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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在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中,诸多学者对新教育中国化进行了方案的建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丰硕度和人物的代表性的考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选取舒新城、庄泽宣和崔载阳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对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背景、发展历程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对新教育中国化的概念内涵、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倡行者心态、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障碍及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当代启示进行了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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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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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绪论
一、研究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程序
第一章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背景
第一节 国际国内文化思想背景
一、国际文化思想背景
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文化思想背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
第二节 国际国内教育背景
一、国际教育背景国际教育研究进入因素分析时代
二、国内教育背景新教育运动的失败及中国教育界对新教育的早期反思(1919-1925)
第二章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兴起和早期发展(1925-1931)
一、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兴起
二、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口号及原则的提出
三、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机构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设置及《教育研究》的发行
四、乡村教育运动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早期表现形式
第二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深化及演变(1931-1937)
一、对西方新教育的质疑和批判及对新教育中国化的提倡
二、对教育与国情、民性关系的探讨
三、对国情、民性的认识
四、民族教育运动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演变
第三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合法性的论争
一、论争的缘起
二、论争的主要观点
三、对论争的分析解读
四、结论
第四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在全面抗战期问的演变及消退(1937-1949)
一、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流
二、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消退
第三章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教育方案建构及理论与实践探索
第一节 舒新城对新教育中国化方案的建构
一、中国教育的建设方针
二、学校制度改革案
三、创造中国新教育方法之途径
第二节 庄泽宣对新教育中国化方案的建构
一、建构中国化教育方案的指导原则
二、中国化教育方案的内容
三、中国化教育方案的特点
第三节 崔载阳对新教育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一、民族中心教育的理论
二、民族中心教育理论的特点
三、结语
第四节 崔载阳对新教育中国化的实践探索
一、民族中心小学课程实验的动机
二、民族中心小学课程实验的计划
三、民族中心小学课程实验的方法与经过
第四章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综合分析
第一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内涵分析
一、时人对新教育的界定
二、时人对中国化的界定
三、新教育中国化的内涵
第二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倡行者的心态分析
一、舒新城新教育中国化思想的情感现象学分析
二、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第三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障碍分析
一、对西方现代教育的顶礼膜拜
二、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深情眷恋
三、对国情认知的偏颇错误
第四节 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当代启示
一、批判性的反思意识是开展教育本土化运动的前提条件
二、立足于现代性,同传统文化中有悖于现代性的东西决裂,是教育本土化过程中应持的正确态度
三、正确的方法论,是教育本土化成功开展的导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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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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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研究》:
二、对教育与国情、民性关系的探讨
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民族危机,习惯于循着救国人才(或国民素质)教育的路径去寻求救世良策,忽视更为根本的因素以及教育与这些因素的关系。教育被赋予巨大的社会改造重任,并被认为是超脱于一切制约因素的,教育是万能。但是被认为是万能的教育,一直到20年代,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人们对教育的希望都被现实所打破,特别是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失败,使教育超脱政治说彻底遭到否认,教育不能独立、教育非清高、非神圣的事实,俯拾皆是,这一切让中国教育界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早在1928年,舒新城在《教育杂志》发表《致青年教育家》一文(教育杂志,1929年2月号),力批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但却引起当时教育界的反对和批评。(同上6月号。)但1929年以后,对教育神圣说、清高说的批判已成教育界的共识。
陈东原在《中国教育之历史及其遗蜕》一文中剖析了教育之受历史遗毒影响之深,指出教育万能思想已证实其悖论。②郭人全在《新中国建设中之农村教育》一文里谈了他由深刻的教育万能信念转入万不能思想,而又调和两者,形成新的概念:经济的与政治的变动造成某一种特殊的时代教育所谓教育的功能,就是某时代的工具,某时代的真实的记录。③1935年,《教育杂志》25卷第1期征集了全国三十多位专家对教育救国的信念,其中有五位断然否定了教育可以救国,持中间态度的十几位专家认为教育的各个方面要同时发展,并与政治、经济并行不悖才能救国,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另十几位专家也多意识到了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可见,从20年代中后期起,教育界已逐渐从对教育的迷信中走了出来,正如李谊(即杨贤江)在《教育迷信论》中宣称的,教育既非神圣,也非清高、中正和独立,①并认识到文化的背景,社会的环境,和教育是息息相通;要想改造社会,教育是不可少的工具;要想发皇教育,社会是不能离的事实②。
在对新教育的批评中,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倡导者已经意识到,外国化的新教育之所以不适于中国,是因为教育是受制于国情、民性的。庄泽宣由于深感到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关系的密切,因此认为美国的办法虽好,但自有其背景,不能依葫芦画瓢的搬到中国来③。陈耿光认为:教育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是必须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怎样的社会环境必须采用怎样的教育;反之,唯有怎样的教育总得维护怎样的社会。老实说,教育与社会环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两,不能分开。教育事业虽然可以改造社会环境,但教育本身还只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不明了社会的实际情形,把别个社会所产生的教育制度硬搬过来安上去,无异于削足就履,是必败无疑的。④舒新城认为:因为教育在政治上是内政的一种,在人生上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在经济上又是促进生产技术的一种,它的发展与衰败,无处不为他种事业所影响,其进行方针,并常为政治所决定。倘若教育并不注意实际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如现在教育家之不问家庭工业生产制度的情形,而贸然提倡机械工业的教育,其结果自然不独无益,而又害之。⑤
那么,教育与国情、民性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倡导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教育杂志》在20卷第6期(1928年6月)的征文启事第一条即称:通论一栏,除刊载教育学术外,拟着重于教育制度与政治或经济之关系,以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之理想。下面我们将对时人对国情、民性与教育的关系的探讨进行具体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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