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 1933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因此，他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933年夏天他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当时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形成的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通过政府干预来拯救经济萧条成为最流行的做法。1951年，菲尔普斯进入安默斯特学院读大学。在大学第一年里，他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了文学，每天读希腊史诗、古代戏剧等。他迷恋上了柏拉图、休谟等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大学二年级，在学经济出身的父亲和学家政管理出身的母亲的影响下，他才选修了一门经济学课程。很快，菲尔普斯在经济学上的悟性就体现出来。作为刚刚入门的初学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二者之间的鸿沟，并对二者如何相互沟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引导他把微观经济学引入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并使他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1968年，菲尔普斯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理论，确立了他在经济学术史上的地位。菲尔普斯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模型，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批评和发展，开始画自己的菲尔普斯曲线。起初，人们对菲尔普斯的工作表示怀疑。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联储开始推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意图摆脱当时就业下降的局面。结果没起什么作用，美国经济反倒陷入了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两难困境。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而用菲尔普斯的理论来理解滞胀的原因却立即见效，人们从此转变了立场。时间帮助菲尔普斯证实了他提出的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聚焦于信息有限性在企业与市场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影响，随着近几十年来的勃兴，该理论也为宏观经济思想带来了极具解放意义的深刻影响。一系列多元化研究围绕其展开，这类研究不属于新古典学派或货币学派，而是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经济衰退或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失业率的变动，而非劳动力数量的变动。失业的短期和长期波动是一种均衡现象，而不是由形势判断错误或预测失误引发的工资或价格失调问题。在失业的均衡路径背后，一些诸如辞职或怠工倾向、懒惰的滞后影响、就业者与失业者关系、福利补贴、寻租集团、金融市场中的资产与债务因素以及社会的基本结构等非货币因素都通过非货币机制发挥作用。尽管现有的这些思想具有共通的内涵，但还未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跨时一般均衡理论。并且，这个正在兴起的学派缺乏一个能够把上述机理联系起来的核心模型。我希望本书所阐述的内容能成为该学派的主要范式。同从前一样，均衡失业率路径总是接近于自然失业率，而又与之有所不同：自然失业率可以变动！沿着1968年提出的思路，我构建了一系列现代均衡模型，自然失业率可被视为经济系统现实结构（和海外结构对应）的一个函数。该分析旨在确定自然失业率如何取决于这一结构，包括实际部门需求、要素供给和技术、税率、补贴和关税。当然，理论不同于实践。因此，本书在阐释理论后，对决定失业率各因素的实证效应进行了计量研究。如我所见，尽管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获取凯恩斯学派和实际商业周期学派的忠实信徒对该理论的认可，但这些计量研究结论为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驳斥了其主要竞争对手（即凯恩斯学派和实际商业周期学派）的理论。不过，如果这一研究能引起有关就业决定这一主题的重新思考与讨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毋庸置疑，有关繁荣与萧条的诸多问题依旧是未解之谜。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渠道回到现实机制方面，现代经济理论与实际商业周期学派类似。但其对员工激励和由此衍生的失业问题的现代化观点，及在离散的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对产业的观点，又显然与新古典学派不同。同时，这一新理论也并非与凯恩斯学说毫无一致之处。令人称奇的是，在一个没有货币这一凯恩斯体系精髓的理论背景下 ，我们仍能多次得到凯恩斯命题。此外，我觉得有必要简单谈一谈本书的写作动机，以及本书与我和其他参与者过去所从事研究的联系。为什么要研究衰退？面对近来出现的持久不衰的高失业率，曾颇受重视的新兴古典理论也无法做出解释，且没有任何学者能够找出失业产生的原因，由此，本书与其他有关失业的最新著作应运而生。抛开分析失业理论的困难不论，由于我们对失业的度量大多反映了工作岗位的定量配给（故而是非自愿的），而这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净负担，所以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几个产业内，调整价格以使市场出清这一事实（如果的确是事实的话）也没有使这个问题有任何根本改变。而且，西方国家明显也难以负荷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即衰退。20世纪70年代遭遇的强劲滑坡打破了战后繁荣。20世纪80年代波及三大洲的十分不寻常的衰退，显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对某些国家而言，这起第二次世界范围的衰退比被称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经济衰退历时更长。20世纪90年代，不规则的经济滑坡又一次开始，而且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前一次的延续，只是被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所打断。基于如今战后的丰富数据，我们不得不承认，失业率能有10年或更长时间的大幅波动，而且一系列结构变动和发展已将均衡路径推向新的高度。发现这些大幅波动和过去20年经济局势恶化背后的结构变动这一挑战，正是开展目前这项研究的推动力。可以想象，本书仍然尽量引用前人的理论来解释最近的衰退。事实上，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有两次认为在就业决定的货币方法中所迷失的微观因素有其恰当的位置，以致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失业波动主要部分的宏观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基于预期工资和就业决定的微观经济学，借助这一微观经济学，我们尽量用失业对均衡（正确预期）稳态水平（即众所周知的自然失业率）的非均衡偏离（非正确预期）来解释就业波动。70年代后半期，研究者表现出对那些早期模型的理性预期模式的偏好，其中几位试图建立这样一个思想：以工资设定是随时间缓慢变化的作为基础，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就业影响也就是持久的，即向自然失业率的回归很缓慢，而货币稳定政策则能控制向自然失业率复苏的速度。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都使用了自然失业率，但都是在它尚未充分发展时引入的。最早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论文（如我那基于员工流动的模型），虽涉及自然失业率的形成原因，但未能介绍它的决定因素。由于疏忽，自然失业率被视为一个常数：虽然能随时间消长，但为方便起见而认为它不受通常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传统的宏观冲击对均衡失业率路径而言是中性的。不幸的是，现在看来这些学派以一个固定自然失业率为前提的货币方法，对战后的长期繁荣和两次主要衰退都无法给出充分的解释。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尤其是对以失业决定为主的货币方法的研究，几年前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对诸多问题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例如，为什么战后20年间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如此低？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几年里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什么直至80年代中期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顽固上升，而其他国家却强劲复苏？凯恩斯学派预测，美国最终采用的财政刺激将拉动欧洲就业，而非令其进一步下降；另外，实际商业周期学派也持同一观点。要解释战后经济领域的主要就业波动，我认为必须放弃自然失业率不受非货币宏观冲击影响的简化设定，而支持均衡失业率乃是由一系列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模型。至少较长期的衰退和繁荣必须主要由均衡失业路径本身的变动来解释，而非由失业对其不变均衡路径的偏离来解释。于我而言，这一目标必须达成，因为我不能让宏观经济学界意识到我曾经竟然错过一个大有希望的机会。所以回到自然失业率并意识到它真正的潜在价值就很有必要。那么，结构变动究竟如何改变自然失业率呢？这一概念上的挑战已使我们关注并模型化非货币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各种非货币冲击可能对均衡失业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最终发现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企业为努力减少辞职而提高全国工资并导致失业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和用于对付怠工的工资设定这一同类概念，可用于这方面的研究。第一个在原一般均衡模型中按设想计算出自然失业率决定的人不是我，而是斯蒂芬萨洛普（Steven Salop），之后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但他们的模型不够宽泛，特别是资产与利息的作用方面，不足以指出有关冲击在比较静态分析中的重要影响。我有幸及时加入一般均衡研究的队伍，并构造了一些模型，试图解开这一新理论众所周知的两个关键性难题。过去大多数模型都内含一个荒谬的结论，如果（如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技术进步降低了自然失业率，那么持续存在的长期技术进步会继续降低自然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走势不明的历史证据不符；如果（如在萨洛普模型中）长期技术进步对自然失业率是中性的，那它就是一个永久性的供给冲击。这里的答案是，在所构造的理论模型中，尽管自然失业率可能受生产力进步引起的工资和收入上升的影响，但自然失业率的反应完全是瞬时的。这样构造出来的理论，在保全了技术冲击和自然资源冲击短期影响的同时，还避开了长期生产力进步把均衡失业率推向某个趋势的任何结论。另一个问题是，把劳动市场的需求方从整个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约束中解放出来。我曾经从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简单说教中得到大量灵感。几乎所有就业都受限于对未来的考量，所以企业对劳动力的支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际资产价格并取决于实际利率，即使在忽略实物资本的模型中也是如此。这里的几个说明性模型导致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发现：由于某种产品需求实际上降低了利率，所以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于是所得到的理论表明，一整套非货币因素实际需求和供给条件的结构就能使自然失业率改变。目前，判断这一理论是否正确还为时尚早。但我相信在现存理论中，唯有这一理论能够表明，为何全球经济中特定的结构变动和机制能成为近几十年来商业活动中主要波动和恶化趋势的深层原因；而货币方法和实际商业周期方法则不可能具有相同的解释功能。尽管我一再努力使这一理论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一个基本上全新的方法需要大力宣传，但我也警惕对它的过度宣传。如今的经济学看起来有一种一元化倾向，认为有一种理论能够或应该战胜其他所有理论。事实上，每一个现存理论在某个实践框架下都能够对某些有冲击力的影响的一些方面有所洞见。这里提出的结构主义理论（如果成功的话）将融合其他几个理论，而不是消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我正确的话，结构主义理论将会在多元经济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尝试用它来探索的领域会因它的价值而备受瞩目。我衷心感谢在本书长达五年的研究期间给予财政支持和个人帮助的朋友。自1987年以来的每一个夏天，罗马第二大学及其国际经济发展研究中心（CEIS）都为我的这一研究提供了帮助，包括书刊和设备。十分感谢系主任和CEIS主席L.帕根图（Luigi Paganetto），他在亲自创建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中心里给了我一个职位。与此同时，我与巴黎大学政治研究所及其附属法国经济情报中心（OFCE）建立了联系，在那里，我多次得到财政支持和研究帮助。1990年OFCE的国际政策评价小组成立时我被指派到该组织，我的理论中进行计量检验的项目也得到该组织的支援和帮助，本书第17章就是这些检验的结果之一。十分感谢OFCE主席和科学政治教授简保罗菲图西（JeanPoul Fitoussi），他在这些颇具吸引力的机构里给我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实际上，本书源自菲图西教授和我于1985年年末开始的对欧洲20世纪80年代外部实际利率冲击的研究。虽然我此前证明了海外明显的财政刺激将使欧洲的资本流出，但我还不明白如何反驳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即总就业和出口将因这一刺激而扩张，因为水涨船高。我们在《欧洲的萧条》一书中提出的三个两国模型都表明，欧洲就业只会紧缩菲图西菲尔普斯命题，这三个模型构成了本书中的三个模型。这里最有价值的是，它说明了混合货币实际菲图西菲尔普斯模型的经验在现有模型的非货币均衡环境下仍然成立，以及在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时，从封闭经济模型中能得到的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我还必须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使我能在1987年和1988年对某些早期建模和统计工作进行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在1988年春季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个当时看来新奇且陌生的研究也十分热情。另有几次交流也非常重要。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于1979年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提交了一篇论文，我当时是反对他的观点的。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对自然失业率不受实际冲击影响这一观点提出异议的论文，他必然也是第一个改变观点，转而支持菲图西菲尔普斯方法，将分析重心从产品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的人。1984年，我看到彭蒂库利（Pentti Kouri）的文章，深刻意识到实际工资刚性将导致实际需求的变动，从而改变就业。1985年，我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交换意见后，开始重新思考我曾粗浅考虑过的问题，自然失业率是否可能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或减函数。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1986年向我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长期进步很快就会消除紧缩性的影响，这使我对我的模型进行修改，添加了员工财富的激励效应。与丹尼斯斯诺（Dennis Snower）的几次交谈，强调了援引证据支持理论并反驳对手理论的重要性。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的批评意见使我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股市上扬对这个理论来讲是个难题。虽然我不敢肯定自己已经驳倒了这些后来的质疑，但我都尝试着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一些计量经济研究很早就印证了我的研究思路的正确性。就我所知，安德鲁尼威尔（Andrew Newell）和詹姆斯西蒙茨（James Symonds）的一个模型，第一次得到世界实际利率具有紧缩效应的结论。吉赛珀图里奥（Giuseppe Tullio）的一个研究驳斥了与本书理论相悖的凯恩斯机车理论。最后，德克莫里斯（Dirk Morris）发表的一篇论文肯定了各种全球财政变量对世界实际利率的影响。这些报告散发出的光彩使我坚信，我的理论确实有一定的价值。本研究有幸吸引了我曾教过的三个优秀学生。本书在某些关键之处得益于他们的协助。目前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云天德（Hian Teck Hoon）与我一同提出自然失业率的动态员工流动模型（第7章），并协助我在更好的控制下得到两部门模型（第9章）。皇冠资本三人合伙公司（Three Crown Capital Partners）的乔治卡纳吉尼斯（George Kanaginis）和我一起对结构变化的新古典分析（第16章）进行研究，它与实际商业周期理论类似，只是这里尽量使用现代理论的某些要素。吉尔维索伊加（Gylfi Zoega）现在与伯克贝克（Birkbeck）学院继续其在OFCE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他在计量经济分析（第17章）的设计和进行大量统计估计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各届高年级研究生，在我的年度研讨会上，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研讨和评论公布的研究结果。登载我论文的几份期刊和几个会议论文集的出版者，授权允许我在本书中引用那些发表过的文章：《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用于第7章的分析参考；《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用于第8章；安东尼克内斯特（Anthonie Knoester）编的会议论文集《美国和欧洲的税收：理论和政策》（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ory and Practice，Macmillan Ltd用于第9章；第10章的一部分取自《经济文献》（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第11章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取自赫尔穆特费里希（Helmut Frisch）和安德烈亚斯维尔格特（Andreas Wergoetter）编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OpenEconomic Macroeconomics，Macmillan Ltd；第12章的后半部分取自《政治经济评论》（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第13章的部分概念和方法取自安东尼阿特肯森（Anthony Atkinson）编的会议论文集《新欧洲经济学》（Economics for the New Europe，Macmillan Ltd；丹尼斯斯诺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编的会议论文集《失业与工资》（Unemployment and W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用于第15章；《公共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用于第16章；OFCE政策评价小组的第二个报告用于第17章。我想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迈克阿伦森（Michael Aronson）如此精心地管理本书的出版工作；凯特苏米特（Kate Schmit）在监督本书复杂的印刷过程中，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最后，本书有几处让我回忆起已故的阿诺德科莱利（Arnold Collery）对我的思想形成给予的无限教诲与帮助。他是我在阿默斯特（Amherst）的第二个经济学老师，后来升任系主任，再后来成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和主席。他是一位使我受益匪浅的经济理论大师，也是一位极为慷慨的朋友。他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而有益的影响，谨以此书纪念他。埃德蒙德 S菲尔普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系麦克维克尔（McVickar）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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