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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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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洋画家》是作者用了40多年的功夫，潜心搜集和苦心钻研的结果。作者为了写《清宫洋画家》，曾遍访欧美各大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拍卖行以及各家公私特藏处。此外，他还远涉重洋，多次访问中国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承德原避暑山庄和围场。他比较全面而完整地介绍了在清朝康雍乾三代皇宫中，曾充当过皇帝御画家的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也包括少数其他修会的会士），其资料丰富、论述简明，观点公正。各家学者，可以从《清宫洋画家》勾勒出的线条中，按图索骥，再进一步从事深入的专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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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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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在皇宫与民间、油墨与水彩、东方与西方之间，行走着一群洋画家，他们成为皇宫里的座上宾，身穿绫罗绣彩的中国官服，都有着一个中国名字：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璋、贺清泰等。他们的身份独特，地位显赫，其画作融纤毫毕现和意境高远于一体 《清宫洋画家》共分14章，分专题讲述入华耶稣会士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蒋友仁以及遣使会士德理格、奥古斯定会士安泰等画家，特别是在康乾皇帝宫中充任御画家者的作品，其重点是论述郎世宁与王致诚在宫中作画、版画《乾隆皇帝得胜图》的制作、建筑艺术、喷泉、修建西洋楼、耶稣会士们的山水花鸟与人物画。《清宫洋画家》选录了这些画家们的一百多幅绘画作为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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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伯德莱，法国巴黎艺术博物馆教授。
翻译者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从事有关中法关系史、法国汉学诸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主要是译介法国当代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代表作有：《丝绸之路》译著、《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译著、《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译著、《中国社会史》译著、《中国和基督教》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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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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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郎士宁的青年时代，加入耶稣会和入华旅行
郎士宁的旅行
郎士宁在北京
郎士宁与雍正皇帝
第二章
诞生于调色板与画笔之间的王致诚
王致诚的意大利之行（1725年左右）
王致诚在阿维尼翁的初修（1735年7月31日1737年7月31日）
王致诚的赴华旅行
王致诚从广州到北京
王致诚进入乾隆宫廷
第三章
大收藏家乾隆皇帝的耶稣会士合作者
第四章
康熙皇帝宫中的遣使会士德理格
第五章
大清皇帝巡视鞑靼热河，木兰秋狝，王致诚拒官
乾隆木兰秋狝
王致诚被封官
第六章
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泰，《乾隆皇帝得胜图》版画的绘制人
第七章
变成大水法专家的天文学家蒋友仁
第八章
由耶稣会士主持建造的圆明园西洋楼
第九章
高类思和杨德望，路易十五派向中国朝廷的特使
第十章
肖像画家、花草画家、动物画家耶稣会士以及中国人的评论
第十一章
郎士宁于1766年逝世，王致诚于1768年逝世，耶稣会被解散
王致诚逝世于1768年
耶稣会的解散
第十二章
清朝统治末年宫中的几位前耶稣会士
第十三章
耶稣会士与瓷器，所谓的耶稣会士们的瓷器
朗士宁的瓷器
第十四章
耶稣会士画家在清宫的历史背景
一、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过程
二、法国北京传教区的创始
三、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工艺和科技的调查
四、18世纪某些入华耶稣会士和宗教人物小传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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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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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士宁在北京
1715年11月22日，两名欧洲人来到北京，这就是画家郎士宁、药学家和外科医生罗怀中。几名传教士陪同他们，他们进入宫中见驾皇帝陛下。
一旦当皇帝陛下得到通报，他便要求他们远离其他所有欧洲人，唯有我独自一个人充当他们的翻译，让他们等待我的命令。
谁是我独自一个人呢？这是一名世俗司铎，名叫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于1682年5月29日诞生于那不勒斯（Naples）以南的埃博利（Eboli），其父为萨莱纳（Salernes）的医生，他曾经下过很大的苦功夫以求学，并在我们今天所说的造型艺术中脱颖而出。他是画家，但也是版画家和地图绘制专家。1707年10月8日，马国贤跪在教皇的脚下并接受其祝福和授予权力，可能还有某些更为秘密的指示。事实上，由于他那种于其时代略显一点古典性的、经由荷兰并在伦敦乘一艘只有280吨的小船之旅行，我们才可以联想到，他是令人恐惧的教廷传信部的一位谨慎的使者。
我刚才叙述过的郎士宁莅华时，时年61岁的康熙皇帝尚为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以其仪表和才智而权倾朝野，从而促使他既转向科学又转向艺术。他向耶稣会士们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尊敬，并且以耶稣会士们那公正的科学价值为基础，来评价他们为他作出的服务。因此，康熙皇帝永远不会忘记洪若翰（de Fontney）神父，此人曾进献给他一剂神奇的药在此情况下是指专治疟疾的奎宁。为了向神父表示感谢，皇帝赐给耶稣会士们一大片土地，于这片土地上建造了东堂，或者是圣若瑟（Saint-Joseph）堂，系由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16571730）修士建造。
康熙皇帝也永远不会忘记入华耶稣会士们对他作出的效劳。他声称：西洋人重新修订了历书的计算，他们在战时修理旧炮并铸造新炮。他们为帝国的利益特别尽力，并付出了诸多辛苦。
这都是一些吹捧的话，但耶稣会士们在华传教事业的前途却是暗淡的。因为在康熙皇帝临朝的末年，皇帝对于基督教表现得很谨慎持重。由于他对于自己派向教皇的使节毫无音讯颇为懊恼，所以他强化了自己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康熙皇帝以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并怀有某种善良意图地对耶稣会士们说：难道你们可能会始终都关注一个你们尚未至其中的世界吗？因为你们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世界也几乎一无所知。相信朕吧！每种事都有其时机。
在郎士宁到达之前，其他艺术家们便在康熙皇帝的宫中工作了。1693年，白晋（Bouvet）神父奉康熙皇帝的钦命，远涉重洋前往欧洲，以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Ⅳ）奉献在北京刊印的九卷本书，即中国著名《易经》一书的满文译本。为了向康熙皇帝致谢，法国国王交给了白晋神父一本豪华装的铜版画集。在法国海神号于17世纪末再度远航中国时，它随船带去了一位意大利画家格拉迪尼（年修士，Giovanni Gherardini）。此人曾绘制过中国皇帝陛下的多幅画像。一名法国传教士卫嘉禄同时身兼雕刻家、建筑家、细密画画家和绘画家多职（当他在广州居住时，曾装饰过该城教堂的墙壁）。郎士宁在康熙皇帝晏驾之前于宫中工作的七年里，肯定也曾绘制过许多画，其中大部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但非常遗憾，我尚未重新找到带断代时间题款的绘画。
康熙皇帝是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一代明君，他不仅仅赋予了诗歌与绘画很高的评价，而且还酷爱音乐。耶稣会士们向他介绍了某些乐器，甚至包括西洋号。皇帝最得宠的乐师，应该是非耶稣会士徐日昇（Pereira）神父莫属，但他在一般时间内则更喜欢德理格（Todorico Pedrini），我将在较后的一章简短文字中再来论述他。
康熙皇帝在一次出巡城郊时偶受风寒，被迫卧床休息。他不久之后便晏驾了。按照中国的习惯说法，他于1722年12月31日重新变成了龙。对于耶稣会士们来说，这却是一场极大的苦难，他们由于康熙皇帝的晏驾而失去了一位慈主和一名最高保护人。所有的传教士们都前往皇宫出席康熙皇帝的葬礼，他们的啜泣声与官吏们的哭丧声融为一体。他们无不怀有内疚，因为他们在迁就迎合这种习俗的同时，也害怕参加一种异教礼仪
郎士宁与雍正皇帝
康熙皇帝晏驾的翌日，年长44岁的新皇帝便于清晨5时登上了其父的宝座。胤禛登基时改元为雍正。在他那短暂的临朝年间，他被迫与其众多的兄弟们明争暗斗，其中有些人接受了基督教的归化。宗室成员苏努被牵扯进一次阴谋活动中了，同时涉案的还有他们的宗教顾问耶稣会士穆敬远（Jean Morao）。
这次对基督教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苏努等八位宗王被投入监狱，穆敬远神父于1276年在牢狱中被绞死或毒死。此桩教案发生在前来正式巡视的葡萄牙使者麦得乐（don Metello de Souza e Meneses）出面干预之前。某些宗室王公遭贬并被流放在鞑靼那荒凉的地区，他们在那里被人监视着，甚至是原雍正的家庭教师（太傅）德理格，也被投入了天牢。
至于郎士宁，他在分担了其他耶稣会士们的焦虑情绪的同时，也利用了被强行囚禁的这几天，以对东堂或圣若瑟堂重新进行装饰，此项工程到1729年才竣工。这座漂亮的小教堂于1811年被一场火灾严重损坏。就在同一时代，郎士宁为南堂绘制两幅画，其中之一表现了《君士坦丁的胜利》，另外一幅壁画则以透视画法表现了某些楼宇建筑。郎士宁以传统的中国画法，绘制了两幅巨作：一个被称为《聚瑞图》的花瓶，被断代为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1723），并且带有题款：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士宁拜观之下，谨绘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士宁画。更加重要的是，一卷77米长的长卷《百骏图》，被断代为雍正六年（1728）。
从这个时代起，郎士宁便被接纳进翰林院的画院，甚至被誉为专职画家。在中国南方的那些热爱自由的画家们的心目中，这远不是一种恭维。
郎士宁曾与中国的文人和进士们一并工作过，但主要是与宫廷御画师们共事，诸如擅长于风景画的唐岱那样的人。
应中国皇帝的要求，唐岱曾与郎士宁共同合作，完成过多幅作品，其中之一便是《春郊试马》，绘于1744年。画中的马匹和人物均出自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的笔下，而风景画则出自于那位中国画家之手笔。罗杰格罗佩（Roger Groepper）曾强调指出了这种合作的奇异特征。但为什么不应该如此呢？这一宝物出自皇宫的金柜，现属于日本京都的玉林馆博物馆特藏。
郎士宁失去了那种以冒充高雅而赶时髦的习性，先后与其他中国画家多次合作，尤其是在吉美博物馆所藏的著名画卷《木兰》的绘制中进行合作，我们可以于其中发现郎士宁、金昆、丁观鹏、程梁和丁观鹏的兄弟丁观鹤的名字。
正是在该皇帝临朝年间，郎士宁才结识了年希尧，年氏任内务府总管（这是一种经吹捧后的官号，实际上相当于景德镇御厂窑务总管），并且经常去拜访他。年希尧曾请求郎士宁为他开讲绘画课，而且他还在郎士宁的帮助下，于1729年完成了《视学测算》一书的写作，并于1735年再版。年希尧曾于该书的序言中写道，由于郎士宁的帮助，他现在可以以西人之文笔为中国内容作画了。
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人与东方人的视学之差异，我可能应该简单地提一下由在18世纪时主管中国艺术家绘画的郭熹所确定的透视画的基本原则。在风景画中，最重要的是要画几丈高的山、几尺高的树、几寸高的马和几分高的人。
为了表现厚度和空间透视的效果，则必须实施被称为近远的规则。西龙士（Siren）于其《中国绘画史》中，相当准确地解释了这种理论：山岳都有三维：当从山脚下遥望山峰时，这便是其高度；当从前山向后山远视时，这便是其厚度，当从相近的一座山向另一座山瞭望时，这便是其平度（水平度）。
高度的色调是浅淡而明亮的。厚度的色调是浓重而又深暗的。但水平度有时是浅淡的，有时又是深暗的。其高度很豪放和强有力，其厚度是逐层地获得的。其距离的效果是通过加入依次下降的哈萨克使臣向乾隆皇帝献贡马。模糊线条而获得的。因此，一种惯用的方法，完全有理由不会逊色于另一种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对于透视法基本法则的这种无知，应该会使波茨措的弟子郎士宁觉得困惑不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即使郎士宁如此困惑不解，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由郎士宁署名并盖有乾隆皇帝御玺的《山景》，则由日本专家石田干之助和我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画家郎士宁》中，都归于郎士宁。如果这幅画确实出自于他的话，那么那位尊敬的修士（郎士宁）就很可能是过分咬文嚼字地对待这些中国规则了，而并未真正地掌握它们，其结果明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即使是从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也如此。
作者忘记了季堂（16301707）的一条格言。这就是山水花卉是为它们自己讲话，它们产生于我，而我也产生于它们之中。
传教士们于1739年10月7日，以礼仪性的眼泪获知了雍正皇帝的晏驾。其子弘历以乾隆的帝号而继位称帝。我将在本书中追述在乾隆皇帝临朝年间的郎士宁。
1750年，郎士宁有幸获任三品官。考虑到这种敕封与其宗教地位不相容，该耶稣会士曾多次拒绝。他必须等待皇后干预，才肯最终接受。但他穿着一件织有一只孔雀图像的长袍，头戴一种其上面有一颗蓝宝石顶子的官帽，大摇大摆而又活灵活现在宫中行走，这一切对于一个曾选择了助理修士那朴素衣衫的人来说，则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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