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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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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角度来论述宋词发展过程，着重探讨宋词与宋代文化生活、宋人词体观念的形成和宋词的发展趋势，对宋词演唱情况、宋代歌妓状况的研究探赜索隐,别辟蹊径。中篇和下篇,分别论述了北宋和南宋十二名家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新的探讨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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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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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35年生，西南师范学院毕业，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著有《中国词学史》《宋词辩》《唐宋词谱粹编》《柳永》《敦煌文化寻驿》《中国市民文学史》《苏轼诗研究》等书，曾先后发表专业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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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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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001
上编宋词发展过程
宋词的时代文学意义
宋词的音乐文学性质
词与宋代文化生活
宋词的演唱情况歌妓与词的传播词的社会化过程
宋人词体观念的形成
宋词的发展趋势
宋词特色的形成词体革新词体法度的建立词体社会效应的发挥词体艺术的变化与创新宋词的终结与词体的衰微
宋词流派及风格问题
中编论北宋名家词
晏殊及其词
晏殊与宋初的词坛晏殊的仕历晏殊的著作与其词集珠玉词的渊源珠玉词的艺术成就关于珠玉词的评价
柳永及其词
柳永的时代柳永的生平事迹柳永的俗词与雅词柳词的思想意义柳词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及其词
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的词坛欧阳修的仕历欧阳修词集的真伪问题欧阳修词的艺术特点欧阳修对词体革新的尝试关于金圣叹批欧阳修词
苏轼及其词
北宋诗文革新与词体的关系苏轼的仕历苏轼初期的词关于宋词的豪放与婉约苏轼对词体的革新东坡词风格的多样性东坡词的影响
周邦彦及其词
文化低潮时期的代表人物周邦彦的仕历及其与后期变法派的关系周邦彦的著作与词集清真词的思想内容清真词的艺术成就关于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
李清照及其词
中国文学史上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事迹《词论》李清照的创作道路漱玉词的艺术成就关于漱玉词的艺术风格
下编论南宋名家词
辛弃疾及其词
词坛的爱国主义运动辛弃疾的仕历与词集稼轩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社会文化背景辛词的影响
姜夔及其词
南宋以来的婉约词姜夔的生平事迹与著作姜夔的艺术理论与其词的基本倾向白石词的思想意义关于白石词的评价
刘克庄及其词
南宋豪放词的后起之秀刘克庄的仕历与著作刘克庄的词论后村词的思想内容后村词的艺术特点
吴文英及其词
吴文英的生平事迹与词集吴文英恋情词的抒情对象梦窗词的思想意义梦窗词的艺术特征关于梦窗词的评价
王沂孙及其词
王沂孙与宋季的词坛王沂孙的生平事迹与词集王沂孙的抒情词王沂孙的咏物词关于王沂孙咏物词的评价
张炎及其词
宋亡后词体的衰微张炎的生平事迹及其时代归属张炎的词集与其北游时间山中白云词的思想意义张炎的《词源》与其词的艺术特点
附录
怎样读宋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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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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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时便志于写一部宋词史，而且草成了初稿，当然那是很幼稚的。自20世纪80年代之初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以来，又准备写词史，但发觉这并非易事。因为学术性的专史不是常识的简单罗列，要求对宋词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尤其对著名词人更应有认真的探讨。这样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学术疑难问题，而又理应逐一解决，此外似无其他捷径。后来知道词学界已有词史新著即将完成，我遂放弃原有计划，决定选择宋代最有特色和影响的著名词人进行研究。这样，我既可集中精力，又可避免某些客观条件的局限。近十年来，在研究过程中陆续发表了关于宋代词人事迹考述、词集辨证、作品赏析、作家评论及宏观思考的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设计并接受了学界及出版界的建议，最后形成了这样一部关于宋词的概论性的著述。我在最初构想时，便未准备非常完备而详尽地论及宋词的各个方面，仅拟从宏观的视角把握宋词发展的外部的主要条件和内部发展的基本规律，选择两宋著名词人作较为具体的分析，试图寻求宋词发展的主要线索。这样，便可对宋词的概貌和历史轮廓有所认识。
关于宋词发展的外部条件，自然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重要的因素，但我却发现最为重要的是词体与宋人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将社会文化的各种因素联结起来了。在宋词内部发展的过程中，语言、音乐、声韵、词调、艺术结构、表现技巧、创作方法等因素都是重要的，但我却着眼于其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而对它作宏观的描述。这种主要趋势自然是多种内部因素合力作用的体现。
关于两宋词名家的选择是我颇为踌躇的，也是词界师友最为关注的。宋代有词作传世者共一千三百余家，其中可称为名家的不少。宋季词人张炎于宋亡后撰著的词学专著《词源》，于序言里谈到旧有刊本《六十家词》，这应是两宋较有影响的名家词集汇编，但早已佚，无可详考了。明代毛晋重新编集了《宋六十名家词》，而实为六十一家，分别是：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晏几道、毛滂、陆游、辛弃疾、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叶梦得、向子、谢逸、毛、蒋捷、程垓、赵师侠、赵长卿、杨炎正、高观国、吴文英、周必大、黄机、石孝友、黄升、方千里、刘克庄、张元幹、张孝祥、程珌、葛立方、刘过、王安中、陈亮、李之仪、蔡伸、戴复古、曾觌、杨无咎、洪瑹、赵彦端、洪启夔、李公昂、葛胜仲、侯寘、沈端节、张榘、周紫芝、吕渭老、杜安世、王千秋、韩玉、黄公度、陈与义、陈师道、卢祖皋、晁补之、卢炳。由于宋代文献在元代大量散佚，毛晋在搜集过程中随得随雕，以致如张先、贺铸、李清照、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名家词，都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未曾收入。毛晋确定的名家是广义的，严格说来这六十一家之中有的是不配称为名家的。清代冯煦编《宋六十一家词选》，他是同意毛晋所列之名家的。近世词学家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选宋词六十九家，选取的标准虽然比毛晋恰当得多，而仍过于宽泛。在宋词里虽然名家很多，但真正可称为大家的毕竟较少，而堪称为我国文学史上古典作家的就更少了。如刘毓盘说：究之宋人之词，与唐诗相等，荆璞隋珠，俯拾即是，其成名家者多，其成大家者少耳。刘毓盘《词史》第107页，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清代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选了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以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戈载的《宋七家词选》，选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为七大家。这两个选本所选之名家又过于狭隘，侧重于南宋词人，具有明显的艺术偏见。近世词家陈匪石于1927年编著的《宋词举》，方有宋十二家之拟议陈匪石《宋词举》，正中书局，1947年。，选了北宋六家：柳永、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南宋六家：辛弃疾、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后来他又有所修正，以为十二家之甄选，乃二十余年前之见解。近来研讨所获，略有变更。以史达祖附庸清真，有因无则。而北宋初期，关于令曲已开宋人之风气，略变五代之面目者，则为欧阳修。且欧阳公近体乐府慢词不少。其时慢词虽未成熟，而其端已由欧阳发之。爰拟南宋删史，北宋增欧阳。南宋五，北宋七，仍为十二《声执》卷下。近世词曲家吴梅在《词学通论》里论北宋词时列举了晏殊、欧阳修、柳永、张先、苏轼、贺铸、秦观、周邦彦八家，论南宋词时列举了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史达祖、吴文英、周密七家。他以这十五家为两宋词坛的领袖吴梅《词学通论》第7章，商务印书馆，1933年。。陈匪石所举十二家，除晏几道而外，其余十一家都见于吴梅所列十五家之内，若加上小晏则共为十六家。他们确是宋词名家，但也并非十分完善，例如李清照是特出女词人而未列入，而史达祖则已为陈匪石所舍弃。尽管如此，陈匪石和吴梅关于两宋名家词的确定，至今仍颇为词学界所认许的。
我所选择的两宋词家是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共十二家。这与吴梅的十五家略有出入：略去张先、秦观、贺铸、史达祖、周密，增补了李清照与刘克庄。所略去的五家虽然也是名家，但他们在词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有的则是缺乏独创的艺术风格。这种种原因不宜于此详加评说了。就这十二家词人而言，他们都是优秀的词人，或者可以称为大词人的。晏殊上承五代词之绪余，而又有新的艺术特点，不愧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柳永创作了大量长调作品，为长调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其词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绪而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对词体作了革新的尝试。苏轼继欧阳修以诗为词，使词体革新取得成功，开创了豪放词风，改变了传统词的面貌。周邦彦在艺术上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标志词的艺术技巧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北宋后期的文学主潮在其词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李清照是我国著名的女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理论，其创作丰富了宋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技巧。辛弃疾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词人，在作品里表达了爱国的民族情感，发展了豪放艺术风格，受其影响而出现了一个词人群体。姜夔在创作里实现复雅的主张，对题材有所开拓，形成了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改变了南宋婉约词的面貌。刘克庄是辛词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其作品虽不言情，而爱国主义的主题得到了强烈的表现，不愧为南宋豪放词的后起之秀。吴文英是一位追新务奇的词人，以新奇险怪的独创风格对词体艺术进行革新。王沂孙的咏物词是最具特色的，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了深厚的爱国思想，体现了宋季雅词的艺术倾向。张炎在理论上对宋词进行了全面总结，当词体趋于衰微之时，以其艺术精巧和风格别致的作品成为宋词的光辉终结。可见，以上十二位词人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有重大作用的。他们分别体现了宋词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理想和艺术的价值取向。
我在治学过程中往往好尚新奇，喜以偏胜，但凡属所论及的范围都是经过艰苦探索的，而且希望持以真诚的态度。因此，本稿关于宋词的论述，如果不够全面、系统和周详，则祈
读者谅解。我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仍然喜欢颇有个性的论述，哪怕它稍为失之褊狭，毕竟其中含蕴有新的东西，能见到一种学术追求。
古代文学研究是有其特殊性的，由于古今历史文化的差异，古代的许多作品已不易理解了，许多的文学史线索断裂了，许多的文学现象模糊了。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文学可以视为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情感的一般的历史，那么古今之间存在着的或隐或现的深层联系总是难以割断。后来的人们往往从前代文学里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并在对前代的文学的认识中表现出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体现时代的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绵延下去的。所以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紧密相联，这样的研究可能一代一代地继续，貌似重复却又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每个历史时期的宋词研究也都表现了各时期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兴趣，体现出时代价值观念。
谢桃坊1991年3月10日
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古典格律诗是在古代文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诗体。它利用了语言文字的声韵规律，总结了诗歌的形式特点，遵循了古典美学的原则，从而对诗的形式有若干严格的规定并以种种格式固定下来。当诗人征服了这种精巧严密的形式时，他们创作的诗歌体现了自然与工巧的结合，声韵与音乐的和谐，于是常常在艺术上臻于完美的境地，令人为之叹服与惊异。中国古代的近体诗、词和曲，都属于古典格律诗体，它们产生和盛行于唐代、宋代和元代。在这三个时代里，它们繁荣昌盛，前所未有，后来难继，在艺术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因此誉之为唐诗、宋词、元曲。这三种格律诗体却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也有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在文体风格方面迥然异趣，显示出中国古典格律诗丰富多彩的艺术光辉。
词是配合隋唐以来流行的新的俗乐燕乐的歌词。自隋代由于外来音乐，主要是西域音乐的影响，使我国的古乐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以西域龟兹乐为主的音乐经过华化，与我国旧有的民间音乐相结合而产生了新的隋唐燕乐。燕，同，即宴。燕乐乃施于宴飨之乐。我国古代宫廷与贵族之家宴飨时所用之乐称燕乐，但隋唐燕乐却是当时流行的新的俗乐，它与古代燕乐在音阶、调式、旋律、乐器、演奏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在性质上也是相异的。印度系的龟兹乐在北朝时期已经传入我国。隋代郑译发现了它的价值，并在理论上使之符合汉民族的传统音乐观念，于是这种新音乐流行起来，风靡一时，造成了一次音乐的变革。《隋书音乐志》记载：
沛公郑译云：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一曰婆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而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亦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无调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引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
中国古代雅乐用五音阶，苏祗婆所传龟兹乐用七音阶。中国古代雅乐用律管或编钟定律，龟兹乐用胡琵琶定律。郑译将古乐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加上变宫、变徵而为七音。又与古代十二律吕的理论附会，于是七音与十二律吕旋转相交构成八十四调。这样的改变遂使唐代以来的音乐理论家感到困惑，造成音乐理论的迷乱状况，以致长期在定乐律问题上争议不休。八十四调之说仅是一种理论的推演，由胡琵琶定律的新燕乐在隋唐流行的为二十八调，而宋代通行的为十九调。从唐代到宋代，燕乐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唐五代时燕乐的胡乐成分较重，北宋时燕乐已进一步与我国民间音乐相结合，南宋的燕乐趋于古典化而走向衰微。自从新燕乐诞生以来，单调沉闷的古乐渐渐被淘汰，无论雅乐与俗乐实际上都用燕乐了；而且伴随着这种新音乐的长短句形式的歌词也应运而生。这自然受到许多守旧文人的抵制和诅咒，如北宋学者陈暘说：
唐末俗乐，盛传民间，然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又间以优杂荒艳之文，闾苍谐隐之事。至于曲调，抑又沿袭胡俗之旧，未纯乎中正之雅，其欲声调而四时和，奏发而万类应，亦已难矣。（《乐书》卷一五七）
这种新乐热烈活泼，繁声促节，最为美听。它的歌词的形式复杂，句式富于变化，语言通俗易懂，长于主观抒情，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新的音乐文学深受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欢迎，表现出我国音乐文学发展的强大潮流。南宋初年词学家王灼说：
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碧鸡漫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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