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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本书由孙中山基金会主办，为孙中山基金会研究丛书之一，主编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是孙中山研究领域的专家。
二、书稿内容丰富、外延宽广，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包括孙中山与中国的文明建设等28篇中外学者有关孙中山的学术研究论文。通过对孙中山生平经历、思想以及社会背景的论述，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思想、外交的各个层面。
三、本书装帧用纸精美，内容充实有分量，值得读者深度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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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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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为孙中山研究系列丛书第五辑。共28篇中外学者有关孙中山的学术研究论文成果，包括：孙中山与中国的文明建设；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取向与价值昭示；孙中山的民生关怀述论；孙中山与港穗革命报刊的创办活动；孙中山与美国文明共存的志向；孙中山重建民族精神的追求及其价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说新议；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孙文发售债票案及相关问题述论；如何寻找和认定孙中山的祖籍与家世；孙中山的修身观简论；论孙中山的货币银行思想；论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孙中山与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办；孙黎交谊与辛亥革命初探；陈听香案与民元粤省政局；新加坡《民声报》略探；华侨与清末立宪运动；区域史视角下的知识精英与观念通道以清末民初香山县女性观传播为例；1911年广东当局维稳举措及其结局；孙洪伊与广州军政府（19171921）；程潜通敌案与西南政局；胡汉民白下诗的史学研究；孙中山与德国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田桓遗作；辛亥革命与民国精神；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与精神考析；《北华捷报》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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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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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有：历史学教授，1939年出生，广东省廉江县人。1963年8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史研究工作，1976年调入中山大学任教。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所长、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孙中山基金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出版有《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孙中山与中国国情》等专著。合作编辑《孙中山全集》第5、6卷，主编《国共合作史》《孙中山年谱长编》第三卷、《辛亥革命运动史》；与周兴梁合著《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主持编辑出版《孙中山研究论丛》八集；此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自1986年起，承担国家教委 七五科研项目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和辛亥革命运动史（教材）等。现正开展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代中国国情与革命道路研究。长期从事孙中山研究，是这一方面的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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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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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国的文明建设林家有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取向与价值昭示王杰
孙中山的民生关怀述论戴鞍钢
孙中山与港穗革命报刊的创办活动周兴樑
孙中山与美国文明共存的志向［日］中村哲夫
孙中山重建民族精神的追求及其价值宋德华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说新议李吉奎
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谢本书
南北债权的冲突：新发现孙文发售债票案及相关问题述论刘杰
如何寻找和认定孙中山的祖籍与家世邹佩丛
修脑修心修行孙中山的修身观简论胡波
论孙中山的货币银行思想王廷洽
论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翟明龙
孙中山与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办为纪念中山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而作林家有
孙黎交谊与辛亥革命初探侯杰谢晓晨
陈听香案与民元粤省政局邱思涵
国民党海外报刊系列研究之一：新加坡《民声报》略探张金超
华侨与清末立宪运动李振武
区域史视角下的知识精英与观念通道以清末民初香山县女性观传播为例李兰萍
1911年广东当局维稳举措及其结局邢照华
孙洪伊与广州军政府（19171921）谷小水刘格花
程潜通敌案与西南政局钟祥宇
胡汉民白下诗的史学研究李兴国
孙中山与德国记者的谈话王维江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田桓遗作田伯炎整理
辛亥革命与民国精神杨东
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建筑与精神考析 鄢增华苏艳萍
《北华捷报》与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周卫思胡洁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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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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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的货币银行思想
王廷洽
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首先是晚清朝廷的币制已坏，旧有的通宝小平钱还在使用和流通，同时又受到外国银行和币制的冲击；其次是外国货币的介入、银行的兴建、与外商的贸易，货币银行需适应世界性的体制；第三是民国政府在革命时和巩固政权时所欠的大量外债和内债；第四是地方势力乘机滥发的债券、契票和纸币以倾轧以争夺，正在严重地影响着民国政府财政和币制的信用；最后则是新生的共和政权需要在民生方面的巨量投资建设。要在短期内解决这种危机，民国政府必须建设适应世界潮流的新型的银行和先进的币制。而新型银行的建设和先进币制的确立，同新政权的领袖人物的货币银行思想的指导有着密切的关系。大总统孙中山自民国元年起，于币制、契券的发行、银行的建设、资本的概念等方面均有论述，这些论述见于他的批示、演说、文章以及《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的全面阐述，可以说，他新颖的货币银行思想对于建立新型的民国金融财政体系确实具有指导性意义。
一、提倡纸币和金本位
货币制度是财政的枢要，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然而旧中国原有的以个数、吊、串论铜钱、以斤两论银子的旧习既有长久的历史，陋习已深。当着外国银行和货币进入中国后，国人对于货币银行制度和相关的学问竟然愕然不知所云，唯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始觉悟到改革货币制度的必要性。孙中山先生虽然习医，但身处香港、澳门、檀香山等地，于世界先进的货币银行方面的学问也耳濡目染，及至新生的民国政权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时，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银行、资本等见解。
孙中山界定钱币的概念为中准，以使国人明了金钱之为何物。《管子轻重》曾经说过：金钱者，天下之通施也。而近代西方经济学家界定钱币本质上也是货物，而具有货物交易的中介和价格的标准两功能。孙中山在1919年发表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的第二章《以用钱为证》说：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把钱币的两种功能统一为中准。这一简明而正确的定义，既容易令人理解和接受，又反映了他对货币深透的理解，还反映了他的智能和高度的概括能力。接着，孙中山以较大的篇幅阐述金钱本质上也是货物，用他的话说就是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他以陕、山两省在晚清发生的大饥荒为例，连年大旱，五谷不登，饿殍之中，不乏家资千百万者。又举了著名的《罗宾逊漂流记》的故事，虽然罗宾逊携带了数量可观的黄金，但在孤岛上却无所用处。金钱并非万能的，唯有在买卖中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孙中山之所以为钱币界定概念并指出金钱的本质是货物，其用意是为他发行国债、契券和纸币的主张铺陈理论前提的。
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就提出了推行纸币、不铸银元的主张。起因是沙俄入侵我国蒙古地区，而新生的民国政权因金融恐慌而暂无力抗击。为此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而通电袁世凯、国务院、参议院、各省都督、省议会、全国国民和各报报馆。电文云：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家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其法维何？即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则纸币一出，必立得信用畅销无阻，则财用可通矣。孙中山倡议钱币革命虽然激于一事，但绝非一时之计谋，而是如他自己所说：文于谋革命时，已注重于此，定为革命首要之图。他提倡行用纸币，确实是基于在货币银行学方面的坚实知识，以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劳永逸之蓝图。
他考虑到纸币的行用会带来的利益和造成的弊端。纸币价廉易制，行用方便，这是有利的一面；而当纸币代表财货的性质一旦丧失，就会变成空头票，这是弊端。他指出：发行局于得税务处之债券，如数而发出纸币，此等纸币以有人民之担负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名之曰生币。及税务处于所收税项如数缴赎债券之纸币，为失效力之纸币，因代表赋税之功用已完，名之曰死币，故当毁之也。因此他设想应当设两个机关，一是专司纸币的发行，一是专司纸币的收毁。同时他号召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协力进行钱币革命，以救今日之穷。更要求袁世凯政府速行立法：一、筹备设立铸币局，制出一元、十元、百元、千元四种纸币；五毫、一毫两种银币；五仙、一仙的铜币以作辅助。要确立金本位，限期收换市面上行用的银币。二、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于人民以货换币。三、筹备设立纸币收毁局。我们看到：他对于生币和死币的分析，绝对是在充分理解货币本质的基础上的真知灼见。而要收毁死币也是保证纸币信用、维护人民利益的好措施。
为了确保纸币的信用，他主张实行金本位制。在这次有关钱币革命的通电前，即1912年10月12日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上的所作的演说中已经提出。他说：则改良圜法，厘订金本位，实为今日不可缓之要图。如果能够筹备大量的黄金作充分的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然是确保纸币信用的最为理想的事。可是，新生的民国政府不得不在军事上消耗巨大的钱财，也没有时间去筹措黄金。因此，民国政府实际上实行的是金汇兑本位制。早在1916年由贾士毅写成的《民国财政史》就对这种本位制作出了明确的解释：金汇兑本位之制度，唯用金于国际汇兑，不用金币于国中。在国中仅以银币、纸币作金之代表，其随时与金兑换。专为国际之需，政府第筹备现金供国际汇兑之要用斯可矣，故名之曰金汇兑本位。贾氏指出金汇兑本位实为精奇士和卫斯林所倡，而卫斯林对北洋政府币制的确定所起的作用更大。时为荷兰银行总裁的他于1912年来华，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顾问。他带来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中国币制改革刍议》，极力主张中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他说：其制于国内只用银辅币、银行券用纸币。此泉货，或无真值，或喝有其真值而甚轻，其维持价格之方法，不在国内行用或储积金币，而专恃特储国外之金准备，凡远期、即期电汇各种之外国汇兑，皆于此金准备取给之。苟政府能保持辅币之定值与国际汇兑之平价，则金汇兑本位亦可以使国内物价及国外汇兑无忽然涨落之虞。然必有一中央机关以经理其事，尤莫妙于设一中央发行银行，集巨大之金准备，存之外国。此国外金准备为金汇兑本位要件之一。此二三十年内中国可以采用最良之币制，厥维金汇兑本位。金汇兑本位是使国人同外国人在金融上的不平等的币制，是使中国人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币制。当然不如孙中山主张的金本位制。虽然孙中山并没有明确表示主张金本位制是针对卫斯林的，但是从时间上推断，他确实在卫斯林提出《中国钱币改革刍议》之后仍强调金本位。可是他已经下野，金本位的主张不能实现。
在讨论纸币的同时必需论及债券和契券。虽然在这次有关钱币革命的通电中并未过多地阐述债券和契券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早在1904年于檀香山成立中华革命军时就发行了一元和十元两种军需债券，亲为写定契文：此券实收到美金壹圆正。本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拾圆。后回广东从事革命活动，又于1905年、1906年先后发行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和中国革命政府债券，都亲拟契文，后来在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中都发行公债。无论何种债券，孙中山都约定本息如何偿还，以及偿还的时间。在《以用钱为证》中始对契券进行全面的阐述，并一再强调兑现问题。他说：此等字纸，或为银行之支票，或为钱庄之庄票，或为货客本店之期单，或为约束之欠据者是也。售十起之货，则彼此授受十张之字纸而已，交收货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银元矣。当人们提出种种责难时，他作了强有力的辩解，尤其是对于袁世凯政府发出的不兑现令大加鞭挞：夫人之不兑现，同时亦不收现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兑现，同时又收现，此非废金钱而行纸币，乃真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败也。而北京则政府自发之纸票亦不收，是何异自行宣告其破产乎？天下岂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侩尚且不为此，而堂堂政府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钱之为用之过也。英国政府下达不兑现令的同时也不收现，还是维护了纸币的信用，而袁世凯政府乘机以空头票盘剥民众。孙中山将袁世凯的罪恶本质揭露无遗，并再次申明纸币、契券之类必须具有信用，政府机构和发表契券纸币的机构、银行都应该维护它们的信用，而不能只发行而不兑现、收现。
孙中山有关纸币的新理论是领先世界银行货币界的。诚如他在《以用钱为证》中所说：乃民国元年时，作者曾提议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而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战，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盖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钱等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推行纸币，收换金银币。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孙中山有关纸币的新观念既正确又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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