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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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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开山之作。港台大陆再版多次，本版为校订之前数版大量讹误而成的*精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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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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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名为《中国文学批评》，虽不言批评史，但其实就是以时间线索辑论古今最经典的五六十家文学批评著作进行述论，实际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精选精论。作者秉承深厚的桐城派传统，对古今诸家文学批评观的评议尽力做到了知人论世，即所谓了解之同情。如关于纪晓岚对方回的否定，本书有如下评议：像方回这种人，既然晚年在元朝统治之下，又时作宋室之思，这种态度，在清朝那些皇帝心中，是最所憎恶，如果方回生在清初，恐怕早已为文字狱所罗织；一班馆阁之臣习染成风，也从而吠影吠声，殊为可笑。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从《尚书》到孔门诗教；中卷从骚赋代兴讲到《诗品》；下卷则从王通一直讲到袁枚。方孝岳不以先秦等政治朝代为界限去生硬地为文学史分期，也体现了其超凡的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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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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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岳（1897－1973），名时乔，以字行，为学者方守敦之子，舒芜之父，其岳父为桐城派大家马其昶。幼年在家乡桐城读私塾，继承了桐城派的深厚学养。1911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191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19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翌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不久赴日本东京大学进修。进修两年间翻译出版《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4年自日本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学院、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1949年至1971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教学、著述不辍。方氏在在文学、经学、语言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主要专著有《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散文概论》《左传通论》《尚书今语》《汉语语音史概要》《广韵研究导论》《广韵韵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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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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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卷上
一《尚书》中最早的诗的欣赏谈
二《周礼》分别诗的品类
三吴季札的诗史观
四《左传》的诗本事
五古时对于理论文和行人辞令的批评
六孔门的诗教
卷中
七三百篇后骚赋代兴的时候的批评
八司马相如论赋家之心
九扬雄与文章法度
十扬雄、桓谭的文章不朽观
十一王充论创作的文学
十三陆机《文赋》注重文心的修养
十四挚虞的流别论
十五昭明《文选》发挥文学的时义
十六沈约的声律和文章三易
十七发挥文德之伟大是刘勰的大功
十八单刀直入开唐宋以后论诗的风气的《诗品》
卷下
十九从治世之音说到王通删诗
二十别裁伪体的杜甫
二十一蓄道德而后能文章是韩愈眼中的根本标准
二十二白居易的讽谕观和张为的《诗人主客图》
二十三可以略见晚唐人的才调观的《本事诗》和《才调集》
二十四标举味外之味的司空图
二十五西崑家所欣赏的是寓意深妙清峭感怆
二十六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
二十七欧阳脩文外求文的论调
二十八欧阳脩和梅圣俞同心爱赏深远闲淡的作风
二十九邵康节的忘情论
三十宋人眼中老杜的诗律和《江西宗派图》
三十一宋朝几部代表古文家的文学论的总集
三十二针对江西派的《沧浪诗话》
三十三《瀛奎律髓》里所说的高格
三十四元遗山以北人悲歌慷慨之风救南人之失
三十五宋濂论摹仿和高棅的别体制审音律
三十六李东阳所谈的格调和前后七子所醉心的才
三十七唐顺之的本色论和归有光的《史记评点》
三十八竟陵派所求的幽情单绪和陈眉公的品外观
三十九钱谦益宗奉杜甫的排比铺陈
四十王船山推求兴观群怨的名理
四十一王渔洋取性情归之神韵
四十二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和方望溪的义法论
四十三金圣叹论才子李笠翁说明小说戏曲家的
赋家之心
四十四随园风月中的性灵
四十五眼力和眼界的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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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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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缘起
方孝岳教授著《中国文学批评》，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为刘麟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八种后改名中国文学八论之一。我是出版当年或次年，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时候，就反复读过的。因为作者就是我的父亲，读不懂也有兴趣读。后来他再也没有这方面的著作。解放以后，他的教学和研究，完全转到音韵学方面了。一九七三年，我还同他谈过这本《中国文学批评》。我说此书绝版已久，我手边也没有了。他只淡淡地笑笑，说他更是早就没有了。那次谈话之后的十多天，他因脑血栓突然去世。我清理他的遗物，的确没有找到这本书。他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在他逝世十二年之后，在《中国文学批评》出版五十年之后，此书居然有了重印的机会。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郑州梁平甫同志就将他珍藏的一本《中国文学批评》送给我。我感谢他的盛意，但并没有因此想到重印之类的事。我只想到仿佛有谁曾向我问过这本书，说是想研究方回的《瀛奎律髓》，而我父亲这本书是很推崇《瀛奎律髓》的。但究竟是谁说这话的，已经想不起来，只好算了。直到去年，毕奂午教授、程千帆教授、吾师王气中教授差不多同一时候相继告诉我，学术界需要重印此书，督促我应该促成重印的实现。特别是毕奂午教授详细告诉我，他青年时代从这本书中受益极大，从此愿为我父亲的私淑弟子，尽管从未见过一次面、通过一次信，至今五十年后还能凭记忆说出全书的大要和精华所在。我为师友们的盛意所感动。我又接触到一件事：一位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很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评论解放前出版的几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提到《中国文学批评》时，把我父亲的名字都弄错了，原来他一直没有见过这本书，只从别人文章称述中知道，是那文章先把我父亲的名字弄错的。正好我了解到三联书店的任务中有文化积累一项，我便把学术界的这些信息传递给三联书店编辑部，他们迅速做出反应，决定重印此书，事情就这样成了。
为了重印，我将全书校读一遍之后，解决了我多年没有弄清的一个问题：书名为什么不叫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呢?我一直以为，它实在就是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无非限于那一套中国文艺丛书的合之则为文学大纲，分之则为各别的文体专论的旨趣，书名上不标出史的字样罢了。这回才发现并非如此。书中的导言明明说：我这本书，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卷下第四十三节又说：本书的目的，是要从批评学方面，讨论各家的批评原理。可见史的线索仅仅是一个线索，理论上的探讨才是此书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全书三卷四十五节，所论及的批评家无主名的一部书也算一家只有五六十家，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当然太少。但是，它本来不是追求史的全面，而只是选择最有影响最有特色的批评家来研究。书中第四十五节说：近代的文学批评，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那些标新领异的见解，其余的颠倒唐宋，翻覆元明，都是朝华已披了。别择之严，可见一斑。惟其如此，才能够集中力量于义蕴的推阐。第三十三节《〈瀛奎律髓〉里所说的高格》，第四十二节《清初清真雅正的标准和方望溪的义法论》，是最长的两节，都在一万字以上。其次是第六节《孔门的诗教》，第三十五节《宋濂论摹仿和高棅的别体制审音律》，第三十六节《李东阳所谈的格调和前后七子所醉心的才》，第四十一节《王渔洋取性情归之神韵》，第四十四节《随园风月中的性灵》，都在五千字以上。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横推义蕴的功夫，能把古代批评家言之未尽的东西，极力推阐，发挥无遗，而且用的是这一家自己的术语范畴，循的是这一家自己的门庭蹊径，不是拿着某种现成的模式框架，把古人剪裁了往里面填。也有几节很短，只有一千字左右，这些往往是原来的材料就很少，但是很有影响，专门给它一节，这已经就是尽力推阐了。例如第八节《司马相如论赋家之心》，虽只一千字，但所讨论的司马相如之论，不过是《西京杂记》所记的几句话，五十字而已。又如第二十六节《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虽只一千五百字，但所讨论的晏殊之论，只见于《青箱杂记》的一条短短的笔记和《归田录》的更短的一条，两条加起来也只有二百多字。
相反的情况是，材料很多，却并未全面加以推阐，只突出其中的某一点。例如《文心雕龙》之大，全面地推阐起来，可以写出比原书大几十倍的书，而本书第十七节《发挥文德之伟大是刘勰的大功》，只有二千五百字。这里明明说：《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界唯一的大法典了。它的规模，真是大不可言。可见丝毫没有小看的意思。其所以只拈出文德二字来，则是因为文德之说，可以做他的总代表。其它小的美点，本也一时说不尽的缘故。
本书各节的标题，差不多都是这样立片言以居要的。于扬雄，突出其文章法度。于《文赋》，突出其文心的修养。于《文选》，突出其时义。于《诗品》，突出其单刀直入。于韩愈，突出蓄道德而后能文章。于西崑，突出寓意深妙，清峭感怆。于《瀛奎律髓》，突出高格。于宋濂，突出其摹仿论。于高棅，突出别体制审音律。于王夫之，突出兴观
群怨所有这些，都是透彻了解其全部义蕴，才知道精要在何处，才敢于立片言以概括其千言万语，同样是推阐功夫的结果。
如上所述，这本书似乎只是一篇一篇单独的批评家研究，按时间先后排列为一集，同文学批评史毫无关系的了。似乎我先前认为它不过是书名上省去了一个史字，以及论者提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常常把它包括在内，都是毫无根据的了。这又不然。通观全书，读者自然会有一种历史的连贯和发展
之感。
例如，第七节指出，古代文学观念，重义不重文，这种文学观念，后来时时回光返照。以下许多节里，经常举出事实证明这一点。第七节结尾处即指出：三百篇以后，骚赋代兴，丽靡的文辞，代替了简质的古诗，而扬雄、司马迁等还要拿简质的古诗作法，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衡量后来的辞赋。第八节接着
指出：尽管批评家牢守古义，文学家却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变化，开辟自己的领土，表现出美的价值。司马相如等赋家的努力，汉赋的价值，还是在于极丽靡之辞。第十节指出：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的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以立言为立德立功的附庸，扬雄就是抱守这种古义的健将。
第十九节又指出王通的删诗，也是古义的回光返照：我们要知道这种回光返照的势力，在我国文学潮流中，是不断地表演出来，差不多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批评史的干线。第二十二节指出：白居易高标讽谕，以四始六义为归宿，偶然作了违背四始六义的《长恨歌》《琵琶行》，反而见重于时，也因此见谤于人，同一作家身上，集中表现出一种矛盾运动的规律：文学批评时时回返古义，和文学本身时时要轶出古义之外，这两个轮子是在那儿平头并进的。这就是通过对于各个时代的批评家的研究，对于各个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揭示出贯穿首尾的规律性的东西。
读者更深刻的印象，恐怕还是在于，本书经常指出某一文学观念是某一批评家首先提出的，某一批评家的理论比他的前辈多了些什么，更新了什么，丰富了什么。例如，文学的自觉的问题上，第十节指出：古人并不把著书作文章当作了不得的事，更不是什么不朽的事。扬雄虽严守古义，但文学本身可以不朽这种不合古义的观念，却是首创于扬雄。桓谭进一步说：文的不朽性远胜于道。第十一节指出：王充又进一步，认为道德事功还要借文学而增重，世间一切没有比文学更重要的，创作的天才高于笃实的学者。又如，文体流变问题上，第十二节指出：古人于文章分体，不拘形貌；曹丕《典论论文》才开始据文章形貌，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类。第十五节指出：挚虞的《文章流别》区分文体，好像一切以最初的形体为标准，他的批评也多半是古非今。任昉的《文章缘起》，又只断自秦汉以后。萧统的《文选》，则是标出时义的原则，既知源头，又知流变，本末兼赅。又如，文学批评的适用范围上，第十七节指出：萧统《文选》不收经史诸子，而刘勰《文心雕龙》深探经史诸子立言的条理，这就是后者超过前者的地方。又如新的文学观念的提出，第十二节指出：曹丕说的诗赋欲丽，大变古代批评的律令。第十八节指出：钟嵘《诗品》最大的贡献，在于指明诗是吟咏性情，又指明诗是生于各人的遭际，这是两个有根本意义的观念。又如推前人已发之端，第二十七节指出：欧阳脩尊韩而更进于韩愈，韩愈论文还谈格律，欧阳脩则完全不谈文章技术，根本上就是以文章为末务。又如补前人未到之处，第三十三节指出：江西诗派理论奠定于吕居仁，但吕居仁不曾说到格高；方回才注意格高，颇与钟嵘《诗品》中的风力相当。又如发前人未发之秘，第三十六节指出：严羽和高棅都说学诗者要能在古人诗面前，掩去作者姓名，猜出作者是谁，但不曾详细说明用什么办法猜。李东阳才说出是从声律格调上猜，格调似有定法而亦无定法，这也就是严羽所说的玲珑透彻的妙悟。又如文学楷模的树立，第三十七节指出：茅坤和归有光论文的宗旨是远尊司马迁而近爱欧阳脩，这种态度影响很大，后来的古文家都隐隐中奉此为归宿。又如，对盛唐诗风的认识上，第四十一节指出：自严羽以来，高棅、李东阳、明七子、钱谦益互相之间虽有分歧，论诗推尊盛唐则一，但是盛唐特点何在，他们都没有说出究竟的道理。只有王士祯才指出，盛唐的空前绝后，在于王维、孟浩然的澄清华妙，而不在于李白、杜甫，李杜是牢笼今古的大家，本不可以时代限。所有这些，给读者以这样一种发展的认识：每个批评家的出现，都给文学批评的总宝库中增加一份新的财富，同时也总还留下未竟之义，有待于后代批评家用更新的东西去补足，去更新。而后代的批评家，又总是从前辈已到达之点
继续前进。
本书还注意批评家之间异同的比较。例如，第十八节指出：《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虽有针对当时的话，但不是单刀直入的说法；同时的钟嵘《诗品》，才是单刀直入，开唐宋以后论诗的风气。又如，第二十二节指出：唐元和中韩愈和白居易同是复古，但韩主奡涩，白主平易；韩是文人心气上的复古，白是文学作用上的复古；韩诗雅颂铺叙之意多，而风人讽谕之意少见第二十一节，白之论诗又似乎只知道国风，不知道雅颂，他作诗却又并不严守自己的标准。又如，第三十六节指出：李东阳不高语唐以上，不主张摹拟；七子力攻东阳之软滑，高语秦汉，主张摹拟；但是，论诗重格调，多注意于声容体制，少注意于神理意脉，则是从高棅、李东阳以至前后七子这些明代批评家所共同的。又如，第三十七节指出：唐顺之和茅坤是同时同道的古文家，茅坤还时时称述顺之之言。但唐顺之《文编》所选录，自周至宋，包括诸子，不专于儒家；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则不录唐以上文，又专以合于儒家宗旨为标准。这些异同的比较，又给读者以横向联系的认识。
文学批评史首先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历史。中国历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观点之间的纵的和横的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对于各家义蕴做了充分的推阐，就有可能把这些历史联系揭示出来，本书之所以不以史名而能使读者有读史之感的原因在此。这种史的性质当然还不完全，因为文学批评本身而外，还有文学创作、其他姊妹艺术、其他文化部门、其他意识形态、其他上层建筑等等复杂因素影响着它的历史发展，尤其还有经济基础从最底层决定着它的历史发展。只有把文学批评本身的历史放在这一切复杂的联系中来考察，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但是，首先弄清楚文学批评本身的历史，而不是用它的外部诸关系的历史来代替它本身的历史，总归是切实有益的。
这里当然还有个问题不能回避：本书既是以推阐各家义蕴为主，那么推阐得怎样呢?科学不科学呢?本书出版于全国解放前十五年，书中的观点方法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今天重印出来的意义何在呢?在这个问题上，主张此书重印的几位师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们对此书有一个评价：此书不以材料胜，而以见解胜，以内行胜。我在这次校读中，深感这个评价的中肯。书中对《瀛奎律髓》的推崇，当然最是独创之见。此外，如以《左传》为诗本事之始；以六义中之兴为和平之音，欢愉之辞；为晏殊的富贵风趣论特立一节；对西崑派的好评；对李东阳的称许；对王士祯的神韵论的肯定诸如此类，都不是其他同类书中容易找到的。通观全书，每一论断都是从自己心得中来，即使论点并非他人所无，体会和论证也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至于内行，最主要的是研究文学批评而对于文学本身的内行。导言有云：至于我们现在把一个国家古今来的文学批评，拿来做整个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使人借这些批评而认识一国文学的真面目。批评和文学本身是一贯的，看这一国文人所讲究所爱憎所推敲的是些什么，比较起来，就读这一国的文学作品，似乎容易认识一点。文学批评是为文学本身服务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应该为文学史的研究服务，这一点可惜并不是文学批评史家们经常记住的。其实，根据文学与批评一贯的原则，也只有对一国文学本身是内行，然后对这一国的文学批评，方能是内行。本书中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常有精到之言。例如，第二十节论梁陈文风之弊，不在艳丽，而在没有气势和风骨，惟有徐陵、庾信以清俊之气，下开初唐四杰；四杰只能清俊，陈子昂、张说始能高古雄浑，至李、杜、韩、柳而光焰万丈了。读者有了这个认识，再读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就能够掌握它的最主要的精神。又如，第二十五节说：知道西崑家以寓意深妙清峭感怆为欣赏之点，就可以知道李义山所以能够走进老杜之藩篱的缘故。自宋人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记载王安石的话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
篱，惟义山一人而已以来，论者对于李商隐和杜甫之间有怎样的继承关系，有各种评论。这里拈出寓意深妙清峭感怆作为关键，读者拿这个观点去看李商隐诗中王安石最欣赏的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等句，便别有会心，而不致误入杜套杜样。其他，如第三十节论欧阳脩、王安石、梅圣
俞、苏轼等人的诗风与黄庭坚诗风的异同；又如同节论黄庭坚诗风的冷艳芬芳，陈师道诗风的精巧在骨，都并不以粗硬为尚。又如第三十三节对方回所说诗之精者为律和简斋学杜得髓的解释；又如第三十四节论元好问的诗论和他自己的诗风所有这些，既不是丢下文学批评史去谈文学，离了本题，也不是不
懂文学而高谈文学批评史，隔靴搔痒。
所谓见解，所谓内行，原是分不开的。当然，二者都必须是真的。未有真见解不由真内行，未有真内行而无真见解。一个人的真见解不一定都得到别的真内行者的同意，但一定都会引起他们的认真有益的思索，绝不会说了等于没有说。这就是一切真见解可贵的地方。今天我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这个指导绝不能代替内行，绝不排斥个人的创见，反而最严格地要求内行，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合乎科学的创见，总起来正足以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繁荣之盛。否则，难道对于同一问题，一切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只能得到同一结论吗?倘有不同就一概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吗?显然这都是荒谬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对于过去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者内行的有创见的研究成果，绝不排斥，而是欢迎，相信它们包含着丰富的合理的内容，都是宝贵的遗产，后人只有义务继承，没有权利抛弃。至于它们的缺点错误，当然不会少，但是加以分析其实也就是最科学意义上的批判，得出教训，同样是有益的遗产。即如本书提倡圆融通达的批评眼光和批评标准，在审美欣赏上显然倾向于和平愉乐、雍容华贵之风，这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和战斗的人民群众的心情相距很远，今天来看，却又未尝不是一种境界，一种欣赏，这里就有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由于师友的指点，我想清了这些问题之后，便把这些校读感想记下来放在书前，也许对读者有些帮助。原有刘麟生先生的一篇跋，我父亲生前有一次谈起过，现在我遵照他的意思删去。
我父亲写成这本书的时候，他才三十六岁；现在我将这本书交付重印，我已经六十三岁了。我自问，如果现在我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原则我会多多引用，但是我有多少由真内行而来的真见解呢?仔细寻思，比这本书就差远了。我的浅陋空疏，主要是由于自己不努力，但是时代不同，生活道路不同，使我们这一代人要有些成就，非比他们那一代人多付出几倍十几倍的努力不可，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不能不承认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像这样的书，今后永远不会再有了吧!这一点意思，我特别希望得到读者的了解。
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舒芜于北京碧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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