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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译本以689年英文本为底本，个别篇章译自法文本，同时译者也核对了957年版葡文本。虽然英文版和*版的法文版相比有了不少改动a，但英文版有一个优点很值得称道，即在许多章的后面加了注释和说明，将安文思所记的事实和此前在欧洲出版的其他汉学著作进行比较核对，这实际上是把安文思的书放到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评价，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人在67世纪对中国认识的变迁。 內容簡介： 安文思，系葡萄牙籍入华传教士。他于1648年到达北京，一住29年。本书由他以葡文写成，原名《中国的十二特点》，是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作之一。本书前21章，记述了中国的历史与明末清初时的社会状况，特别对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书后所附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神父传略》，是一份重要的文献，传记中记载了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处的经历并补充了有关张献忠的文献。一位17世纪生活在北京的葡萄牙籍传教士，以他的视角、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去认识、去感知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东方国度，在生活、传统、习俗、信仰等方面无从避免的冲突与默契、真知与谬误、失望与敬仰凡此种种，录以文字，便有了本书。 關於作者： 安文思1640年前往中国传教，长期与利类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后为张献忠服务。张献忠败亡后被豪格虏往北京。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被释放，建立了北京东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于北京，葬于滕公栅栏墓地。 在华期间，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机械而闻名，先后曾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安文思还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利类思，字再可，意大利西西里人，1606年出生，十六岁入耶稣会。后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在江南传教，1639年给大约七百人施洗。1646年入川，至首府成都。时有在京川籍大员刘宇亮，任阁老，是汤若望的友人，为利类思致函四川省官吏颂扬利类思，并告其家人，令在家接待利类思神父。于是利类思寓居刘阁老家，与官宦士绅往来，且在刘宅设圣堂，开始传教工作。 目錄： 中文版序言 中译者前言 致崇高的红衣主教德斯特列阁下，法国公爵和贵族 法文版序言 第一章 中国人和外国人给中国取的名字及契丹和蛮子国 第二章 中国的广度和分界：城市和有墙村镇的数目及其他中国作者提到的特点 第三章 中国的古代及中国人对此的高风 第四章 中国的文字和语言 第五章 中国人的智慧和他们的主要典籍 第六章 中国人的礼节、典仪和节日 第七章 中国人的土木工程和建筑，特别是大运河 第八章 这个民族的非凡勤勉 第九章 中国人的船舶 第十章 中国物产的丰富 第十一章 中国的贵族 第十二章 这个国家良好的政体、曼达林之间的差异以及朝廷的部门 第十三章 记十一个部，即文官六部、武将五部 第十四章 北京的其他几个部 第十五章 省的几个衙门和曼达林 第十六章 中国的大帝王及其赋人 第十七章 记北京城：皇宫四周的墙及中国主要房屋的形状 第十八章 皇城的二十座宫殿 第十九章 记皇城内的二十座特殊的宫殿 第二十章 同一范围内另外几座宫殿和庙宇 第二十一章 北京的皇家庙宇及皇帝外出进行公祭的方式 安文思传略 鞑靼战纪 安文思神父传略 [意]利类思　著　 在黄虎穴中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张献忠朝廷（644647）　[荷]许理和　著　 导　言张献忠（606647） 利类思和安文思 耶稣会史料 灭种的观念 张献忠和基督教 张和欧洲天文学 后　记 参考书目 附录　利类思、安文思传 何高济　 內容試閱： 类思，字再可，意大利西西里人，1606年出生，十六岁入耶稣会。后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在江南传教，1639年给大约七百人施洗。1646年入川，至首府成都。时有在京川籍大员刘宇亮，任阁老，是汤若望的友人，为利类思致函四川省官吏颂扬利类思，并告其家人，令在家接待利类思神父。于是利类思寓居刘阁老家，与官宦士绅往来，且在刘宅设圣堂，开始传教工作。 利类思是第一个入川传教的天主教人士，1641年为三十名信徒施洗。随后入教者有官员、皇室后裔等，取得不小的传教成果。但他人单势孤，且又生病，幸而得到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入川之助，遂能发展传教事业，不仅在成都，而且在保宁、重庆等州县给入教者施洗，创设教堂。然而因仇教官员的唆使，僧道大肆聚集反对二神父，企图将他们治罪和驱逐，排斥天主教，在一位入教军官的保护下二神父终于平安无事。张献忠入川，占领成都，利类思和安文思随群众逃往山里，后被张献忠召回成都。起初张礼遇神父，赐予住宅，许传教，并命制造天文仪器。 自此，二神父仍从事传教，有150人归信天主教，其中包括张献忠岳丈全家。按利类思所说，张献忠称王的三年时间，第一年确实普施仁政，但张生性暴躁，喜怒无常，嗜杀，两神父亦屡因故遭张猜疑，几至丧命。后张决意出兵陕西，行前血洗四川，两神父见张残暴，滥杀无辜，向张请求离去，张为此大怒，叫把两神父也抓去，准备将他们凌迟处死，狂吼道：杀！杀这两个奴才！利类思大胆回问：你为何要杀我们？我们是修德之人，奉事唯一天主真神。我们未犯法律，你若无故妄杀无辜，天主不久亦将责罚你！张献忠平息下来，命令将他们收押，派兵防止他们逃走或自杀，并命他们再制造一具天体仪。两神父奉命即时动工，日夜赶造，竣工后即呈上。但张听信术士之言，认为天体有误，于己不利，决意要杀二神父。适值清兵前锋到达，张出探消息，被清兵射死。 二神父死里逃生，为清兵俘获，利类思被刺伤。清兵统帅为肃亲王豪格，在京识汤若望神父，于是将二神父押往北京，1648年抵京。经汤若望之请，二神父始获自由。1655年皇帝赐银米房屋，建教堂一座，即东堂，亦名圣若瑟堂。自此，二神父在京传教，利类思也有时赴郊区布道，当时近畿有大堂七所，小堂十四所。仇教案起，杨光先攻击汤若望和天主教，汤因此入狱，在京诸神父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受牵连，在监牢里利类思也被套上九条链子。利类思和安文思于1662年曾撰写《天学真诠》，弘扬天主教，杨光先作《不得已》驳斥之，于是利类思再作《不得已辩》予以辩解。据安文思说，这部书的题目在汉语中很有意思，有双重涵义，一是我不得不进行辩驳，另一是我对一部书（《不得已》）的驳斥。教案平息后，利类思等神父获释，仍留北京。 康熙亲政后，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呈请礼部代奏，请为汤若望等平反昭雪。案子转到由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组成的宗人府，由三神父与杨光先、礼部尚书对决公堂。在法庭上，利类思勇敢地以雄辩的口才反驳仇教官员的诬陷诽谤，打动了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最后裁决恢复汤若望的通微教师称号，其他被处决和判刑的官员亦得平反。在利类思的据理力争下，天主教亦被解除邪教之恶名，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1671年，康熙再次禁教，利类思反复思考，南怀仁再上奏皇上请解除禁令，但未获成功。1682年，利类思去世。利类思深通汉、满语，多才艺，著述甚丰，诚如其墓志所记，以数理、语言、文字及已刊诸书，著称于世。除给张献忠制造了天文仪器之外，利类思和安文思也参加了清初钦天监的工作。他还将西方绘画方法传授给人，据南怀仁《欧罗巴天文学》书中所记，利类思曾献给康熙帝三幅画，采用透视法绘成，受到好评。 其汉文著述中最重要的当数《超性学要》三十卷，目录四卷。此书是利类思为向中国人介绍《圣经》及神学，培养本土教士之用，译自神学作者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纲要》，译文未全，目录全译，有安文思补译的《复活论》二卷。据冯承钧介绍，《超性学要》卷首有顺治十一年（1654）序，称托马斯详考《圣经》暨古圣注释，会其要领，参以独见，立为定论，若一学海然。此书虽刊印数量不多，但也为一些国人所知，陆陇其（16301693）在《三鱼堂日记》中叙述他游天主堂，见西人利类思，利送书三种，曰《主教要旨》，曰《御览西方要纪》，曰《不得已辩》，又出其所著《超性学要》示余。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也介绍说：他（利类思）翻译了圣托马斯书的第一部，有高深学识的中国人对它极为推崇，我听到其中一个读过《天主性体》（即《超性学要》前六卷）的人，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的看法：这部书肯定是我们认识自己无知的一面镜子。安文思去世后，利类思撰有《安文思神父传略》并有其汉译文《远西景明安先生行述》，其中对两神父在张献忠手下的经历多有记述补充了有关张献忠活动的史实。 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国王阿丰肃遣使臣本多白垒拉奉表贡狮子。中国不产狮子，所知甚少，利类思应人之请作《狮子说》，介绍狮子的形体、性情等，其中涉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本质，也是首次以生物学角度向国人介绍一种动物。另外，康熙帝曾向他询问西洋人养鹰的事，为满足皇帝的好奇，利类思又撰写了《进呈鹰说》，较详细地介绍了鹰的特性及鹰的疾病等。据方豪考证，这两篇都是译自意大利生物学家亚特洛望地（15221605）的《生物学》。 安文思，字景明，1609年生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州之佩特罗加斯村。原葡文名字为加伯利埃麦哲伦，系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的同族。幼年在叔父家度过，其叔是牧师会会员，负责教育他虔诚信主。后就读于著名的科英布拉大学耶稣会书院，十七岁入耶稣会。当他还是一名望道修 士时，已请求赴东印度群岛传教，但未获批准，直到完成修辞学和哲学的学业后，才获允1634年赴印度的果阿。两年后，他希望到日本传教，并前往澳门，在那里教授修辞学。时值一位信教的官员到来，视察员神父便派安文思随他进入中国，协助中国的传教事业。1640年安文思抵达浙江省首府杭州。两年后，在四川传教的利类思神父患病，需要助手，安文思遂申请前往，获得上司同意后，于1642年8月28日抵成都，此后两神父结成不可分离的伙伴，共同布道，直生命终结。安文思在四川积极学习并很快就通晓汉语。 两神父在四川传教，给不少人施洗，其中有官员和贵人，取得一些成绩，但也遭到某些人的妒忌和反对。他们煽动成都僧道，掀起一场排斥两神父和洋教的活动，不仅散发攻击基督教的文书，还聚众六千人上告刑部，请求将两神父治罪。幸而得到信教军官阎督（译音）的庇护和县令吴继善的支持，二神父方得平安无事，但更大的危难接踵而至。时值明末之乱，农民起义军动摇了明王室的统治。起义军领袖之一李自成转战几省后，终于在1644年攻陷北京。另一领袖张献忠也转战多省，最后进入四川，1644年经重庆直达成都，击败守军，明蜀王朱至澍死。 张献忠遂居蜀王宫室，建立大西国，自称西王，年号大顺。成都居民为避战乱，纷纷逃离，两神父也随之逃往绵竹，后逃往山里。原县令吴继善归顺了张献忠，升为礼部尚书。出自对神父们的情谊，得知神父们的下落后，他向张献忠推荐利、安神父。据安文思记张献忠书中所载，张欣然接受，因为他已听说利玛窦神父的大名及其他神父们在中国行的善事。于是两神父前往成都，到达时已是迟暮时分，未能进入宫室，暂寓于光禄寺。 次日，二人进宫谒见这位国王，国王向他们询问许多有关欧洲的事，他们一一作答，张对二人的陈述感到满意，并且表示他还需要几个月平定全国，处理国政，到时他愿修建一座漂亮的教堂让他们礼拜天、地的主。张把二人送回光禄寺，赐予御桌上的美食、丝绸及150两银子，值许多罗马钱。张还赐给他们官员的袍服，二人仅在张向他们保证不让他们担任官职，官服仅作为礼节之用后才接受。就在同一天，张还亲自封二神父为天学国师以示崇敬。 1644年冬至节，张大宴宾客，二神父应邀参加，张首座，次阁老，二神父次之，席间张向二神父询问有关教义、欧洲和历算等事，对二神父的回答，张的反应显示出他的洞察力、判断力和睿智，令神父们惊叹不已。安文思写道：确实，考虑到他的来历，他肯定有能力统治中华帝国，仅仅因他的残暴才不让他成为一个国王，一个好国王。 二神父应张献忠之请，制造一天球仪、一地球仪、一浑天仪及一日晷。天球仪、地球仪甚大，二人方能合围，天球仪列有星宿及其部位，地球仪则分世界为五大洲，列有国名等。这是继利玛窦之后传教士传入欧洲的天文仪，受到张献忠的称赞。 二神父虽受张的礼遇，而且被安排住在市中心离皇宫不远的住宅，但张性格怪异，喜怒无常，暴戾嗜杀，安文思对此多有记述，所以二人随时有生命之危。张多疑，虽礼待二神父，仍疑二人为外国奸细，借传教士之名而实欲探测中国之事，所以不时辱骂、威胁二神父。张献忠出征陕西，亦胁迫二神父同行。二神父上书求去，触怒张，决杀之。1647年初，军至西充境，二神父待行刑之令下，适逢清肃亲王豪格率兵至，张亲自出营探虚实，被清兵射死，二人遂得脱，却为清兵所俘获。安文思被射穿手臂，利类思被射中大腿，因豪格的保护，二人被送往北京，途中经历了种种艰辛、饥饿，一年后方到达。 二神父在京初寓豪格王府，后获郑芝龙之助另觅住宅。郑在澳门入教，洗礼名尼古拉，被挟持至京，初尚受清廷礼遇，因见二神父贫困，遂资助建一教堂，供应奴役及生活所需。七年后因汤若望之请，顺治帝始赐银米房屋，并赐地营建教堂，由宗室出资完成，即位于今王府井大街的东堂，又名圣若瑟堂，盖以圣若瑟为北京之保护者。为报帝恩，安文思做了几件欧洲器具进献，同时和利类思负责北京及近郊的教务，给人施洗。 顺治去世后，康熙幼年登基，由四大臣辅政。其间安文思为人诬告给信教官员行贿送礼，在刑部受审，两次受刑，痛苦万分，但坚决不承认犯下被控的罪过，因此被判绞刑，由四辅政核准。幸四大臣以他为外国人，不信他犯有行贿罪，将他释放。 教案骤起，矛头主要针对汤若望神父，但其他几名在京的神父亦未能获免，因此安文思和利类思、南怀仁三神父均被押送礼、刑部受审，投入监狱整四个月。安文思身上系着九条链子，三条在脖子上，三条在手臂上，三条在腿上，还挨了四十杖。判决是，汤若望处以极刑，安文思、利类思等流放鞑靼地。尚未执行时，北京发生地震，天亦出现异象，朝廷因此实行大赦，诸神父得以获释，安文思与利类思仍留京，继续传教工作。 康熙亲政后，安文思、利类思和南怀仁上书请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发还封号赐恤。安文思为报答康熙之恩，制造了一些机械物进献，其中有一机械小人，能自行动，又制一自鸣钟，每小时自鸣一次，继以乐声。安文思去世前三月，受刑的旧伤复发，痛苦万分，于1677年5月6日 去世。当时任中国教区副区长的南怀仁神父将他的死讯上报皇帝，康熙派三名官员去吊慰，其悼词中有念彼当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况彼从海外而来，历年甚久，其人质朴夙著，虽负病在身，本期疗治痊可，不意长逝，朕心伤悯，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安文思在中国虽历尽艰难，却始终未萌退意或离开中国，在京二十九年，仅去过澳门一次，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撰写的《中国新史》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尤其是北京皇宫，记述详尽，充满对中国的热情赞扬。中国的语言文字，安文思说很优美、生动和有效，以至你不会把它们看作是字，而是 说话的声音和语言，或者是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为说明这一点，他还特意将《大学》的第一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译为葡文并加以阐述。 安文思和利类思在张献忠朝廷的经历，有安文思自己写的报告为证。这份日期为1649年5月18日致罗马一神父的报告，题为四川省和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丧失及利类思、安文思神父的俘囚经历。此报告显然就是以《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而知名的著作，对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提供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此外，安文思尚译有圣托马斯《复活论》二卷。 第三章 中国的古代及中国人对此的高见 这个国家如此之古老，以致它的统治方式长期保持不变，在二十二支皇族的统治下延续，在四千零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产生了两百三十六位皇帝。据中国人确定无疑的看法，从它创建以来已有很长时期。如果我们对此感到满意，那么从这个国家创建伊始，到今天的1668年，它已有四千六百二十年。然而中国人对这件事有三种意见。 他们的一些书籍把他们国家的开始说成在创世之前数十万年尽管平民百姓相信这是真的，但聪慧而有学识的人则认为这些书籍不过是无稽之谈，难以相信，尤其白孔夫子以来把它斥为伪书， 第二种意见以伏羲Fohi作为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他最初在中国最西部的陕西省境内统治，后来又在几乎位于帝国中部的河南，根据他们的文献记载，这个帝王开始统治是在基督诞生前两千九百五十二年，大约在大洪水之后两百年，这是根据七十家注释所说。有学识的人认为这好像是真的，其中许多人认为是无疑问的。 第三种意见是，这个国家在四千零二十五年前由一个名叫尧 Yao的君王奠基。这最后一种意见，被他们当做金科玉律，若有中国人拒不相信，他会被看做是异端，而且这样的人要受严惩。所以福音的布道者一旦用文字或口头对此表示怀疑，那就足以关闭我们的圣教之门，把我们都判处死刑。仅仅因为毫无根据地怀疑某人对此不相信，就会成为充军的充分理由。因为这一缘故，教的神父们获得圣主教的许可，承认七十家的说法，教会在第五次宗教大会上批准；同样也承认后两种意见，这很有可能，以避免上述的麻烦，及许多其他容易想像得到的问题。的确，必须承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吹嘘有那么多古老的帝王系列而如此完善地延续下来。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的诸王，都有他们的期限，而中国的帝王仍在继续，像一条从源头落下，沿河道流动，永不止息的大河。 我们已经谈到，而且将在本书中继续谈论这种长期延续和中国的其他优点，它使中国人形成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骄傲。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及属于他们的一切东西都给予可以想像的最高评价，但对于外国人，他们极端蔑视，对于外国知识学术的长处，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也同样蔑视。这毫不奇怪，因为骄傲总是来源于盲目和无知。在他们的地图上，他们把中国的范围画得很大，但把它四周的国家描绘得没有顺序、方位，微小而狭窄，也没有正规地理上的任何其他标记，并给予它们可笑和卑贱的名字。例如，小人国Siab Gin Que，即这个国家的居民均为矮人，很小，他们必须几个人捆在一起，以免被鹰鸢叼走；女人国Niu Cin Que,即这个国家的居民全系女性，她们从井里或河中望见白己的影子而怀孕，并且只生女孩；穿胸国 Chuen Sin Que，即该国居民的胸口上都有一个洞，并有一根木棍穿过胸口，这样把人从一地带往另一地；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是人身狗脸；还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之臂长可触地，还有其他许多荒谬的描写。总之，他们把四邻的国家，诸如鞑靼、日本、朝鲜半岛及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都呼之曰四夷。他们说，中国之外，有七十二国，都在海中，非常小多坚果壳，其居民怪模怪样，体态滑稽或者可怕，更像猿猴和野兽，不像人。近年来他们知道欧洲的一些情规，把它增加在他们的地图上，好像它是帖纳利夫 Tenariff岛，或一个荒岛．、因此,1668年广东总督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谈到葡萄牙使臣之后，补充如下的话：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只不过是海中的两个小岛。 他们把天空分为二十八个星座，同时把中国分成许多地区，每一地区与这些星座中的一个相对应，用星座名称去称呼它们，不留一个给其余国家。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用最高尚伟大的称呼，但刘外国则用最难听和轻蔑的名字。其目的是，贬低其他国家，借以抬高自己的帝国。 我和利类思神父住在四川省省会的时候，从省内各地来的几千名和尚聚集一起，挑起一场对基督教的迫害，同时向省的法庭，即特别刑事法庭，叫做按察司Can Chan Su控告我们，该司的首脑对和尚诉讼作出如下回答： 如果这些外国人安居不惹是生非，或者教导新的东西，中国之大无所不容（Chum que chi ta so pu yum，即是说，这个国家是那样大，它能够包容本国和外国人，有充分的余地收容更多的人）；但如果他们教导新的教义，异于我们在本大帝国推广的圣典和经文，或者如果他们去煽惑、诱导百姓，那么将他们各打四十板，逐出本省。 龙华民神父有时向几个太监讲述神律，用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使他们内心折服，他们仅作出如下回答： 中国之外还有道（Chum que chi vai huan Yeu tao，这就是说，我们看见的这个是什么；我们听见的这个是什么；在这个帝国的境界之外，可能还有律法，或者有达到真理的道路；还有其他信仰，或其他律法。）同时我多次观察到，当我和有知识之人谈论基督教及欧洲的科学时，他们问我，我们有无他们的书籍。我回答说没没有。他们都惊异地挥动着手表示反感，称：如果你们欧洲没有我们的书籍和著作，你们能有什么学识和科学呢？不管怎样，这些异教徒既值得怜悯又值得原谅，因为，难以想象的是，不仅大贤人和有学识的人，还有平民百姓，都抱有这个帝国所持有的偏见。P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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