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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丛书特色：
1、中国儒学史上多位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的儒学经典读本
2、收录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
3、现代视野、大众角度、践行立场、深入浅出
4、丛书配有精美四色原创国学绘画、书法作品，更易阅读及理解
主编推荐：
本丛书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向大众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堪称专业学者为社会大众注解的一套简明、系统、实用的儒学经典丛书，这样一套丛书可谓应运而生，在中国儒学史上尚属首次！
赵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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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大众儒学关心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本丛书是我国儒学史上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的12本儒学经典读本，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本丛书的四个板块构成有机整体，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的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
具体书目为：
蒙学基础《三字经》读本、《弟子规》读本、《千字文》读本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大众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大众儒学关心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本丛书是我国儒学史上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的12本儒学经典读本，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本丛书的四个板块构成有机整体，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的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
具体书目为：
蒙学基础《三字经》读本、《弟子规》读本、《千字文》读本
家训家礼《朱子家训 朱子家礼》读本、《女四书》读本、《曾国藩家书》读本
劝善经典《孝经 曾子论孝》读本、《了凡四训》读本、
四书五经通解《大学 中庸》读本、《论语》读本、《孟子》读本、《五经》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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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简介：
赵法生，1963年生，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孔子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乡村儒学发起人之一，致力于探索乡村信仰和乡土文明的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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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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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基础《三字经》读本、《弟子规》读本、《千字文》读本
家训家礼《朱子家训 朱子家礼》读本、《女四书》读本、《曾国藩家书》读本
劝善经典《孝经 曾子论孝》读本、《了凡四训》读本、
四书五经通解《大学 中庸》读本、《论语》读本、《孟子》读本、《五经》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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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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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大众是当代儒学的天命
赵法生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无本之木，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转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重在阐释儒家道统；民间儒学面向社会大众，重在化民成俗，是教化大众的儒学。民间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了彼此间复杂的张力关系。
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学在君侯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无缘。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却同样礼不下庶人。
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被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来到孔门受教的，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高雅非凡，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它们出现伊始就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儒学本来是属于贵族的，但是，现在它开始走向平民，并在民间社会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土壤。从此，君子与小人从以是否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具备了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拆墙者，他拆掉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
其次，孔子的私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该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美。
最后，孔子不仅将文化的火种传播到民间，而且通过创立儒家学派，革新了王官之学的精神，为它注入了新的灵魂。礼乐文明内涵丰富，孔子特别注重者有二：一是仁，二是礼。如果说周公之时礼乐制度已经大备，那么仁学的开创无疑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孔子强调仁，意在启发人人本具的仁爱之心，从而将西周礼乐文明落实到心性层面，仁爱的实践又始于孝悌谨信，乃人人可知、可悟、可学、可行的人伦之道，由此行忠恕絜矩之道，推己及人，达于天下。我们看孔子在《论语》中教人，不讲高深道理，所谈都是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之道，随机点化，循循善诱，启发觉悟，再辅之以礼乐熏陶，使人在日生日成的修习中改变气质，涵养品德，成为君子。这样一种教育方式，由于从最基本的孝悌之道开始，合乎人心，贴近生活，便成功地将贵族的王官之学平民化、大众化。此为中国文化自周代以来的一大转折，它将高雅的贵族文化普及到民间大众，开创了中国文化的儒家化时代，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便是从心性角度对于儒学普遍性与大众性的最好说明。因此，孔子开创儒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精神自觉，不仅开创了中华文化的师儒时代，同时也开辟了儒家文化的大众化时代。
儒家学派的创立，完成了由道在王官向道在师儒的转化，将君师合一的文化格局演进为君师为二，但这仅仅是一个伟大文化进程的开端，这一进程的最终目标是道在大众。如果说汉唐是儒学主体地位的形成时期，宋代则是儒学继续向民间扩展，并形成一系列大众教化体系的关键时期。大众儒学体系到宋代臻于完备，科举制度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民间私塾，使得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说法接近现实。据统计，到1935年年底，晚清政府下达取缔私塾的诏书三十多年后，全国依然有私塾101 027所，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私塾盛极一时的情景。朱熹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完成《朱子家礼》，为家礼的推广普及奠定了基础；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创立，开创了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组织乡村自治的治理模式，使得儒家组织基层社会的功能更加制度化。明代泰州学派的民间讲会，标志着儒学民间化的继续深入。此后，明清两代都在推广和发展乡约制度，以至于近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的主旨，依然是本古人乡约之意来组织乡村。
大众儒学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儒学与民间信仰的结合，逐渐形成了民间社会具有儒家色彩的信仰体系。无论是祖神崇拜还是土地神、关帝、山神、河神等英雄和自然神崇拜，都是制度化的民间信仰，用以解决乡民对于超验世界的追求，可以视为大传统向民间小传统渗透的案例。
基本教义的普及化与大众化是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完成的工作，但路径并不相同。与基督教和佛教等制度化宗教不同，儒家采取的私塾、乡约等多种教化形式，的确显示了儒家教化的弥散性，但其最终目的同样是儒学义理的大众化，而且这些看上去颇为弥散的教化形式同样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们是源自民间的，也是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以乡学、乡约、家礼、家谱、家教和乡土信仰为主干的大众儒学，遍布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那些在大传统看来不起眼的私塾先生、乡绅和民间宗教的组织者，甚至那些不识字的乡村老大爷和老太太，由于在数千年间深受儒家礼乐文明的熏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生活中的儒教徒，躬行并传播着儒家的人生观，以至于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已经式微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乡间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上，看到诚朴、敦厚、礼让的君子风范，真可谓礼失而求诸野了。
二、大众儒学的近代挫折
近代以降，知识界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对于儒学的批判日渐严厉，经过一次次激烈反传统运动的打压摧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儒家思想被彻底否定，儒家在社会上的传播体系也被连根拔起。近代思想界全面否定儒学，基于如下一个基本认知：儒家思想与民主科学不能两立，进而把儒家的人伦道德与自由、平等和人权完全对立起来，必欲打倒前者来建立后者。这其中包含着不小的误解。自由、平等是政治权利，它与儒法互补后产生的三纲之说的确矛盾，但与儒家的基本人伦如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并不必然矛盾。比如，我和我爷爷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从政治权利上讲是平等的，但在家族辈分上又是不平等的。如果说我给我爷爷鞠个躬就侵犯我的人权了，这实在是笑话，是不同社会界域的错乱和混淆，这种错乱和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实，儒家的历史观并没有文化大革命中所批判的那样保守。它区分历史文化中的变与常：常是历史中不变的根基，犹如静水流深；变是历史中可变的成分，比如具体典章制度。仁、义、礼、智、信五常，可以说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儒家的常道。在儒家看来，五常是历史中永恒不变的，但五常之根本，又在于一个仁字，其他四德都是仁的展开，五常八德不外是仁的实现。另外，仁也是儒家文化汇通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有效媒介，民本是孔子仁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民本固然不是民主，但是，绝不能说它背离民主，与民主不能相容，民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民本目标的实现。古人说仁通四海、义通天下，仁正是中华文明守常达变、融通中外的思想原点。
可是，近代思想界对于儒学的批评，没有区分儒家义理中的变道与常道，也没有区分儒学在不同社会层面之间的差异。那种以偏概全的全面批判，否定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普适性的道德规范，却忽视了本来应该重点反思清理的对象，其结果对于儒学和中华文化都是灾难性的。就儒学的三种不同社会存在形态而言，汉以后的朝廷儒学与君主专制的联系最为密切，的确与民主法治无法兼容，应该彻底否定，至于士大夫儒学就要复杂得多。汉以后的士大夫儒学，既有与君主专制相妥协的一面，又有试图用儒家道统制约和范导君权的一面，二者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关系，不仅汉代儒者董仲舒如此，历代真儒者也大多如此。另外，尽管部分儒家士大夫已经被体制化而丧失了君子的人生理想，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坚持儒家的道统与人格操守，构成了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近代以来对于士大夫精神的否定和士大夫阶层的整体消亡，使得民族文化的脊梁遭受毁灭性打击。至于民间儒学，则主要是道德礼俗和民间信仰。传统民间社会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民间儒学也是三个构成部分中沾染法家式的专制气息最少的部分，它是民间社会自组织的精神动力，也是维护民间正常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关键要素。它们就像是广袤大地上的草丛与灌木，尽管生来就缺乏高大上的外观，却是礼、义、廉、耻这些基本人伦底线的真正捍卫者。如果将它们也作为反动的东西彻底铲除，随之而来的只能是基层社会难以避免的文化荒漠化。
不幸的是，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的现实情境。本来应该进行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被打倒孔家店这样一句情绪化的口号所替代，进而演化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传统文化扒祖坟式的全面破坏。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转向市场经济时，由于没有了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的支撑，没有了君子人格和士大夫阶层对于道义的坚守，没有了民间儒家教化体系的引导和护持，加以社会法制不健全，市场法则便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闯入了一切社会领域，金钱至上也成为在不同领域畅行无阻的至上法则。现代转型尚未完工，道德底线已然崩解，基本人伦价值的瓦解和人生规范的丧失，将生活变成人与人的战争，使社会陷入了无义战的春秋困境，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咀嚼着这一苦果。这也使得社会文化领域里的真正建设成为不可能，因为文化的地基出现了严重问题。
三、大众儒学的未来发展
对于近代以来儒学悲剧性命运成因的分析，同时也就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启示了可能的方向。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使得朝廷儒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士大夫阶层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集体消亡，也使得士大夫儒学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三者之中，唯一继续存在的主体是社会大众。传统儒家士大夫既要得君行道，又要觉民行道。但是，由于君主制的废除，政教分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原则，得君行道的历史空间已经丧失，而觉民行道则成了儒学复兴的主战场。因此，大众儒学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了新时期儒学复兴的重心，士大夫儒学与大众儒学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重新组合，是当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必然要求。站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儒学史上眺望当代，我们可以预见，大众儒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大众儒学在精神上是贵族化的，在形式上又是大众化的，是高雅贵族精神与普通民众生活相贯通的产物；大众儒学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是经典的光华在当代社会的重现；大众儒学既是对儒家道统的继承，又是对儒家思想与传播体系的再创造，且以中和的精神和包容的态度汲取全球化时代各大文明的营养。今天的大众儒学是古老儒家返本开新的产物，也是儒学复兴在当代中国的新命运！
近期的儒学复兴波及了家庭、村庄、社区、企业、学校、机关，甚至监狱等大多数社会组织，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和突出的民间性，其主要推动力量首先来自民间。以私塾、书院为例，清廷于1903年下诏废除私塾、书院，但始料未及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上又兴起了私塾、书院热，到2014年，全国各地的私塾、书院已有数千家，绝大多数属于民办，基本上都是2000年以后成立的。儒学在民间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争议，孟母堂的理念受到教育部门的质疑，汤池小镇模式最终被叫停，《弟子规》的推广遭受质疑和批评，围绕长安街孔子像产生了激烈争论，都表明了社会对于儒学的价值判断存在着巨大分歧。大众儒学在激烈的争议声中毅然前行，表明儒家基本义理其实是人伦日用的内在要求，在民间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当前民间儒学复兴的声势固然不错，但是，儒家教育在中国内地毕竟中断了百年之久，它在深化与发展的道路上依然有待于克服一系列困难，目前有以下三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其一，培育以传道授业为使命的新型儒家士大夫阶层。历史上的士大夫儒学有两个职能，儒学义理的探讨和儒家教化的推广。近代以来，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儒学变成大学里的一门哲学课程，这也是近代中国重建学术体系的结果。目前，职业化的高校学者队伍承担起了前一种职能，后一种职能的担负者则至今阙如，而这一职能对于儒学的灵根再植却是至关重要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儒学的当代复兴呼唤着新型儒家士大夫阶层的重现。他们虽然不再具备传统社会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地位，却是熟悉儒家义理并以在民间传道授业为职志的职业化传道者，替代传统民间社会私塾先生、乡绅和民间信仰组织者，成为大众儒学复兴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使命是重建儒学的社会教化之体，恢复儒学与生活的联系，终结近代以来儒学的游魂化状态。因此，这一职业化传道队伍的塑造，注定会成为儒学复兴的关键环节。目前，在社区、乡村和私塾已经涌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儒学传道者。他们多以儒学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区域分布上以广东、福建、北京、山东等省市为多；但是，这一队伍的数量和专业水平都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求，经济收入也缺乏固定的来源。如何尽快形成职业化传道者群体仍然是大众儒学的首要问题。
其二，重构大众儒学的组织载体。在经数千年发育起来的民间儒学组织解体之后，民间儒学的发展面临着体系重构的任务，其中儒学体系的制度化是关键。鉴于形成传统儒家教化弥散型体系的社会形态已经消失，儒学组织必须由弥散型转向制度型，它们将依靠职业化的儒家传道者去组建，又是后者传道授业的道场。目前，存在的大众儒学组织大致包括学校类和非学校类两种。学校类儒学组织即私塾和书院，主要为民办组织，依靠学生学费维持生存。非学校类儒学组织主要是近年来在乡村和社区出现的儒学传播组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学讲堂。山东的乡村儒学讲堂已经分布于十几个县，分别由学者、民间志愿者和地方政府建立，有的已经形成固定化、常态化的教学体系。福建霞浦的儒家道坛则将儒家教化和民间信仰有机结合起来，资金依靠当地民众捐献，每个道坛都有专职志愿者维持，民间组织化程度较山东乡村儒学讲堂更高。在私塾、书院与儒学讲堂之外，还有一种更加广泛的大众儒学传播形式，即在各地出现的国学公益讲堂，时间从一天到一周不等，多是民间人士以现身说法的方式交流学习心得，也有人专门讲授孝道、《弟子规》或者幸福人生讲座，杂以佛道教或者其他民间信仰。
其三，编辑出版符合时代需要的大众儒学经典。除了传道队伍和组织体系外，大众儒学的另一个要件是教材。历史上的儒学经典数量众多，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有些内容则过于专业深奥。如何选取合适的经典文本，加以诠释解读，以适应大众对于儒学的迫切需求，已经成为大众儒学发展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文本的选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儒学经典都符合大众儒学的要求；其次是经典内容的解读辨析，要找出那些已经完全与时代脱节的部分加以说明，避免泥沙俱下的局面。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一些仓促出版的儒学通俗读物品质不高，难以满足读者需要。因此，本丛书编委会借鉴清代儒学十三经的体例，决定编辑大众儒学经典。清儒编纂的儒学十三经以专业儒生为对象，大众儒学经典则是儒学史上第一套由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罗大众的系列儒学普及教材。为此，我们组织国内一批既有深厚学养，又有丰富一线儒学弘扬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学者，精选合适的儒学典籍，编注大众儒学经典读本。本丛书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向大众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堪称专业学者为社会大众注解的一套简明、系统、实用的儒学经典丛书，这样一套丛书可谓应运而生，在中国儒学史上尚属首次！
从内容看，着眼于儒学修身做人的学修次第，大众儒学经典包括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蒙学基础用以童蒙养正，家训家礼培养良好家教家风，劝善经典激发人的为善之心，四书五经通解则是对儒家义理的系统阐述，囊括了从蒙训、礼仪、心性到信仰的不同方面，四个板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致反映了儒家教化不同阶段与层面的需求，体现了大众儒学的社会性、实用性和阶梯性。其中的劝善经典，本丛书选择了《了凡四训》，它们具有儒释道合一的特征，是儒家思想与民间信仰相融会的产物，体现了大众儒学自身的特色，对于社会教化具有良好的效果。针对近代以来女德教育严重滞后的现实，本丛书特意选入了《女四书》，并从古今之辨的角度加以辨析，以满足读者需要。从体例上，每部经典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以达到忠于原著、贯通古今和深入浅出的编写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上述传统经典中同样存在不少不适应当代的内容。比如，女德文本和蒙学经典中那些强调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单方面服从的思想内容，并不符合原始儒家的思想，是汉代以后儒学受到法家浸染的产物。对于经典中那些不适合于当代的部分，本丛书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保留原貌，但在解读部分予以辨析，提请读者明鉴。
最后，本丛书是编著者集体合作的结晶，得到了各位儒学前辈大家的关心指导，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潘宇女士、翟江虹女士和刘静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弟子规》，宝典还是雾霾？
赵法生
随着民间学习《弟子规》热情的不断高涨，网上有关《弟子规》的争论风波再起。舆论对于这本传统蒙学教材的看法，显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观：有人视之为万能宝典，有人则把它比喻为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雾霾。这样尖锐的观点对立，好像再一次表明国人已经患上了严重的价值观分裂症，甚至在教导小孩子方面都是如此，以至于某些人士痛心疾首，哀叹人心不古了。其实，观点的分歧并非全是坏事，一个现代国家也不会只允许它的国民对于一本书只能有一种看法，围绕《弟子规》的争论恰恰表明了民族理性的长足进步，这也是近代以来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尽管如此，《弟子规》的广受欢迎却非无所依凭。
《弟子规》何以走红大江南北？《弟子规》是清代康熙年间山西绛州秀才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写的一本蒙学教材，原名《训蒙文》，全文只有1080个字，由于相对较为晚出，它在蒙学教育方面的影响本不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更早的蒙学教材。但是，在本世纪初叶以来蔚为大观的这一波传统文化热中，《弟子规》的影响却有超越《三》、《百》、《千》的声势。《弟子规》的诵读声遍及大江南北，在民间热心人士的推动下，它步入家庭、企业、机关、学校甚至监狱，媒体上屡屡见到有关这本小册子感化了监狱囚犯的报道，甚至一些佛家的代表人物也加入到弘扬《弟子规》的行列中来，成为以佛弘儒的重要推手。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弟子规》的走红，它已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
近代已降，数千年间维系中国人日用伦常和人生信仰的儒家思想被连根拔起，受到全民大批判，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最为重大的事件。这固然是儒家文明面对西方文明挑战屡屡遭遇重大挫折的结果，对于传统文化中不适宜现代转变的成分进行反思清理也完全必要，五四运动由此开出的民主科学路更是意义重大，但是，近从代到文革的反传统也存在一个重要的偏颇：混淆了传统文化中的变与常。
变有常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变就是那些传统文化中的时代性的内容，有必要在今天加以变革的成分；常就是常道，如仁、义、礼、智、信五常和礼、义、廉、耻四维等，它们是超越民族和时代的。因此，传统文化中并非全都是过时的东西，其中有的是现代甚至是超现代的，尤其是那些古代圣贤对于宇宙人生大道的根本觉解，那些洞悉本源、直指人心的永恒智慧，值得浮躁功利的现代人反复拜读领会。托克维尔说过，如果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摸索，诚哉斯言！
《弟子规》总结了儒家数千年来童蒙教育的经验，它主要讲述孩童在家里家外接人、待物、处事和读书的修养、规矩与方法，尤其注重礼仪教化，这正是近代以来被破坏殆尽的传统。当然，它不仅仅适合孩童。在经历的一百多年的反传统运动尤其是文革的扫荡之后，还有哪一个成年人，不管他是大学教授或者位居三公，还能力行甚或听说过这些本来在孩提时代就该学好的人生礼仪呢？家教传统的中断和数代人的礼义缺失才是《弟子规》走红的时代动因。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悲剧性命运和一阳来复的特定情势，唤起了时代对于这本小书的注意，也使得它超越于《三》《百》《千》的意义展露无遗。至于有些主张自由主义的朋友完全将其视为封建遗毒，认为它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那是误会。修养和礼仪并不是民主法治的对立物，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彬彬有礼。相反，一个不知廉耻的民族是建不成民主法治的。
《弟子规》中的有益教诲 《弟子规》系根据孔子在《论语学而》中的一段话写成：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教育理念，它要求青少年首先要学习和实践好孝悌、诚信、仁爱、恭谨、博爱等儒家基本道德，养成君子人格，还有空余时间的话再去学习知识，人格养成优先于知识传授，这与当代的中国教育形成鲜明对比。
《弟子规》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入则孝，主讲孝道。儒家认为仁爱始于家庭，一个有爱心的人是从家庭亲情中培养起来的，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爱却去爱别人，古人谓之悖德，其中饱含着古人对于人格养成规律的洞察。该部分讲述了冬温夏凊、晨省昏定这类日常事亲礼节，也有出必告，反必面这样的注意事项，一直到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这样的丧祭要求。可谓叮咛反复，谆谆告诫，体现了长辈教化后代的一片苦心。其中个别内容已经不再适应于当代，比如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 ，时变世异，要求今人停下工作为父母守丧三年已经不可能，但是，为父母举行庄重的葬礼依然有必要，据说韩国人在父母去世后还可以有两个月的葬亲假期，这便是古为今用的典型例子。孔子一向注重礼要与时更化，礼的形式可以更化，但礼的精神不能丢弃。
其次是出则悌，主要讲如何处好家中同辈兄弟姐妹的关系，以及在家外如何尊敬长辈等。除了父母长辈，家中相处最多的就是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和睦相处才是孝道：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姐妹相争，古人谓之骨肉相残，最伤父母之心。该部分的一些教诲对于今天的孩子依然有益，甚至不可或缺：比如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要求兄弟姐妹之间重义轻财，不为钱财伤害亲情；说话不要刻薄，以免伤害对方。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要向尊敬父亲那样得尊敬叔叔伯伯，要向友爱亲兄弟一样友爱叔伯兄弟这些教育，这是培养与扩大孩子的爱心。这些教诲，对于孩子的修养做人都十分有益。
再次是谨。谨有谨严、谨慎之意，孩童天真无邪，不知检束，家教的责任之一是将他们的行为纳入文明的轨道，这一部分讲的是孩童日常生活中行为规范与注意事项，比如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是让孩子早起惜时，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是教孩子注意个人卫生；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是教孩子衣冠整齐有序；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是说孩子不要追求衣服的奢华；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是要孩子不挑食且不过食；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讲的是行走坐卧的规矩，在日常行为中养成一身的正气。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讲得是处事的艺术，处理问题要有条有理，从容不迫，既不惧怕困难，又不麻痹大意。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 绝勿问要孩子远离邪僻，以防止近墨则黑。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教育小孩子要分清人我，小孩子往往分不清自己和别人的界限，看见自己喜爱的东西就像拿来，群己之间的界限启蒙必须从幼小开始。该部分的教导既具体详细，又切实可行，关系到孩子的基本素养，不少内容是文明世界的育儿通则，绝大多数都可适用于今天。
接下来是信。孔子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说过人生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一部分相当部分内容都是教导孩子如何说话才能不失信，比如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守信要从基本的规矩即不说谎开始。事非宜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年轻气盛，易于许诺，不能兑现，则后悔晚矣，这是很多年轻人都有过的教训。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教孩子从小要养成严谨求实的习惯，不要随便跟风，以至于三人成虎。今人给孩子讲诚信，往往讲出一通莫名其妙的大道理，连自己都不信，如何能哄骗过孩子？与此对照，本段对于信的培养可谓实用又入微。本段还有一些话是讲儒家的修身之道，比如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教育孩子从小见贤思齐，见不善则自我反省，这对于孩子日后的进步十分重要。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是教给孩子应该从小比什么，现在很多孩子比老子、比房子、比车子、比饮食，这里教导孩子要比德行、比学习、比才干，是否更好一些？本段的最后一句：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 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将过与错区分开来，目的是告诉孩子如何对待错误，人人都会犯错误，没有错误就没有进步，问题在于是否有意犯错才重要，以及犯了错误之后对于错误的态度，说的是存心的重要，孟子讲君子与人的区别在于存心，儒家的人格修养最终要落实到心性上方有所成。至于最后一句话，实在儒家修养的千古格言，有人说，儒学是寡过之学，这抓住了要害，但是能够以如此简练生动的韵语表达出来，十分可贵，这也是这本小册子如此受人推重原因之一吧？
第五部分是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是博爱之为仁的境界，儒家并非一味地让孩子只知道爱亲，爱亲是为博爱大众作准备。教人相爱和教人相憎相斗，都是需要一个世界观作基础，这里从宇宙论的角度给出了儒家博爱的理由，其实是总结了孟子的仁民爱物和王阳明的仁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意境高远。后面的一些教导，似乎是教导孩子世故，但如果结合第一句的开场白，便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如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 ， 凡取与 贵分晓 与宜多，取宜少等都是，所以要如此等等，是因为凡是人，皆须爱的博爱思想，这说明《弟子规》的思想境界并不低，对于小孩子的教诲中其实包含着修身做人的大道理。 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是教孩子将己心比人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恩欲报 怨欲忘 报怨短，报恩长是教导目前孩子们所缺少的报恩观念。上面的种种行为规范，都是基于儒家的仁爱之心，如果孩子从小没有接受这样爱与敬的教育，甚至是相反的教导，长大了以后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第六部分是亲仁，指亲近仁德之人。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告诉孩子世间仁者稀少难遇，故要珍惜。接下来讲了是亲近仁德之人的好处和不亲近仁德之人的坏处，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正是发挥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意。
最后一部分是余力学文，主要讲读书学习的方法。开头告诫孩子学文当与力行并重，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 让孩子明白儒家的学问是知行合一之道。接下来介绍了一些古人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讲得是读书要心眼口并用，全身心投入；方读此，勿慕彼，此未终，彼勿起是讲精读的方法，朱熹读书法特别强调一书未完，不读另一书；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讲得是读书的法门和顺序。此外还讲了做札记，以及摆放笔砚书籍以及磨墨、写字的规矩。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是本章也是全篇的最结束句，似乎是专门为那些读书成绩不太好的孩子说的，告诉他们考试成绩一般也不要紧，因为儒家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修身做人，只要持之以恒，改过迁善，就会逐渐达到圣贤的境界，这恰恰是儒家最看重的。这一部分，看似寻常，却包含了古人重要的为学之道，其中总结了不少大儒的读书为学方法，又讲得十分贴近儿童的学习实际。
总起来看，《弟子规》讲解了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等为人、为学、处事的基本规矩礼仪，可贵的是，它并没有将道德教育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上，而是落实为具体行为规范，不离生活本身，紧扣人伦日用，如果孩童果真如此行之，持之以恒，君子风范就会不期而至。有人嫌本书规矩太多，其实，孩子需要在人生特定阶段学会那些重要的人生规范，就像学考驾驶员要首先学好交通规则一样。要想成为大书法家，就要先认真临摹古人的书帖；要想成为大诗人，就要先背诵古诗词名篇，如果有人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甚至束缚孩子的天性，那他就不要指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真正的诗人或者书家，因为任何创造性人才的出现都需经历一个转益多师的过程。从人格养成的角度看，缺少了这些训诫，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比缺钙更为严重的事情。因为缺钙可以补，但是，孩童的人格与心理教育一旦错过了合适的时机，就难以弥补，日后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今天比比皆是的青少年心理与品德问题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案例，证明了传统经典教育缺失的后果。我曾经遇见一位恶补国学的母亲，自称是上大学的孩子出了问题之后才停职来学国学，她反省说，连考驾照都要经历严格系统的训练和考试，可是，没有任何人曾告诉过她应当如何做母亲，直到她从自己痛苦的教训中明白了，其实做母亲是一件比当司机更困难的事情。
《弟子规》的实践效果。那么，《弟子规》的果真有效吗？ 2013年6月17日，我在福建省霞浦县一个村庄调查时，听七八十个老人用国语齐声背诵《弟子规》。他们中的好些人不识字，从前也不会说国语，此刻，她们却用国语熟练而有韵律地背诵着《弟子规》，一些人一边背诵一边有节奏地晃着脑袋，仿佛是私塾里的小学生，显然已经陶醉于其中了。其实，他们学习《弟子规》完全是自发行为。该村村民数年前开始学习《弟子规》和《三字经》，几年下来，从一个六合彩与赌博盛行、打架斗殴不断、车匪路霸横行的村子，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文明村。两年多来，我和尼山圣源书院的部分同道们给村民公益讲授《弟子规》，在圣水峪镇设立了七个乡村儒学讲堂，半个月讲一次，一年下来，家风和村风有了显著改善，尤其是不孝敬老人的风气被为之一变，有的儿媳妇原来公然在大街上打婆婆耳光，年底主动给婆婆买了一身新衣服，还用三轮车带着婆婆去赶集，喜得婆婆合不拢嘴。某老婆婆有三个儿子，说好每人每年赡养费二百元，但二儿子从来不给，学习一年后，儿媳妇年底主动送来了二百元，还破天荒地请婆婆回家过年。村里小偷小摸明显减少，卫生大为改观，骂街现象近于绝迹。于是，出现了村民扶老携幼学习《弟子规》的场景。《弟子规》本来是教导孩子孝敬老人的，可是，现在却是祖孙同学《弟子规》，这是为一个时代补课。我们还在泗水和济南选择部分小学进行《弟子规》教学实验，颇受学校和学生的好评，学生的文明素养有了显著改善。另外，这几年的调查发现，因这本小书感化而迷途知返的青少年还有很多。
《弟子规》何以有效？因为它是从父子亲情和兄弟友爱这些最为基本的人伦关系谈起，从生活本身开始，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晓之以理，使人容易接受。孩子们无法理解抽象的思想，也不懂得政治，但是，对于和他们密切相关的人和事有着天然的兴趣。只要讲解时紧扣现实，生动活泼，就能入脑入心，涵养品德，改善气质。
《弟子规》中有没有雾霾？把《弟子规》说成是精神雾霾的主要理由，是说它会毒化青少年的心灵，把他们变成唯唯诺诺的奴才，因此将《弟子规》视为强化专制制度的工具。那么，《弟子规》里有没有奴化教育的内容呢？平心而论，《弟子规》中有些说法的确已经不合时宜，引起质疑和批评的主要有以下内容：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续顺承，有人说，这是让孩子完全听从父母的，但父母也会犯错误，这岂不是误导孩子？父母当然会犯错误，但是，不懂事的孩子要听先从父母的教导，乃所有文明中的通则，不能因为相反的个例而否定普遍适用的原则。同时，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这句话表明，《弟子规》并没有否定孩子们有怀疑和拒绝父母错误决定的权利，不过要求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依然不失对于父母的尊敬。 居有常，业无变，本来是为了教导孩子免做居无定所的无业游民，在农业社会中更为合适，但是，现代社会已经是个高流动的社会，现代人大多身不由己搬迁移居，职业也不得不常变，自然不应在按照这老黄历要求子女了。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有人说这违背了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笔者以为，这句话确实过于以父母为中心的味道，照搬到今天已经不合适，但其中的孝道精神却不能否定。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且莫说，确实有些明哲保身的味道。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这对于孩子的要求过高，对于父母的要求却过低，父母总不能憎恨自己的孩子，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句话同样有它的问题，现代社会不允许父母鞭挞孩子，况且要求孩子挞无怨呢？
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本意是劝说青少年不要精力浪费在非短流长，但是，民主法治社会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所以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已经过时。
作为宗法社会的产物，《弟子规》确实有一些过于强调以父母为中心的内容，其中有的内容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需要我们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加以处理。但总起来看，《弟子规》的教诲是长期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家教经验，属于门内之治的范畴，重在培养孩子的礼仪修养和君子人格，可以定性为精神雾霾的东西很少，即使有霾，《弟子规》中也只有一点轻度雾霾而已。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面否定《弟子规》呢？其主要依据是近代以来将儒家的人伦道德与自由、平等和人权完全对立起来的思想，这其实是近代思想界的一大误读，如果儒家政治思想中有不少与现代政治相抵触之处，儒家的人伦与五常则多是适用于各时代的人伦道德底线。另外，自由、平等是政治权利，仁、义、礼、智、信、廉、耻是人伦道德，二者分属于不同领域。比如，我和我爷爷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我们从政治权利上讲是平等的，从家族辈份上又是不平等的，我给我爷爷鞠个躬就侵犯我的人权了？这实在是笑话，笑话背后是思想的误读与混乱。先秦儒家将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区分开来，认为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表明社会政治原则与家庭原则有所区别，不能混淆。可是，完全混淆政治与人伦的思维定势依然还盘踞着许多人的头脑。今天，新文化的建设应当吸取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中，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和全面打倒的历史教训，以综合创新的态度，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与五四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打通中西，融汇古今，这才是中国当代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那么，《弟子规》有无可能变成真正的雾霾？可能。笔者最近在乡村调查，发现某村主任，已经将村里所有土地卖完，老百姓拿到的补偿很少，因为他是黑道儿上的人物，村民们敢怒不敢言，他的叔叔看不下去，说了几句公道话，被他当众痛揍一顿，让那老家伙懂事。该主任以此为戒，开始让村民学习《弟子规》，出席一次奖励五十元现金，据说颇有学者前来助阵。在他手里，《弟子规》岂不成了雾霾，而且是重霾！
古人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看来以什么动机讲《弟子规》，站在什么样的思想立场讲才是关键。如果仅仅是为了让人顺服，《弟子规》就会变成雾霾；如果抱着开明理性的态度，意在培养君子和现代公民，《弟子规》就变成了教化的好课本，如果教得适宜，说不定真变成了宝典，亦未可知！果然，如佛所言：三界唯心，物随心转！人们所说的《弟子规》中的那些问题，说不定就出在教它的人身上，还是反求诸己罢。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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