学史才能强立志140
提高观念文化的素质143
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状况的镜子147
玄奘为什么不如慧能154
国学与一个人的道德底线163
修辞立其诚，无意著东风167
国学与 21 世纪：任继愈、汤一介、袁行霈、余敦康谈话录174
继绝存真，传本扬学181
不敢从心所欲195
对话哲学家任继愈：穿越古今的旅行203
人生是一条河流214
哲学救国七十年221
民间力量十七年推动盛世修典229
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236
哲学家任继愈：用科举的方式改革中国教育242
一位中国历史文化学者的心愿251
传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任继愈、冯其庸、李学勤、芦荻对话录256
图书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 271
哲学的推动力是怀疑而非信仰277
中国文化典籍的一次全面总结283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290
实说冯友兰294
做第一流的学者：与任继愈的对话300
把思想光芒留给未来：任继愈访谈追记304
附编
用历史的观点研究宗教314
任继愈谈我国宗教学研究现状316
人是最根本的317
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320
白首之心：记任继愈先生322
一位哲人的目光326
任继愈：天风海浪自悠悠328
通脱之心论古今：任继愈谈老子和道教334
任继愈：唤醒传统文化的衔接336
国力强盛，文化才能被世界重视338
任继愈：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340
任继愈先生漫谈录347
附录
任继愈年表简编353
任继愈著作简表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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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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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所系
访问者：白岩松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点幻想，想追求点真实的东西，找最后的真理是什么，理想浪漫主义。没有想到毕业后找个工作都非常困难。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白岩松：1938 年您从湖南徒步走到了昆明，历时两个月，行程大约一千多公里。沿途您看到了中国农民的贫困，还有社会的败落，那么这两个月的旅行是不是彻底影响了您以后做学问时的一种心态？
任继愈：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做学问也得拿出上前线时冲锋的那个劲儿才行，没这个劲儿也搞不成。
白岩松：我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当时您在昆明西南联大无论求学也好还是后来留校也好，您书斋的名字一直叫潜斋。潜心读书是不是给您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学问底子？
任继愈：在做学问上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马克思就说过这个话。我们中国也有这个真理，就是很平凡才叫真理。太离奇古怪的，很新奇的，那个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很朴素、很平凡，就是大实话。我是这么想的。
白岩松：1964 年毛主席倡议成立了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您当所长和教授一当就是二十多年。当初（指 1964年）要不是毛主席建议的话，您会离开校园吗？
任继愈：不会离开，我想我还会在那儿。
白岩松：那从您本人来说，您还是更喜欢校园的工作？
任继愈：是的，我喜欢学生。教书多年，我喜欢学生。
白岩松：先生非常注重中小学的教育，您也编过历史丛书一百一十本，那是面对中学生的。您撰写的文章字里行间，包括说话、包括一些发言之中，对于现在过于注重大学教育都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
任继愈：小农意识就是注重近期效益，信不过的我就不肯做，短期行为，不会见效的。教育也有这个问题。教育的根本还是在中学。回顾起来，我自己的成长，世界观的形成，就是在十二三岁那个阶段，后来发现某些研究生写论文答辩，看见有的学生的论文中标点符号还用不好，意思表达不清楚，词不达意。这不能怨大学的老师，这是中学的底子没打好，小学没学好，基础没打好，改就很难了。在京剧艺术中这样的例子最明显，舞蹈也有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底子打不好，后来就不好办了。
白岩松：古为今用这个问题很多年来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我在很多文章中看到您是不主张古为今用的。
任继愈：嗯，我不主张。因为这样主张会产生一种流弊，虚无主义往往就是利用这个东西：用得着的我就来。真理是不能这么玩弄的，真理有它自身的尊严，你随便拿来用是不合适的。
白岩松：您好像也不主张厚今薄古？
任继愈：我主张实实在在的。
白岩松：我最钦佩先生的也是这一点。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整理佛教、儒家的资料，要是没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如果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样一个想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任继愈：我们也是借这个前人栽树，我们乘过凉，我们也要栽栽树，希望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这样整个社会才会不断地前进。文化在不断地积累，文化的特点就是积累，不能斩断，不像别的。政权可以是一刀两断，文化不能一刀两断。新中国政权与旧中国政权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为界限，但文化这个界限不能依从这个来划定。文化有几千年就有几千年，绝不是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始的。
白岩松：1956 年您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入党以后，包括入党以前您所积极追求解决的，也就是您作为用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任继愈：我始终看到农民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也讲了农民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从思想上看，从哲学史上来看，也发现中国农民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有好些失误，在建设中走了一些弯路，这就是小农意识在作怪，是小农意识带过来的，意识没有改变，限制了新事物，对于走向世界、与现代世界接轨，都有局限性。
白岩松：先生从事学术工作已经五十多年，将近六十年了，您自己怎样评价您这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
任继愈：我还没有认真地想过怎么样评价。我是想大道理不用讲。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就是在集体中生活，依靠着群体，没有群体的话人就不能生活下去。他可以从群体中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从集体中拿些东西就要奉献一些给集体。如拿一杯水就要添一杯，或是奉献一勺，社会才能富有。文化事业也要靠大家向里面添东西，能添多少就添多少，若光拿不添的话社会非垮不可，我是这么想的。
白岩松：任继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富国强国离不开科技，但光靠科技还不够，哲学社会科学代表一个民族的总体水平，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所系，万万忽视不得。
（《精神的田园》，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哲学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
访问者：林在勇
林在勇：先生是大陆学界的哲学老人，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中国哲学史、宗教学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请您就人文学科谈一谈，如今文、史、哲划分过细，有否必要？
任继愈：此无非为方便计，大学把课程分别归于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古人则不然。譬如，司马迁既是史学家，也是思想家；韩愈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王安石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还是哲学家，文学上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国文化是个整体，浑然一体，如果面太窄，就无法继承古代文化传统。我们常说要接受古代优良传统，究竟如何接受？这不是某一学科的问题。唯有全面接触，才可能接续传统。以近代看，鲁迅非常博学，在文学、哲学、思想等领域都有很大成就；又如王国维，哲学史、文学史、考古学上都要讲到他。所以文化是个整体，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
林在勇：先生所言极是。学者应重器局、规模，自封畛域，乃成其小者，必无足观。当然，还有另外一面，落实到具体个人，各人分珠量异，未必都能学史迁、昌黎。马援告诫子弟画虎不成的危险，建议莫如画鸿鹄，至少还能像大雁。以学界现状思之，结论似乎应辩证地得出。请问，先生治学中最深切的体会是什么？
任继愈：只能说略有一些体会。首先要注意研究方法。我感觉自己年轻时念书念得也不少，可怎样才能解剖它？怎样才能看懂？自从接受新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后，我才找到钥匙。这很要紧。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主要发现，是人类认识深化的结果。说到底也很简单，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某种思想是怎么出现的呢？这就要从社会存在着眼，社会存在包括各个方面，历史、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即原理与实际的结合。我们研究历史、研究思想也如此，要把原理和实际结合起来。实际是什么？历史就是实际，五千年之久的实际。脱离了这个实际，凭空说十月革命来了，一切都变新变好了，没那么一回事。过去我们吃亏就吃在误认为文化可以重塑，我看这恐怕不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有继承性。别的都可以新旧分开，譬如政权，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为界，分出旧中国、新中国，文化却不能这样一刀切。说五四是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说 1919 年 5 月 4 日之前是旧文化，其后就是新文化。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五四前就已开始，新书籍、新思想已经出现，五四后仍在变化。所以说，文化不像政权那样可以一刀两断，它有继承性。
除了继承性，文化还有渗透性。中外也不能截然分开，互有渗透。佛教是外来的，到了中国就成了中国的了，与印度的不一样，发生了变化。冯友兰、汤用彤等前辈先生对中国哲学造诣很高，但也已经接受了西方好些东西，如思想方法等，已经不是纯粹的乾嘉方法了，与段玉裁、王念孙不一样了。文化渗透中不可避免要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起了变化，与德国的，与莫斯科传来的，就不太一样。研究中国哲学史须注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摘也摘不清，去也去不掉。
林在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何以有这么强的接受基础？
任继愈：第一是客观需要，当然政府提倡也是一个因素。光提倡不行，反过来说，有客观基础的东西，反也反不掉。历史上排佛，有几度官方拆庙毁佛，但佛教终究没有被排掉；再如文革中打倒孔老二，砸孔庙，废四旧，结果孔子打不倒，四旧也废不了。文化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凡有客观需要的东西，什么力量也反不了的。当年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依靠政权来推广，马克思本人最倒霉时连饭都吃不上，伙食费都没有，他的学说不是靠势力，而是靠本身的吸引力慢慢地使人们信服。当然，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形式主义，那是推行它的人造成的误差，随着历史发展总会逐渐得到解决。真正有生命力的，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林在勇：您应该说是师承汤用彤先生吧？
任继愈：也不能这么说，近代大学毕竟不是私塾。过去私塾是住到一个老师家里，现代大学不是这样。我们当研究生时的制度比现在要好些，导师有正、副二人，我的导师是汤用彤先生，副导师是贺麟先生。我做中国哲学史的毕业论文，而贺麟先生并非研究中国哲学的，他的专攻是黑格尔。这样，我就也读了不少外国哲学的书。
林在勇：是否应该说您有幸从许多前辈大家那里获得了教益？
任继愈：大学是个工厂，不是作坊。讲唯心论的熊十力先生，我听过他的课；梁漱溟先生那里，我去拜望请教过；胡适在北大讲文学史，讲中古思想史，讲王充，我听过；钱穆先生讲中国通史课，我从中也有收获。所以，学习是多方面的，很难说单一师承哪一个。
金岳霖先生的课我也听过。抗战前我是北大学生，你们华东师大的冯契先生原来是清华的，抗战中我们都合并到西南联大。他是冯友兰先生的研究生。我们都必须听金先生的逻辑学必修课。冯契先生与金先生的思想体系比较接近，所以他从导师冯友兰先生那里得到的没有那么多。这就好比走进一个大百货店，看你自己在哪个柜台选取了。
林在勇：您在方法论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师从诸位先生还只能说是打个基础。
任继愈：是的。看了许多书，回头看，看书也值得。当时不太理解，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便有领悟。
林在勇：像您和冯契先生这一代哲学家，都比较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与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那一代哲学家有了差别。今天来回顾，您认为彼此各有什么所长？
任继愈：彼此共同的是爱国主义。当自己的民族遭受欺凌、文化被人轻视之际，我们都想要发现，中华文化有哪些是可以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甚至有哪些是将来可以对人类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
七七事变时，正是暑假。学生不能回北平，就在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我当时是北大三年级，去临时大学报到，读了半年。长沙屡遭轰炸，并不安定，学校决定撤退。一部分师生乘船，经香港绕道安南（越南）赴昆明；一部分体检合格而又自愿的人员参加步行，从沅陵、贵阳一线走着去，有三千里路程。我参加了，有些老师也参加了，如闻一多先生、生物学家李济同先生，他们当时是四十岁左右。步行相当艰苦，好处是亲眼目睹了中国很贫困的地方
林在勇：三千里路会给人不少思考的机会，一路步行也用了不短的时间吧？
任继愈：走了两个多月，这种教育很难得。且不说风餐露宿、冒雨跋涉，有时还遇上绿林好汉。湘西虽多土匪，但学生一没钱二没武器，提前一天派人到必经前路向剪径者打个招呼，就不来骚扰。
林在勇：好像那时连土匪都比较尊重读书人！
任继愈：（笑）爱国主义对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一个共同心愿。那时品评某个人，抗日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到达西南联大后，条件仍很艰苦。校舍是茅草顶，窗户倒是能开能关，但没玻璃，关不关都一样。学生听课晚去没座位，隔着窗户也一样听课。幸好昆明的冬天并不冷，夏天也不热。
林在勇：先生能否讲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有哪几个重要阶段，及研究领域的变化和学术脉络的延展，其中肯定有许多东西能予后学以启发。
任继愈：我与哲学界几位前辈的不同在于，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佛教、道教、儒教（儒也应被视为宗教），这三教的影响和关系，不能不予以重视。我之所以研究佛教，是因为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它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中，少不了佛教这条腿。以《红楼梦》中秦可卿的丧事为例，就兼有佛道，一边是和尚，一边是道士。民间并不把佛、道看作对立的两派。其实对儒家也是这样。佛教里也主张儒家的东西，出家人若不忠不孝，也成不了正果。在行善积德这一点上很一致。所以我很注意三教的关系，注重这三大支柱对中国文化的意义。
林在勇：先生是从何时起比较清晰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阐释的？
任继愈：这随着我的研究逐步深入而有所变化。我初涉中国文化问题时就发现，佛教不搞通，就研究不下去，这好比修铁路，有一个隧道没打通，怎么过去呢？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即为儒、佛关系。这并非只为找个题目，而是实际遇到了这样无法回避的问题。后又发现道教也不能略过。更为明确时是在宗教研究所成立之际，此后即大规模地从事这项研究了。
林在勇：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对宗教问题似乎着墨不多。
任继愈：学术是发展的。我也不过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对某一局部有所推进。没有前人的成就，也就没有我的一点成绩，文化的继承性就在于此。有的学者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不对。成绩不能光记在自己的账上。不少大学用我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教科书，说我做了这样那样的贡献，其实无非是让我来主编。让别人做，不是也行吗？全揽为自己的成绩，以为自己有多么大的本事，这就不实事求是。
林在勇：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印了七八次吧？
任继愈：现在还在印，1961 年开始编，三十多年了，印了多少次我也记不清。
林在勇：您自己相对满意的著作是？
任继愈：我还没有自己满意的著作。罗素晚年写了一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我也计划写一本简明的《中国哲学史》，不引经据典，只把主要线索、结论写出来。
我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七册），其中有些资料性的内容不必要。结论固然要根据资料来做出，但资料很占篇幅。八卷本的《中国佛教史》，我也想重写成一卷本。这两项工作现在尚未着手，所以也很难说满意不满意。
林在勇：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力图使您的哲学研究体系化？
任继愈：我觉得，这一代人，倒也不必急于建立自己的体系。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建立新的体系，还需要一些条件。
诸多条件中至少有这样一条：要全面掌握世界学术界的已有成果。目前我们对世界学术情况还不太了解，并非没有引进来一些东西，但进来的是否果真是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呢？有时候，流行的并不是有价值的，也未必是有代表性的。今天西方有许多东西供我们选择，我们还须有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才能做出取舍。
朱熹的体系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所达到的哲学准备和学术积累，有全面的掌握。他所作的哲学解答，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当时的人们能接受，认为他的解释能够成立。现在我们的新体系解答不了社会涌现的诸多问题，说服力不够。你可以自认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人家不相信，效果就差，这其实说明你本身还没有弄透。相反，汉朝董仲舒那一套体系，看起来很粗糙，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之类，但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就有其社会效益和文化的价值。董仲舒影响了数百年，朱熹的影响也有数百年，而我们现在构建体系，要取得那样的效果，恐怕条件还不够。这倒不一定说哪个人不行，而是说时代就是这么个状况，做不了，做不出。
林在勇：那么，先生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或者可以称之为文化责任的，是什么呢？
任继愈：要清醒地认识目前的状况，以此决定自己当做什么。我们这一辈，包括你们这一辈，应从资料积累入手。资料理清摆在这儿，后世必有能者兴。他们就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尽出些个人论文集，多半没有太大价值，不消几天就被遗忘、抛弃。徒耗力气，浪费纸张，用处却不大。若真正是想为文化做一点贡献，还是要先整理资料，于人于己，都有用处。我搞《中华大藏经》就是这个意思。总共有 106 大册，十年才完成，现在已经印出了 70 册。我们把现存各处的《大藏经》全都汇集起来，搞了版本互校，一书在手，方便后人。将来还可输入电脑光盘，检索起来就方便多了。
哲学史研究上我极力讲儒、释、道三教关系。集体编著主要是跟与自己思想接近的同志、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做。哲学也并不是纯思维的东西，它会影响自己的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审美趣味等许多方面。
林在勇：一位大家的成就也不光是体现在他写下的文字里边，应当说，他所达到的造诣和境界未必就能轻易被外人窥到，还须看一看他的弟子如何承传绍述、发扬光大才行，学术史上的一般情形大概是这样吧？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学生辈人物？
任继愈：例如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解放初在我班上的研究生，北京大学的汤一介，人民大学的杨宪邦，中国社科院的余敦康，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晚一些的如李申等人。
林在勇：李申先生比较年轻，是您 80 年代的博士生吧？他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从中也能看出您关心的问题。
任继愈：是的。我觉得应该跨学科地研究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过去一般强调唯物论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说是科学推动了哲学。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考虑，哲学是否影响了自然科学。正反两方面都看一看，可能会更清楚些。我的博士生金正耀，原来学化学，他就从技术上来研究道教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从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我觉得，道教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还有操作的部分，譬如炼丹。不把这部分搞清楚，就不全面。
林在勇：我们现在的哲学史研究，缺陷就在于大量的古代实际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理清楚，就急于构建体系、宏观论述。
任继愈：要扩大视野，不能只局限在文献里。
林在勇：恐怕连文献还未曾尽量占有。
任继愈：这样确实不行。现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室主任宋立道，是我最后一个博士生，也曾经是我的硕士生，他先做移民课题，后来研究东南亚的宗教。研究道教的还有四川大学宗教所的陈兵，是我 1978 年招的硕士生，现在是教授了。
上海社科院的业露华、潘桂民，现为安徽大学教授。南京大学的赖永海，研究佛教，现在是年轻的博导，是我博士生里面已经带博士生的一个。上海和南京很近，你们可以多联系。还有像复旦大学的洪修平，他是孙叔平先生的学生，不是我正式的弟子。此外，跟我一起合作写佛教史的杜继文，是社科院的博导，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
这些同志都各有专长，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所深入，但目前还没有谁把这些方面都综合起来。
林在勇：我翻检了先生历年发表的数十篇论文，1963 年的《哲学研究》所刊载的《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一文，您近年出版的一卷本《自选集》里好像未收，甚至附录里也未存目。先生能谈一谈吗？
任继愈：我写了这么多文章，但从来没有提过古为今用这个词。我有意避免它，因为此中有很多政治的干扰。如果总是按照当下需要，古为今用地用它一下，那怎么行呢？历史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可改动，不能改造，想改也改变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往往是领导上有个什么想法，只言片语，下边听到一点儿风，接着就往哪儿刮。这是糟蹋学术。学术要有尊严，不能翻来覆去。讲儒法斗争时，这个也是法家，那个也是法家，哪来那么多的法家？学者不应当乱讲话，如果真正相信真理，可以沉默。不说总可以吧？我觉得学术界也要自重、自爱、自强，像妇女界的口号那样。
林在勇：学术界的地位跟旧式妇女比较相似。（笑）
任继愈：学术界要自重、自爱、自强，不能跟着风头跑。
林在勇：先生此言，不仅针对过去，对时下同样有意义。只要大气层不消失，地球还在转，总归会有东西南北风。
学术上的迷失，有些是认识或功力问题，有些是投机所致，是人格问题。我们注意到，先生在 50 年代、60 年代初发表了大量文章，非常活跃，研究领域也非常宽广；而文革期间，先生的名字几乎不见于报章。这正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当来自政治的压力太大时，学术的话语已经无从说起了。那么，是否还可以这样说，您认为：尽管五六十年代的学术也带有特定时代的色彩，但还属于在一种思潮之下大家的共识，某些现象还应该算在学术的范畴之内？
任继愈：是的。所以我在《自选集》里就说，也谈不上我有多少贡献，我只是说我自己想得通的一些东西，想不通的我没有跟着凑热闹。
林在勇：据晚辈浅见，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否可以这样来简单概括？一是先生较早注意到，佛教问题倘若不搞清楚，会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障碍。据先生刚才的介绍，早在读研究生的阶段就开始致力于此。从 60 年代起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史，旨在理清儒、释、道三教关系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二是先生对道教及其源头上的老庄（主要是其中的唯物主义思想），由此也对古代科技史，例如对中医和古代哲学的关系等等，从 50 年代即全面研究，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些是否是先生的主要贡献？
任继愈：只能算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吧，贡献还谈不上。
林在勇：上述方面当然也并非没人谈过，也不是只可以有一种讲法。不过应该说，还是先生关注得比较早，强调得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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