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群体与认同（序）
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将文化的维度引入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分析中，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是引发全球政治冲突的根源。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也使世界人民在对和平的憧憬中带着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亨廷顿，2013），质疑、指责这一观点夸大了文化的差异性。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撰文批判，文明的冲突过于强调文化的单一性与分类性，忽略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结，亦不重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在对文化的简单分类中，世界人民仅仅是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中单一维度的生物（森，2009）。
抛开学者们为建构各自理论进行的渲染与夸大，至少从他们的争论中可见，文化本身具备两种不可否认的属性：首先，文化被特定群体成员创造、共享，由此具有区隔群体的功能；其次，文化是非静态的，在各类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和联结中被丰富、建构甚至重塑，文化自身所具有的过程性不容忽视。
人类学鼻祖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界定时，曾对文化的这两种特性进行强调共享性与过程性：文化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环境和改善生活方式的努力，它是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泰勒，2005）。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2005）在著作《文明与野蛮》中曾对文化的共享性与过程性形象化地描述：人类祖先区别于黑猩猩的地方在于，能够从邻居那里学习将竹竿接长够香蕉的技巧，并教会子孙，这一学样过程即是促成文化积淀的分享过程；文化又是借来（borrowing）的，是一件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百衲衣，并非独家制造。文化的区隔性与过程性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文化的积淀中，呈现于各国社会心理学家范式有别的学术探索中。
本书将围绕文化的区隔性与过程性两种特性来思考群体层面发生的心理现象：文化共享于群体成员之间，又反过来促使群体认同的形成、凸显群体间差异；另外伴随着群体的迁移、沟通与互动，文化发生变迁，使群体中的个人有着多种身份、认同与思维方式。本书在对已有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文化在群体层面上建构、形塑、改变人们社会心理状况的过程。
群体形成与文化的区隔性
文化作为群体成员的共享内容，可以是共同的身体特征、祖先起源、宗教、语言、历史记忆等先赋的、不可更改的、较为神圣的重要内容，也可以是服饰、饮食、居住模式、生活习俗等日常化、可以发生变化的内容。文化作为特定群体的社会共识，在群际共处的情境中，具有明显的区隔性。
在特定群体中，文化以某些醒目、典型的符号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苏格兰风笛、男式格子短裙被认为是传统苏格兰文化的符号，塑造大侦探福尔摩斯与苏格兰场的柯南?道尔及《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又被视为当下苏格兰文化的标志。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长城、故宫、青花瓷、京剧等建筑、器物与戏曲又成为标识中国人身份的符号。文化被建构于人们长期的实践中，又以符号的形式出现及表达于群体成员的认知中，建构出部落、族群、民族这样的自然群体形态。
文化还可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的生活实践、人际互动、社会的发展形成，成为区隔阶层、等级群体的具体内容。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84）曾用惯习与场域的概念，来表达文化如何成为阶层群体区隔的重要形式。在美国，中产阶级父母广泛分享的是系统性、父母参与的协作式家庭教育观念，而底层父母群体往往采用自然成长的方式。在中国，中产阶级父母认为，儿童的玩耍不再是自由自在的、充满浪漫童真的自主玩耍，而是经由父母规划的、在玩乐中为孩子进入成人社会做准备、培养与成人社会交往及协商技巧、与成人社会联结的过程；在城市农民工父母看来，学习是改变个人阶层地位、完成社会上升的重要途径，而玩耍成为好好学习、获得优异成绩的阻碍。
文化又让群体中的个人习得得到不同的认知与表达，不同的依恋与规避，不同的情绪、神态与动作。作家严歌苓在小说《小姨多鹤》中，曾对多鹤这名隐蔽在中国家庭的日本女子身上无法抹去的日本烙印进行过生动的描述（严歌苓，2010）。
小环接过地板刷，蹲下去，嗞啦嗞啦地刷。这些年下来，张家大大小小几口人，都觉得粗硬的刷子擦过水泥板的声音圆润悦耳。小环想，一旦没有了这平滑如镜面的地面，没有了熨得平展、浆得香喷喷的衣服，没有了酱小虾小鱼知了蛹和红豆团，张家的人能否活得下去?多鹤断断续续地和小环讲过她的童年、少年、代浪村、樱花树、村子神社，她还多次讲到她的母亲，孩子们看到最多的是母亲弓下的背：擦地、洗衣、熨衣、拜神、拜长辈丈夫儿子十多年来，多鹤陆陆续续把代浪村的家搬进了这里。
由此看来，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情境，从多方面制度、权力、等级、阶层、语言、历史记忆、器物、风俗对人群进行区分，将之分为不同的群体。
群际互动与文化的过程性
在全球化的当下，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碰撞发生在世界各国。2007年，某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博文《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文中说星巴克是美国并不高级的饮食文化的载体与象征，在西方已经成一种符号开在故宫里面，成为世界对于中国紫禁城记忆感受的一部分，实在太不合适。这不是全球化，而是侵蚀中国文化。在此主持人的倡导和媒体的推动下，三个月后，星巴克果然从故宫中撤离出来。同样，2009年巴黎人曾游行抗议麦当劳进驻卢浮宫，当地人非常担心法国艺术受消费主义的污染，这也是法国人抵制美国快餐文化输入的表现。2012年，洛杉矶的华人也曾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对沃尔玛超市进驻唐人街，忧虑唐人街会变成没有文化与历史的生活区域。
在社会流动的当下，文化碰撞、融合与交流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人类学研究发现，在多民族互动及全球性消费主义的环境中，藏族人的饮食发生较大的变化。以过年送的礼物为例，1986年藏历新年中人们送的礼物是青稞、卡塞、酥油、藏茶等藏族传统食品，到2004年藏历新年时，人们的新年礼物就变成了青稞、卡塞、苹果、啤酒、白酒、水果糖和可乐。同时，大众传媒、广告和藏汉居民频繁的互动给藏族居民带来了现代消费主义饮食观念，使藏族男性开始选择啤酒等饮品，儿童开始消费工业化社会中常见的食品（刘志扬，2004）。
同样，在《小姨多鹤》中，严歌苓（2010）曾指出凑合作为困难时期中国家庭维持生活的一种态度，使共同生活、身处其中的日本女子多鹤深感被同化。
她（多鹤）哇哇哇地说着。邻居家阳台的钢门咣当一声响。她冷静了。她身后这两个人，他们拉扯日子，拉扯孩子，拉扯着她。她已经被他们拉扯进去了。小环的凑合多可怕，稀里糊涂凑合起一大家子，没有面粉用麸子凑合，没有红烧肉用红烧茄子凑合，没有洗头粉用火碱凑合。她一个日本人，不知道怎么也就跟着凑合下来，凑合着凑合着，有时她突然一阵吃惊：她也能在无可奈何里得到一点满足，偷到一点乐趣。
社会心理学关心的是人的心理过程如何受外部情境的影响。在文化混搭、碰撞、交汇与冲突的情境中，个人如何应对？个人对他群体的文化持何种态度？有对外群文化的接受与学习，也有对外群文化的排斥与抵御。例如，星巴克曾在中国市场推出的中秋月饼，非常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销量大增，商家在文化的混搭中寻求灵感、赚取利润，消费者又很享受文化混搭带来的创意。生活在大都市的回族青年，在找不到清真饮食的场所中，会通过各种方式变通地遵守清真饮食规则；也会通过佩戴头巾在大城市中标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认同。
从文化到个人，从情境到行为，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态度、人们在跨文化情境中的反应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彭璐珞，2013）。当文化混搭与碰撞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物质领域时，人们对文化混搭的态度是积极的、接受的，外来文化在人们眼中代表着新奇、好玩，是丰富生活的元素；当文化混搭发生在象征性与神圣性的文化领域时，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消极的、排斥的，外来文化是危险的，具有威胁性与攻击性，可能会吞没、同化掉内群文化。
另外，每个人看待文化的基本态度与价值观也有所不同，文化心理学领域将几种文化价值观分别命名为：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文化色盲主义（cultural color-blind）、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文化会聚主义（polyculturalism）。持文化本质主义的人会将文化视为具有特殊性的、稳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当他她处于文化混搭的环境中时，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间不可改变的差别。文化色盲主义概念来自美国致力于改变种族关系时所采用一种文化策略，意思是要忽略族群及文化的差异，以便促进升学、职业选拔、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中的族群公平，持这种文化观的人主张忽略个人的肤色，从而忽略人身上表现出的文化维度。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不同文化有各自的特点，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使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生活与表达，持这种价值观的人在行为上更尊重外群体文化，同时也可能忽略文化间的关联性。文化会聚主义强调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展中，文化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性，更强调通过不同文化混搭建构新鲜成分的过程（邹智敏、江叶诗，2015）。
总之，在全球化及社会流动的背景下，群体不再故步自封，各自文化再不能洁身自好，个体的心理行为模式在群体间的互动及不同文化的混搭中，又表现出新的形态。
认同：联结个体与群体及文化情境的心理机制
认同最初是个体心理学的概念，后来被用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及社会心理学中，用来指个人产生的一种联结自我与族群、社会、国家及各类群体的心理机制。透过认同，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在环境形塑个人，及个人与外界建立情感联系的过程。认同也是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解读文化与群体关系的重要变量。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2014）曾引述一段士兵训练心理的研究，极生动地描绘了认同的特性：自我通过认同与群体联结起来，形成新的整体，实现自我的扩张，从而使个人生命变得有意义。
训练时众人冗长一致的动作，在我心中引发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实非文字所能形容。回想起来，这是一种弥漫的幸福感，讲得更精准点儿，是一种从个人扩散开来、膨胀起来的异物感，一种比生命更巨大的感觉，这一切都拜集体仪式所赐。
我相信，很多老兵如果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会承认在战斗中共同奋战的经历是他们人生的巅峰不知不觉中，我慢慢融入我们之中，我的变成我们的，个人生死已不再重要我相信在那样的时刻，不朽使得自我牺牲变得不算什么我可能会倒下，但我不会死去，因为真正的我已超越原有肉身，继续活在我所奉献捐躯的同胞身上。
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及同事（Tajfel，Turner，1986）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提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认知的分类即可以让人们产生对内群体的偏爱与对外群体的歧视，包括类别化、认同、比较与区隔的心理过程促进人们对群体间差别的关注，从而使人的心理有更明显的边界感。总之，早期Tajfel的社会认同研究更强调认同对群体的区隔功能。
然而随着社会流动和文化碰撞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个人跨情境、族群、文化及国家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个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多重性、多样化的形态，而每个人对自身社会角色复杂性的容忍度又存在个体差异，社会心理学家Roccas和Brewer（2002）将自己多重身份的认知类型按照兼容性由弱到强分为四类：挑剔的交集表征、稍微宽容的主导型表征、随情境而变化的区分化表征、最宽容的合并表征。当个人认同的社会身份越复杂，对外群体的态度和反应就越接纳、越开放、越宽容。
社会心理学家亦从情境的角度，研究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个体的身份认同。研究者将这样的人群称为双文化个体。双文化个体对曾生活过的两种或多种文化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结构，并不像单文化个体那样对外来文化有零星的、碎片化的、不成体系的认知，在不同文化中形成的身份会被不同环境认知线索启动出来。例如一位在美国的台湾华人曾谈到她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身份认知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Hong et al.，2006）。
我在两个地方（中国台湾和美国）都生活过，而且我每年都会回台湾探亲，所以我发现我在两种文化的影响下来回变化。比方说我回台湾探亲时，他们有时候会很吃惊，因为我太开放、太生硬了，所以我努力变得变得越来越符合他们的定义，但是等我回到美国，看到每个人都那么开放，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但大约一个月后就会习惯了。然后等我再回到台湾，他们又接受不了我了，就像一种循环
总之，研究者的问题永远不能与社会现实环境剥离、割裂，否则将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全球化背景中，跨国迁徙与生活经历让研究者们在自身体悟和感受中专注于对身份认同多重性的讨论，以及更多文化及群体间的沟通、交流与互动，不再局限于对单一文化或群体独特性的认知上。
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渗入，社会心理学家们对多元文化、多个群体及多重身份的探讨不断向前推进，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洞见也在不断积累中。最近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赵志裕与刘志（Morris，Chiu，& Liu，2015）联合在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心理学期刊《心理学年鉴》上发表论文，呼吁研究者重视长期的历史及制度建构出的文化互动，对个人认知、自我、认同等多种心理过程的影响，这种被命名为文化会聚心理学（polycultural psychology）的新研究范式将成为未来文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的心理学研究更关注宏观层面的文化互动，通过使用纵深的历史视角，充分发扬社会心理学关注心理现象情境性的学科特色。以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为例，以往心理学领域的国家认同研究更多地将国家认同变量视为稳定不变的特质性变量，使用自评式量表进行测量，而在近期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国家认同更可能受民生与社会保障政策、历史制度、突发事件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情境性特征（于海涛、张雁军、乔亲才，2014；Routh et al.，1998；Rothi et al.，2005）。以此为例，文化会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更多元化，例如从社会生态的角度，研究文化对人们行贿行为、自我概念、人际互动等心理现象的影响（Oishi，2014），使用大数据或借用已有数据库对人际、群体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等。
本书紧紧围绕文化、群体与认同的主题，从群体社会心理学与文化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人们的心理现象，这也是个人多年研究经验的总结与回顾。第一部分集中在对文化社会心理学、群际心理学中相关理论的思考；第二部分收录了个人的部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有文化与群际心理学视角，也有社会学视角，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社会学关注，可以称之为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研究。本书收录的论文是个人初涉社会心理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尝试，请读者与同行专家对文中粗浅之处多加指正。
参考文献
阿马蒂亚森，2009，《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亨廷顿，2013，《文明的冲突》，周琪译，新华出版社。
刘志扬，2004，《饮食、文化传承与流变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开放时代》第2期，第108～119页。
路威，2005，《文明与野蛮》，吕叔湘译，三联书店。
乔纳森海特，2014，《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舒明月、胡晓旭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彭璐珞，2013，《理解消费者对文化混搭的态度：一个文化分域的视角》，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泰勒，2005，《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严歌苓，2010，《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
于海涛、张雁军、乔亲才，2014，《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认同内容及其对群际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第857～865页。
邹智敏、江叶诗，2015，《保利文化：一种关系型的文化思维》，载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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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cas， S.， & Brewer， M. B. （2002）.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6， 8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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