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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以丰富的细节、深入的访谈描画了一群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人物群像，如阿来、王跃文、李亚伟等，他们是市场的宠儿，却坚守良知，不唯市场马首是瞻，追求内在卓越。
李亚伟：给青春让路
莫非：看见*的树叶
阿来：清醒地游吟
王跃文：心有不忍
敬文东：愈好奇愈跨界
李昕：要食人间烟火
张杨：不再调和
夏可君：做艺术就是返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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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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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丰富的细节、深入的访谈描画了一群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人物群像，如阿来、王跃文、李亚伟等，他们是市场的宠儿，却坚守良知，不唯市场马首是瞻，追求内在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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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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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奇，媒体人。生于商州，求学于长安，入行于长沙，跋涉于广州。多年来辗转于电视、报纸、网站和杂志之间。服务过多家著名媒体，曾获南方报业2012年度记者称号。主要著作有财经专著《喧哗年代：中国社会精英图谱》，人文旅游图书《带一本书去西安》，随笔集《懂，是对这个世界的温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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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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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歌唱冲出1980年代
李亚伟：给青春让路
吕德安：带着仙气漫游
树才：修语言禅
莫非：看见唯一的树叶
冷看世道人心
阿来：清醒地游吟
王跃文：心有不忍
东西：善于戳穿
田瑛：提灯夜行
杨卫东：寻路回家
敬文东：愈好奇愈跨界
李昕：要食人间烟火
自在地冒险
张杨：不再调和
尚扬：从容冒险
钟国康：木鸡养到
夏可君：做艺术就是返回世界
恣意江湖
醉沙
悦行秘境
大理玩法
跋
奇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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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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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只喜欢做自己热爱的
范以锦
曾为南方报业员工的前南友李军奇，嘱我为其新著《鄙视逃跑》作序，出于不寻常的交往和对他的文笔、灵气的赏识，我欣然答应。
我和军奇曾同在289大院出入，而且还在同一栋楼里，因军奇进入南方报业时我已从一线退下来，所以即便我们常在电梯里相遇，也如陌生人。然而，我手头上一直有《精英》杂志，作为该杂志老到写手和编者乃至管理者，他的名字如他的作品、杂志名称一样，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们首次见面是2013年10月。当时我以《精英》杂志幕天讲坛发起人的身份，在陕西乡村学校的操场上与孩子们分享自己少年时的梦想，检讨人生道路的选择。尔后，军奇给了我见面礼做我的专访。他与同事和我聊了几回，还请知名摄影艺术家赵卫民为我拍了一组照片。《精英》封面展示了我拿着粉笔、执鞭新闻教育的形象，内页专访文章的题目是《范以锦：先生很幸福》。继而这篇名为《范以锦：一个人的新闻世界》的文章，收进了常读人物志系列中由陆新之主编的《一个人与一群人》的集子里。文中讲到：60岁后，没有白纸黑字的提心吊胆，范以锦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智趣双修，善良的天性与有趣的性情得以灿烂舒展。这些访谈，都以优美、流畅的文字提升了我的幸福感，也拉近了我与军奇的距离。
听说军奇要出新著，作为同事加朋友，我自然感到高兴，也相信他一定出手不凡。打开电脑浏览军奇发来的书稿，果然如我所料。
军奇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云南，用体力深入挖掘，并用心血凝就《鄙视逃跑》。被描画的具有叛骨精气神儿的15名文化名流，是活跃在国内文化艺术领域一线的诗人、小说家、编辑家、评论家、导演和画家。全书的思路是：展示文学艺术领域具有个性的主流名家，如何在商业与个性之间，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与独立性。他们一定是红火过，或正当红；他们不会讨好文化艺术市场，对自己有清醒认识，对市场有理性判断。尽管呈现出来的各人的个性会有不同，但作者认定了一条主线他们的关怀与担当精神，他们性情的犹疑与品性的善良。融入爱与愁的作品举目可见，而《鄙视逃跑》的爱与愁将人物的个性置放在社会环境冲突中而被凸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文化艺术也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寻找市场有积极的意义，没有市场的文化艺术自然也备受诟病。然而，文化艺术并非都能市场化，也并非人人都得卷进市场漩涡中。即便走市场也有多种方式，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自己认定的价值；是遵循良好的道德规范，还是与之相悖。那些具有节操和骨气的人值得尊重，也需要有人去传播这种精神。军奇正是以其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形成的敏锐，细心去寻找最有节操和骨气的文化艺术家，在他笔下的这15位人物是颇具代表性的。比如，走商业片路线也能走得好的导演张杨，却不愿急功近利，宁愿少得利、多吃点苦，也要关注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长年待在高原拍摄市场虽不明朗却很有价值的电影。艺术家尚扬，从军奇的笔下可以看得出其走艺术品市场卓有成效，但他从不盲目地接受市场的摆布，坚持按个人把握的艺术逻辑和直觉行事我不奢望成为最好，只希望比过去的我好。还有，保持莽汉派的楞直和独立的李亚伟、痛恨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标签的王跃文等人物个性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军奇对人物的把握准确到位，并善于用神来之笔予以精彩的提炼。你看他对15人中的树才的介绍：经历了一系列的苦，心已经侧向一边了。狂傲，离我很远了。这个曾经颇有前途的前外交官，如今的诗人、翻译家，无意狂傲，亦不愿挨近狂傲之徒。他微笑着应对周遭千变的世事和万变的人心。对吕德安则有这样的评价：带着仙气漫游他是最生活的一位诗人。有诗友，没有江湖；有山居，没有隐逸。如今他带着几分仙气，漫游中美，右手诗歌，左手绘画。绘画不是跨界，是扩充艺术范围，它在变相地延续我的写作状态。还有对钟国康的描述：写字刀削斧劈，刻字飞石四溅。得意处，哇哇大叫，钟国康，这个曾闭关12年，敢和古今名家的书法一见高低的艺术疯子，从不遮掩对他人的批评，亦不担心他人的非议。
军奇的行文不时充满诗情画意。
谁对星空下的吟咏急不可待？谁在品诗品酒中歌舞不已？又是谁在湖边粗简的屋舍旁流连忘返？一群爱好诗书、喜欢沙漠越野的社会精英，和一群文化名流，组成大漠远征队，从甘肃张掖直插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共赴一个名为诗意之行巴丹吉林沙漠星空夜的户外之约。这一描述打动人心，令人回味。军奇明白，高端的艺术必须以通俗的方式去感染人，才能吸引更多的受众。因此，《鄙视逃跑》主要是以故事、细节、情感来呈现15位艺术家的艺术人生，即便不太懂高端艺术的受众，也能读到有趣、有价值的故事。本书中的艺术人物坚持内心法则，不媚俗，不依附权力，却是心地善良之徒，做不到决绝，做不到一尘不染，给人留下耐人寻味的思考。
军奇的功力来自他不寻常的经历。1998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当时火热的湖南电视台感召，放弃陕西最后一届毕业包分配的机会，去了湖南电视台工作。又因个人兴趣，旋即离开，进入纸媒。2001年，他担任《三秦都市报》编辑部副主任，编辑头版，是当时报社最年轻的部门副主任。
2002年到2004年，他加入《华商报》，参与创办西北最大的门户网站华商网，任新闻部主任。 2006年到2011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一本DM杂志，任执行总编辑，参与火热的房地产文化营销。然而新闻梦想一直在他心中燃烧，2011年4月他受朋友召唤，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属的《名牌》杂志（《精英》杂志的前身），先后任策划总监、专题总监（负责杂志的封面报道）、采编中心主任、副总经理，主管过杂志新媒体。他尤其擅长新闻策划、财经特稿和人物报道，2012年获得南方报业年度记者称号。 多姿多彩的经历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对李军奇来说，终身受用。
如今，随着传媒的发展，军奇再次拾笔，从事自己熟悉的财经报道，不过战场不再是纸媒，他创办了新媒体九问创始人。他转型能否成功？和他聊天，关于这个问题，你能感受到他的激情及坦然。是的，他不是一个视成功为必然追求的人，他只喜欢做自己热爱的。他笑着说，有此机会和尝试就够了。细节饱满，叙述精当，语言凝练，结构讲究，可读性极强透过军奇这本书的特色，我们预祝他能顺利转型。他进入到另一个平台依然离不开内容，长期积累的做优质内容的经验，使他在转型中有足够的底气。军奇在延伸其原有的价值过程中，将收获特别的命运馈赠。
（作序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董事长）
歌唱冲出1980年代
李亚伟、吕德安、树才、莫非，这些成名于1980年代的诗人，经历青春的璀璨与狂放，希望与悲伤，即使一度沉寂，但爱诗之心，不曾低调。
李亚伟：给青春让路
在20世纪只狂放了两年的莽汉诗派，让李亚伟被贴上了莽汉的标签。昔日诗艺上习惯弑父的诗人代表，开始给青春让路，给他人让路。而他的诗风与人生，从此别开生?面。
2014年9月的阳光下，嘉峪关城墙上，诗人潘洗尘昂首阔步，雷平阳面带微笑，赵野双手插袋，他们三人，一同从诗人李亚伟身旁走过。而李亚伟侧身屈膝，向前伸出左手，笑着向这些他心目中的人物让路。
这三张行为艺术的照片，被潘洗尘传上微信，继而在朋友圈疯?传。
醉生梦死之中，我的青春已经换马远行。在20个世纪80年代以一首《中文系》火遍各大学中文系的诗人李亚伟，失踪诗坛十多年，裹挟重炮《河西走廊抒情》重返诗坛，在嘉峪关，我看了一眼历史在遥远的人间，幸福相当短暂伟大也很平常，但我仍然侧身站立等着为伟大的人物让路。
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路口，李亚伟与他们的莽汉兄弟们，用酒、拳头和丢三落四的诗篇，让传统与秩序给自己让路。历经教师、书商和餐馆老板的职业流转，李亚伟多次站在嘉峪关上，有时在塞外的城墙上，有时在纸上。
风刮过这位昔日硬汉，在这个具有人间烟火气的文明通道上，他带着朋友们来了，不再桀骜，诚心感受刮过祖先的风、生活过英雄的神秘大地。
让开，莽汉来了
牛仔裤，精短头发，和善笑容，来，喝嘛喝嘛。酒桌上，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温厚的中年男子，绝对想不到，30年前，他一头长发，穿着坦克兵衬衫和时髦的喇叭裤，逃课，认不出很多任课老师，动辄打架。那是解放思想的年月，李亚伟在青春的怂动下，在四川南充师范学院，鼻孔冲天，满身反骨高考时他数学只考了3分。你再不服，他会低下头去，亮出脑门上短发茬之中几块疤痕，这都是当年他喝酒打架的生涯里留下的印迹。
当年，自觉读书比老师还多的李亚伟，和所有想出风头的年轻人一样，试图用肌肉与衣着，引人注目。大二时，李亚伟所在的学校办起了拳击队。那会儿，有点全民体育热的劲儿，各种体育班都有，我们几个写诗的学生算是学校最调皮的，加入拳击队。碰到人就要掰手腕，留三七开的长发，花衬衫的领子要从外套里翻出来，最好还会弹点吉他，事后李亚伟回想，在拳击队练习得不多，但在校外惹是生非的情况很多。
和李亚伟同县的诗人蔡利华多年后还记得李亚伟那场著名的群架。1983年初夏，我出差路过李亚伟读书的学校时，他正和一群狐朋狗友一道，与社会上的杂皮打架。作为比李亚伟大几岁的诗友，他被吓坏了。这是一场遍及三所大学、两家工厂、一条街道的大型群殴，三十多名大学生和四十多名社会流氓打成一团。在当时，被关进公安派出所是被视为社会垃圾的。那次群架后，有人被开除，李亚伟被记过。关于打架理由，是另一个诗人朋友在校外和社会流氓结了梁子，那会儿，整个社会都有文化大革命遗风，武斗脱离了政治，就直接变成了流氓斗殴，李亚伟诚恳地向笔者解释。
旷课、喝酒、滋事，成了描述李亚伟大学的最佳词汇。他嫌弃中文系的课堂太刻板。逃了课，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他很早就读了西方的现代派，诸如艾略特、庞德。到大二结束，李亚伟算了算，总共读了一百多本世界名著。但这并不等同于期末能过关，每到考试前夕，还是得跟印刷厂的哥们儿喝喝酒搞好关系，好让他们把卷子偷出来。
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除了谈，还有手抄诗歌，抄自己的，也抄别人的，然后拉一些同伙做诗社。那会儿李亚伟和朋友胡钰组建刹那诗社，万夏成立了一个彩虹诗社，后来整合谈判，两边都不怎么服，不想用对方的名字。相持不下时，发现每个人手里有本诗歌硬面抄，本子的名字叫金盾。金盾诗社就这样诞生。
1983年，李亚伟毕业了。分配至重庆小镇丁家湾教高中语文。李亚伟的一位学生事隔多年眉飞色舞地向李亚伟的朋友冉云飞回忆：李老师披着一头长发，经常提着白酒瓶在丁家湾仅有的一条街上走，目中无人，边走边喝。1984年1月，在小镇寂寥半年多的李亚伟接到尚在读大四的诗友万夏的信，邀他回学校玩。在一家酒馆，两人和当时在四川大学做诗社的胡冬商议扯起一张诗歌的大旗。因为烦主流诗歌，就称他们为妈妈的诗，就是温柔的抒情、朦胧的爱，那我们就叫男人的诗。又觉得男人的诗太直白了，没有水平，所以就变成了莽汉。
李亚伟不掠美，向笔者称莽汉的名字，是万夏和胡冬取的。发起人还有因打群架被大学开除在家的马松，加入者有二毛、梁乐、胡钰、蔡利华等人。
莽汉来了。假借热血和狂放，回到中学的单身教师宿舍，两三年里，李亚伟写下一百多首莽汉诗，其中包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硬汉》《给女朋友的一封信》等。最为知名的，当属《中文系》。他把4年的中文系生活浓缩进这首诗中，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成了大学生口诵的经典。
内容基本写实，里面的人物都是我的同学们，部分中文系师生，当然，有绰号的尽量用的是绰号，李亚伟告诉笔者，说实话，写完这首诗，在修改誊抄完之后，我就感觉我可能写出了一个重要的文本，虽然那时我只有21岁，但隐约觉得自己在诗歌这种文体上写出了一个可能会流传一下子的作品。现在，我对这首诗持同样的评价：这首诗能够流传不是因为它不留余地地讽刺了我国大学教育，而是因为这首诗在当时以一种较完整的形式、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一种和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的语言方式，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认?识。
酒风浩荡，诗风渐歇
一直在各地路上，只进入了酒的状态，没进入其他状态。2014年12月1日李亚伟向笔者发了微信，抱歉自己没有更好地回答笔者的提问。
李亚伟一方面给朋友抱怨喝酒身体喝坏了，往往喝得第二天没精神，没劲，我现在尽量少喝酒，一方面在微信上显摆，坏人们都在喝夜酒，只有喝两杯睡，要不谁他妈睡得着啊，戒酒几天，憋不住，出门找酒去。
冉云飞和李亚伟第一次相识，就见识了李亚伟的酒胆。1988年冬天，在《四川文学》工作的冉云飞回老家省亲，受到当地领导款待。其时，李亚伟正蜗居县城。冉云飞钦佩李亚伟的诗品，邀约李亚伟一起喝酒。最后他们拗不过我的执著，将李亚伟喊来，然后我们推杯换盏，将酒桌上的酒一饮而尽。散局后，还不过瘾，李亚伟将蔡利华等诗朋喊来一起去吃火锅。记得亚伟喝得咯血，去漱口回来后接着喝，直到大家都喝不动，泥醉方休。
冉云飞说，后来自己和李亚伟醉酒的次数多到数不过来，但没有哪次喝酒是不尽兴的，可谓与他对莽汉诗派的诗歌主张一脉相?承。
李亚伟相信喝酒是一种真正令人愉快的娱乐。在大学时我就喜欢上了喝酒，而且酒友发展极其迅速，大家经常一起东游西荡、写诗喝酒，很快就过上了诗酒风流的快活日子。我经常说，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很多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那时大家都很穷，倒吊起来也打不出几个子儿。想要喝酒时，会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里叛徒老大的台词：他妈的，穷得连根上吊的绳子都买不起。
毕业后，为了维系喝酒的共同目标，李亚伟在当教师之余，与诗友二毛一起开过火锅店。只请了一个伙计，共有四张桌子，碗都是合伙的几个人从各自家里拿来几个凑的。火锅什么的，我们几个都下手亲自做。我做菜不太在行，所以更主要是打打杂什么的，比如买菜、切菜。据传，店子的最后垮掉，与店老板的胡吃海喝脱不开干系。
喝酒，自然离不开下酒菜。吃喝得多了，李亚伟发现了门道，不讲究下酒菜的朋友在我们的友谊中一直显得扑朔迷离，这样的哥们，我们不抛弃，但也不挽救，我们有时也会在酒局上不离不弃地发出亲人般的呼唤。李亚伟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自我煽情：在酒色攻心的青春岁月，我们别的谱摆不起，但我们拿稳了吃喝上要做自己的主人。
酒色攻心，酒是常喝，而色大多徒具狂狼之形。李亚伟班上的女生，基本比他大。喜欢弹吉他、穿喇叭裤的时髦青年李亚伟终于在大四时追上了低他两级的一个中文系女生，开始了第一次恋爱。但这位女生很正派，规定每星期六在学院党委办公室后面树林里约会大约一小时。每次约会完，总有几个老光棍探出头来向李亚伟打听结果，问今天怎么样。一直到毕业和我工作后书信提及分手，她还是正派的处女，我还是流里流气的童子。李亚伟的回忆，如他的诗句，生猛而可读。
想要吃喝自己做主，最挠心的，还是开餐馆。1999年，在北京做书商赚得一点小钱的李亚伟回成都开了一个饭馆。刚开张时，特别想要追求特色、个性，连碗盘、酒杯都是自己和朋友到成都郊区亲自烧制的。但由于规格不够标准化，最终没有坚持下来。因为如果碗盘大小不统一，端上来的菜量都不一样，特别是酒杯，顾客可能会更在意。
现在火爆的成都宽窄巷子的香积厨，是李亚伟2008年创立的。一开馆，李亚伟要让成都的客人吃到元朝的口味。餐馆的菜品放弃新派川菜而着力挖掘元、明、清以来老派川菜的正宗口味。开餐馆主要是因为我好吃，很多朋友都是自封的美食家。当时根本没有投资概念，压根也没有盈利目标、发展目标之类，就是觉得好玩。
香积厨距离成都著名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不远，翟永明老和我说，我们俩把成都朋友都服务了，我解决物质食粮，她解决精神食粮。
莽汉们对吃喝都有兴趣。二毛自1986年与李亚伟吃垮了第一个饭馆后，痴心不改，后彻底弃文从商，在重庆、北京开设餐馆，成为当代新派川菜和江湖菜的领军人物。他不只动口，而且动手，舞刀弄勺多年。在李亚伟看来，差不多算是成了精。身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美食顾问，二毛著有《民国吃家》《妈妈的柴火灶》等。
酒的愉悦是长久的，而莽汉诗派，没那么长寿。两岁的莽汉诗派在1986年的诗歌大展上隆重推出后，就宣告解散。莽汉诗的可复制性太强，普遍炮制出一种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诗歌，彼此的诗都太相像了，只有作者自己可以看出差别，有评论家事后如此分析。
在河西走廊，与牛人神交
2014年9月10日，李亚伟受邀来到河西走廊的边城张掖市，参加在一场沙漠里的诵诗活动。河西走廊，在李亚伟心中，是他重返诗坛的重要起点。
在生意之余，李亚伟率性阅读了很多世界历史、考古类书籍和文献。他突然发现河西走廊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一条路，美妙而神秘。那是时间正在淹没的历史人文画卷，比如，仅是唐诗，仅边塞诗就可以单独成为令人过瘾的旅行线路。
李亚伟心动了。2005年，《河西走廊抒情》写了开篇4首。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耽误，这一耽误就到了2011年春。他不甘心又变成断章残句。一次，他将写在几张纸片上的诗让野夫等朋友看，所有人看了都说喜欢。
写到15首时，越写越难，李亚伟突然明白：再写下去，就属于强迫写作，属于强奸诗意。我一直认为，创作应该是愉悦的、生动的，强扭的瓜不甜嘛，强迫写作是犯了语言的重罪
。
于是，当年秋天，李亚伟放开了书桌前正在夹紧的二郎腿，去河西走廊上找找感觉。他觉得自己不是历史学家，是诗人，必须要喝酒骑骆驼看风景，去和古代的天空、戈壁、牛人神交就行了。
在李亚伟看来，这首组诗将灭掉自己以前的诗歌文本，终结自己以前所有的创作手法，并且，在宽度和深度以及技术上将出现我未曾见过、未曾想象过的新的天地。
2013年12月4日，《河西走廊抒情》为李亚伟斩获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诗歌大奖。
自此，《河西走廊抒情》成为李亚伟诗歌朗诵会上的必诵诗篇。在唐朝，一个人将万卷书读破，将万里路走完带着素娥、翠仙和小蛮来到了塞外他在诗歌中出现、在爱情中出现，比在历史上出现更有种在9月的巴丹吉林沙漠的夜空下，李亚伟和潘洗尘、雷平阳、赵野、默默，这些20世纪80年代就纵横中国诗坛的诗歌老炮，纵酒诵诗。这也是李亚伟第一次在塞外，以此向河西走廊，向当年那些走过大漠的边塞诗人们致敬。
为牛人侧身让路
从书商的道路上撤离，转身写诗，写《河西走廊抒情》，最初的起意缘于一次云南的漫游。那次一帮书商朋友从北京飞至昆明，到大理、丽江，一直玩到香格里拉。云南的阳光格外烂漫，一趟玩下来，做书商专心赚钱的心就散了。在北京，有躲不开的酒局，认不完的生意伙伴，看不透的商业秘密。
当然，作家王燕生对李亚伟的诗才的欣赏，也触发了他内心的小骄傲。王燕生说：混一生就混几百万，虽然很厉害，但中国会赚钱的人太多了，你还是回去作诗吧。
回到成都，李亚伟偶然想起怀揣计算器、手捻纸张的书商生活。我国的出版是相当落后的，创新很难赚钱，模仿，现在叫山寨，是成功的真谛。李亚伟向笔者坦承：真的没出什么好书，创新的要么出不来，要么不赚钱，赚钱的主要是成功学之类的玩意儿。
同为书商的朋友张小波当得知李亚伟决定离开北京的想法后，曾问他，你就一点正事都不想做了？李亚伟反驳：张哥，鱼有正事么？蛇有正事么？它们一辈子就那么游手好闲，又有谁指责它们。我现在只想做鱼蛇之流，彻底不务正业。
如今的李亚伟，在餐馆生意走上顺路后，彻底不务正业。在成都，他好酒好菜伺候他昔日的莽汉兄弟、好酒的各色男女；在云南，他到香格里拉，跟默默看云晒太阳；到大理，与潘洗尘互考植物知识；到西双版纳，和马原斗茶聊天。
在有三十年友情的哥们儿二毛看来，性格豁达、为人中肯的李亚伟非常有人缘。他告诉笔者，他不只和李亚伟合开过火锅店，而且在1984年合写过一首长诗《改革进行曲》。后者是二毛至今怀念的、他与李亚伟合作过的最有默契的事情。
现在李亚伟也习书法，走的是狂放的路数，比起父亲那一手王羲之的铁画银钩，他觉得自己望尘莫及。云南鲁甸强震，他积极响应朋友雷平阳的号召，捐献出自己的书法作品。
对于写诗，李亚伟是有目标、有计划的。他给自己命题，一两年写一组长诗。在尝试一种方式，把生活和诗歌分开来。要么痛痛快快地玩，要么拿出整块的时间，一个月不想其他，一心一意写一个像样的作品。
以前的莽汉们，如今都渐显老态，岁月无敌，它让所有的对手都俯首称臣。好友冉云飞从《河西走廊抒情》中读出李亚伟的无可奈何的伤感。如今，我从人生的酒劲儿中醒来看见我所爱的女人，正排着队去黄脸婆队伍里当兵。
这个当年狂浪的莽汉，开始了谦让。他说他喜欢很多当代诗人的诗，但我读得较全面的是马松、万夏和宋炜。你可能都不知道吧？如果有人认为我很强，我认为这几个比我强，读他们的诗一直是我最愉快最高级的享受之一，聚会喝酒时，我经常侧身站着，为这几个伟大的诗人让路。
莽汉李亚伟，那一代在诗艺上弑父的诗人代表，开始给青春让路，学着给他人让路。唉，花是用来开的，青春是用来浪费的在嘉峪关上，我朝下看了一眼生活伟大从来都很扯蛋幸福也相当荒唐但我也只能侧身站立，为性生活比我幸福的人让路。
[ 对话 ]我是喜欢远眺未来的人
以河西走廊探讨人类情感和生死秘密
笔者：《河西走廊抒情》是你这几年最下功夫的作品，为什么会写曾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河西走廊？
李亚伟：一群古代的游人站在世界的东方，也即现在的远东，再往东，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了，他们只有转过身来，朝西，对，朝西去，才是他们可以远行的世界。他们只能往西去，他们要寻找财富、寻找物产、寻找部族的生存机会。
他们从大小兴安岭进入蒙古草原，往前可以去长安，经过长安，前面就是河西走廊。此时，他们可以往南，去富足锦绣的中原定居。如果继续往西，经沙漠可以翻上伊朗高原做生意，甚至，再经阿拉伯半岛进入北非沙漠，最后他们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东岸。
这条路，沿途的民风各异、国家五彩纷呈这个路线是地球上最大的一条连绵起伏的干旱带，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部落最佳自助游路线。干旱带上生活着游牧民族，这些民族都天生具有远走天涯的基因。这条线路的两侧东段的南边（印度、中国等）和西段的北边（欧洲诸国）均是农业社会（从天上看下去仿佛太极图），游牧民族可以选择远行游荡，追寻梦想、传播文明，也可以选择去两侧定居立国，发扬传统、创造文化。所以，这条干旱带是从远古到近代人类活动最繁忙的一条大通道，世界上各种文明都在这条干旱带上面传播，各族群的血缘都在这条通道上融合。
在游牧和农耕时代，河西走廊堪称这条线路上第一个重要的通道。对我们来说，它不仅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还是世界族群血缘的最大秘密通道，一个已经谢幕了的舞台。
笔者：写这组诗前，你查阅了不少资料，有什么发现？
李亚伟：在充分准备资料的过程中你会有意外的发现或奇特的想象，比如：发祥于大兴安岭的鲜卑人，仅两晋南北朝时期，其内迁的部族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拓跋氏、宇文氏等就建立过十多个政权，这部分鲜卑人后来大部分融入了南面的汉族，没有内迁的则融入了西面后起的蒙古等族。而历史上的锡伯、须卜、师比、席百、犀毗、史伯等都应为鲜卑，西伯利亚应为鲜卑利亚，鲜卑人的地盘之意。还有好玩的，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没有马，那就是说，鲜卑人之前，那些在远古跋涉去美洲的东亚人要么是在没有马的情况下从陆路去的，要么不是从陆路去的。
带着很多杂乱的知识和念头去河西走廊，对我来说，已经行了，这些知识一定不要准确、念头绝对不能清晰，否则会缩小想象范围，会影响写作宽度。
笔者：在《河西走廊抒情》里，你集中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心肿?胀？
李亚伟：读了很多世界历史、考古类书籍和文献，发现上面我说的这条大通道是地球上最了不起的一条路，河西走廊又是其中最美妙最神秘的一个环节但是也因为我见识有限和外文所限，所以，只能用河西走廊这个神奇的点来探讨人类情感和生死秘密，抒发我作为个人对这些情感和秘密的感受，但我相信，这也是所有诗歌的终极任务。
笔者：《河西走廊抒情》倾注了你在诗歌创作上的什么抱负？
李亚伟：从大兴安岭到巴格达，从匈奴、鲜卑、柔然、蒙古、中原到高车、突厥、波斯、阿拉伯、拜占庭，河西走廊是其间的一个神秘通道，既是空间上的民族融合、整理的地理带，也是时间上的人类文化传播、演变的黑匣子。所以，这首诗的主题和内容必须庞大和复杂，时空维度应该相当深广。也因此难度极大，对我来说，是我创作生涯中翻越的最大的一座山。同时，我也知道，这首诗将灭掉自己以前的诗歌文本，终结自己以前所有的创作手法，并且，在宽度和深度以及技术上将出现我未曾见过、未曾想象过的新的天地。
诗歌对人来说，不是基本需要
笔者：有人说，这些年来，在主流话语里，对你的诗评价一直不太公正。你有过委屈吗？
李亚伟：这些年，我们都知道主流话语一直在作家协会等机构主办的文学刊物那里，我从一开始就不以这些刊物的标准写作。当然，我也有在少数几种刊物发表作品的情况，那也是因为，那几个刊物的编辑很优秀，他们能突破文学禁锢主动刊发我这样的人的作品。我个人从很早就不给文学杂志投稿，至今仍保持这个习惯。
笔者：好的和糟糕的汉语的分界线在哪里？
李亚伟：有自己的语言，并且形成了个人风格，那就是到了一定的语言层面了。个人性格和学养会影响一个人的风格，同样，写作上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性格和学养是风格的基础，没有基础，有意为之也不能形成真风格，最多可能形成了这些年西方一些文化大师被引进中国所形成的那种翻译体风格，而没能顺当地说出自己的内在。这么说可能很多诗人、艺术家不相信，认为自己长期学习、模仿某种风格就能获得独特的文化形态。可是我会问：形成风格最终都是以你的一些标志性作品为参照，你敢说你的作品真的支撑住了你的风格吗？恐怕还是一些西方大师在里面帮你写了一些吧？
具体到诗歌，我认为，诗歌只有好诗和差诗两种，没有别的诗歌。我可以帮读者说出他喜欢某首诗歌的所以然来：被打动了，或者被这首诗的智慧征服了，这就是好诗，这就叫基本读懂了。除此之外的诗歌，包括读不懂的诗歌，读者暂时可以把它视为差劲的（当然，读者的水平会影响其判断），以免浪费时间或者被欺骗。
语言是诗人最基本的东西，也是区别好诗和差诗最基本的东西，语感都没有的诗人，技术意义上算不了诗人。语言的才华可以首先把大多数写诗的人划拉出去，打回原形他们其实只是爱好者而已，并不具备创造好诗的能力，他们只是诗歌作者，并没有担负创作好诗的任务。那么，撇开这一块，在解决了语言问题之后，什么是好诗？简单一点说，从情感上能打动我们的就是好诗，从智慧上能激发我们的也是好诗，二者加起来就是很好的诗。如果从情感上没打动你，那就看看从智商上能不能有共鸣，也没有的话，那就不值一读。通常，一首诗读到五六行还没上述动静，你就应该否定它，进而可以否定掉这个诗人，等他下辈子写出好诗再读他。现在诗人太多，比唐朝宋朝的加起来还多，一个读者应该拨开云雾，迅速地找到好诗人，没必要去浪费时间。诗歌对人来说，不是基本需要，饿了，没吃的，食物差点也得吃，诗歌不读也不会觉得身体不适。诗歌也不是消费品，再穷的人，也可以欣赏优秀的诗歌，再富有的人也用不着读差诗消磨时光。
历史感、生命观、批判性是诗歌的核心
笔者：早期的《中文系》就显现你的锋芒，为什么写诗下手这么狠？
李亚伟：有的批评家认为我的诗歌浪漫，有的则认为我的诗歌暴力和抒情，这些，只能说是我的写作特点之一。我的早些时候的作品里这类特点比较明显，但，比如《中文系》这首诗，讽刺的特点、玩世的特点就很明显。其实，我更相信我的诗歌里面的历史感、生命观、批判性是核心，它们有时和锋芒毕露的手段有关，有时没有关系。
笔者：写下《中文系》后，你预感它会红？
李亚伟：说实话，写完这首诗，在修改誊抄完之后，我就感觉我可能写出了一个重要的文本，虽然那时我只有21岁，但隐约觉得自己在诗歌这种文体上写出了一个可能会流传一下子的作品。现在，我对这首诗持同样的评价：这首诗能够流传不是因为它不留余地地讽刺了我国大学教育，而是因为这首诗在当时以一种较完整的形式、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一种和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的语言方式，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认识。但是，直到十多年后，才开始有李震等少数诗歌批评家的评价出现，认为这种诗歌形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没出现过的，它让人疑惑：诗歌可以这么写？却又不得不承认：诗歌可以这么写。
其实，我写出《中文系》这类作品时，胡冬已写出了《我要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于坚也写出了《罗家生》《尚义街六号》等，我们当时都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找到了非常新奇的诗歌语言，现在看来，那时的感觉和实验是成立的。也正是那时我们有如此良好的感觉，才使得我们那一批诗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创新热情。但这些作品肯定不能代表我们之后的创作，尤其是现在的创作水平。
笔者：你用《中文系》嘲讽中文系的教授，有没有中文系的教授找你讨说法？
李亚伟：我相信，我国的大学中文系到现在，其状况也不会进步到哪儿去，教育体制没变，这个事实一直在我们面前摆着。我没有碰见也不相信有什么大学中文系教授敢来找我讨说法，现在大学中文系里的教师聪明人很多，愚蠢无知的也不少，不管聪明的还是愚蠢的，他们在目前这个教育体制内混着，对我的作品心领神会并且无话可说。
笔者：如果你当中文系的老师，是不是也会成为会撒网的教?授？
李亚伟：肯定不会。我一直认为做老师是很好的，可是，教育体制不会要我这样的老师，会有根本上的冲突。如果我能成为教授，说明我们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专业诗人是个可笑的说法
笔者：喝酒这么多年，你对酒是什么感情？
李亚伟：喝多了就怕，和吃坏肚子了怕吃喝一样。好了又想。和别的娱乐一样，喝酒对写作有负面的影响，比如耽误时间，但也有反哺。酒在中国和文学关联很紧，中国诗酒一体，诗酒文化很深。西方，酒是酒，诗是诗。作为丞相的曹操有诗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反映酒在中国，很早就被赋予了诗意，生活中的诗意。
笔者：对做生意，你雄心不大吧？
李亚伟：做生意也是一个很好的事业，中国古代把商人贬得很低，儒和道都是蔑视做生意的。其实我很尊重古代的生意人，尤其是平民中的生意人，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使命。他们热爱生活，有责任感，视勤劳辛苦为本分。我在北京做过十几年的生意，觉得做生意也是一个好职业，忙碌、充实，喜怒哀乐随时都有，人间气息、生活味道很足，但后来，我认识到，我并不擅长做生意，每个人各有性格，尤其是各有其生活道路，有些东西是天定的。
笔者：在你自己身上，你有什么嫌弃的东西吗？
李亚伟：真没有什么好嫌弃的。我觉得存在于我们身上或生活中的，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能还会不少。但是不要着急，不要立马做出批评，有些未必是坏事，同样，有些未必是优点，要同意它存在的理由。
笔者：你现在是餐馆老板，写诗对你而言，是奢侈的爱好？
李亚伟：餐馆是因为爱好，因为喜欢喝酒的氛围，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吃喝人才，有的甚至成了有名的美食家和品酒专家、酿酒售酒专家。我不是专业做餐饮的，属业余爱好者。写诗也是业余爱好（我认为诗人都是业余的，专业诗人是个可笑的说法）。这些都是幸福的事情，和很多人喜欢音乐、热爱体育是一回事，但如果有这样的爱好终身陪伴你，那不是很爽吗？
笔者：诗歌，你很牛；生意，你做得不差。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亚伟：我确实写了一些自己和朋友们都很喜欢的诗歌，但生意谈不上什么好，只是随意，能养活人就行了。对生意就那么回事，随意，没什么理想。对诗歌要求很高。总之，没什么遗憾不遗憾的，我是一个喜欢远眺未来的人。
李亚伟，著名诗人。20世纪80年代与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蔡利华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与赵野、默默、万夏、杨黎等人发起第三代诗歌运动。出版有诗集《莽汉撒娇》《豪猪的诗篇》《红色岁月》（中国台湾秀威版。获2004年首届屈原诗歌长诗奖、2005年华语传媒诗歌奖、2013年首届鲁迅文化奖等奖项。
阿来：清醒地游吟
这个已将整个青藏高原视为故乡的作家，在《尘埃落定》引爆图书市场后，自动撤离熟悉的地盘，他不想重复自己，既拒绝别人把他当作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守护者，亦警惕他者对异域的文学想象。
2015年7月，作家阿来走进丰收季。刚从甘孜游历归来，背上镜头，飞往巴基斯坦，身后就传来四川省作协筹备设立阿来工作室的新闻；继在国内两大纯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三只虫草》引起评论界瞩目之后，出版单行本亦在计划之中；重庆出版社高调策划包装他的散文创作精品，命名《语自在》，分为大地的咏叹草木之名之美病中读书记三辑。阿来昂首走过，他早已声称对速度不会迷恋。这些接踵而至的声誉，于他是耳后的风。他视整个青藏高原为自己的故乡，但他拒绝藏族文化代言人的界定我们写的地方首先是地球上的地方，我们写作的眼光要放远一点。自己首先是个地球人，才是国家的人、民族的人。
阿来当然明白这一创作态度和文化心理，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我很幸运，文学对我来说是自我消毒的过程。从一个一天砍五百斤柴能换五块钱的放羊娃成长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在感恩命运馈赠的同时，坚持仰望星空，文学应该是有超越性的，就像我们听交响乐时，那个突然出现的铜号的声音，就像在云端，引领的，神一样的。
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诗
飞国内航线，阿来一般会要一个靠走道的座位，为的是进出方便。只有去西藏，如果坐飞机，他都会要一个靠窗的座位。航程到一半，就是他凭窗眺望的时间了。机翼下，一座座雪峰涌现，让人联想到佛教色彩浓重的藏文表达里的修辞，正该说是一朵朵吉祥的莲花浮现。
云朵下，在紧邻四川盆地的横断山区的幽深峡谷里，有阿来熟悉的牧场、村落和城镇。阿来五六岁开始放羊，村上的小学，只有两三间校舍；要读中学，则要翻山越岭一百多里。每逢寒暑假回家，阿来都要帮家里干活，上山采草药、打柴，冬天砍柴卖掉，一分钱一斤卖给别人 。
一次，阿来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有关于京剧《沙家浜》的报道，它跟我在学校念的毛主席语录很不一样。阿来被方方正正的汉字牵引，认为组合文字是高级智力游戏，他承认这是自己接触到的首部文学作品。
从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来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家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成为一名乡村教师。那时周围有人喜欢舞文弄墨，阿来不太服气，他自觉可以写得更好。一首诗《母亲，闪光的雕像》诞生。在朋友的鼓励下，阿来投稿了。诗顺利地在《西藏文学》发表。阿来用人生第一笔稿费，请朋友们打了牙祭。
1984年，因为经常发表诗歌作品，阿来被调入阿坝州文化局，担任杂志编辑。那时阿来已经大量阅读国内外文学作品，对惠特曼和聂鲁达尤为推崇，一个在北美大地上，一个在南美大地上，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诗。我觉得找到了两个导师。
他们游吟式的生活方式，点燃了阿来血液中潜流的野性。阿来亦在阿坝州开始了苦行僧式的漫游。漫游的成果是阿来用汉语写成了两部书，一部是描写故乡母亲河的诗集《梭磨河》，一部是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那时，阿来被周围人理所当然地看做作家。这个时候我非常惶恐，我真的是一个作家吗？阿来告诉笔者，当时他就突然开始追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出门动不动就有人介绍，这个是作家，那个是作家。似乎写字出书的人，就是作家。在阿来心目中，作家是书写文学经典的人，譬如李白、苏东坡、托尔斯泰、海明威等，说起作家，让人马上想起天上的星星。阿来看过很多被称为作家的人写的作品并不值得尊敬，跟阅读过的经典作品，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写的结果就是成为这样不被尊重的人，那我宁愿不写
。
那该如何写？阿来有两三年的时间，封笔阅读，苦苦思考。他需要验证一下，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潜能。怎么证实呢？这时，阿来又开始向导师致敬走向广阔的大地，看能不能与之共振，与之相互感应。阿来用一年时间走了将近三万平方公里，出发时，他对妻子说，回来后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继续写下去，一个是我到此为止，一个字不写，回去当老师。
1994年春天的一天，游历归来的阿来忽然感觉可以开始写点什么了。他端坐于一台286电脑前。窗外，山坡上一片白桦林生机勃勃；杜鹃啼鸣，声声入耳。在大地复苏、万物萌动之际，他恍然有如神助，思绪款款流淌，多年来的阅读积累和生活体验梦被点醒，于是，他敲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5个月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完成。推窗望外，草木葳蕤，鸟鸣婉转，阿来感觉此生可以继续写作。那年，他35岁。
小说创作，是一场刻骨的恋爱
《尘埃落定》的发表，亦是一波三折。1994年写完，1998年出版。其间，《尘埃落定》辗转多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有的杳无声讯，有的要阿来修改，阿来表示，除非错别字，其他一个标点都不想动。后来《尘埃落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拿走，编辑判断是部好作。在编辑的力荐下，首印5万册，结果面世第一年，就创下了销售20万册的奇迹。后来有文学期刊选登了我的小说，国内很少出现这种先出书、后在期刊发表的出版现象。阿来向笔者回忆，有的期刊编辑因当年看走眼了《尘埃落定》，被领导勒令在会上自我批评。
2000年，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此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接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电话通知时，阿来正在南京参加书展。那时，他离开阿坝高原已四年，在成都的一本杂志《科幻世界》工作。在南京书展上，阿来的精力都放在新杂志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单。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阿来回忆说，记得有美国的《新闻周刊》笔者来采访我，问我怎么庆贺。我说难道要我停下手中工作，摆拍一个我欢呼雀跃的镜头？这个我做不来。
2005年，阿来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空山》。阿来对《空山》的满意度胜过《尘埃落定》。他认为《空山》不论在写作技巧，还是故事叙述方面，都比《尘埃落定》娴熟。2009年阿来出版《格萨尔王》后，感到真的有些累。相比其他作家的长篇写作，阿来的产量不算多，甚至有点歉收。阿来说，就像轰轰烈烈谈过一次恋爱之后，马上又开始和另一个人再这么刻骨铭心地来一次，我做不到。小说写作对我来讲，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对阿来而言，文学创作必须融入个人深刻的情感体验，书写中自然就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所以，每当他写完一部作品，都不能马上就进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
为了全身投入《空山》的创作，阿来舍弃了薪酬丰厚的工作。其时，《科幻世界》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三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我们当时已经做好了小公司上市的所有准备。不少成都作家还记得那时的阿来在各种场所表现出的那种宠辱不惊的老大气度。
大自然里，可以真正地放松
寂静寂静听见我的哭声像一条河流寂静听见我的哭声像两条河流我是为悲伤而歌，为幸福而哭那时灵魂鹰一样在群山中盘旋听见许多悄然而行的啮齿动物寂静刺入胸腔仿佛陷阱里浸毒的木桩寂静仿佛一滴浓重的树脂粘合了我不愿闭上的眼睑。
这篇名为《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的诗篇是阿来1985年5月在四川九寨沟写就的。那时阿来以诗人形象出现在阿坝文坛。阿来对自己的语言感悟力非常自信，他曾说：我是藏族血统，可是比很多汉族人更热爱汉语。汉语是中国人祖先伟大的、目前唯一完整留存的珍贵遗产，在有些人那里却一再受到污染。我力求自己作品中的汉语是纯净、优雅的，犹如我童年时代的大自然。
阿来少年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目睹过人性之恶。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变成坏人，阿来认为，这得益于身边美丽纯净的大自然：它摆在那里，就是一种震慑。被壮美的大自然和优美的汉字震慑，阿来以诗为犁，划开了个人文学长跑第一步。有一回，我碰到一个美国人。他一直看我的中文作品，尤其喜欢我诗歌中的语言。我真正的读者都是这样，读我作品的原因不仅因为题材，更因为语言。
之所以从诗人转向小说家，阿来解释：更多的是源于自己对民族历史、大地的思考和困惑，想的问题越来越多，诗歌已经容纳不下很多非诗的思考了，只好用小说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在他看来，小说可以吸收来自诗歌的意境，吸取诗歌的洗练、词锋、意象等。
从高原乡村一路走来，荣获过国家级文学大奖的殊荣，赢取过期刊经营的成功，阿来身处剧变的商业社会中，八风吹面，他自岿然。阿来有能力消化扑面而至的变化，既坦然享受雪茄和咖啡，又能时刻警惕名利的诱惑。一度传出他要写《尘埃落定》的续集，但他明确表示不想在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即使明知在《尘埃落定》之后，《空山》和《格萨尔王》不再受宠。我想，不管市场提出怎样的要求，比如假批判现实之名行黑幕的窥视；比如借想象之名而逃避沉重的现实去致远致幻，我的写作之路已经选定，我还将在自己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写作的间隙，四处漫游，是阿来保持多年的习惯。阿来不喜欢去城市，去城市，他有紧张感。城市有规矩，和各类认识不认识 、 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接触，不自在，没有真正的放松。而去大自然，一个人或几个朋友，在宁静的地方，搭个帐篷，遥望星空，聆听原野声音，多好既能欣赏大自然各种美，又不妨碍原来的思?考。
阿来出门，总是随身携带几本书，但走到任何地方，完成工作之后，他往往选择去当地植物园看看植物，或者随处游走、观察植物。他说他认识几千种植物，他对每一种植物都有生动描述。为给植物留影，他总携带长短不一的相机镜头。有朋友投诉，一次游玩，大家看他武器先进，就喊他帮忙拍个照片。阿来不做声，举起相机。等朋友跑来看阿来的相机时，却一张也没有拍。这时他会笑笑说：花草树木，总是比人更好看。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对变化的世界，阿来审慎地观察。阿来的家乡在一个川藏茶马驿道上，聚集的是开骡马店，开饭馆，做着种种生意的人家，一度生意兴隆。阿来少时，一条公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驿道荒芜了。传说中，那些萎顿的、贫寒度日的村中长辈，曾经是见过世面行过江湖的掌柜和老板。我没有经历过那种传说中的繁华，却十分熟悉那种繁华过后的孤寂与困顿，和那些枯萎的人生。
而这种公路的建设席卷全国。在甘肃的一次游历中，阿来无限感慨。甘肃省武威市的乌鞘岭，是历史上著名的关口（过了乌鞘岭，就是漫长的河西走廊）。阿来在这里看到了故乡的翻版故事。路上，当地朋友指给他看路边一掠而过的灯火稀疏之处，说，那是没有高速公路时，从武威去兰州吃中饭的地方；又过一处冷寂下来的小镇，说，那是过去停车吃早饭的地方。阿来不胜感叹：如今这些地方沉寂了，一个时代的前行与进步，总是以抛弃一些地方、一些人，忘记一些人、一些地方，作为必须的代价。
阿来说他并不反对高速公路，更不反对时代进步。反对的是这种进步只是由一部分人来分享，而另一部分人却要被遗忘。我们读着这个进步时代的几乎所有文字，几乎都是受益者的欢呼，却未见对那些被快速的时代列车甩在车外的人们的描述。在中国的车站上，行驶的车速度越来越高迈，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地登上这些去往远方的列车。
这是阿来式的忧伤。
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阿来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自我学习就可以达到。不是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他说，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
这是阿来式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在2014年鲁迅文学奖公布之时得以激烈爆发。在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项角逐中，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在评委投票环节获得0票。阿来对此结果表示抗议，并通过媒体表示将追问到底。有很多人劝他加入沉默的大多数，不然就是永远自绝于这个奖项。但他坚信，这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短暂的终将消失的荣誉，而更关乎社会的正义。不久，他真的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声明，文中就评奖体例、评奖程序和作品质量三问鲁奖。阿来回忆，尽管事后有人和我电话沟通，但我对这次评奖依然保留原来的态度。
拒绝妖魔化和浪漫化
过去的藏族人民对自己的书写是严重缺乏的，主要由外部书写实现。我查到了最早的源头，大概是在元代。关于西藏，元代有两种书写。2015年4月26日上午，受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邀请，阿来在广东省顺德北清晖园举行题为民族身份与文学想象的讲座。在讲台上，阿来说，据他考证，当时罗马教廷派两个传教士到中国宣传教义，回去写了一本《蒙古行记》，大部分都写得很真切。他们虽然写到了西藏，但据我后来对路线的考察，他们其实没到西藏，他们的西藏书写是基于传说写的。我背过原句：请不要以为那些人会为他们父母的死去而感到悲伤，他们马上会因为家里有人死亡而进行一场狂欢。为什么是一场狂欢？因为他们会邀请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把刚刚死去的人吃掉。这大概是西方人第一次关于西藏的书写。
没有多少年，马可波罗来了。据阿来考察，他其实也没有到过西藏，但《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有关于青藏高原族群的事迹。他说，只要陌生人去当地人家投宿，酒饭招待不算，风情万千的女人们一定会带如花似玉的处女给客人享用，如果他们喜欢，还可以带走。
从这两本关于西藏的书写，阿来看出两种趋向：一种妖魔化，一种浪漫化。阿来认为，在整个对西藏的文学书写当中，长期以来存在两种遮蔽。一种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遮蔽，一种是强大文化对弱小文化、弱小民族的遮蔽。前者阿来称自己没有发言权，后者他引用了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理论来阐释。东方主义的一大特征，是把他者描绘成异域。敌意、危险、邪恶、野蛮，这样一组词构成了关于异域的想象，但是它实际上叫敌视。另外一组词才叫异域纱幕、宫廷、美食、美女，但这些都必须供给外来人无限地享受。从古到今，关于远方的书写，可能一直就是这样的状况。
阿来出生在大渡河上游一个偏僻的藏族村寨。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使他名满天下，他以西藏历史文化题材见长，日后出版的《空山》《格萨尔王》均受到读者追捧。阿来站在熟悉的故乡大地上，自觉开始了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是西方人看东方，东方人看东方也会有同样的问题。阿来说，这次参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活动，他随手就带一本名叫《消失的地平线》的书。《消失的地平线》是由詹姆斯希尔顿著作的小说，主要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四名西方人闯入了神秘的中国藏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这部书发现了一个西方乃至世界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阿来重读这本书，想以此了解西方人对藏文化的叙述策略。
在阿来看来，如何消解对藏地妖魔化和浪漫化的书写，是他作为作家的价值之一，我可能给不出答案，但我要通过走访相关的国家，到那些有宗教与种族、与文化冲突的地区或国家看看，我愿意去冲突的现场和底层，了解那里百姓的日常生活。藏族经验，汉语写作，将藏族语言优秀基因导入汉语及其文化。阿来说，这可能就是他的文化使命。
2015年6月2日下午，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到成都访问。6月1日晚得知巴基斯坦作家要来，阿来一晚都在想：我接触过什么样的巴基斯坦文学？一番搜索之后，原来中文世界里，并没有太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介绍。阿来感叹：我读过的关于巴基斯坦的文学作品，其实都不是巴基斯坦本土作家写的。阿来说，他刚好有计划要访问巴基斯坦，带着文学家的目光去发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魅?力。
[ 对话 ]重新发现本土
写过的作品，不会再去改动
笔者：你最近在忙什么？
阿来：3天前刚从甘孜回成都。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发呆，拍植物，拍到了过去没拍到的三种植物。西藏的植物容易凋谢，错过了季节，就错过了花开的精彩。
最近确实在创作新作品，不过是两部作品同时进行。一个作品是给网站写的思想性随笔，另一部作品是小说，也是有关藏区题材，基本情况暂时不透露，保留点神秘色彩。两种风格不一样的创作相互切换，不会让我那么累。
笔者：《尘埃落定》是你个人写作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你由此走向全国。现在回头看，在创作上，你觉得它还有什么缺憾?吗？
阿来：没有。我写完一个作品，从不修改。它已完成自己的生命和使命，是完整的有机体，我不会再去改动它。《尘埃落定》当年的出版，遭遇波折，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
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笔者：在写《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时收集材料，你一般都会收集哪些方面的资料？会请教有关专家吗？
阿来：各类地方史料，包括地方志和各种档案；也去民间采风，接触各类人物。我会按专门领域收集资料。写《格萨尔王》这部作品，我准备了三年，包括大量的案头工作，阅读超过两百本书籍，包括史料与口头传说，并采访几十个民间艺人。创作应先把事情来龙去脉搞清，不然写作是一个令人无趣的事情。
我不一定找专家，专家最好的成果，就是他们的代表作了，我去看他们的书就可以了。向他们直接请教，因时间和情形所限，专家可能不在状态，所获不一定令人满意。
创造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身份
笔者：你对拉美文学也很了解，从中你学到了什么？
阿来：在我看来，要想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我们要具有重新发现本土的精神，也就是说要必须站到一定的高度去，超越前面作品早就有的框架。提到魔幻现实主义，大家都知道马尔克斯，因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最大成就不在于写了《百年孤独》，而是在于他让拉丁美洲文学，开始摆脱其他地区文学框架，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本土气质。他们以前的状态就是模仿其他国家，别人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跟我们现在作家的状态非常像，走不出来，永远都围绕老套路转。西班牙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越写越烂。怎么反抗西班牙文化的遮蔽？唯一方法是创造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身份。
拉丁美洲的作家在印第安文明里发现了文化的源头。印第安文明是蒙昧时代的产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地狱、有天堂，有神界、有人界。后来，胡安鲁尔福写出了《佩德罗巴拉莫》，一个人鬼交融的故事。马尔克斯那时候还在做笔者，住在一间小破楼里。他回忆说，有一天，朋友带来一本薄薄的书扔在桌上，说：看看吧，一个新世界开始了。 然后魔幻现实主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墨西哥首先出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向超现实主义的转型，然后出现了福恩斯特、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略萨、博尔赫斯。我们称其为拉美文学爆炸。这就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尔克斯并不承认魔幻现实主义，他认为这就是拉美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不过是西方对他们的命名。
笔者：现在推动你写作的动力真的和开始写作时一样吗？
阿来：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写作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为了寻找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和过去是一样的。现在一切都拿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职业价值。在文学上，说你成功，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获奖，一个是赚钱。但这都不是文学的本体与本质。我拿过茅盾文学奖，书也卖得不错。在这个层面上，我不像过去那么看重外在的成功。现在我更加重视对文学本体性的追求，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是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看重的东西。文学家应该是为创新与探索而生的，而不是为版税与获奖而挣扎。
笔者：你现在经常与国外的文学同行交流，哪次出国交流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来：读他们最好的作品，是最好的了解，吃过鸡蛋，我对下蛋的母鸡没什么兴趣。现在我也成了所谓名人，也会遇到有人说要见我，我就纳闷，我有什么好看的，要了解我，就看我的作品。所以，我对喜欢的作家，也没多大交往的兴趣。现在不像过去，用书信交流，以此维系彼此的关系。而现在要么打电话，要么邮件，过程都很短促，关系点到为止。
笔者：写小说多年，一部好的小说，在你看来，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阿来：一是对小说的艺术本体有不懈的追求，能不断地创新。这个与做商业不同，商业要有模式，有了模式就不断地重复，虽然这个重复中也有创新，但总体是重复的比重更大些。但文学艺术永远是被创新驱动而拒绝重复的。二是题材要有很深的拓展和挖掘。作者需要对复杂人生，对当下社会，对错综历史有深刻体验与了解，要有直面和表达社会问题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只面对微妙而敏感的政治风险，还有变化多端的商业风险。
对理所当然的事情学会反抗
笔者：你满意自己目前的创作节奏吗？
阿来：满意。阅读、写作、出游，这是我的生活三重奏。我不是高产的作家。从《科幻世界》辞职后，我就下决心把精力投入文学创作。我关注的目光依然落在青藏高原上。青藏高原，在文学意义上，没有真正地被彻底书写过。
笔者：去年鲁奖评选，你被读者看好的作品《瞻对》落选。事隔多日，你怎么评价？
阿来：他们也和我沟通过，但事情已经过去了，又能怎么办，不可能让人家再评一次。过去我们对文学评奖报以很大期待，以为这是一片圣土，他们在褒奖有勇气有良心的文学创作行为，但现在看来，在社会存在腐败的情况下，文学评奖，也不可避免。
笔者：现代性是整个人类不可避免的普遍命运，你曾说，对于它，我们除了接受毫无办法，那作家何为？
阿来：有时我们对现代性有一种不正确的追求，而路径选择的错误曾经让我们付出了一些过于惨重的代价，我的书写总是意图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进行反抗。中国作家，当然要书写中国故事。中国故事里一定包含对中国问题的探究，对中国问题的焦虑，对中国问题的追寻，对中国问题的解剖，但不一定是答案，作家不是答案提供者，但至少我们要呈现真相。
至少，我们作家应该保持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归结到我自己的写作，我想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在今天，中国人不得不问自己什么是国家。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并没有认真准备好说说多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想今天还没有人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会再去寻找。如果我们只是依托后殖民理论来认识国家和民族问题，在中国我们可能会得到恰恰相反的效果，更何况这个理论本身也是阶段性的，在西方它也在不断被反思和修正。
阿来，著名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使他名满天下。他以西藏历史文化题材见长，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非虚构历史作品《瞻对》 ，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等。阿来曾在《科幻世界》工作，由编辑到社长兼总编辑，《科幻世界》在他的带领下，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王跃文：心有不忍
因《国画》他声名大著， 因《大清相国》他被热议， 他痛恨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标签，他最看重的是自己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的《漫水》那样的乡村叙事小说，以及同年出版的爱情小说《爱历元年》。他总是有所保留地面对鲜花和掌声。这个自言很守规矩的人说：野兽见得很多，我却不愿意在作品中直接描写，因为心有不忍。
诗歌是大雅，小说是大俗，今天是大俗向大雅致敬。2015年1月11日下午三点半，在长沙一间古雅的茶楼里，被掌声推上发言席的王跃文一如既往地低调而幽默。言毕，他向台下弯腰。致敬的对象是王跃文的大学同班同学。为出席同学的古体诗新书发布会，王跃文特地从2015年北京图书订货会赶回长沙。在那里，他是书商和读者的宠儿。1月8日，他收到了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的一句评论，喜悦满怀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相比，我更喜欢王跃文的《爱历元年》。
2014年，值得王跃文喜悦。此年,他因作品《漫水》获得鲁迅文学奖，他出版了被读者热捧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被王岐山推荐的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仍在持续热销
这个被书商冠以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作家，确因官场小说《国画》被国人熟悉而得大名，但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直言他非常讨厌官场小说这个标签，我把官场文学四个字，看成是外界硬贴在我背上的狗皮膏药，我撕了多年都没有撕下来。
让王跃文郁闷的不只这个。最不靠谱的是百度词条。百度词条上关于王跃文的内容太多错误和不确，我提供了修改文字过去，却被认定为资料来源不可靠，不予采用。王跃文感叹，我不知道世上还有谁比我更清楚王跃文是谁。
面对公众盛赞《大清相国》之于当前反腐的价值，他一再强调：我只是个写小说的。
无病呻吟，却有大痛
签名售书这事儿，我基本上是一只猴，出版社是那牵猴的人。王跃文随和地在微信上自嘲。为2014年新作《爱历元年》签售，王跃文不记得自己跑过多少个城市。不过，他甘心为这本自己至今最为满意的作品四处奔走。《爱历元年》通过描摹一对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回望中国人过去30年间的精神走向、情感形态。新年伊始，他应读者要求蹲在出版社仓库签了一万多册书。不期然，他的签名书在网上被热炒，每本书的售价被抬到150元。对此，王跃文颇感无奈。
《爱历元年》从动笔到收尾，王跃文共花了七年，这期间更多时间不是用来写，而是在思考。当社会被种种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狂奔的时候，我愿意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来看看那些狂奔的人都丢失了什么。
他总结这部小说是无病呻吟，却有大痛。无病之病，是为大病。我们从身体到心理，从精神到灵魂，是不是有病？我们还会不会懂得痛？我想同读者朋友们一起喊一声痛，一起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这部小说会叫人感觉到疼痛，却又有温暖，有爱和救赎。
《爱历元年》之火，让读者诧异王跃文转型之快。在1999年出版《国画》，一炮走红后，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帽子就扣在他头上。其后相继出版的《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等长篇小说及电视剧剧本《龙票》，其实并没有局限在官场小说领域。作家的写作兴趣时刻变化，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就是写乡村。我过去从未因为写作失眠，2012年底却因写完中篇小说《漫水》而通宵睡不着。我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知道自己写了一部非常好的小说。
我只写过九部长篇小说，二十几部（篇）中短篇小说。王跃文在微博上说，但是，别人替我写了两百多部长篇小说。难怪，常有读者在网上说我的小说写得不好。东北某大学一位教授在论文里先充分肯定了我的创作，然后指出几点不足，举例全是别人替我写的小说。王跃文在一次文学讲座时调侃说，你们看了署名王跃文的小说，写得好的就是我的，写得不好的就是冒名的。
这个出生于湖南溆浦的农家子弟，自小对书有着天然的兴趣。我在大哥的床头发现一套连封面都不完整的《红楼梦》。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读不通那套竖排的繁体字书，就半认半猜地看。有意思的是，看到书中女孩子用的人称也是他，我颇为不解。这是他碰到的人生第一本文学名著。
文学，尤其是官场文学让他爆得大名，但亦给他带来不祥。《国画》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给我带来最大名声的小说，同时也是给我生活造成巨大困扰的小说。我离开政府机关成为职业作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部小说的出版及走红，但放在桌面上说任何人都不会承认这个原因。
他没有影射谁，但似乎又有人觉得受伤了。初入官场时，母亲告诫他紧闭言、慢开口，王跃文说他理解，但没有听进去。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母亲不愿意看到父亲的命运又降临在儿子头上。王跃文告诉笔者：不久前，我在某刊上读到有人为反右辩护的文章，我欲唾其面。目前至少从网络上看，人们对诸多问题的认识很纷乱。我讨厌在网络上划成分的做法，这是文化大革命遗风。为此，我公开在微博上表示，我的眼里无所谓左派或右派，只有正派和不正派；也无所谓公知或母知，只有良知和无知。我讨厌任何政治标签的命名，惟愿秉承良知，正派做人做事。
我只谈文学，不谈其他
我应邀到山西晋城市、阳城县讲学。鉴于我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阳城县政府授予我荣誉市民称号。我也算阳城人了，欢迎朋友们到我的家乡做客，游览三晋名胜皇城相府！2014年9月12日，王跃文在他的微博上写道。9月11日，王跃文重访山西皇城相府景区。皇城相府是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主人公、康熙帝师陈廷敬的故居。
早在2006年，王跃文就曾到皇城相府对陈氏家族，特别是陈廷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下了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多年后重游皇城相府，王跃文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大清相国》搬上银幕踩点。
陈廷敬入仕53年，历任康熙帝师，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晚年任《康熙字典》总修官。在王跃文眼里，陈廷敬除秉承中国正统儒家文化，为官讲究忠义、仁爱、清廉，才能卓越之外，身上还有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实干而低调。自古清官多酷，他是个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他是个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他是个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他是个德官，却不乏铁腕。
2013年，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向下属推荐阅读《大清相国》。该书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等书一样，成为领导人荐书的热门书目，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把《大清相国》列为读书活动推荐书籍。
仅2014年，王跃文就接到了十多次邀请，先后去过黑龙江、山西、广东、四川等省作报告。王跃文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假如是图书馆举办的讲座，互动环节听众提问相当踊跃；而党政机关举办的讲座，一般是没有人提问的。后来，我去党政机关讲座，干脆建议他们不设互动环节。
至于讲什么，王跃文说，我只从《大清相国》小说讲起。我做的是文学讲座，听者各有所获。爱好文学的听的是文学，爱好历史的听的是史学，公务员们可以听成是廉政讲座。我只谈文学，不谈其他。
王跃文告诉笔者：我固然知道，现代社会靠的是制度和法律，陈廷敬在反腐治贪中也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但陈廷敬身上清正廉洁、勤勉为政的品质是哪个时代都需要的。
王跃文称，经常听到一些官员抱怨大环境不好身不由己。他说：古语有云：移风易俗，每世一变。意思是说，大约每30年，整个社会的风气、时局就会发生大变化。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正义、公平、民主等大道都不会变。
好玩的人，必是元气丰沛
米卢虽廉颇已老，仍是中国球迷的偶像。今天同老先生共进晚餐，引来观者如堵。2014年7月4日，王跃文在巴西发出这样一条微博。
足球，是王跃文业余最专业的爱好。2014年夏天，他受某门户网站的邀请去巴西看球。他一边自谦不懂球，一边辩白：世界上真有懂球的人吗？
在世界杯开幕式那天，王跃文在山西某大学作有关《大清相国》的演讲。在晚饭时王跃文信誓旦旦地说，熬不了夜，不凑热闹。可是回到房间，仍惦记着那场盛事，便定了凌晨三点的闹铃。我偏是个心里装不得事的人，又有长年失眠的宿疾，躺在床上一分钟都没睡着。不如起床打开电脑刷屏。熬到三点钟左右去开电视，却怎么也没办法让电视屏幕亮起来。打电话给酒店总台，回答说：师傅已经下班，明天九点后才有人来看。我想，明天九点我已在赶飞机的路上了。
王跃文说他在家是不看电视的，酒店的电视也很少开。按遍遥控器上所有的键，电视机都黑着脸不理人。看着时间分秒消逝，他急得满头大汗。像困兽似的闹腾了半个小时，终于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电视机的电源插头被人拔掉了！
王跃文抱着好玩的心态，与足球周旋。有人问他：如果你可以为足球增加或修改一条规则，你会怎么做？王跃文郑重回答：我提议减小门框的尺寸。我们看过很多遗憾的一脚，眼看着要进的球偏偏射在门柱上。我每每恨恨地想，那么大的球门射不准，那么小的柱子怎么射得那么准呢？
网络上，这个在朋友眼里是球盲的人也不忘笑谈足球：阿根廷为什么足球那么发达？中国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7000名注册球员。阿根廷有54万注册球员，每25个成年男子当中就有一个。他继续阔论，阿根廷的气候非常适合踢球，不冷不热。但是有时候注意到足球掩盖了一些东西，这次世界杯南非同一时区的地区非常担心雇员看球的问题影响工作。我在网上查了下，我个人书籍的销量在世界杯期间下降了三分之一。
王跃文常年生活在长沙，他已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大牌，朋友之约，他尽量捧场。在同班同学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位慕名而来的读者，拿着发布会上领到的书，央求王跃文签名。不好吧，这不是我的书。好脾气的王跃文最后还是抵不住对方的恳求，认真地在书后签下他的名字。
王跃文充分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调性与脾气。长沙这地方，就是一座快乐大本营。电视节目还有时间段，生活却是竟夜永昼没有间断。有许多人，天南地北，五湖四海，飞到长沙，没别的事儿，就是来玩。长沙人虽说玩性大，玩的口味也很刁。不好好侍候着，还不跟你玩。长沙的娱乐业花样百出潮流不断，都因长沙多的是兴会无穷的刁钻玩家。在王跃文看来，好玩的人，必是元气丰沛；好玩的城市，必是生机勃勃。
有限度地描写着生活的不堪
有一年早稻秧苗刚长得三四寸，天气骤变寒风呼啸，我们生产队男女劳力扯起棉被围住秧田，田埂上还放了许多火盆。那时的人命贱，社员们通宵站在冷得刺骨的泥水里，居然没有人冻死。村上人如今谈起这事，说：当时的人蠢得像猪，上面喊做什么就做什么！2014年9月25日22点，王跃文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立时跟帖无数。
真搞阶级斗争了，灾难不降到你头上，也会降到你亲人或朋友头上；今天不降到你头上，也许明天就会降到你头上。王跃文的感受是深刻的，我没出生的时候，父亲是个干部，等我出生父亲已是农民了。父亲说了几句真话，提了几句意见，就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父亲不是个一般的农民，他是个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农民。父亲是右派，从小给我很大的心灵创伤。
小时一旦和小伙伴吵架了，王跃文就怕人家骂他右派儿子。别人学他父亲被绑着跪在台上的样子，王跃文感到很屈辱。那时王跃文总跟着母亲去生产队开大会（地富反坏右没有资格参加），多次开会回家，推开父亲的房门，总能看见里面浓烟滚滚，父亲的脚边丢着一大堆烟屁股。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父亲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他内心该多么痛苦！他被打成右派，年仅24岁。我现在觉得更可怕的是，当时像我父亲这样的人，他会真觉得自己有罪。
王跃文说他从来不崇拜任何人，但崇拜他的母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父亲在大会上挨批斗，母亲当场举手请假。回家取了饭来，冲上台，对跪着的父亲说：毛主席说了，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吃，想自绝于人民？你马上把饭吃了，好好接受群众批斗。干部没有办法，只好叫人为父亲松绑。全场几百人看着父亲跪在台上吃饭。母亲真是个荒诞大师。多年后，每每回想起这件事，王跃文不胜感叹。
荒诞的剧情继续上演。这种卑微的、受压抑的出身，决定了我是个很守规矩的人。但是，人们印象中，我的小说似乎有些离经叛道，我是一个很不守规矩的人。只能说，我守规矩，但有些人不守规矩，我反而成不守规矩的了。王跃文说他从来没有炒过股。最初是因为文件上说了，国家公务员不准炒股。所以，当所有同事都炒股的时候，他没有炒股。后来政策改了，说是不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炒股。这时候，我仍然没有炒股。不是我提为处级干部了，而是我发现炒股根本就不是我该干的事。王跃文跟同事开玩笑说：第一，炒股赚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我不想做猪，所以不炒股；第二，炒股本是投资，但中国股民炒股都是消费，而且是高消费。我消费不起，所以不炒股。
野兽见得很多，我却不愿意在作品中直接描写。因为心有不忍。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指责王跃文把生活写得颜色过重，其实我没有勇气把真实的生活感受完全呈现出来，不是出于世故的怯弱，而是自己心底不能承受。我害怕描写黑暗的过程，也不忍把所见的真实的黑暗告诉读者。有时候，我有限度地描写着生活的不堪，内心却压抑着巨大的痛苦。因为，我知道真相，却不愿意说出?来。
有教授问我为什么喜欢用反讽手法，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就是一门反讽的艺术。但坦率地说，我爱用反讽并非昆德拉教的，而是社会现实教的。我们当下这个社会，
随处可见的是表面庄严神圣之下的庸碌世俗，冠冕堂皇之下的阴暗卑劣，一本正经之下的滑稽可笑。现实如此，作家想不反讽也难，想不荒诞也难！王跃文曾在微博里如此说。
王跃文体会着这种拿捏带来的尴尬。人最可悲的是活得不明不白，最可怕的却又是活得过于明白。后来，我把自己这种体验写进了长篇小说《国画》里。在王跃文看来，活得过于明白同活得不明不白间的矛盾和困扰，也是常见的人生境遇，亦即人生尴尬。社会很复杂，我们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换言之也就会面临始料不及的尴尬。也许，不断把自己的尴尬写进小说，也就是同读者一起体会人生之甘苦。
2015年元旦期间，王跃文回老家，接80岁的父母来长沙。一路好山好水，轻车已过重山。母亲不明白为什么快多了，父亲悬掌比划说：原来走在弓上，现在走在弦上。王跃文很是欣喜父亲的机智，赶忙将这个对话发于微博。这个吃过很多苦、让儿子小时候很怕的老人，晚年得以安心享受儿女的贴心照顾。
如今，走在弦上的，还有王跃文的创作状态，继《爱历元年》之后，他新的一部作品正在创作中。读者眼中王跃文在一步步地自我超越，从类型到质量，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敢吃螃蟹的人。我创作太老实，写作手法老实，对生活的认知也老实。也许，我因为太老实，笔下太过真实，我的小说才会引发争议。
对于创作和生活，王跃文说现在他能做到的是既不自欺，也不装傻，我不激烈，只是平淡平和地用小说讲故事；我也不会莽撞，知道世界变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每个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用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共同改变世界吧。
［对话］尴尬应是人的宿命
同生活本身相比，作家的想象力永远是有限的
笔者：你的《国画》《梅次故事》等小说，不同于张平、周梅森的官场作品中有反腐败的英雄，更没有拉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帷幕。你对写实，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与审美理解？
王跃文：我的这些小说，不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写的都是生活的日常状态，写的都是鸡零狗碎、鸡毛蒜皮，实在无关宏旨。我不习惯故意构筑宏大叙事场面，不习惯把故事讲得离奇曲折，也不习惯故作高深之语，更不习惯虚构不存在的所谓英雄。我注重写生活的日常状态，因为这些才是生活的真相，才接近生活的本质。但这些琐碎的、庸常的生活故事，如果不是通过小说细致地描绘出来，它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不堂而皇之，上不得台面，风雅颂都沾不了边。面对这样的生活，我们在现实中没有心思谈论，因为它是无趣的、无聊的。可是，我为什么会很执著地写这些呢？因为正是这些无聊无趣的故事，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它消磨着我们的人生，它让我们变得委琐、卑下，它让我们头颅下垂、膝盖弯曲。我尽管胸有沟壑万千，但我写作是从容的、冷静的。我的小说之所以流行，也许是让人们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真相。虽然，文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说出真相。如果要说写实，我这么处理生活就是我所理解的写实。
笔者：你曾说如果要硬规定一个官场文学第一人的话，那我认为是司马迁。你理想中的官场文学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王跃文：我被贴上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呼，我就调侃说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是司马迁。鲁迅先生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是史学评价，后一句是文学评价。鲁迅先生这两句话非常精当。显然，《史记》主要写的是官场，而且运用了大量文学手法，完全可以当文学作品阅读。这不是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吗？我没有理想中的官场文学，因为我根本不赞同用题材给小说命名。如果非得如此不可，那么《红楼梦》是青春小说，《金瓶梅》是小三小说，《悲惨世界》是犯罪小说，《战争与和平》是军事小说，《老人与海》是渔业小说，《乱世佳人》是女性小说，《伊豆的舞女》是宣传日本温泉的旅游小说。这不非常荒唐吗？
笔者：你觉得，一个真正的官场老手，会怎么看待官场小说中的所谓官场套路？
王跃文：我没有就自己的小说采访过官场老手。但是，很多官场中人看了我的小说，都说写得真是那么回事。我没有刻意在小说中写所谓官场套路，而是真实地描写现实官场的生态，反映官场中人的人生际遇、人格裂变及人性悲剧。我写的是隐形状态的真实官场，而非显性状态的虚假官场。显性状态的官场在会议上，在文件上，在报纸上，在电视上，但往往是虚假的。不正常的官场才是如此。既然说官场，肯定就是不正常的。翻开汉语词典看看，官场本来就是个贬义词。但是，我相信时间会改变一切，我们等待官场的变化吧。当官场不再被称为官场，国家就好了。相信有那么一天，中国人会很平和地说到政府、国家，而不再使用官场这个词。
笔者：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官场的批评，受制于很多因素，而在小说中，腾挪的尺度显然大得多，你如何把握这种尺度？
王跃文：我的观察和体会恰恰相反。文学作品所揭示的消极腐败现象，远远赶不上被媒体报道过的真实故事。试想，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中写到的故事，有这两年媒体报道的那么惊心动魄？媒体报道的尺度也是有限的，但文学作品连这种有限报道的故事都没有涉及过。文学作品之所以对此稍有涉及就面临种种指责或限制，只因其生动形象而令人印象深刻。
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同生活去比复杂、比惊奇、比厚黑。同生活本身相比，作家的想象力永远是有限的。但是，为什么仍然需要文学呢？为什么文学仍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因为人类需要通过文学进行思考。
笔者：你曾说对写官场小说早没有兴趣了，是因为自己被掏空了，还是因为别的？
王跃文：作家的写作兴趣时刻变化，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目前最感兴趣的是写乡村。我过去从未因为写作失眠，2012年底却因写完中篇小说《漫水》而通宵睡不着。我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知道自己写了一部非常好的小说。
笔者：写了这么多官场小说，你最想告诉给读者的东西是什?么？
王跃文：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非得说的话，我想告诉读者，我们的生活本来可以变得更好的。
不是官场权术，而是政治智慧
笔者：《大清相国》更是被王岐山多次推荐。你受邀出去给公务员讲课，书里和课堂上的说话尺度是不一样的，课堂上，你有没有给自己设限？
王跃文：我去年受邀作了十多场讲座，但我只从《大清相国》小说讲起。我作的是文学讲座，听者各有所获。爱好文学的听的是文学，爱好历史的听的是史学，公务员们可以听成是廉政讲座。我只谈文学，不谈其他。
笔者：你在《大清相国》关于清代灾害管理的过程通过生动的典型来描述，这种历史细节的真实，你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料收集与钻研吧？
王跃文：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一位前司长读了《大清相国》，对小说中有关当时中央机关运转机制的细致描写非常赞赏，特别是对陈廷敬关于改进救灾办法的建议十分肯定。他说，事实上目前中国大灾来临时的处置办法同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我写《大清相国》时，读了大量史料。谈不上研究，了解些史实和常识而已。
笔者：这种类似历史细节，请教过相关专家了吗？
王跃文：我没有请教专家，只是看了大量正史、野史。可以说，清顺治、康熙两朝七十九年间发生的大事，我一天一天看过。《大清相国》里写到的每个故事，都是在历史上有原型的。比如，我写康熙南巡去杭州，有随行官员私自买下江南女子，也有当地官员给朝廷随员送美女。这都是有史料记载的。康熙第五次南巡时，两江总督阿山就给康熙皇帝送了两个美女，皇帝斥责道：阿山何意？当朕何人邪？
笔者：在《大清相国》陈廷敬身上，寄托你对官吏的理想形象清正廉洁、勤勉实干、宅心仁厚、精明铁腕？
王跃文：我在《大清相国》里写了陈廷敬的成长，他年轻时遇事不能忍，常常把自己逼入困境。生活磨炼了他，慢慢教他学会忍耐、等待、迂回。我写陈廷敬的等、忍、稳、狠、隐，不是官场权术，而是政治智慧。
乡村中国是最大的中国现实
笔者：你为何对法国文学情有独钟？中国文学缺乏浪漫品质吗？
王跃文：我说自己喜欢法国文学，同浪漫没什么关系，而是喜欢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我对法国文学并没有全面的了解。不论文学思潮如何流变，我始终认为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正途，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客观冷静的观察和认识。对于社会的进步，批评比歌颂更有意义。当然，对于文学作品，不论持批评或歌颂姿态，都不能简单化。
笔者：你幼时对古希腊神话十分热衷，你认为人的信仰与敬畏，除了宗教形式外，还有其他来源吗？
王跃文：一个民族，没有深入文化骨髓的宗教精神，确实是件很遗憾的事。但是，哪怕没有正式的宗教，良好的民间风俗、民众信奉的迷信，或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泛神观念，都对人的信仰与敬畏之心有帮助。可惜的是过去几十年的政治与教育，中国民间好的风尚基本上被摧毁了。中国人变得所谓的大无畏，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急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民众不能再无所畏惧?了。
笔者：你曾说过：书太好卖，我越来越焦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畅销的小说都是通俗读物。所以，我很想写一本不畅销的小说。或许，那将是更好的书？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
王跃文：这几句话，大可以当作调侃。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替小说的通俗性说话。有些人把小说理解得太高深，一味地否认小说的通俗性。我不以为然。也有人蔑视中国文学传统，认为中国小说只会讲故事，甚至无知地认为西方小说是不讲故事的。这违背基本的常识。中国小说有良好的讲故事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的优长。小说好读，这不是过错。我坚持要把小说写得好读，对所谓制造阅读障碍的说法深以为无聊。难道作家必须与读者为敌吗？难道读者都是被虐狂吗？
笔者：不畅销，才证明是更好的书？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不畅销的书才是更好的书，这里说的是反话。我的常识里，除了个别情况，文学经典都是畅销的。中国的古典文学里面，《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不是畅销书？这些经典必定会畅销到人类消亡那?天。
笔者：你谈到，《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这种中年危机到底该如何化解？
王跃文：是的，我最初的写作意图就是如此。但是，小说写到最后，成了一部爱与宽容之书。这也许同我自己的年龄有关，也许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有关。人生必须有爱，生活才有希望。当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人们的情感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迷离与混乱，需要正视与化解。《爱历元年》试图正视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困境，寻找救赎之路。理解、宽容、坚守、回归，都是化解所谓中年危机的路径。
笔者：你曾说：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作家只有把乡村写好了，文学的使命才能完成。为什么这么说？
王跃文：中国乡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最大的中国现实；况且，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好的场域，那里的人们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气神。我这么说自然也是有些情绪化的，原因在于目前不管是文学、艺术或新闻，更多的是在关注城市、关注商业、关注汹涌的人间欲望，如此广大的乡村和众多的乡下人成了社会关注的暗角。乡村快被遗忘了。
旧的尴尬去了，新的尴尬又来
笔者：很多人喜欢看官场小说，但对权力的危害和对权力的警醒，却没有足够的兴趣去了解，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跃文：我不能确认你的观察是否有道理，因为我没有深入到读者中去做田野调查。我仅就个别情况下的了解，知道一般读者看了我《国画》之类的小说，都会增加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多少让自己变得清醒些。很多大学老师会在学生毕业前推荐学生看我的小说，为的是让学生对即将踏入的社会有真实的了解。
笔者：你曾说年轻时崇拜鲁迅，现在对鲁迅和当初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王跃文：我特别崇敬鲁迅先生，为其文，更为其人。我不光年轻时崇拜鲁迅，越到年长越体会到鲁迅先生的可贵。目前中国作家特别需要鲁迅先生的敏锐、深刻和坚忍。我喜爱周作人，特就他的文章和性情而言。
笔者：对于周家兄弟，你从少年时对鲁迅的崇拜，逐渐到对周作人的亲近，为什么会这样？
王跃文：我崇拜鲁迅在前，亲近周作人在后，仅仅是阅读时间的先后，并不意味着审美发生了变化，更不意味着周氏兄弟在我的审美中不能兼容。年轻时我们只可能读到鲁迅，周作人的文章是读不到的。周作人的文章之好，我们完全可以超越具体的背景去欣?赏。
笔者：你认为他们兄弟二人在人格上是否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你如何解读？
王跃文：我认为，年轻时他俩是一致的。年轻的周作人也有过为新文化运动鼓与呼的热血时期，但从力量与深刻而言，从对中华民族反省的深度而言，鲁迅的伟大是无可比拟的。
笔者：我早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为听惯了太多的谎言。我曾试着相信自己的眼睛，结果往往看到虚伪和欺骗。现在我只好相信自己的良心了。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也欺骗了自己呢？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写小说了。你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还坚持吗？
王跃文：俗话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已年过半百，懂事以来认真说过的话都不会改变。我不会轻信某些堂皇的宣言与鼓吹，我学会了看真相和本质。
王跃文，著名作家。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代表作品有《爱历元年》《大清相国》《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亡魂鸟》等。因为长篇小说《国画》轰动文坛，被赞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2014年8月，其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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