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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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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1960年安徒生奖得主凯斯特纳、1966年安徒生奖得主托芙扬松，这两位世界*儿童文学大师的传记，为中国读者展现童话般的人生，思考童年对人生的意义；整理出版国内从未发表过的多幅珍贵插画和资料照片，为读者呈现安徒生奖获得者更加立体、完整的辉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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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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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人生：托芙扬松的生活与艺术》是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理论和资料书第二辑）中的一册，这是国内引进的托芙扬松*的个人传记，由中国前驻外大使、芬兰文学协会通讯会员杜钟瀛先生倾情献译。全书围绕世界童话大师托芙扬松传奇而精彩的一生展开，深入而细致地讲述了托芙的成长、创作、家庭、交友等生活经历，展现了这颗璀璨的童话之星短暂而传奇的一生，诠释了艺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一个极具天赋而勤奋执着的作家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对生活始终洋溢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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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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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钟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曾在外交部、国家旅游局以及中国驻芬兰等国使馆和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历任翻译、大使馆秘书、处长、参赞和大使等职，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芬兰语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芬兰童话故事》《发现之路》《在贝尔格莱德的使命》《芬兰短篇小说选》《西贝柳斯画传》、世界奇幻文学和童话大师托芙扬松的《姆米绘本系列》和《通力的君主：彼卡海林传奇一生》等作品。2003年被聘为芬兰文学协会通讯会员。2004年被芬兰总统授予芬兰狮子骑士团一级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促进中芬两国友好关系和将芬兰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年会授予其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谢凤丽：1974年生，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擅长德文翻译。曾参与余华的德语文学评论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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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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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人生：托芙扬松的生活与艺术》目录
第一章 父亲的艺术 母亲的形象1
第二章 青年时期与战争40
第三章 工作吧，爱吧90
第四章 姆咪世界126
第五章 向着闻名于世前进163
第六章 姆咪正在征服世界181
第七章 孤身一人甚至谁都无法从贝壳中得到享受199
第八章 重新作画214
第九章 送给孩子的书和关于孩子的书228
第十章 找到了自由和色彩248
第十一章 生活与关于生活254
第十二章 告别了279
感谢词290译者的话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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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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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人生：托芙扬松的生活与艺术》第一章父亲的艺术 母亲的形象
受到战争伤害的父亲父亲是托芙的第一个榜样，也是在她的艺术领域中最重要的榜样。父亲认为，艺术是伟大的、严肃的。看来托芙很早就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这一点。父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充满伟大的爱，又交织着深刻的恨。维克多扬松希望他和妻子两位艺术家的第一个孩子托芙能够成为艺术家。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许许多多对父亲来说是陌生的、无法理解的，甚至厌恶反感的问题。不过，由于托芙也是艺术家，他又感到无比骄傲。父亲维克多扬松（18861958）出生在芬兰一个瑞典族商人的家庭中。当他还很年幼时，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守寡的母亲继续经营灯具商店，年轻的维克多经常同他的弟弟一起在店铺里帮助母亲。生意并不怎么赚钱，日子始终过得不容易。尽管如此，年轻的维克多扬松还是数次得到了去巴黎学习雕塑的机会。一开始，维克多扬松的雕刻艺术生涯似乎很有发展前途，然而他没有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这对一个雄心勃勃和力求上进的人来说，压力一定是沉重的。当时的芬兰雕塑艺术，很长时间里笼罩在崇拜凡伊诺 阿尔托宁的气氛之中。在一个小国，有一个被称为天才的艺术家就足够了。在那个时代，对男人来说，做一个艺术家或者一家之主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按照时代的价值观，一个做了丈夫的男人，为了保住面子，一定要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家庭。可是对于维克多扬松来说，他却不得不让妻子外出打工挣钱。脸面上自然是过不去的，更不用说时不时地还要向妻子富裕的瑞典亲戚借钱，来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维克多家的经济状况与当时普通艺术家的差不多，经常是不稳定的，时好时坏。雕刻家的收入取决于各种因素，比如偶发的情况、成功与失败和对快速变化中的艺术世界的评估。他家的生活是窘迫的，有时几乎是贫困的。对家庭来说，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创作，可是所得的报酬实在是太可怜了。维维卡班德勒回忆起已经成年的托芙与金钱的关系，说她是一个有素养的人，因为她对不是艺术家的人都是采取怜悯的态度。这种对待贫穷的态度也缓解了与财政困难所带来的必然相关的苦难。如同20世纪2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芬兰雕刻家，维克多扬松因为白卫军纪念碑和墓碑而有了工作。法范是人们当时对他的习惯称呼。他创作了四座独立纪念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座耸立在拉赫蒂市和坦佩雷市。它们是铜铸的男子，赤身裸体，健壮美丽，好像是古希腊风格。纪念碑（1921年揭幕）雕刻的是一名战士，他手握利剑，直指天空，正要发起攻击。他站立在高高的基石上，就如凌驾在世间一切日常的繁琐事之上。给人总的印象是，那是一座英雄主义的雕塑作品。优美、进取和无畏精神，那些在时代和意识形态中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也必须加以强调，并把它们和战士融汇在一起。对于维克多扬松来说，可以肯定，创作英雄纪念碑与其说是出于他真切的意愿，倒不如讲是经济状况的逼迫。不过他的作品中大多数是温柔的、能诱发性爱激情的女性形象和可爱的孩子。托芙在其一本名为《雕刻家的女儿》的著作中曾经写道，她的父亲并不喜欢女人。父亲认为，女人过于喧哗，看电影还戴着宽大的帽子；她们缺乏社会观念，在战争中不听命令，只有被创作成为雕塑作品时，她们才成了女人。唯独妻子和女儿才是他真正能够接受的生动、逼真的女人。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习惯于做艺术创作家的模特儿，当缪斯①。 维克多扬松的妻子西格内，也就是哈姆（18821970），曾经是她丈夫许多部雕塑作品的原型。托芙还是小女孩时就已成了模特儿。维克多扬松1920年的作品《小姑娘的头像》就是将女儿的面孔刻在了大理石上。细腻的面部轮廓和安静的表情通过浅白色大理石柔和的光亮表现出来。扬松也创作了一些喷泉雕塑作品，在安斯帕拉纳迪小教堂前的雕塑中，美人鱼的原型就是玩耍时的托芙。当父亲以女儿为模子来创作名为《旋花》的雕塑时, 她已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了。这一作品的名称来自一般被称作生命之线的藤类植物，作品里的姑娘美丽可爱，柔韧得像是向上蜿蜒缠绕的根茎物。这座雕塑于1931年建于卡伊莎尼米公园，现在仍旧屹立在那里。托芙曾描述自己1937年在拉卢卡举行的夫人素描晚会上充当裸体模特儿时的感受：我照着父亲的要求摆好旋花的姿势，向前一步，两手稍稍举起，动作极为细微，几乎原地不动，脚尖略为向里，手做出摸索的动作，表现出觉醒和青春。父亲就是这样说的。托芙与父亲由于种种矛盾而很难亲近，有时候他们甚至怒目相视，相互仇恨，不过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完全终止。两人各有严肃的社会见解和政治观点，然而差距太大，以致根本无法理解对方的世界观。母亲告诉孩子们，是战争使父亲心肺撕裂，使他的心灵受到难以医治的创伤。战争使昔日那个阳光、幽默和乐观的男子汉变成了一个苛刻、易怒的人。他甚至连笑都不太笑了，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露出笑容。对他来说，表达自己的感情极其艰难。父亲远离家庭的中心，家庭的核心由母亲和孩子们组成。然而托芙又无比钦佩她的父亲，在艺术方面，她对父亲一直唯命是从。法范是他那一时代典型的爱国者。同许多战争时期的英雄一样，他的精神也与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与参加过战争的男人一起，反复回忆着经历过的战斗。阴暗的思想与狂热的欢庆交织在一起。他们在餐馆聚会，把妻子们留在家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尽情地饮酒，无拘无束地大谈野心勃勃的计划，谈论艺术和生活，而不让女人、孩子和日常琐事干扰他们。烈性酒使夜晚酒气弥漫，尽管在禁酒法实行的时期是很难搞到酒的。阿尔瓦尔卡温是维克多扬松的同班同学和最好的朋友，同时他也是内战中的英雄。20世纪初在巴黎，他们还年轻时，曾经共用一个工作室，在赫尔辛基同样如此。他们的友情维持终生。他们一起工作，共享欢乐。他们的妻子也成了好友。两家同度节庆，在禁酒法实行时期还一起偷偷地私造烈性酒。画家马库斯柯林是法范和卡温的朋友，自1933年起，扬松和柯林两家都住在拉卢卡。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交往持续不断，相处十分融洽。在禁酒法实行时期，赫尔辛基有一些地下酒馆，不过它们不得不冒很大的风险，因为警察随时可能出现，进行突击检查。因此人们也会在家里欢庆，扬松家就是这样。他们会连续欢庆，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客人中常常有蒂科萨利宁和亚尔马里卢奥科科斯基，还有别的著名艺术家。托芙还是一个小姑娘， 她会躲在角落里偷看人们所说的男人捉迷藏。这就是为什么托芙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当时的艺术界和艺术有所了解，对战争和男人的攻击性也有所了解。关于这样的经历，她在后来发表的一本评述男人之间友谊特征的短篇小说中相当切题地写道：所有男人都会寻欢作乐，他们是哥们儿，哥们儿从来不会让别人尴尬，陷于困境。今天他会说出难听的话，第二天又会忘得一干二净。哥们儿不会原谅人，他只会把事情忘掉。女人却不一样，她们会原谅人，但是压根儿不会将事情忘却。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女人不会寻欢作乐，原谅使她们非常恼火。托芙在短篇小说中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说到她的母亲为过圣诞节轻轻地掸掉父亲的小型雕作上的灰尘任何人都不许碰触那些作品。家里还有更加神圣的东西，那就是独立战争时期的手榴弹。这些战争遗留下来的物品是父亲的神物，是受敬慕的战争的象征。物品上的灰尘绝对不可以掸掉，任何人都不被准许，任何时候都不被准许。男人们的战争回忆和狂暴行为是短篇小说的主题。托芙在小说里回忆了亲眼所见的祭奠战争的过程：我喜欢父亲的祭奠活动，这个过程可以持续许多个夜晚，间或醒来，继而又睡了过去，人们在烟雾和音乐中晃动播放音乐后又会回到对战争的回忆。那时候我会在被单下面等待一会儿，但当他们向藤条椅发起攻击时，我总会爬起来。父亲取下挂在工作室里的装石膏的麻袋上方的刺刀，所有人都会突然跃起大声呼叫，接着我的父亲就向藤条椅发起攻击。白天，这些东西是用毯子盖着的，所以看不清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同许多参加过内战的其他白卫军一样，维克多扬松认为，左派对祖国是一个大威胁。在芬兰，特别在冬战和续战①时期，亲德国的思想严重存在，非常普遍。扬松相信德国，将它看作解放者和朋友。正是因为父亲的反犹太主义，女儿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在这一点上，托芙绝对坚定，就如她所表达的，那是火和焰。 她的许多好友是犹太人，其中包括萨姆瓦尼（1941年前叫塞缪尔贝斯普罗斯瓦尼）和爱娃科尼科夫。托芙发表在《卡姆报》上的画作站在强烈的反德和反希特勒的立场上，这是她的父亲无法接受的。托芙常在她的书信中斥责父亲不知羞耻的偏执和令人怒发冲冠的政治观点。托芙在她的笔记中写过一篇文章，这位23岁的女儿刻画了自己对家的依恋、对父亲的恐惧，同时也描述了对父亲的仇恨。作为制作一个广告的回报，塔皮奥塔皮奥瓦拉接到了苏联大使馆普希金纪念会的邀请，托芙被吸引了，于是她以女友的身份同往参加。纪念会办得有声有色，女士们穿着庄重高雅的长裙，很多重要人物出席，其中还有一位苏联的部长。纪念会后举行了舞会，并且提供酒水。客人中间有一位在《瑞典新闻》工作的官员，这把托芙吓坏了，因为官员认识她的父亲。为此，她谦恭地冲着他走了过去，请求他保持缄默，不要说在纪念会上见到了她。父亲很难接受女儿的男友。他们经常不是犹太人，就是共产党，要么至少是有名的左翼。托芙在战争年代已同塔皮奥塔皮奥瓦拉交往好几年了。他是一个有坚定左翼思想的艺术家，基拉社①的成员。阿托斯维尔达宁的名气更大，他做了托芙固定的伴侣许多年。维尔达宁以其绝对主义和无条件态度而闻名。也正如托芙说的，人们常用议会中说话令大人难堪的小孩这种说法形容他。托芙在公共场合与颇有名气且受人关注的阿托斯维尔达宁毫不掩饰、不加约束的交往，招致了道德上的广泛愤慨和不可容忍；这段自由的关系也让父亲很不高兴，阿托斯维尔达宁的社会观使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婚姻式的恋爱并不是当时的习惯，在扬松家所处的社会阶层中，这种恋爱是受到严厉谴责的。性试验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为人们所不齿。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结婚时应该是处女。在要求性克制的社会里, 非婚关系或者以婚姻式公开生活的非婚男女是得不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的。在那一时代， 性关系绝对不是个人的事情。父亲不可能超越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怀有的这种深刻信念。尽管如此，那些以各种形式不受欢迎的男友还是得到了到访扬松家的许可。父亲虽然看不起他们，但是从来没有严酷地对待他们。当然，有的时候，气氛还是相当紧张的。赴另一地。她亲眼目睹了很多东西，积累了丰富的经历，但就是找不到作画的时间。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西西里和卡普里都成了她所熟识的地方。维苏威火山是这次旅行的高潮，让她感受到了充满火和火山灰味道的了不起的生活。尽管火山到了1944年才喷发，但它已经成为她的一本名为《姆咪小精灵与彗星》的姆咪书的基础。她描写了散发着火焰气味的世界，就好像她亲身经历过一样。她在很长时间里感到伤心，因为她没有胆量脱离团队。她曾幻想孤身一人待在火山山脊上过一夜，平心静气地同山说说话。但显然，在一致行动的压力下，她被迫同别人一起乘坐大巴回到了旅馆，过夜，喝茶，吃夜宵。母亲教会了女儿许许多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勤劳。哈姆总是特别勤劳。她做大量工作，而且从不影响质量。女儿也是那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托芙积极参加艺术界的活动，在众多展览上展出她的作品。她在头几年的积极参与，引起了芬兰瑞典语报纸的特别关注。人们不仅认为她年轻，而且还把她看作是一个大胆的、有发展前途的新星。法范和哈姆的好友，从小就认识托芙的西格里德肖曼也对托芙的第一个展览发表了鼓励性的文章。早在托芙18岁那一年，她的作品已同她母亲的作品一起参加了斯特林德伯格的幽默家艺术展览。1936年，她也参加了芬兰素描家联合会在艺术厅举办的展览，以及次年的艺术家春季展览。几个月后，她又参加了在艺术厅举办的艺术学院展览。1937年，她还提供了名为《自画像与柳条椅》的画作参加国家艺术奖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这一作品的照片是唯一一张被刊登在《瑞典新闻》上的照片。肖曼对这张自信、颇有幽默感的姑娘的画作做了热烈的好评。托芙的自信确实表现出来了。她描绘了自己，目视上方，眼神严肃，简直带了怒气。旁边放着柳条椅，就是在男人捉迷藏时被法范用刺刀劈坏的那一把。战争前，她参加了许多个大大小小的展览。芬兰艺术协会还从年度展览上买了她的一件作品，并奖给她入场券和出差补助。由此，她得到了承认和褒奖。看起来前途是美好的。托芙有年轻的希望，然而世界变了，战争已经开始。
朋 友托芙有许多芬兰瑞典族朋友，是她早在童年时就熟识的。青年时代，她在学艺术的学生中间活动，既有讲芬兰语的朋友，也有讲瑞典语的朋友。阿丹内乌姆的同学与她关系密切，尤其是塔皮奥塔皮奥瓦拉。在校时，她还结识了比自己年长的斯文格隆瓦尔，即斯文卡，还有古沃格隆维克。沃莱韦内尔（19131963）是她的好友，他是布景师，但有时也当评论员，写文章评论托芙的作品。别的朋友大多数是绘画艺术家，诸如埃西和本伦瓦尔、伊娜科利恩德等。托芙所爱的朋友对她都是重要的。通过他们，她为自己找到了新朋友，来自文化界的各种朋友。经塔皮奥塔皮奥瓦拉和阿托斯维尔达宁介绍，她结识了当时最有名气的、具有左派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其中包括亚尔诺本纳宁和阿尔沃图尔蒂埃宁，以及后来成了她极其尊敬的好友的作家爱娃威克曼。通过维维卡班德勒，她又结识了戏剧界以及在这一领域中工作的导演、演员和音乐家，例如伯吉塔乌尔福森和埃尔纳塔乌罗。塔乌罗后来还为托芙的多篇诗作配了曲，其中就有人人喜爱的《秋之歌》。托芙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回忆了她在阿丹内乌姆与同学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天：当时还是和平时期，但乌云已经压阵，战争即将到来，那是毋庸置疑的，至少用不着讲那一时刻可能降临。生活还算简单和容易五月的一天，天空晴朗，天气寒冷，云彩就像巨大的风帆在暴风雨中掠过上空，但是阿丹内乌姆绘画课教室里很暖和，阿伦科正坐在那儿，给我们致告别辞大家唱着感伤的歌曲我们的共产党人塔帕萨冲着我喊道：没做宣传就拍下一张不知羞耻的漂亮照，难道我们就不能换掉一些艺术作品拿马克小票去花花？我们决定去芬妮亚餐馆，因为我们多少还有一点儿钱可以花。我们总共有八个男孩儿，爱瓦塞德斯特勒姆和我两个女孩儿塔帕萨和我稀里糊涂地跳着维也纳华尔兹，以至别人再也无法进来跳舞了。后来他还送给我一朵玫瑰花。年轻的女人怎样才能感到幸福？托芙自己思忖着。她会画画，已经从学校毕业，她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了。人们赞美她，她可以跳舞，她爱跳舞。城市正在复苏，春天是美丽的。没有任何东西阻挡得了向着幸福前进的步伐，有的只是欢乐。我在岩石上跳跃奔跑，小鸟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开始啾啾地叫了起来，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太高兴了，我放松自己，伸出双手，高高举起，并让我的双脚随意跳动我漫步在城市中，将大衣搭在手臂上。微风轻轻拂来，那是凉飕飕的晨风。城市空荡荡、冷清清的。我觉得怪异的是，怎么说呢，要得到幸福为什么如此艰难。离开学校后同学依然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则是塔皮奥塔皮奥瓦拉，也就是塔帕萨。但托芙同许多人也都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帅气的翁托维尔托宁是托芙的许多幅画作的模特儿，赫尔辛基市政大厦中的壁画即是一例。1943年，托芙画了一幅肖像，并精辟地将它定名为《家具设计师》。它呈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条狗，狗的眼睛严厉地注意着周围，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男人在后边，以略带腼腆的表情静坐着，其中一只手拿着一副双脚规。画在男人的两只鞋子中间的地板上的一朵白玫瑰，给了本有现实感的作品一种稀奇的神秘，简直是超现实主义的印象。在托芙的朋友中，爱娃科尼科夫是与她最亲密的。爱娃科尼科夫也就是科尼，或者托芙曾经称呼的科尼科娃。她是摄影师，与托芙一样属于赫尔辛基芬兰瑞典族人的朋友圈。由于自身犹太人和俄罗斯人的血统，在战争即将临头的国家中，爱娃和许多移民一样，觉得自己的处境是不可靠的。童年时她曾经不得不在真正戏剧性的情况下逃离彼得堡，现在她又要被迫离开了，这一回是去美国。
塞缪尔贝斯普罗斯瓦尼情人、老师、榜样和朋友塞缪尔贝斯普罗斯瓦尼（后称萨姆瓦尼，1908 1992）在托芙的生活中扮演了许多个重要的角色。他是情人、老师、指导者、评论家和朋友。塞缪尔后来的妻子马雅伦敦也是托芙的朋友。瓦尼夫妇同托芙的关系非常密切，她甚至计划与他们同去摩洛哥当艺术移民。托芙曾同他们一起在欧洲写生作画。20世纪50年代末，瓦尼夫妇离婚，后来马雅迁居到了耶路撒冷。随着时间的推移，托芙同马雅的友谊越来越深，她们之间通信频繁。1935年，托芙在赫尔辛基艺术厅为一场慈善活动布置会场时见到了塞缪尔贝斯普罗斯瓦尼。在不了解年轻人之间已经萌生感情的情况下，法范提出一个想法，让瓦尼给托芙教课。在托芙的青年时期，她非常爱瓦尼，瓦尼还是她在艺术上的榜样和对她有影响的人。瓦尼比她大六岁，这种情况在年轻人中间并不少见。由于患上肺病，他曾在好几个外国疗养院中疗养，这就给了他接触外国艺术的机会。当时很少有旅游的机会，在芬兰也很难见到大型的展览。在托芙看来，无论从生活经验讲，还是从艺术家或者艺术研究家的角度考虑，瓦尼是有实力的、势不可挡的。他也是世界级的顶尖人物，是有大智慧的人，精通艺术理论，并且是超凡的辩论家。除了这一切，他还是一个既帅又出色的艺术家。他们的关系是传统的师生关系。专业同情感的结合，更加深了他对当时还缺乏艺术经验的托芙的影响。萨姆瓦尼的艺术观点是坚定的，长期以来他是托芙艺术的权威。瓦尼的影响多是鼓励性的、良好的，但是有时候权威的话太猛了，刺伤了原本脆弱的年轻女人的自尊，对她情绪的冲击甚至可以持续若干年。瓦尼对托芙作品的影响有时过分惹人注目。他们有相同的艺术个性和理想，喜爱印象派，尤其是亨利马蒂斯，还有对色彩燃烧的激情。他们选择相同的作画题材，比如两人都喜爱传统的窗户景色、自画像、静物画和风景画。瓦尼是一个传奇的教师，他热爱教书。由于他的威望和对时代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有人提出了伟大瓦尼的阴影。在托芙遇上瓦尼之时，他刚刚开始教师生涯，不过他的迷人的力量肯定早已存在。托芙回忆了他们在瓦尼工作室进行的交谈，当时瓦尼正在对着模特儿作画。瓦尼有感染力，听者为了弄懂他所讲的，必须切切实实地集中思想，绷紧神经，认真地听他讲。1935年，一次在和瓦尼一起工作时，托芙因为一条大床单而激动，那唤起了她对鲜艳色彩无法抗拒的渴望。有时候她会发现，她再也没有办法笨手笨脚地做事了 ，因为她是如此全身心地钦慕着老师的所作所为。瓦尼显然注意到了年轻女人对他的崇拜，因为托芙曾经写道，那男人严肃地考虑了他们的关系。瓦尼担心托芙会丧失自我，缩成男人的一个部分。对男人来说，这是可怕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只是成了另一个人的影像。那样的一个人，只会用另一个人的思维考虑问题，用另一个人的眼睛看东西，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生活。你能保证不丧失自我吗？我当然保证。我顺从地回答。不过那种随意脱口的许诺，有时是难以兑现的。从托芙的笔记中，可以找到瓦尼那种激励人的教学方式的思路：萨姆口才好，很活跃，他把一块白布挂在架子上，然后说：现在摆好姿势，看一看怎样画必须非常严密，开始作画之前一定得向上帝请求宽恕。第一笔是有生死风险的，它将决定一切无时无刻你都得动脑筋，不可以只照着某一个理论画画许多艺术家的妻子、情人、子女和朋友，都不得不坐下来当模特儿，托芙也一样。瓦尼为她画了很多幅画像。在首批画像中有一幅严谨的，丝毫未赋予模特儿温柔和欢快的画像，那是一幅以黑土色为主的雕像式画像。画中的女人看起来比模特儿的年纪要大得多，她正以坚定的目光凝视着前方。在女人身上和整幅画像中蕴藏着一种无望和深沉的忧伤。看起来，它不像是一幅由一个爱上了模特儿的男人所作的画像。但其实，正是这只爱之手在1940年画出了托芙的画像。它像是在柔和的光线下画出来的。地板的深红颜色映在年轻女人的面颊和壮实的手臂上，使皮肤富有生命力和健康的感觉。连衣裙是紫罗兰色的，衣料是有漂亮褶子的丝绸或者天鹅绒。作为背景的印象派浅蓝色调的雾气，犹如圣母的光环，围绕着年轻的女子。姑娘很美丽，也很活跃，给人以自恃的印象。她毫无畏惧地直视着为她作画的人和观众。她的双膝上放着画图纸，手里握着一支笔，身旁桌子上摆着颜料盒，整幅画像是要突出模特儿正忙于工作的情景和她的艺术才能。当画家画她的时候，好像她同时在为画家作画。或许就在她手握笔和纸做模特儿的时候，她就开始画她心爱男人的画像了。后来，在托芙工作室拍摄的照片中，我们曾经多次看到了这张画像。画像始终放在显眼的位置上。这幅画着萨姆瓦尼的炭笔素描是在1939年完成的，当时正值冬战前夕。瓦尼坐在那里，眼睛直视右前方，他像在沉思，或者在梦想。男人的姿势与被当作描绘思考中的弓腰智者的典范的奥古斯特罗丹的雕塑《思想者》一个样儿。作为炭笔素描，它是大型的，作品线条的韵律是优美的、轻盈的，但它依然是强烈地塑造男人形象的。年轻人的爱情不可能不会有问题，永远如此。宗教信仰上的差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关系的发展。尽管托芙的母亲这一边出自牧师家族，但是宗教信仰在她的世界观中还是很浅层次的。但她不会由于信仰不同而去贬低任何人。托芙带着非常权威的感觉描写了饭店里发生的事情，那文字又几乎作为权威材料写进了她的笔记本。大概事情发生后她就立即做好记录了。香烟把人弄得头痛。因为音乐声太响，很难听清塞缪尔的讲话。他正在按他自己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论述他那相当难懂而又可以多方面解释的哲学 。餐馆中的见面，将一个老师与一个满怀爱慕之心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永恒地记录下来了。但是从中也能看到，那女人已经喜欢上了这个总持批评态度的男人。空气中已有了爱情即将开花结果的征兆，兴许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他的声音如此低沉，但却有别于所有别的声音，他在说什么，我即刻就相信，即使这是盲目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你信吗？开始时我从性爱的角度喜欢你，继而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只是在家里，平静地、热烈地和你在一起。这样的情况过去我从来没有从女人那儿找到过。从那时起，我开始爱你了。但是现在，塞缪尔继续说，我觉得根本没有要求，相反，我在精神上接近了你。现在我希望保持和你的友情，把它视作最高级的友情，你懂吗？春天里发生的那件事，它警示我们应该升华，应该追求精神联系，以作为相依之物你知道吗？那是上帝的意思，他想最后一次告诉我，那不符合他的计划。我们已被多次警告
贝斯普罗斯瓦尼是一个俄国名字，它是给一名被抓到俄国充当壮丁、不记得自己姓名的男孩儿起的。男孩儿到了芬兰后，那名字给保留下来了。战争期间，男孩儿改了姓名，因为人们对它（姓仇俄，名反犹太）很有偏见。同其他人一样，他也想拥有一个不带仇恨的姓名，所以改成了对芬兰人来说比较顺口的萨姆瓦尼。改姓换名把托芙搞糊涂了，她在好几封信里向爱娃提到了此事，但她根本没有考虑过，正是同样的事情曾经迫使她的女友移居到美国，离开芬兰战时那种狭隘、恐怖和反犹太主义的气氛。托芙认为，塞缪尔洗干净自己，清洗掉过往的一切之后，同时也与他熟悉而亲密的波希米亚流浪者生活 脱离了。还需补充一句话，有消息说，瓦尼的父亲给他的儿子在韦斯滕德买了一间漂亮的工作室和一所后来被托芙以略带讽刺的口吻称为庄园或宫殿 的别墅，这可激怒了托芙。新房子大而壮观，里面还有众多精品，从落地灯到壁毯，托芙罗列了一大堆。还有马雅和萨姆这对年轻夫妇的新风格，似乎也让她感到不舒服。瓦尼夫妇现在谈书本，论戏剧，某种程度上似乎让人觉得太高雅了。对托芙来说，瓦尼的情人的更迭惹人恼恨，或许里面还掺杂了一点儿醋意，但是从根本上说，那是一份对所丢失的东西的渴望和悲伤。她写道，塞缪尔本身是如此典雅大方，以至于我放声大笑。马雅更优秀在这个新的萨姆瓦尼身上，你再也认不出我们旧时那个不修边幅和固执的塞缪尔贝斯普罗斯瓦尼了。托芙还在热切地继续等待萨姆后来的作品展出。年底，瓦尼确实在艺术厅展出了两幅画。托芙觉得那画好像脏兮兮的，她真的不怎么喜欢。托芙对瓦尼的艺术作品和所受到的欢迎，有时钦佩，有时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托芙认为，他的画风变得严峻了，一切的一切，最最重要的在于他的作品缺乏辉煌。没有了辉煌，什么价值都会失去。瓦尼也注意到确实存在着这个问题，因为他对托芙说过：等以后适当的时候，我会将辉煌摆进作品的。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托芙和瓦尼之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艺术创作中，瓦尼仍是托芙的领路人和导师，始终是她忠实的帮助者和顾问。在托芙心里，萨姆也是一个朋友和可信的人。这个男人，在别墅的房顶漏水，管道出问题，积雪需要清除，而钱又不足以供暖的时候，就会来到她的身边。当瓦尼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也正值他同妻子过得很不顺当的时候。常在准备展览之时，在紧张的创作期中，男人走神了。为了进行报复，当疲惫的丈夫正需要妻子做伴和支持的时候，妻子去了瑞典。那时候，做艺术家的妻子不容易。所有的妻子都相同，女人不能期待丈夫支持自己的工作。她们在自己的事情上不能拖很长时间，如果不是绝对必要，更不可离家、离开丈夫。妻子对生活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如果丈夫需要，还应该提供帮助，并与之做伴。丈夫的工作和安静的工作环境有时候会引起女人的忌妒，甚至气愤，这并不奇怪。瓦尼告诉托芙，他曾震惊地看到，他的妻子在观看他的新作时，眼圈会因为仇恨而变黑。1938年，托芙画了一幅马雅的画像。在这幅特别的女人画像中，背景起了主导的作用，里面布满了大片烟火似的花朵图形。女人坐在前面，毫无表情，几乎是冷漠的。令人意外且难以理解的是她的衬衫是敞开的，裸露着年轻女人美丽的胸脯，皮肤柔软而细腻。可是为什么这幅在中午的光亮下所画的作品中，身着完整服装的女人要裸露胸脯呢？在色情图集中经常出现半着服装的女人图片，不过那是为了借助这种半裸来增加性感，可是这张画中丝毫没有那样的意思。画中的奇异矛盾引发出各种问题。观看者也许觉得自己有些被愚弄，受折磨，好像在窥探某种日常的，然而又是非常独特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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