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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语言理性与智慧、审美兼顾，体现出一种可行的文学研究方法。
2.本书写法有尝的意味，有一定的实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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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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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不忍之心》是一本借当代文学研讨经验史与思想史的论著，可以说是文学思想史论。本书偏爱论说之道，像一种精神考据，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虽各自分野，但通过胡传吉女士的论述，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找到了学科之间的精神联系，是记录文学观念史中的有效途径。本书的写法有创新意味，有一定的实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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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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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吉，历史学学士、文学博士，副教授。学术兴趣为文艺思想史及政治哲学研究，兼事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等。著有《中国小说的情与罪》。现供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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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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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受难
小说的不忍之心
羞感之于内心
心灵暗处的自罪
诉苦新传统与怨恨情结
力之文学变道
小说群治理想之荣衰
意义的负重
论同情
论情爱激情
性饶舌的困与罪
小说的技术冷漠症
借势网络，故事证心
无罪之罪
灵魂的叙事，精神的审美
孤独是一种天赋
文字知天命
新道德下的城市小说困境
关于文学的超越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附录：批评如何立心读胡传吉的文学批评所想到的 谢有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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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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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受难
美的存在，称得上是天意。与此同时，天意给人出了难题，即，如何欣赏美、表现美、尊重美、信仰美等难题。如美学家温克尔曼言，认识优美的能力犹如写诗的天才，是上天的恩赐，但由于这种天才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缺乏教育和指导将会变成虚空和没有生气，上天把感受优美的能力赐予所有理智的人，但程度却大不相同！。在这里，不妨把美与感受美的能力两者都设于天意与人为的框架之中。
美这一话题，庞大而复杂，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但美这一范畴内，有一些具体问题可以细致探讨。譬如，感受美、书写美，离不开美人这一对象。美人在古今文字里的不同遭遇，是本文将讨论的重点。
美人一词，今天看起来，可能显得轻佻失重那也是因为后世将其庸俗化，但如果我们能回到美本身、回到古语语境，会发现，这一称呼，庄重合礼，蕴含多义，且没有严格的性别之分。《诗经国风邶简兮》写硕人俣俣。公庭万舞，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据郑玄注，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彼美人，谓硕人也，这个文武道备的美人，按常识推，非指女子，或有意模糊性别。再如屈原诗骚，喜写美人，其《离骚》《九歌少司命》《九章抽思》《九章思美人》等，皆有吟唱美人之辞章，这美人可男可女，更可颂上德尊贵，兼赞人之美态。其中，《离骚》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有注，迟，晚也。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时运转，春生秋杀，草木零落，岁复尽矣，而君不建立道德，举用贤能，则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此处美人，兼喻美之形态、神韵、德行。美人多次出现于古诗文中，实与天下治乱之想有关。无独有偶，古希腊，赞美之词不吝于男子，反吝于女子，追求美男子、美少年之完美，强调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爱慕，实与城邦的政治教育大有关联，非色相二字能解。古语语境，美人并非女子的专属，更非仅指后世所狭义理解的漂亮女子。美人之事，后来在中土之所以越来越世俗化、女性化，甚至是堕入风尘、沦为红颜祸水，很大程度是因为本土诗文执笔者多为男子，也因为美色对治世之想的威胁性。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即，女子能美到美的极致，面对极美的书写对象，诗文的修辞也有可能相应地到达美的极致，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长恨歌》），辞章工整，对比妙极。以闺阁之态诉男子心声颂君臣亲密之诗文作者，可谓数不胜数，屈原算是集大成者。世俗化、女性化的书写倾向，使柔弱美而非雄壮美成为本土诗文审美的重要理想，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人是女子的专属。
既然美人蕴含多义，并涉美貌、德行、治术、诗书、射御等多种文治武功，亦非女子专属，那么，讨论的空间就变得开阔。同时，既然裸像能成为艺术之核心题材、入门教育，美人这一对象，亦无须羞于启齿。美与丑的伦理价值，并不见输于善与恶、有与无等相生相成之观念的伦理价值。
述论美人这一话题，可能太过离经叛道，更有不务正业之嫌，但如若澄清美人之多重意指，亦能匡正视听。今天看起来，对人之美及感受人之美的概说，美人仍然是最为简洁到位的提法。澄清这一指称，便可以继续下文。
姑且先不论美的和谐性及崇高意义，我们讲一个基本事实，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字对美人的书写，细腻、温婉又充满激情。换言之，美能让文字更美，文字亦能让美更美。天意人为，两者有关联。有心人赏识，天意得生趣味。于本土，对美人的书写激情，由诗文之始至晚清民国语言变革，一直延续，美人名分前后有异，但书写的才情一直在。只不过，当新的主义介入文学书写之后，特别是讲话成为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之后，这种书写的激情及能力发生了变化，美的趣味及美的地位，相应地，也有了变化。
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一部能够进入文学史但显然无法进入更广阔阅读视野的畅销小说，帮助笔者进入美人之书写的变化这一论题。或者说，《青春之歌》启发了笔者对这一论题的思考。杨沫的创作意愿很真诚，想兼得好与正确。这种心态，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较为普遍的写作倾向，即，写作人努力适应新的时势变化，竞相用自己最出色的才干，向新的时势变化表示真心的拥戴及虔诚的信任。文人最擅长的，莫过于创作出既反映新时代伟大又合乎文艺政策的作品，像胡风、郭沫若等诗人，赵树理等小说家，杨朔、魏巍等散文家，50年代前期，积极写出顺应时势新变化的作品，如《时间开始了》《百花齐放》《三里湾》《荔枝蜜》《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如此种种，莫不是对时势新变化的及时反应。
出于对文学的喜爱，杨沫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些颇具个人创作色彩的构想，如林道静的身份、林道静复杂的恋爱史等，这些，都是难以受控制的故事因素。杨沫在一个大的正确的框架下，为小人物命运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位置《青春之歌》在文革期间被批为毒草，又说明威权容不下个人空间。林道静的形象，耐人寻味。一方面，杨沫想突出林道静的美，另一方面，杨沫想写出林道静的觉悟以突出政党及领袖的英明领导，但从书写效果来看，个人美貌与政治要求并不协调。且看林道静出场的场景：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
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她这异常的神态，异常的俊美，以及守着一堆乐器的那种异常的行止，更加引起同车人的惊讶。
作者很想写出林道静的美，但小说对林道静的描述，显然跟美不太协调，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这身打扮下的美没有说服力，这种白既不自然，也不优雅，可能林道静真是美的，但作者这样写美，至少不是高明的写法。从象征层面来讲，这个白可以自圆其说，它可以象征投身革命者的一身清白，也可以衬托罪恶世界的污秽不堪。但从美感的层面来看，起码从视觉层面看，这个俊美没有说服力，这身打扮没有美感，反而有点瘆人感。作者所用朴素一词，跟白洋布短旗袍、白绸子、南胡、琵琶、月琴、竹笙等器物，也是不协调的。这些器物，不是朴素，反而是近乎奢侈了。同时，这些器物的出场，似乎是为了衬托林道静受过良好教育最理想的效果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各种乐器的格调及审美趣味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有雅俗之分、男女之别的，这些器物的堆砌，显得粗糙、随意，不合摆放常理，也不合审美趣味的一致性，由此也可推知杨沫对晚清教会女学、官府女学以及民国女学，并不是特别了解。分析这个场景，并不是苛求作者。政治要求高于一切，在这样的年代，能为个人趣味及情感创设一点点空间，已经是叛逆，同时也是了不起的尝试。分析美的沦落及受难，只是为了呈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威权下的美，不自在、不自然，这样的美，不具备说服力。不难看出，写作者处处用心但又处处为难，纵然使出全身解数，想尽办法证明小资产阶级觉悟的合理性、无产阶级政党的英明性，仍不能达到要求。《青春之歌》达不到政治要求，文革期间，小说沦为毒草。《青春之歌》也达不到审美理想，林道静的俊美，不伦不类。文人的艺术趣味与政治的翻身趣味之间、提高与普及的标准之间，有分歧，写作者很难做到两全其美。也因为小说这一体裁本身的叙事要求，小说不得不面对生活细节、社会场景等具体事物，诗歌与散文可以用抒情的方式回避阶级敌人，但小说没有办法回避具体的人事，也没有办法回避阶级斗争中的敌人及其言论。为了保全政治正确，只得将不合规矩的枝节修剪掉，几番裁剪之后，美人之形态及神韵，自然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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