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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城市化 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倘若城乡人口能够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 北京的春天倘若下一点小雨，洗去沉沉的雾霾，心情是会好很多的。倘若再读一段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的历史，则更加令人愉悦。无他，故事精彩绝伦。而且，历史上我们的经济文化的确是很先进的，只是到了宋朝之后，才渐渐落后于西方。 文明先进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没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支撑大规模的都市的，粮食、交通、安全，都会是问题。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宋朝的城市，在盛唐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而且，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超过200万人口的大都市，这都是第一次出现。临安比1 000年前庞大的罗马城，又大了一倍左右。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很小。当时崛起的意大利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是不到十万人的规模，比起汴京、临安来，那真是小得太多。 宋朝以后，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也不到百万人。元朝建都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时期，北京的人口也都在70万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不仅大城市的规模，古代中国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也是很高的。早在战国时候，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 。唐朝天宝年间，城市总人口达到1 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 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南宋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 这些数字看起来枯燥无味，不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城市化率比一下。194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可怜的10.6%。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到1957年的时候达到15.4%，达到了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前夜的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到了19831984年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时期的22％的水平（见表一）。看起来，历史上我们的城市化率是很高的。 翻阅资料，才发现历史上我们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很自由的。战国的时候，野与市争民，城乡人口已经开始对流，国鄙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孟子万章下》载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看来已没有了国鄙之分。《周礼地官》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这就是从法令上赋予迁徙的自由了。人口有了迁徙的自由，难怪城市会长得那么大。 表一　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朝代 年代 城市化率（％） 战国 公元前300年左右 15.9 西汉 公元2年 17.5 唐 745 20.8 南宋 1200年左右 22.0 清 1820 6.9 清 1893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10.6 1957 15.4 1978 17.9 1983 21.6 1984 23.0 1990 26.4 2000 36.2 2010 47.5 资料来源：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下，人口被固定在庄园里，不能自由迁移，欧洲的城市自然要小得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们也是有迁徙自由的，到了1960年以后，这个自由就被收回了，结果就是从19601978年这将近20年间，城市化率几乎没有上升。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不鼓励农民进城，城市化率只有小幅上升。到了90年代，政策上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城市化率才开始大幅增加。 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此外，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于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从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19世纪中叶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5月19日 ? 城市是容器，还是磁体？ 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周其仁教授出访以色列，传回随手拍的照片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山坡上，赫然排列着数不清的整齐的墓碑。据当地人讲，他们并不怎么避讳死亡。其实，陵墓和墓碑排列在城外的显眼位置甚至主要道路两侧，并不是特有现象。经济史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也记载，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之外，来访者首先遇到的也是一排排的陵墓。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两侧，也往往是一排排的墓碑。 陵墓和安葬的重要性，在人类早期就已经显现，而且特别明显。早在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还以狩猎、采集、打鱼为生，过着随遇而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最早获得固定居住地的却不是努力工作的生者，而是已经逝去的人。墓地，是人类最早的定居所。死者为大，看来亦是古已有之。 据芒福德推测，因为逝者反复出现在人们的睡梦中，使得人们对于死去的人心存敬畏，甚至以为他们仍然活着，因而把他们的遗骸安葬。当时居无定所的人们，依然会经常回到墓地去祭祀，告慰死者，安慰生者。久而久之，墓地成为人们最早的聚集场所。至于生者与死者之间有怎样的交流，就不得而知了。人类不愧是有灵魂的物种，最早的聚集就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慰藉。 在人类的进化中，村庄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庄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村庄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载、辅助、缓冲的作用。在村庄之前，墓地的作用则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最早的人类聚集的场所。 把墓地和村庄作个比较，会很有启发。村庄是静态的，历经千年而变化甚微；村庄也是封闭的，对于外来的、新生的事物，有排斥的本能。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而墓地则不太一样。人们回到墓地，并不是因为任何实际的利益，而是因为那里埋藏着寄托。墓地里容放的是有形的骸骨，带来的却是无形的吸引力。 刘易斯芒福德在多方考察之后，认为墓地是城市的最早雏形。墓地和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人们会反复回到这里。在这里，城市和墓地一样，具有强大的磁体功能。墓地早于村庄而存在，因此磁体功能亦是先于容器功能而存在的。从墓地进化到村庄，则是在磁体功能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容器功能。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磁体功能先于容器功能的出现，或者反映了人类的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需求。后来的演化中，情况变得复杂，反而不容易分解了。不过，磁体和容器两种功能并存，却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体现了故乡的磁体功能。至于容器功能，则不必多说。迄今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乡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里进行的。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与乡村的相对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封闭的村庄因而被打开。种植、建筑、加工制造、水电、医疗等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更大密度地聚集，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增加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则大大下降了。在很多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达到90%以上。 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容器和磁体功能都继续发挥作用。不同的是，城市的磁体功能变得相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中，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幅增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们会聚到哪里？聚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比如说，我们的人口往往聚集到行政首都，因为那里聚集着行政资源，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资源。这里，行政资源是磁体吸引力的主要来源。 工业革命以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城市，而是会停停走走，具有多个故乡。这意味着，城市必须持久保留吸引力，才能保持繁荣，否则就会衰落，沦为铁锈城市。比如说，曼彻斯特、底特律，都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名城，在工业和城市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则因为缺乏对新鲜血液的吸引力而一落千丈。相反，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则持续保留了磁体的吸引力。 今天的中国，有5亿左右的城市户籍人口。在未来51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会有另外5亿甚至更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其中的一半左右现在已经在城市里打拼。未来，哪些地方能够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磁体，并且让人们不愿离去，化他乡为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 如此想来，城市是容器，更是磁体。 201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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