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写作源起
如果从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成立算起，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也就仅有50多年的时间，但它已然成为了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 ，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促进世界人文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被认为已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许多国家的大学都开设了专门的文化研究课程或相关课程，并授予学位。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登陆中国，立即对中国的文艺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如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文化研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有的热情肯定，有的断然否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研究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伯明翰学派，一方面就是要让人们从源头上对文化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矫正人们对文化研究的一些误解，进而更好地推进我们的文艺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知识实践活动，文化研究力主打破学科界限，在反本质主义理论指导下，以问题为核心进行研究，这对于中国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外，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书本理论，书斋学问，它更强调对现实的关照与介入，而这些对于激发和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动力，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学派有其自身的独特的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与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在西方学术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人们对后两种人文学派研究得已经很多了，而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却还不够。因此，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研究综述
应该说，所有关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关于文化研究历史的著作，不能不提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学派（关于这两种称谓的区别与联系，详见后文）。就国外的研究情况看，特纳（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Introduction） 应该是伯明翰学派研究的经典著作，但它主要是从概念范畴的角度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阐述的，包括文化研究的观念、文化研究简史、文本与语境、受众、民族志、意识形态、政治、结论等，带有教科书的性质，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缺乏系统性。
其他有关伯明翰学派的材料，往往都是著作中的某一章节，或仅仅一般性的介绍，如理查德李（Richard E. Lee）在《文化研究的生平》（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中，用两章的篇幅探讨了研究中心的知识发展史，探讨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以及研究中心从工人阶级文化向种族、性别等范畴的转变等，这是我们研究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参考。杜德（Andrew Tudor）在《解码文化》（Decoding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1999）中，也阐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的转变与范式危机，其中就有关于伯明翰学派的论述。
此外，斯特里纳蒂在《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扬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麦克盖根在《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多克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贝斯特、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中，也都有对伯明翰学派的阐述，但显然不系统。凯尔纳的《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赵志义译，载余虹等主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辑）一文，探讨了大多数人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理解伯明翰学派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7年，安格雷（Ann Gray）等人编辑出版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报告选》（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 London： Routledge。2014年再版）两大卷，这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集中的伯明翰学派的论文选。此后，关于伯明翰学派的许多著作被再版印刷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伯明翰学派的重视程度在逐步增强，这也促使我们加强对它的研究。
在国内方面，除了上面所列出的译介的国外著作中有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之外，也有专门研究伯明翰学派的论文或专著。比如2006年，山东大学的杨东篱完成的博士论文《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与通俗文化理论研究》（2011年，该博士论文以同名书名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应该算是国内有意识对伯明翰学派进行研究的论文。但该文主要就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进行梳理，很难说的上是整体研究。另外，该文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对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研究，在材料的选用上，对于伯明翰学派的许多集体著作涉及不多，这很难说就代表伯明翰学派的特色，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2008年5月，北京大学的徐德林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2012年以《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篇详细考察伯明翰学派兴起与发展的论文，材料丰富，对我们了解伯明翰学派具有重要的意义。2012年，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出版了他和几位研究生的论文集《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三联书店），涉及英国文化研究的银幕理论、道德恐慌研究、种族问题、通俗文化研究、文化政策研究、身份理论等，是对伯明翰学派的专题研究。
此外，国内也有不少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单篇文章，如赵国新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述略》（《外国文学》2000年第5期），就从英国文化研究的四部奠基之作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霍加特的《读书识字的用途》，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入手，分别探讨了它们对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初期阶段，即文化论阶段的重要贡献，这是我们理解伯明翰学派的起始。而王尔勃的《从威廉斯到默多克：交锋中推进的英国文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则梳理了西方文化研究中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霍尔与默多克的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之争，勾勒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源流。陆道夫在《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特质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中，阐述了伯明翰学派在研究目标和理论旨趣上所显示出的总体倾向，就是关注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性、虚伪性和欺骗性，积极建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大众文化消费群体等。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伯明翰学派分类研究，如黄晓武的《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外国文学》2003年第2期），就从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抵抗观念的建构，探讨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特点。王臻则探讨了伯明翰学派的对电视的研究（《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概论》，《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蔡骐、谢莹探讨了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闻大学》2004年夏）等。
在比较研究中，很多文章探讨了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异同，如马驰的《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张平功的《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孔令华的《论媒介文化研究的两条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时统宇的《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等。这样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伯明翰学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毕竟没有多少交集，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很少提及和引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理论和著作 。因此，本文并没有对这两个学派进行简单的机械对比。不过，伯明翰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间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因此我们将专门分析两种学派的关系及异同。
综上所述，在伯明翰学派的研究上，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性，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伯明翰学派的整体认识，甚至会产生一些误解。这种不系统性，一方面来自我们对伯明翰学派的重视程度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要远远落后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甚至还不及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这一点仅从出版的专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对伯明翰学派研究欠缺的另一原因是材料不足。虽然自2007年以来，伯明翰学派的著作资料，包括当时蜡版印刷的论文以及当时出版的论文集被不断再版，但是国内译介的还很少 。因此，系统研究伯明翰学派，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一学派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文艺学学科建设乃至推进整个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结构
本书试图全面分析和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与发展状况，分析其重要的研究主题（如亚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并通过比较，分析伯明翰学派与其他学派（主要是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关系与异同，阐述其学术地位与研究特色。
本书第一章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与发展轨迹，主要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与内在发展理路。第二章集中分析伯明翰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寻找与范式转换，包括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第三章分析的是伯明翰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之所以把霍尔作为专章，是因为霍尔在伯明翰学派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霍尔的理论发展正体现了伯明翰学派（早期）的发展。因此我们把霍尔单列一章，也意在进一步分析伯明翰学派的发展之路。以下各章我们将逐一分析阐述伯明翰学派的主题研究，包括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第四章）、媒介研究（第五章）、女性研究（第六章）、种族研究（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章），我们将比较伯明翰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以进一步认识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特色。
四、关于伯明翰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
在本书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两种称谓做一区分，因为在学术界，伯明翰学派往往也被称为英国文化研究，从而把这两个概念给等同了起来。可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等同，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围显然要大于伯明翰学派。特纳在《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中就指出，英国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有一个伯明翰中心，还有很多的中心，如1966年，里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创立了电视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elevision Research），同年，莱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设立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1967年，伦敦大学设立英国第一个电影研究教席（chair in film studies）。而随着1979年霍尔前往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开放大学也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中心，尤其是其开设的大众文化学位课U203，更是成为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性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许多零散的小的中心出现，如伦敦大学的格登斯密斯学院（Goldsmiths College）、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等。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很难把英国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等同起来。
此外，我们也不能把一个学派限定在一个地域之内。一个学派之所以成为学派，并不仅仅是因为该学派之人都一直聚居在某一地域之内，而是因为这一学派有自己成熟的、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伯明翰学派来说，同样如此。最能体现伯明翰学派研究特色的时期，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也就是霍尔领导中心的时候，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慢慢偏离了以前所形成的显著特点。正如黄卓越教授所说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伯明翰学派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从现代走向了后现代。伯明翰更多的代表的是西方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后现代出现之后，一方面把过去的概念系统给解构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开始泛化，而文化研究的泛化所直接导致的，就是伯明翰学派研究特色的消解，甚至脱离了伯明翰学派原有的研究理路，这基本上已经不能算是典型的伯明翰学派了。 在这一意义上，本书所研究的伯明翰学派，就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当然也会前后有所延伸，以便清楚地看到其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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