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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地球这个星球上，有一个中国，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地方叫成都，这里有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追寻的一个名字沙依诺夫
★我相信，这本书中所描写的这些人命运的故事，任何人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安德烈杰尼索夫（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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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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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成都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寻找沙依诺夫》同名纪实文学。本书围绕一位生于19世纪末的俄罗斯鞑靼人沙依诺夫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传奇的一生，以及受他影响的一群成都人的故事。全书收集了大量素材，包含了沙依诺夫自传手稿的中译本、成都俄语爱好者群几位典型成员与沙依诺夫的交往故事、万里寻亲团远赴俄罗斯的寻根之旅、七中学生怀念沙依诺夫老师的文章等。书稿涉及的虽然都是小人物，但以沙依诺夫为代表的个人经历，反映了中俄百年来的历史，涉及一战、二战、俄国内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和俄罗斯的民间交往历程。《寻找沙依诺夫》纪录片策划、本书编者、故事主角之一的刘勇称：沙依诺夫的一生，是小人物的命运在大时代的矛盾冲突中挣扎求生的过程，折射出普通人善良、坚韧、悲悯、勇敢的人性光辉，体现了和平、友爱、融合、建设的时代主题。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读完此书后感叹：我相信，这本书中所描写的这些人命运的故事，任何人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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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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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主编毕业于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成都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四川教育学院外事学院客座教授，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外语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讲师。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四川省、成都市广电局等颁发的近二十项奖项。中广学会全国城市电视台新闻委员会二十年特别贡献奖、二十年全国新闻交换突出贡献奖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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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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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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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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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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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奇：
一个名叫沙依诺夫的成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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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依诺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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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 4
教师 11
厌战 16
逃离 26
生计 40
成家 57
抗战 59
校园里 71
会俄语的三轮车工人白美鉴 82
大家都叫他沙洋人 84
一台录音机 88
沙洋人有个大家庭 89
中国妻子蓝笑梅 91
大女儿沙玛莉 94
老三届学生罗德琼 97
刘勇记忆中的夏天 99
俄语班来了个高龄学员 102
学霸村姑钟雪茹 105
走进荧屏的三轮车夫 106
第一次亲密接触 109
白美鉴的信 111
古力奇 115
飞机工程师瓦洛佳 117
俄罗斯的川妹子 118
围棋冠军铁木尔 121
亲爱的安德烈，你在哪里？ 123
托利亚独特的家史 127
沙黛玉 129
孤独的凝视 133
街道干部高德文 137
俄罗斯笔友 138
一、手稿诞生记
百年传奇浮出水面 143
手稿前五十六页遗失 145
团队合作，翻译手稿 147
翻译中的难点和疑点 149
二、众人谈手稿
他是一个将来时的人 151
向往寻常生活 155
这不仅是日记，更是文学佳作 156
一朵美丽的浪花 158
我们都在寻找一些东西 159
爷爷有一颗充满了爱的心 160
一、寻找一抔黑土
遗愿与作业 162
万里寻亲团 163
在奥伦堡 165
一抔黑土，魂兮归兮 172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寻亲团成员 174
二、印象美丽的俄罗斯
沙依诺夫曾外孙的记述 178
寻访俄罗斯 180
热情的俄罗斯民众 188
柳芭与巴维尔的传神爱情 189
附录一：沙依诺夫的人生经历 192
附录二：成都七中学生回忆沙依诺夫老师 202
附录三：多少话留在心上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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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抔黑土：
寻找沙依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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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成都有一个俄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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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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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泛黄的百年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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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寻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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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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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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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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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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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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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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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给读者揭示并讲述了艾哈迈德侯赛因诺维奇沙依诺夫的一生。他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普通人，后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第二故乡。
艾哈迈德沙依诺夫高寿的一生是和20世纪俄罗斯以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悲壮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内战和抗日战争。
已是成年人的艾哈迈德沙依诺夫在命运洪流的推动下来到了中国成都。在这里他获得家庭幸福，喜迎儿子和女儿的降生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公民。长期远离俄罗斯并没让沙依诺夫忘记自己的根，忘记自己的母语和俄罗斯文化，他在成都建了俄罗斯庭院，在中国的心脏地带四川省开创和奠定了系统学习俄语的基础实践。
作为一个曾经的乡村教师，后来又在成都的中学和大学教授俄语的艾哈迈德沙依诺夫培养出了整整一代未来的政府官员、文化和教育工作者。四川大学是当今得到公认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之一，其中也有艾哈迈德沙依诺夫的功劳。
这里要特别感谢刘勇、孙丹年和宋立新（）等专家教授，没有他们，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缘于众人的付出我们才能够拜读到艾侯沙依诺夫的日记手稿。我相信，这本书中所描写的这些人命运的故事，任何人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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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尼索夫2016年2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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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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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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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的默默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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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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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有一个不算大的群体。
这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活跃于其中的人，论年纪，包含了耄耋老者，精明强干的中青年。论职业，从街头的三轮车夫到大学教授，从基层公务员到各行业的栋梁之才。论国籍，有中国人，也有俄罗斯人。他们从事共同的追求，不炫耀，不张扬，不求回报，却一干二十余年，无怨无悔。
他们孜孜不绝追求的，究竟是什么？一个又一个故事，虽然算不了多大的事儿却牵扯着我们的心跳、让我们咀嚼不止，因为它正好激活了时时在我们脑子里蹦跳着的现代人都应当具备的
人的精神。
第一个故事把时间拉回到一战开始的年代。一个在俄罗斯边远地区教书的年轻人沙依诺夫被征召入伍。他糊里糊涂地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潮中。这狂潮把他东抛西掷，竟莫明其妙地把他抛到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民国时期的中国。听天由命，从东北到上海，由武汉而重庆，最后落足于成都，在七中当了数年的俄语教师。这个被命运抛到成都这个古城的俄国人能不能同这里的人们融洽相处，平静安详地度过一生呢？
第二个故事里，在成都街头，一个被生活压得憔悴不堪的三轮车夫用自己学过的不多的俄语同这个俄罗斯人进行了一次简单的交谈。惊喜不已的俄语教师终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融入当地人生活的窗口。两个国籍不同年纪迥异的人很快就成了朋友，频频来往，逐渐地越来越深入地了解着对方。这个三轮车夫不但得到一个尽心尽力教他的教师，而且在为人处事上，在看待人生境遇上，他是不是会引发更多的思索，从而逐步迈入另一个境界呢？
接着，在第三个、第四个故事里，有更多的中国人和更多的俄国人，像雨点一般渗入到这个小小的群体里，一起来探究由沙依诺夫引发的种种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有在成都各行各业工作的青年人和中年人，有中国的教授，也有俄国的教授，有在俄国读书的中国青年，也有到中国求学、求职的俄国青年。他们在追踪沙依诺夫事件的过去与现在，也自然而然地思考着它带给人们的种种启示。于是，事情发生了奇妙的深化与拓展。一战老兵的故事成为它的骨架，渗透于其中的是更深层次的思考。人们在二十多年的追索中，是不是也在让浸润开来的思路呼唤着人文精神的宏扬呢？
是的，人生是艰难的。虽说人生短促，转眼就可能过去。但这不算长的时日，总会给人们留下味之无穷的咀嚼。无数前人留下的思考，正在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更深的思虑。人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才可能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但是，在这个坡坡坎坎的历程中，我们如何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灵台的清明，经得起风风雨雨，才能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我们如何与人相处，才能变得从容睿智，值得信赖？简而言之，我们是不是要求得在人文精神上的升华，为每一个独立的心灵获取深厚的文化底蕴？
沙依诺夫到中国后，虽然前途难料，但他总是以积极的态度，务实而乐观地应对。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个时期，他都坚定地申请中国国籍，也都得到了友好的回应。他在成都一住数十年，抱着此心安处即故乡的态度，同家人，与同事，与学生，同一切愿意与他交往的人，和善相处。中国人民，特别是成都人民一直以热情的态度，开放的心态，接纳他，尊重他，使他安详地在九十一岁高龄时才离开人世。今天，一批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还在一起研究有关他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沙依诺夫的悼念，更是他们对自我的一次超越。在二十多年间，他们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工作，也让自己获得了开阔的思维、广泛的见识。他们在感悟生活带来的深层内涵时，也不忘和周围的人分享。于是才有了这本书的出现，念及这一切，我不能不向这一小群人表达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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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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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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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沙依诺夫的成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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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依诺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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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依诺夫回忆录中文译稿是从沙依诺夫俄文笔记本第57页开始，第1页至56页遗失，仍在寻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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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
1914年，沙依诺夫从俄国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教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兵上前线，在战壕中与德军对峙。
1
但就在这个晚上，我的眼睛出了问题，我不明白，我的眼睛就像被蒙住一样，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后来来了一个兵把我领过去，大夫给了我一些药，用药以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头一晚我们连的一个少尉要带我去侦察，连长没同意他这么做，连长给他解释说：新兵初来前线，首先必须搞清自己阵地的位置和情况，只有在弄清自己阵地的情况后才去侦察。
后来在一次休整期间，我们连的一个年轻准尉告诉我，当时那个少尉去侦察时带了一位新来的军官一起去，但返回时带着那位新来军官的尸体。少尉详细告诉了连长事发的经过，说新来的军官被德国人打死了，而少尉则瞅准机会将他背了回来。部队在此地停留了几天。那些天我到阵地最前沿只去过两三次。换防后，我们被安排到了一个村子里休整，休息两天以后，我们连队的头头们去勘察了此前废弃的战壕和掩蔽所，以及撤离时的周边地形。那些战壕里满是积水，掩蔽所也全部坍塌。
这一地带地势平坦，不过，遍布致命沼泽。进出战壕的通道因此都是很难行的。我们沿另一条路返回，路也不见得好多少。我紧随其他人之后，机警地环顾四周，一不小心我一脚踩偏，立刻掉进一段废弃的战壕里，陷入齐胸深的泥潭，这段战壕里积满了水。时值深秋，水又冰凉，大伙立刻把我拖出战壕，决定返回村里。当我们步行到宿营的村庄，天空已经是星星闪烁。勤务兵已经在街上升起篝火准备晚饭。我冷得牙齿打战，急忙换了衣服坐到篝火旁，一边取暖一边烤衣服，我想弄不好要大病一场。结果只是虚惊一场，甚至连轻微的伤风感冒都没有。过了两天，我们的少尉说他病了，紧接着就卧床不起。这时，一个上级当官的带着随从经过我们驻地，我们连长陪着他到处走走看看，不经意间走进我们住的农舍。一声口令军官先生们到！按照条例，除了病号以外，我们全都站了起来。和我们连长以及其他人略为摆谈几句后，当官的问道：这个人怎么躺着不站起来？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而在当官的进来后没有站起来立正。要知道，在当官的进来时，在床上睡觉的少尉应该清楚地听见军官先生们到！的口令。听到这个口令，所有人都应该立即起立立正。
我们连长告诉当官的说这位少尉病了。当官的命令立刻把少尉送到部队的野战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当官的离开以后，少尉由一个人陪同送到了部队的野战医院。过了一天，少尉的勤务兵从野战医院回来，收拾好少尉的东西，说病人马上要被送到后方医院，他也随同去了后方他俩都是西伯利亚人。少尉走后，上面来人进行调查，但已见不到他本人，然后在士兵中就出现一些传言，好像他是持有别人的证件当上了少尉。但这件事情是否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团休整六天后，又开拔到另一个地段去换防了。我们全团以急行军速度行进，因为命令要我们尽快和尽早赶去替换先前布防在那儿的那个团。如此急迫地从前线撤换下这个团，在这个时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团变得不可靠了。当天我们就遇见从前线撤换下来休整的一支部队，在队伍中我看见了我过去在步兵预备役105团时的连长。由于不允许停留，我们俩只来得及相互喊了一声保重！行军途中，我们部队只作了两次短暂的休息，时间刚够抽完一支自制的卷烟，又继续急速前行。午夜时分，我们赶到前线。
2
上头严令禁止我们与前线换防的这个步兵团的人说话。理由是要保持安静。实际上我们也无法与那个团的人说上话。因为被换下来的这个团接到命令走一条路，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本来就相互打不了照面。最高领导当然知道，为什么急着让我们走另一条路把他们换下来，所以才严禁我们和他们交谈。进入换防地段后，我们沿战壕派出了明哨和暗哨。夜里我们要去查岗几次。按条例，暗哨是可以不查的。不过，真实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值暗哨的士兵们不顾危险，或打瞌睡，或卷烟抽。所以一定是要查岗的！被换下去的部队撤走后，对面德军中的一位德国人用纯正的俄语高喊起来：喂，俄国佬，俄国佬们听着！你们这些548楚古耶夫团的士兵们到这新的阵地，你们要和平表现自己，不要开枪，我们也不会开枪，不过如果你们不听劝告，那我们就只能把你们扫平。我们进入这片阵地还不到半小时，他们就知道我们部队的番号，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居然如此快地就知道我们来换防。第二天早晨，我们透过战壕护墙上的观察孔发现战壕对面有一座德国佬用水泥浇注的地堡，它距离我们很近。我们排的士兵们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也没有谁从战壕里探出头去认真观察对方的部署。
前线变得平静。第二天晚上我们决定秘密地从所有暗哨位置铺设一根绳至掩蔽洞，而且在掩蔽洞入口前的绳上面挂上空的罐头盒，遇有情况，暗哨就会拉绳通知我们，我们就能提前预防危急情况发生。作为暗哨，众所周知是不许说话，更不许吸烟。不过一位当值暗哨的士兵不顾禁令，想抽烟了，他身上没有火柴，就擅自去另一位暗哨处要火柴。他一不小心脚碰到了消息绳，弄响了那些空罐头盒。大家伙儿听到警告立刻抓起枪冲出掩体，这次警报当然是虚惊一场。我们又听到了对方用俄语喊道：俄国佬，听听吧！
紧接着德国人也制造了与我们完全一样的声响。然后又问：这样干到底好不好？ 这意味着他们一直在听着我方的响动，随时在监视着我们。在我们排的这块地段一切还算平安无事：我们没开枪，德国人也没有向我们开枪，只有唯一一次例外。
那是一天早晨，一个被提前征召来的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士兵登上深壕护墙的观察哨位站岗，我严令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别从护墙探出身去。就在我和排长离开他去掩蔽洞轮流睡会儿时，这个年轻战士忍不住好奇心，爬上窄梯探出头往外看。他露出头用望远镜观察德军的阵地。后来从其他士兵处了解到，德军方面只开了一枪，这个士兵就从梯子上栽了下来，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妈妈，同时还用牙齿咬着军帽。他立即被抬上担架，不过此刻他已经断气，再无需医生的救助了。本来，其实不要望远镜，也看得见对方地堡的情况，因为对方的战线离我们不足一千步，双方之间的距离肯定是被对方精确地测量过，所以他们射击非常准确。
这件事发生以后，大家都变得更加小心，再也没有谁敢把头露出战壕了。我们连右翼有一条叫杰辛卡的小河，对岸是另一个营的防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由上司陪同一些军官来到阵地，登上了战壕，也是用望远镜观察德军的一些火力支撑点。其中一位军官有一只猎犬，它老在铁丝网之间刨地，我们从自己的散兵坑里注意到这点，感到很惊讶：我们连的那位士兵刚伸出头就被对方放倒了，而现在这一大群人，却没有谁找他们的麻烦？这群军官看了好大一阵，然后退了下来，各自进了掩蔽所。此时德国人开始有针对地向军官们进的那些掩蔽所开炮，毫无偏差。这些阵地以前曾经被德军占领过。一阵炮轰后，我方死伤无数，不过没有一发炮弹落到我们这片阵地。
看来德国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因为我们按照他们的建议表现良好。在离我们这个排驻防大约有半俄里①的阵地坡上，一座塔台好几次被设定为观察哨。当我军炮火开始射击的时候，即当需要时，我们应该从这个观察哨向炮兵提示调整弹着点。一天傍晚，准尉沃托奇科被命令上观察哨观察敌情，他听到德军方向传来斧头劈木材的声音（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他马上电话召唤我们的炮兵。炮兵还没有来得及开炮，对方就安静下来了。然后我方炮兵还是发射了三四发炮弹才停止。德国人没有反应，对这个观察塔台从没射击。为什么呢？这引起了上级指挥官们的注意，因为这个观察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个观察哨已经无数次指引过炮兵射击。为什么他们不向这个观察哨射击，不把它击毁？这座观察哨四周所有的大树全部都被损毁。所以上面派了几位志愿者去侦察，如果发现有电话线就会被切断。这个塔台观察哨前面有一个大的湖，湖那边又是德军的阵地，因此，一天深夜，完全由士兵组成的侦察兵们发现连接到这个侦察哨的一条电线，这根线被人为地做过伪装，铺设在这个湖的水下面，侦察兵们切断了这个通信联系，顺利返回。上司给他们放了一个月的假。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回家与亲人相聚的待遇，只有严重伤残住院出院后，才能享受到。我们另外一个连队战壕前方，可见杰辛卡河那边德军火力支撑点远处有德国人的一处堆积木垛。我方的炮火曾经打到这个木垛，但是它没有被摧毁，只是打歪了立在上面的一个十字架。从这个点上，德国人可以非常容易地观察我们的情况。比如，如果白天任何一个人被派往后方，那他只能够走到路边立着的一个小纪念碑，就会被击中，不是伤，就是死。
在我们和德国人的战壕之间，小河再偏右一些的地方有一座由几幢房子组成的小院落，是一个酿啤酒的作坊。晚上我方和德国人都经常去那里侦察，但双方从未发生冲突。我方离开后，德国人才去。在一次侦察行动中，我方一位侦察兵察觉原在地板上的一堆杂物似乎被挪动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挪到了另一处。
这座小院已经被当地住户遗弃，是谁挪动的杂物？ 此前这位侦察兵没有发现这一点，当他注意到这点，然后就打开木地板，他撬开了一块地板后发现了一个地窖。兄弟们，这里有一个地窖！多半下面有德国啤酒！大家又撬开了一块地板，下到下面后，发现不少大的啤酒桶，经过一番翻动，结果非常遗憾地发现全是没装啤酒的空桶。不过在最后一只桶下面，大家发现了一个手拿电话坐在那里的人，就这样他们抓到了舌头。这是我方侦察兵们给我讲的故事。我其实经常偷偷跑离阵地到阵地后方去，躲在被炮弹炸出的深坑里给喀山和家里写信，不过从未收到过一封回信。一天傍晚，整个德军防线方向传来一阵类似于
乌拉①的高喊欢呼声，而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有行动。稍后，连长的通信兵来了，告诉我们德国人拿下了里加。我们在这里一直守到秋天。我被派到137师司令部。在穆斯林士兵大会上，我被选为该师穆斯林委员会主席。我多次尝试推脱，解释说我太年轻，不懂政治，请他们另选一位年长的少尉来替换我当这个主席。不过他们告诉我这位少尉已经到军司令部克雷连科准尉那儿去了。
3
我确实不懂政治，也不清楚我的职责所在，不过士兵们对我宣称你为沙皇服过务，现在你要为我们服务，并且要我遇到开会时，务必要出席会议，维持会议秩序和传达会议做出的决定并付诸实施。一位名叫达芙勒特基尔杰耶夫的年轻士兵被选为秘书。此后也曾开过几次会。开完第一次会后，我和另外一名士兵去了一趟喀山，买回一大堆鞑靼语的各种小册子、书籍和报纸。如此而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图书馆。相邻师的战士们常来我们这里读报、借书。我们买书的钱是在一座大村庄内庆祝斋月结束穆斯林聚会那一天筹集到的。在其后的一次士兵会上，大家一阵喧闹后决定预先给大家时间放假回家，然后再去罗马尼亚前线，听说在那里集中了不少穆斯林士兵。许多士兵开始离开部队，所以到会的人已经不多了。冬季来临，士兵们衣被单薄，守在战壕里挨冻。临近的尤苏波夫将军那个师开始出现野蛮对待各级上司的情况。
为逃避上述野蛮行径，尤苏波夫师的军官逃到我们137师俄罗斯委员会，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师发生的事情。一位在137师俄罗斯委员会当秘书、年轻气盛的犹太人略经思索后弄来一挺重机枪放到雪橇上，随另两位士兵去了尤苏波夫师。他能言善辩，所以让那些冲动的士兵们安静下来，同时还拯救了几位军官。后来在与德国人签署停战协议时，还是这位年轻的犹太秘书去的。回来后，他向我们讲述说他们刚穿过第一道铁丝网，德国人就蒙上了他们的眼睛，带他们穿过战壕，塞进汽车，送到司令部。在司令部解开了他们的蒙眼布，还请他们喝了咖啡。围坐在桌旁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杯咖啡和一片面包，面包像纸片一样薄，不过面包上放有一片干酪。谈判时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做翻译，他的俄语讲得十分纯正，谈判后，他们好奇地问他在哪里学的俄语。德国人回答说他原来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停战协议签订后，双方就公开有来往了，在双方架设的铁丝网之间，因为士兵们经常来回走动还踩出了一些小道。
德国士兵开始向我们士兵讨要面包吃，他们用表、剃须刀和被盖等物品作为交换，不过我们的士兵们并没有多余的面包，我们的伙食也不怎么样，而且也不可能比德国人好。绝大部分的高层军官是那些德裔将军们。尼古拉沙皇①的妻子（阿丽莎公主）就有德国血统。当然她肯定要千方百计地帮助视为自己人的德国人。留在前线已毫无意义。大量士兵从前线逃离。要想制止他们已不可能，持续三年的战争让大家都感到厌恶，都不再愿意打仗了。士兵们一直处于半饥饿和被虱子叮咬的状态。大家异口同声说的只有一句话：回家、回家！我有一位在奇士多波尔尉官学校同班同学，名叫塔杰夫。他在师司令部当准尉，他曾经是乌法的一位律师。他建议我也回家，并且说他也准备脱离队伍回家。如果我同意，他就会弄到在路上必要的证件。我答应了他，当天晚上他就弄到了证件。证件证明我们俩去一个新组建师公干。我们立即上了被戏称为布谷鸟的窄轨小火车（布谷鸟指的是小型机车），只坐了一站，就转乘全部由货车车厢组成的正规火车，车厢里塞满了士兵们。
教师
一战后，沙依诺夫免服兵役，重回教职。
4
经过千辛万苦和无数次的换乘，过了几天我们最终到了乌法。到乌法前，我就和带着我行李的士兵失散，到了乌法后我发现，他已经提前一昼夜到了乌法。
休整了几天后，我去了当地军管部门。根据萨马拉军区53号命令，我作为教师而被免服兵役，附加条件是我必须马上任教。我得到一份四页证书。证书原文如下：
身份证明
本证明发给548楚古耶夫步兵团士兵，叔旦基列尔艾哈迈德侯赛因诺维奇沙依诺夫，此证明按照萨马拉军区第53令，他作为教师被彻底解除服兵役的义务。特此，由我签名并加盖公章予以证明。
地方军管处负责人
（盖章）
军事委员斯蒙奇洛夫
当军事委员写下第一个士兵这个单词后，我问他为什么还要写成士兵，他冷冷地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早就是准尉了。我回答他说，好久当不重要，但是别人会认为我有意地隐瞒自己的官衔。
无所谓，你放心！这样也可以，没关系！他回答道。
上面的文字是我得到的证书的完整文本。这份文件正本我一直保存到不久前，不过当我知道（那是国民政府在成都执政期间）有人去重庆宪兵司令部告发我的消息，说我与苏联有联系后，我害怕被搜查，把这份文件藏了起来。非常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也没能找到。
我拿着这份证书去了当地自治政府，请求恢复我以前任教过的卡尔达耶夫村的教师原职。过一天后，我得到回答，让我去另外一个村的另一所学校，理由是卡尔达耶夫已经有位女教师了，而且不可能去替换她。因为这位女教师有深而广泛的关系，还规劝我不要给她找麻烦。我被安排到另外一个村，这个村离我的表妹（姐）法乌扎教书的村不远。我带上几匹快马（也就是专门用于拉乘客的，这些马被用于驿站之间，即村与村之间拖拉人们乘用的交通工具），就出发去了我的工作地点。在安排我去这个学校的同时，上面还要我严密监视这个学校的校长，因为这个村有不少人告这个校长的状：所有教室无供暖设备，学校没有给学生提供作业本和铅笔，而且经常停课。
雪橇行驶到学校，我看到那幢建筑物时，心一下就紧了。乘雪橇连校园都进不去整个学校被大雪掩埋。唯一的一条小道隐约可见，所有窗户都被冰封冻住了。所以我打发马车夫进了村里（这所学校位于村子边上）。校方热情地接待了我，请我吃了茶点，建议我好好休息以解除路途劳顿。他们居然没有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当时还穿着军官的大衣。我在为我安排的房间里躺下休息，并开始思考接下来我怎么办。过了不到半小时，就开始被臭虫叮咬。当时太阳快落山了，但是臭虫等不及黑夜的到来，就开始拼命地吸我的血。如果我在这里过一整夜，会被咬成什么样子？我十分惊讶一位年轻姑娘怎么能够在这里住下去。因为根据这间房子的布置和墙上挂的照片，我判断这是一个年轻姑娘居住过的房间。我起身抖了抖身上的衣服，然后去了饭厅。房东一家当时还在饭厅就座，各干各的活计。我对他们讲我睡不着，我向校长呈交上我的任命书。校长瞄了一眼这个文件立即发火了。
他对我宣称：他的女儿本来在一个文科女子中学读书，由于缺乏教师，他的女儿没有毕业就被请来任教。现在大家都从前线回来了，他女儿就要被赶出大门。听到这儿，校长妻子和孩子们大哭。现场一片哭喊声。校长站了起来，重重地捶了一下胸口，几乎一字一顿地说道：这绝不可能！您可以在我这里住下休整，但我的女儿必须继续任教。当然我还是感谢了他的盛情款待和为我提供房间让我休整，并对他说道：别发火，不要伤神，我已在向你递交这份文件之前就决定了，一个晚上我也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谢谢你们的茶点和休息场所。说完我穿上大衣就去村里找马车夫去了。当夜，我就回到了乌法。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地方自治政府管理处，宣布我拒绝在这个学校工作，并对接待我的人讲了校长的说辞和看到的学校状况。在场的人都为我没有在那里留下，没有能监视校长而感到遗憾，可是我别无他法，在场还有一位男教师，他听完我们谈话后说道，他马上要因病回家，而他任教的那个学校仅仅剩下了一个教师，是他的弟弟。
5
您去那儿，不会后悔的。我答应了，于是，他们给我签发了所有文件派我去了那里。这个村庄名叫比什加卡。在半路上我换了马，傍晚时分到了这个学校，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所有的烟囱都冒着烟，所有的窗户都没有被冻住。我们驶进院里，院子里拥出一大帮孩子。他们马上抓起我的行李搬进了学校，而我紧随其后。出示了我到这个学校的任命书后，我和那位老师就相识了。这是一位青年男教师，名字叫达乌卡耶夫。我被安顿与他同住一间房。很快我们就成了互帮互助的朋友。在这所我本来从未关注过的学校，反而到处都井然有序和干干净净。达乌卡耶夫似乎是受过军事训练，不过这一话题我们没有再提及。我们俩常常一起在居住的房间里备课，没有发现臭虫。瞧，这就是单身男教师居住房间的典范。相比先前那所学校年轻未婚女教师的房间，甚至还是与她父亲母亲同住一校，竟有如此大差别。这个乡村的男教师应该成为榜样和典范。
家长们把自己的宝贝孩子们托付给教师，让他们接受初等教育，教他们讲诚信、爱劳动。学生家长和其他有需求代写和代阅读书信的人经常到学校来。如果他们看到学校脏乱差，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自然会产生反感！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将近五个月。我很遗憾，我和达乌卡耶夫假期后就没再回到这所学校。春天来到了，学生们就散学放假了。我们自己返回了乌法，住进旅馆，当天晚上观看了一个由鞑靼族业余戏剧爱好者举办的话剧表演。看话剧前我们还见到了一队边行进边唱歌的年轻健壮的红军士兵。话剧演出很成功，然后举办了舞会和其他游乐活动。大家都彻底放松了心情。我们很晚才回到旅店，其他人都已经睡了。早上醒来令人吃惊地发现外面特别安静，完全看不到一点有部队进驻的迹象。旅店的服务生说，军队已经开拔离开了乌法。
厌战
苏俄内战开始，沙依诺夫再次被征兵，当了白匪军。同胞相杀的残酷、节节败退的战事、军队的倒戈逃散、体能的崩溃，使沙依诺夫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厌战感。
6
我在姨妈和表妹处休整了两个月。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有两个人来找我，要我跟他们一起去司令部。就这样，我又被征召入伍。我的那张免服兵役的证明信没有帮上忙，他们连看都没看一眼。我们被带到几座空置的军营，说将派我们去比尔斯克市组建新的部队，不过结果我们被装船运到了比尔斯克市，再由那里乘坐农用马车到了布拉耶沃村。还在上船前不少人就逃跑了。但都被发现被抓回来了，他们被皮鞭一通无情抽打，打得遍体鳞伤，被赶上船关进货舱。上船时还有一位年轻准尉说了些什么，结果他被捆绑起来也丢进了货舱。我们在布拉耶沃村被组建成新的部队。当时下了一场雪，我们待在那里，对前线的战事一无所知，连前线在哪里都不知道。部队组建后就开始队列训练。时值冬季。一个晚上，一支部队的士兵们受命去库茨巴耶娃村换防。我以为这是一个战术行为，因为没有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要进行换防，那支被换的部队待在那里是什么原因。那支部队是由地方志愿者组建起来的，受当地的穆安津①的领导。
我们刚一到村边，未经交接，这些志愿者就从岗位上撤走了，我们在那里值守到半夜，突然我方第16乌法鞑靼团开到。我们撤出了防地，给我们每个士兵发放了五发子弹。稍后在村边让我们分散开来，列队成为一环扣一环的链条状。突然对方响起一阵机枪声，紧接着又停止了。我方漫无目标一阵乱枪射击，子弹打光了，士兵们立即转身往回跑，尽管对方也不再开枪。这是对我们部队的第一次考验及第一次战火洗礼，特别是对很多年轻的士兵来说是如此。即使还有子弹我认为也必逃跑无疑。征召（即被强迫而且许愿打胜仗后立即放他们回家的）和志愿加入的士兵们全都无冬装。趴在雪地中，身穿单薄的红色乡村粗布裤子是坚持不了多久的。部队在黎明时分退到了布拉耶沃村，在村里的道路上做了短暂停留。需要说明的是布拉耶沃村和库茨巴耶娃村的居民是由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组成。村民们都出来送我们。士兵们唱起了歌，村妇和姑娘们也附和着高声唱起来。部队很快就穿过街道去下一个村驻扎。
后来库茨巴耶娃村的难民们追上我们，据他们描述，天大亮前那里还没有任何部队。按原计划我们本应该驻扎在下一个村的，但是已无必要，因为好像收到了骑兵侦察队的情报，让部队绕过这个村庄。紧接着，阿布杜尔马金托夫少尉对我讲说，他白天被派去侦察，穿过库茨巴耶娃村后，在下一个村他们看到一些妇女和男人们磨面粉。当时侦察兵们没有注意到在那里安静的干活的人们，但是他们刚一离开，这些平民打扮的人就拿起了枪，不过侦察兵们绕了一大圈还是顺利地回来了。因此，我们继续前行，由此开始了大撤退。在有些村庄里我们待的时间很长。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过得很平静，只是偶尔变换宿营地。如此安稳的日子一直延续到3月。
一次夜间转移到另一个村庄的路上因为严寒我两只脚趾都被冻伤了，而那时我没有毡靴。我不得不在军队医疗站长期疗伤。痊愈后我写了报告要求发给我一双毡靴。针对我的报告，上司做出如下决定：自己去买，凭证报销。上何处去买哟？有时候在集市上可以买到，不过这要去村庄或者市里的集市才能买到。我既不会偷也不会抢。一位颇具同情心的老太太知道我的双脚被冻伤后给我拿来一双旧毡靴，不过就像常言道的礼莫嫌弃，所以我已经够满意了，就把我的一双高筒皮靴送给了她。老太太本来一再拒绝接受这双靴子，告诉我说这双靴子我以后还会用得着。最终我们俩还是友好地相互交换了鞋。
7
3月6日，我们在天亮前被唤起（即从睡梦中被叫醒）并命令我们整装擦枪并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天刚亮，全团集合并宣布了命令。命令称战线已作调整，即将开始全面进攻。部队立即派出了侦察队并转入进攻。进攻非常顺利。战线很快地向前延伸。向前进攻的我们团运气不错：几乎未受到抵抗。只要我方侦察兵一出现，敌方就仓促抛下自己的阵地撤走。敌方在两三个村庄的柱头上留下了传单，上面写的是你们追不上我们。我当时偶尔会冒出一个念头敌人是不是想把我们装进口袋？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出现伤兵？终于在布拉哥维申斯克戈耶村附近我们团遭受到顽强的抵抗。全团都趴成链状。因为很难跑动起来雪太深，深及腰部，同时敌方炮火异常猛烈，不过无法看到炮火从何处向我们射击过来。在我们左翼出现一队骑兵。他们迎面朝着村庄驰来，所以被认为这是守军的援兵。造成了判断上的一个小失误。结果得到通信兵送来的消息是：这是米海依洛夫团骑兵队。这个骑兵队正在切断敌人的退路。
显然敌方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射击停止了。敌人开始沿着冰面撤到白河对岸。敌人退出了村庄，而我们团进驻了这个村庄，发现村庄前面的深雪中挖有战壕，木头上被浇上了水，成为冰制的掩体。在这个村里什么东西都无法买到无论是面包还是牛奶都无法买到。村民们非常干脆地回答我们说：面包和牛奶没有，都被吃光了。渡过白河，在沙里波沃村庄看到了米海依洛夫团的骑兵一个冲锋就神速地夺取了辎重队和战时救护所的医疗物资。到下一个村庄小卡普雷，我们团没有参加战斗。伊热夫团和米海依洛夫团在那里打了几仗。伊热夫团是由伊热夫武器制造厂工人组成的。再往前，在大卡普雷村，我们应该去换防其中的一个团。在我们到达之前这里进行过激烈战斗。米海依洛夫团和伊热夫团占有了有利的地形。把敌人放近后向他们猛烈地开火。然后转入冲锋。敌人经不住打击，本打算退到一座陡峭但不高的山上，不过这时我们的哥萨克①骑兵高声呼喊着冲向敌人，将他们俘虏或就地劈杀。据说这两个团骁勇善战。
他们进行了五次冲锋。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村庄时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幕：街上到处都躺着被杀死的骆驼和马匹，还有不少被剥得精光的人的尸体。这是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确实红军当中大多数人是由工人组成的，他们不怕死，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为了光明的未来，因此他们作战奋不顾身。而白军是由强迫征召的城市居民、农民、农民的孩子和志愿者组成。他们互不团结，各打各的算盘，都尽量地躲避责任。军队的高层是沙皇的将军们在指挥，他们想的都是怎样篡权和指挥所有的人。他们之间毫无团结可言。而像我们这些下级的军官和士兵也没有信念，有的仅仅是在发号司令的当官面前的恐惧心理。
8
我前面提到，我们本该去换防一个团，但是没有实现。两个团都早就跑远了。我们团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达夫列坎诺沃车站，然后又进一步推进到布古尔玛①。我们团指挥官病了。上面立即把他送到后方，重新任命了一位指挥官。
几天后，我们团占领了一个村子，新的团指挥员下令我团的一个营发起正面进攻。
当时我趴在右翼的小山丘上，小山丘正面遭到了射击，我和司务长只得像车轮一样滚下山坡。不久后，派出另一营保障右翼，结果这个营反倒从侧翼开枪扫射派去担任正面进攻的那个营。敌军那边还没有开枪，不过他们的散兵线已经清楚可见。好在没有给自己人造成损失，因为大家马上发现自己的失误。只有营长的马被打穿了脖子受了伤。大家掘好战壕，隐蔽其中。太阳西斜，阳光射得我们视线不清，进攻是不可能了。太阳落山后，顷刻间倾盆大雨夹着雷电袭来。大家借着闪电的光注视着前方，还派出了哨兵。趴着挖的战壕很快积满雨水，人们浑身湿透、瑟瑟发抖，他们卧下，借着闪电观察。天亮后雨停了。派出的侦察兵发现村子里没有敌军。村民说，敌军昨天深夜就匆匆撤离，甚至来不及拿走电话和电话线。这之后，我团到达布古尔玛，未经战斗就进驻其中。或许其他团曾在这里作战，不过并无战斗过的痕迹。就这样我们经过了很多村庄，哪儿都没见到敌军的抵抗。
过了许多天后，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滞留时间比往常多了些。说是前方已派出骑兵侦察队，要先等待他们带回来消息，并称到萨马拉只有四十俄里了。我们休息得很好，吃饱喝足。在这些地方，我们受到当地村民热情款待。他们卖给我们牛奶和鸡蛋。接到命令整队。整完队后在原地列队好半天又命令大家坐下抽烟。看得出上面有些犹豫不决。抽完烟又集合队伍，终于出发了。
我们很快发现，我们被带往另一个方向，就是在往回走。战士们开始嘀咕：我们这是去往哪儿啊？怎么在往回走呢！对此上司们宣称说，后方出现了敌军，我们将其消灭后再返回。两翼都派出骑兵巡逻队，他们与大队保持在可视范围内。我们加快了行军步伐，一些士兵们行进中还吸着烟。我们以每日七十五俄里的速度快速行进。其实我们又开始了新的退却。退却持续了几天。我们部队实际上是殿后的。其他部队极不耐心地等待着我们，因为最后一支队伍过桥后，桥马上会被毁坏。深夜里我们团过了桥，工兵立即破坏掉它。当渡河前上司一直对我们宣称，说河对面已经有挖掘好了现成的战壕，并拉好了几层铁丝网作防护，而我们过河后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工事，士兵们只好在离河岸不远的一个小圆山包上排成一排趴在那儿。我们被留下来做掩护。
半夜我们听见有斧子砍伐的声音，这是有人在修复被损坏的桥。我们连指挥官拿出两盒火柴，交给两名士兵，命令他们去到桥那里把桥烧掉。两名士兵爬到离桥不远处，仔细辨听了一会儿，发现在离我们阵地不远处，有敌方派出的哨兵，这两位士兵的报告同时也被派出的步兵侦察小队所证实。后来我问过连长：他们怎么可能把这座桥烧掉？桥又不是稻草做的。听了我的疑问，他回答：军令如山，无论如何都要执行。哎，要是派连长本人去，同时给他不是两盒而是四盒火柴看他在敌人的鼻子下面怎么执行军令。天亮前我们悄然撤退，我们在所到的第一个村子吃了早饭。出村时全团人都遵命停了下来。我们看到了我方被枪杀的八名士兵。现场宣布一条命令，命令里说这八名士兵是在打算跑到布尔什维克一方的路上被抓的，还说任何一个想投到对方的士兵都会有如此下场。
撤退途中，我们到了达乌列卡诺沃村（乌法省），在此停留休整。几天后，敌人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们被迫防守，不过，我们首次遭到猛烈炮火的攻击。在我们左翼，谢戈里辛骑兵队向敌人的炮兵发起了进攻（这个骑兵队由乌法省的青年学生组成），对方将他们放行至近处，用重机枪向他们扫射。骑兵队慌乱中逃离，此后再也没有这个骑兵队到哪里去了的消息。当时弹药供应极度困难，全团再也无法坚守，挣扎一番后，开始退却。撤退中士兵们无序狂奔，没有被弹片撂倒的幸存者从乌得里亚克巴塞沃村①右侧穿村而过，朝着契什玛车站方向奔去。不久后，幸存的部队稍作整顿集结后开始渡过白河。全团渡到河对岸后，被派到切波尔卡耶沃村。
在此时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仓促溃退。驻扎在布古鲁斯南的几个巴什基尔团前线防地被打开了。后来我在满洲里遇到了曾经在巴什基尔团里服过役的一个人，他也是逃跑出来的。他向我讲了当时的情况：扎基瓦里基（也叫瓦里耶夫，当过记者，是乌法省诺沃阿依图干诺夫村②人），他外号叫巴什基尔大帝，经常穿越火线到布尔什维克方，并与那方达成协议，将这几个团策反投向了布尔什维克方。他在这几个团里担任什么职务我不知道。（在满洲里③遇到的这位熟人曾经与我一同参加过达乌列卡诺沃的教师培训，我当时和他友情很深。）再后来，在麦列乌日（奥伦堡省）全体被解除武装。给我讲上面故事那位士兵告诉我说布古鲁斯南曾经几次易手，然后我方转入进攻，不过进攻途中一直没有遇到敌人。还没等部队到麦列乌日，包围圈合拢了，换句话说，我们被装进了口袋。这个口袋阵的设置非常巧妙，大家都没有怀疑到这点。巴什基尔军的军指挥官依日布拉托夫将军当时在斯捷尔里塔马克市内，正打算去前线。当他乘坐的四轮马车驶到离麦列乌日一百俄里处时，接到前线战报。他略加思索后不顾大家劝其留下的恳求宣称：我的士兵孩子们在哪里，我就与他们同在。我的士兵孩子们将承受的我也要承受。说完就去了麦列乌日。我无从知道前线士兵是怎么对待他以及他此后的境遇。我和我的一位战友抽空从切波尔卡耶沃去乌法市待了两天，在母亲处过的夜。当时母亲与我另一位名叫萨拉的表妹住在一起。表妹的丈夫是教师，他也亲眼见识了布古鲁斯南的激烈战斗。他当时坐在阁楼上，见到了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我说，本来听到的是决不放弃乌法，乌法也不可能被占领，因为几乎每隔五百步就安置有火炮。
第二天早上，我那位战友急匆匆跑来叫上我，我们一起离开了乌法。当我们已经上了马车，周围的居民们告诉我们说：车站停有几列装有军需品的火车，这些好东西军需官从未发放过，也不会发放给士兵们，因此大家自行把车厢砸开，各取所需。军需官最终被吊死在车站入口处。
9
我们到了切波尔卡耶沃后了解到，我们团已赶到白河边。有消息说，敌方的一个连已经渡过河，需要派部队去消灭这个连。这是像哄小孩一样蒙骗我们。如果渡过河的只有一个连，那派一个营去对付他们就足够了，最多也只需派两个营。在此地我们在一直没有轮防的情况下，排成一行整整趴了三昼夜，一枪未放。第四天早上，我们看到前面路上有大部队运动，还见到一辆装甲汽车驶过。我们唯一的一座火炮发射了两三发炮弹后就赶紧撤离了。双方都稀稀拉拉地放了几枪。我们被命令朝右挪动半俄里。我起身后立即又摔倒了，冲过来几名士兵问我是不是受伤了，我回答说没有。我再次挣扎想站立起来，但是再次摔下。只要我一想站立，立即就感到重度头晕眼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被士兵们两边架着送到包扎所。医士官达什金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让我服了药，然后提醒我，要我从现在起注意无论吃喝都只能少量，并给我开了一张字条，吩咐我去休息。在路上，我遇见我们连的一个上士。结果他的情况与我一样。撤退中远程来回疲于奔命，加之营养不良及精神紧张，显然是这一切引发了我们身上出现的症状。我们俩到了一个巴什基尔人住的村子，进村饮水，稍作休整。村民请我们喝牛奶、吃面包。此刻我们已经忘记了医士官的嘱咐，一见到牛奶，那不可抗拒的止渴愿望让我们扑了上去。我们每人还吃了一小块面包，谢过主人后，来到街上。刚走不远，我们就感觉难受：肚子一阵撕裂般剧痛，但是又不得不前行我方又开始溃逃。按计划撤退时我们本该穿过铁路桥撤到对面，或者在离桥很远的左方乘坐渡船过河。经过一番商量，我们选择去了渡口。因为有医士官的条子我们俩未经排队就渡过了河到达对岸。而我方撤退人员到铁路桥中间时，敌人突然用重机枪一阵猛扫。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整个团被击溃。
半夜我的牙齿痛起来，上嘴唇肿了。我对辎重队长说我要去医疗点，然后去找了团医生，他在离我们不远的一个铁路小站上。我被安排到全是伤员的一间房里。许多伤病员都直接躺在地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腹部受重伤的伤员。其中一位是个哥萨克，另一位是自愿入伍的学生兵。两个伤员相邻躺在地上，我也睡在地上。陪伴受伤哥萨克来的还有两位哥萨克。垂危挣扎中的哥萨克痛苦万分，不过居然还在让送他来的哥萨克安排合适人手照顾他的战马，还告知两位哥萨克他有多少细软以及怎样分配这些细软。接着他要求喝水和进食。护士倒是严禁在医生到来之前给他任何食物，还给他打过一针。而旁边躺着的那位学生志愿兵一直安静地注视着哥萨克。他没有翻来覆去挣扎，而是平躺在那里，甚至没有听到他呻吟过。护士刚一离开，守护的两位哥萨克立即打开一个罐头，拿过水来喂伤者。
这位哥萨克在吃了东西， 喝了水后，不久就因疼痛而更加频繁地辗转呻吟，他不停呼唤医生， 嘴里还不停地切齿咒骂。不一会，医生、护士和卫生员都来了。医生询问了我的病情，然后对护士说了些什么，护士记下了我的姓，医生又来到学生志愿兵跟前，再次宣布腹部受伤的伤员不能马上进食和饮水，需要过一段时间。他们又给哥萨克打了一针，但是他仍然不能够忍受疼痛，在那里不停地呻吟、谩骂和辗转挣扎：痛得完全失去理智。给他注射了第三针以后，情况好点，这时来了两位卫生员把他带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下午我被叫到医生那里，医生检查了我的牙齿后把我骂了一通，并问我怎么会把牙齿弄到如此状况，完全像训斥小学生一样。他忘了我一直待在火线上，不可能还有时间来顾及自己的牙齿。我的一颗尽头牙中间已陷成一个小坑，里面长了一个息肉。护士将我安顿到一个普通长椅上，然后分别站到我的双腿边，医生从一个小箱子里拿出医疗器械摊放在他身旁。没有给我注射任何药物，他就拔掉了我一颗牙齿，拔牙过程倒是轻快娴熟，不过还是痛得我双眼直冒金星。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挣脱了被护士抓住的一只手挥舞起来。医生对我说，不要打架，并命令我站起来把双手插到裤袋里。我遵命后，两个人从背后抓住我的手臂，又把我摁在椅子上，医生立即拔掉了我的第二颗牙，填塞了棉球后，医生吩咐我还需要再来检查一次。不过，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医生了。
逃离
费尽了一番周折，沙依诺夫终于脱离军队，越过国境线到了中国。
10
傍晚时分，大家开始陆续登上医疗列车。按照名单，我也在登车名单之列。医疗列车是由货车车厢组成。所有人都直接睡在车厢地板上，甚至连铺在身下的稻草都没有一根。
火车经过车里雅宾斯克，我们没有被收留野战医院已无床位。路途中，列车长（同时她也是医疗列车的主治医生）只有一次到我们车厢来过。为让我们有被盖（垫子），每次一停车，护士玛露霞就来回奔跑于各闷罐暖车厢（货车车厢）之间。她认真仔细地探视每一个病人和伤员，还发现了一位手受伤的伤兵。她经常更多地探视我们这节暖车车厢。一次交谈中，女护士告诉我说，她现在已经是主治医生，同时又是列车长了。她收到命令要将这列火车陪送到哈巴罗夫斯克。
途中我们经过了不少城市和车站。最终到了伊尔库茨克。由几位医生组成的委员会上了我们这一列火车巡视。他们既没有认真仔细地检查病情，也没有听取伤病员述说，只是瞧了瞧伤病员的外观，就吩咐让其中一部分人下车，另一部分人继续乘车前行。我宣称说我再也不往前走了，要留在此地治疗待在污秽不堪的货车厢里，如此长途跋涉，加之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到一站都有死人抬下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护士说服了我继续与车同行，她说在哈巴罗夫斯克会交出病号，然后火车会去哈尔滨，并在那里开设一家医院，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工作。护士玛露霞来自乌法附近，我也来自乌法附近，作为老乡，我们成了好朋友。在伊尔库茨克我们几个人被归入处于伤病恢复期的队伍。
这个队伍由再无作战能力的伤残士兵组成。其中还包括我们五位没有完全丧失作战能力的人。我在这个队伍里工作了两个还是三个月后，突然来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听了我的叙述和检查了我的牙后，命令我立刻去牙科医院开个证明，证明我确实需要治疗牙齿，同时补充说：如果今天你办不下来证明，那么你就必须上第一列火车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团队去。
我去了这所医院（医院位于市区，而我们在郊区），医院里空无一人，所以我没有办到证明。我从城里回来时，作为处于恢复期伤病员队伍的捷克人管理员问我弄到证明没有。我告诉他说医院已经关闭，那里空无一人。这样一来，管理员就把我一直押送到车站，将我随同第一列从车站开走的列车发配到前线。
11
在一个车站上，上面宣布，列车不再往前开了，所有人都要下车。我打听到我们团的大致位置，就步行出发前去找寻。大约半夜时分，我来到一个村庄。村里十分安静，我小心翼翼地边听边摸索着沿街道前行因为还不清楚现在谁在这个村里。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马蹄跺脚声和有人在低声地交谈。
我仔细听了一下，辨认出说话人是法伊祖林准尉。我轻轻地叫他，并从篱笆墙边走出来。因为我在暗处，他没有立刻认出我来。我报上自己的姓名，他感到十分惊讶：你不是被转移走了吗？你从哪里钻出来的？我告诉他我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傻瓜，还悄声补充说道，大家都在逃离前线，而你还要上前线来。我向他解释说，我也是别无他法，是被迫来的。听到这里，他提议让我到离此地不远的士兵们住的农舍，与他们一起过夜，晚上就不要去前线了。因为已无真正前线可言，前线已经到处被突破，变得犬牙交错。在那里其实只剩下巡逻队。
在农舍中我刚抽完一支自制烟卷，急速驶来一位骑兵，吩咐大家立刻离开农舍。我们从农舍出来时，听到不远处传来重机枪声。半夜时分，我也完全无意再找我自己的连队，再加上还有战线交叉之说，因此我转身朝我来的方向走去，出村后趴在篱笆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了。
天刚亮时，我被奔跑的脚步声和马蹄声惊醒，我急忙起身，马上明白了：又是撤退。我也马上开跑，后来挤上了一辆两轮马车逃走了。不久后，我在逃车队中发现了乘坐爬犁逃命的我们团的医士官达什金。
打过招呼后，我转乘到他坐的爬犁。经过一番交谈，他对我说，你看上去身体不太好，所以应该量一量体温，于是他就在爬犁上给我量了体温。体温明显高于正常值，因此他又对我说：按照团一级有关转移染病（伤寒）士兵的命令，您务必要去团医生那里作病情确认。他立刻给我开了转诊单，并在单上注明是高烧。我和他分手了简直是一见就散。
我又朝后方走去。首先我找到团司令部，不过没有履行回团报告的程序。在团司令部碰到几位熟人和教师达乌卡耶夫，我和他曾经一起在比什佳卡村教过书。经过一番交谈后，他知道了我来此的目的，就教我如何应对医生，即用什么办法蒙骗他。我当时非常想吃点东西，不过大伙对我说，让我先去医生那里，回来后他们会给我些吃的。我到了医生那里，医生首先看了看我的舌头和喉咙，摇了摇头，量了体温，给我开了些药粉，然后吩咐我：明天再来！我的熟人们对我说：别服这些药粉，将它们都扔掉。不要过分过量进食和饮水。不然你骗不过大夫。
第二天我去到医生那里，发现房间里挤满病人。轮到我时，医生甚至没有听我讲述病情，看了看我的舌头，给了我两包奎宁，吩咐我当他面服下。我只得照办。第三天他问我：你感觉怎么样？我回答：有耳鸣头晕，感觉不好。至此他没有再问我什么，因为有人给他从司令部送来一个大袋子，他转而忙于将自己的私人物品装入袋中，并吩咐几个卫生员分乘几辆马车，同时吩咐把所有伤病员转移到下一个村去。团司令部也仓促撤离。整个司令部的人都分乘马车打算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我随同伤病员也撤离了。
12
我们这一队伤病员是步行去的下一个村庄。村里所有农舍都被伤病员塞得满满的，不过病人超过伤员人数。我遇到一个人，他一个人睡一张床，我请求他同意我和他同睡，并解释说地板上已完全无处容身。他告诉我说他是伤寒患者，不能与他同睡。我回答他道：我好像也是患的这病。他挪出一半位置，我们就睡在一起了。这样一来，我真的得到了我需要的，即染上了伤寒。医护人员顾不上我们了。病号们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第二天早上，再一次开始撤退时，大伙儿都是相互搀扶着去离村子不远的火车站的。
火车站离村子不远。完全不能走路的只有乘马车了。紧急上车后，火车开动了。这辆救护列车的装备比第一辆要好些，有洗澡间还有带被子的木板床铺。我们在洗澡间洗了澡。在每个车站都会从车上抬下些死人。检查病人时，一位护士告诉我，我患的是回归热。在一个板床铺上挨着的三人原来都是我们一个团的。一个是军医士，他患的是回归热，我患的也是回归热，另一个叫夏普科夫的准尉患的是斑疹伤寒。在下一站，按军医士的要求，把我们换到一个高级车厢。我和夏普科夫住进了两人间的包厢。我睡上铺，夏普科夫睡下铺，他比我虚弱很多。我们共用一个缸子吃饭，最后他也染上了回归热。的确，我们虽不是每天共用一个饭缸吃饭，只是间或地共用一个饭缸，但本来还是应该把我们隔离开。一日两次分配给我们的最多就是一片面包和一块西伯利亚咸黄油。分发食物的时候，总是能听到：今天有谁不能吃饭的，把他的那份给我！我们随时都处于半饥饿状态。水是完全没有，车厢供暖也很糟糕。中途停站时，能走路的，就跑出车厢，舀一杯雪待雪化后来去热解渴。
我们邻近包厢的一个病人陷入了谵妄状态，开枪自杀了。这件事后，就提议所有携带武器的人将武器全部上交，并答应痊愈后再归还。另外还有一起事件，一个病人裹着被子，在火车行驰中跳下火车跑了。火车停下了，但医护人员没找到他。最后我们极其艰难地到达了马利因斯克。医生在巡诊时告知大家，前面的路堵上了，我们这列火车的机车没燃料了，司机也跑了，所以很难再往前开了。能够行走的可以获得两个月的休假证明继续前行。如果火车能开动了，会再接回原来的病人和伤员；不能行走的就留在火车上，他也留在火车上，他不会抛下自己的病人。他将为他们的生命负责。我看医生也怪可怜的，在短时间内，脸庞就瘦削了，整个人都消瘦了，仿佛人也苍老了许多。很多人下车走了，我和夏普科夫也走了，我俩沿着铁路枕木前行。在城里本想买些路上吃的食品，但一无所获。第一天我们异常艰难地沿着枕木步行了十三俄里，在一个建在铁路道口旁的唯一的木屋里过了一夜，屋里的人挤得满满的。第二天，我们走的路要多了些，这让我们对自己的并不怎样的体力增添了些勇气和自信。
就这样行走了三至四天，到达了一个车站，并获知我们那辆火车开动了，但不知具体什么时间到达该车站。车站里满是泥泞拥挤不堪，根本没法挤进去，于是我们决定到车站外面找一个过夜的地方。在车站边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铺满雪的小房子，我们认定那是澡堂，决定去里面过夜。走近后就看见了小窗户里的灯光。我们进去跟女主人打招呼，请求她允许我们暖暖身子。桌上的茶炊正沸腾着，女主人邀请我们喝茶，并递给我们面包。得知我们是从火车上下来，沿着铁路枕木一路走过来后，她说，她丈夫是扳道工，很快就要换班回来吃晚饭，他可能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我们再一次感谢她的款待。她从炉子里取出热乎乎一火盆吃的放在桌子上，招呼我们吃饱。我们当时饿极了，但也知道晚餐是她为丈夫准备的，只吃了点烤土豆，便道谢说我们已吃了很多面包，已经饱了。丈夫回来了，妻子把我们的情况跟他讲了，
扳道工脱下身上的皮袄铺在另一间房的床铺上，拿来一件羊皮袄对我们说道： 小伙子们，你们休息，睡觉，我清楚火车的情况，我会叫醒你们的，不用担心，不会迟到的。我很清楚天亮前没一列火车到站的。
清晨一大早他就叫醒我们，告诉我们来了一列救护火车，但还不知道具体是哪趟车。我们急忙穿好衣服，并向主人道谢，感谢他们如此盛情地款待我们，这种盛情是我们在哪里都从没遇到过的。我们又问住宿和晚餐该付多少钱，他们俩都坚决地拒绝了，并说道，他们收留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都是兄弟，遇到灾难的时候应该互相帮助。
我们再次感谢了热情的主人，还是坚持留下了少许的钱，希望他们不要因此生我们的气，我们是想他们的小女儿玩耍需要这些钱的时候能偶尔记起我们。来的火车正是我们此前乘坐那趟，可当我们走进我们住过的那节车厢找到护士时，她没有认出我们，并说道，新病号没有床位了。我笑了起来，叫着她的名字说，我和夏普科夫睡的就是这个包厢，你们有空的时候还爱到我们这来玩呢。护士说：等一等!便离开了。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面小镜子，并说道：看看，你们能认出自己不？的确我们不太像病号，或是由于寒冷或是由于走路的原因我们显胖了一些。护士抓住我的手，叫了起来：我的上帝啊，你们是浮肿了！
她给我们拿来了药。
由于已经没有空的铺位了，我们被安顿在过道上。这位护士来自辛比尔斯克市，现在叫乌里扬诺夫斯克。①到达马利因斯克前，护士也病了，染上了伤寒。病中的她还撑着走到我们的包厢来坐。在马利因斯克，她已经可以自由走动了，也就是说完全痊愈了。同我们告别时，她给了我一些路上服的药和叮嘱。原来，救护火车的司机跑了，现在是伤员中一位懂点机车火车头的人在驾驶。火车经常随时停车，只要到一个地方一停车，能够行动的人，赶紧去帮忙弄一些雪来当水用。
在一个周围是一片开阔地带的停车点，有人得知有游击队出现，火车鸣了下短笛就开动了。出去舀雪的人刚来得及回到车上。新司机不熟悉这条路的路况，在坡道弯处下刚刚加速，就看见车站了，他没有估算好，尽管已经刹车，结果火车还是撞上了停在站上的列车尾部。这列火车的许多保温棚车厢被撞坏了。傍晚，来了些工人，说清理道路需要一天或更长的时间，工人人手也不够。第二天早晨，我和夏普科夫再一次告别了火车沿着铁路枕木又上路了。正值冬天，严寒，一旁行进着马车、辎重车队和人群，这是些撤退的士兵和难民。就这样我们走了几天。
13
前面呈现出一座城市。道路分成了两条，我们决定走没有辎重车队走过的那条路。过了一会儿，从我们后面赶过来几辆空马车，他们把我们每人分别安坐在马车上，一直送我们到城里，并告诉我们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移居过来的鞑靼人，赶车人也是鞑靼人。城市和车站都叫鞑靼斯克①。我们走进最先遇到的房子，请求让我们暖和暖和。女主人也是鞑靼人，正在包饺子。根据她的要求，我们简单地讲述了一下我们的来龙去脉，还告诉她我们想买一匹马，不知哪里能买到。还讲道，有一次，我们悄悄溜进波兰军用专列，结果被几位俄国女人发现，并警告我们赶紧离开，否则被哨兵或其他人发现，没有好下场！赶紧逃吧！还能够怎么办呢？我们只得又沿着铁路枕木步行了。听完我们的叙述，女主人把她的儿子叫过来，吩咐了几句，儿子便立马出去了。我们对视了一下，不免警觉起来：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子回来了，跟他母亲说，马还没卖掉，还在，马主人同他一起过来了，正在街上等着。女主人把马主人招呼进屋，我们很快谈妥了价格，马还套着雪橇，我们买得很便宜，几乎是白送，看得出，马主人是急于将马出手，如果现在不卖点钱，那么撤退的军队也会无偿征用，也许还会把马主人也征去当车夫。女主人开始煮饺子了，正在此时，女主人在车站工作的大儿子跑回来了，并说道，城里，车站发生抢窃了。车站上停有一列波兰军车，要准备防御。他劝我们赶紧离开。我们请求他给我们指条路，因为有了马车和雪橇不可能再沿着枕木走了。他将我们领到路上，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没来得及尝一尝饺子。我们刚刚出城，就听到了枪声。我们加入了一队辎重车队，一起行进了几天。每当休息和过夜时，我们都轮流喂马和看守它。有一次，来到一个村庄跟前，我们沿着两边陡得不敢偏离的堤坝行驶着，刚刚进入村子，就传来了枪声和游击队的喊叫声。不知道谁朝谁开枪，也不知道枪声是从哪里射来的，顿时又是一片混乱，拥挤不堪，惊慌失措，由此在村庄的出入口处马车就堵起了。过又过不去，走也走不了。大家丢下自己的马车，四散着跑开了。我抓住夏普科夫的手，顺利地跨过几辆马车，几乎都要跑到路上了，但这个时候，夏普科夫不见了。他是怎样挣脱我的手的，我也不知道。清醒过来后，我开始在奔跑的人群中寻找，但白费工夫。就这样我失掉了同伴和马。继续前行，一些零落的马车超过了我。不知是慌乱减轻了，或是胆大的车夫在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马车开始继续驰向征程。造成这类虚假警报和慌乱的，有时候就是撤退的人们自己。
一支路过的部队占据了一个村庄，安顿下来，准备休息，另一支路过的部队没有休息的地方，其中一支自然要制造混乱。以为是遇到游击队袭击，人们尚未搞清楚状况，便扔下一切可以扔下的东西，慌乱奔跑。制造混乱的正好争拥马匹和被扔下的物品。我有时候也能坐上马车休息一会。我选择车夫打瞌睡的马车，跳上去坐下，但坐不了一会儿，诸如快下去
看我抽你 的叫喊声将我唤醒，于是我会被醒来的车夫赶下来。无论是请求还是哀告都没用，因为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性命。因此，我只得勉强挣扎着走了几天。要想获得食物也极其困难，因为农民不愿或根本不收克林斯基卢布①。尚未从伤寒中完全康复的我很快就将力气消耗殆尽。
一个夜晚，我走到一个小村庄，惊奇地发现院子里和街上没有辎重车队了，也看不见来回走动的士兵。街上也没了篝火。当走到村庄中段，才看到一座院子里有几辆马车和士兵。他们回答说是警备司令的车队。我走到司令面前，按条例规定向他报告，指望这样能赢得他对我的好感继而安顿我。但我白费心思。司令坐在桌旁，穿戴整齐，正准备出发。当警备司令竟不客气地劝我取下肩章（其实恰巧当时我没有肩章），要我安心地躺在炉顶上并留下来时，我非常吃惊！我谢过他的好意，说道：如果我想留在这里的话，就不会来找您了。遵从他的劝告，就会当出门离开时，或者在茅屋拐角处领教他从背后射出的子弹。要知道，警备部队受命严惩逃兵和试图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人。当我走到村子尽头时，感到极其疲惫，很想睡觉休息一会儿。我走入村尽头一间草房，由于极度的疲乏和想睡觉，没有打招呼，也没得到允许，只来得及说我极其疲惫想睡一会儿，就一下子倒在炉旁的长椅上，像死人似的睡过去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感觉到有人在使劲摇我，睁开眼，是女主人在对我说：亲爱的，想活命的话，就赶紧走吧！从睡梦中醒来后，我不明白她的话，也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又重复了一遍，我答道，我完全不知道我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她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出草屋，悄悄打开大门，听了听，四处望了望，便一句话不说，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指了指右边的方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像母亲般的对待我，在送行和握手时，我感受到了一种母亲般的慈爱。这给了我力量和希望。或许她的儿子或丈夫也在某个地方的军队里吧。我上路了，路上空无一人，只有天上的星星在注视着我。深夜，一个人走在不熟悉的路上有点害怕。道路损毁得坑坑洼洼，崎岖难行。尚未完全从病中康复的我走起路来异常艰难。走下坑要容易些，爬坑就很难了，有时不得不四肢并用。其实那些坑并不深。我把手枪牢牢地握在手中，但脑子里浮出一条谚语：寡不敌众。我这个夜行者在黑夜中提心吊胆地环顾四周，发现有黑色的身影在赶过来，很快就听到了人声。赶上来的是骑兵队，他们没有注意我，就在快要从我身边驶过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于是我喊道：哥萨克好汉们，你们后面有没有辎重车队？
看他们的骑姿便知道是哥萨克人，所以我用好汉这个词称呼他们，我知道这个称呼会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清楚地记得如果直接用哥萨克来称呼，他会立刻回答你：克鲁吧！然后就会轻蔑地对待你。他们之中的一人回应道：后面什么车队也没有了，我们是最后一队，是留下来做掩护的。
我又喊道：好汉们，帮帮我，带我到下一个村子，或者你们谁愿意用备用马换手枪？队伍中间驶出一人，牵着另一匹马，他问我：什么手枪？ 我答道 自动手枪，便把枪递给他，他本可以疾驰而去的，但他没这样做，他把马缰绳递给我说：上马吧，别掉队，跟我们一起走。
这匹马没马鞍，由于疲劳和生病我怎么也爬不上马，这时，他翻身下马，两手抓住我一抱把我放上马，又发现了我衣着单薄，仅穿了件军大衣。于是他朝自己人喊了喊，队伍里又跑过来另一个哥萨克，手上拿了件短皮袄。他们把皮袄套在我的大衣外面，再次把我扶上马。我非常非常地感谢这位哥萨克人给予我的巨大帮助。我们赶上队伍，一起奔向下一个村庄。在这里我们分散到各个房子里过夜。我把马牵到隐蔽处，给它喂了些干草和麦秆，再把入口隐蔽起来。当我走进房子才看到里面堆满了人，但总算在铁炉旁找到位子，把短皮袄脱下来枕在头下便睡着了。早上醒来，皮袄找不着了，这让我非常伤心，有人巧妙地从熟睡的我的头下拿走并且离开了房子。在村子里过夜的哥萨克人也早已出发，就剩下我独自一人了。女主人从炉子上拿出烤好的面包，看了看我，我正要离开，并没问她要面包。
她自己切了一块递给我。我道过谢后，便像饿狼似的吃掉了。跑到院子里，寻思会不会有谁把我的马也牵走了。当在原地找到马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把马牵出来，喂了些水，套上套圈，跨上马，此刻，女主人给了我一大张兽皮。我赶上一个小辎重车队后，便加入进去。行进了几里，又发现了侧面有骑兵队，似乎是他们要想把我们的路切断。又是一阵慌乱。只听得一声声
快跑！ 的叫喊声。在不知这些骑兵是什么人，是属于哪方面的情况下，这些人就只知道制造恐慌。真是拿他们无可奈何。
14
一片慌乱中，我策马超过辎重车队，赶上了另一支辎重车队，发现前面有一辆装有马鞍的马车。与马车并行后，我问赶车人道：这些是谁的马鞍？赶车人也是士兵，他回答我道：这是第十六伊希姆团骑兵侦查辎重车队。
我仿佛听到是自己的团，便问，军士司务长在哪里，又请求扔给我一个马鞍。他答道：老军士司务长早已被打死了，现在已另有其人。我给你马鞍，你给我烟草。 我有一整荷包袋马合烟，心甘情愿地倒出一半给他。他扔给我马鞍，我上好鞍，骑上马便同他一起出发了。就这样我们相交成了朋友。休息时我们决定轮流看护我们的马匹。第一次休息时我发现佩戴黑色肩章的士兵是伊希姆人，我们相互没听清楚，搞错了，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团的，他是第十六伊希姆团，而我是第十六乌法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我们决定再遇到困难都不抛弃对方。就这样，我们一起满意地行进了几天。一次休息时，军士司务长酒喝过了量，醉醺醺地不允许给我的马喂饲料，说我未在发给养的名单中。其二，有命令要所有单独行进的人，都要向团部报到。
于是，按照他的命令，我被列入这个团发给养的名单。这样就可补充该团的缺额。我的钱已花完，毫无办法，也无处可去，所以我只得很不情愿地留在这个团里。因为我有马和马鞍，所以被编入骑兵侦察队。我只在骑兵侦察队待了一昼夜，指挥员不喜欢我的马，它是拉车的马，而非战马，总是跟不上队伍。于是严厉地下令弄匹更敏捷的马，便把我派到辎重队去了。到了辎重车队，有人告诉我，有一名生病的军官有一匹马和爬犁，但他不会驾驭，既不会套马，也不会照料马。我找到他，并决定在找到另一匹合适的马前，先留下跟他一起了。卸下马鞍，给马套上爬犁。从他的话中，我明白了，他全然不了解乡村生活，也就是一个好逸恶劳的城市白领。刚派我到辎重车队，骑兵队指挥员本人也患上了伤寒。据说他经常失去知觉，说胡话，骑兵队的新指挥员显然还不知道我，使我暂时避免加入战斗队伍，也没人打搅我，我继续跟着辎重车队一起行动。在一个村子里部队准备投入战斗，有消息说前面村子不让队伍进驻和通过。
而部队能够去哪里呢？最后决定冲进去。如果不成功，就还剩两条路可走：一条通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传闻那里是地方自治会控制，但也不知道那里将如何待我们。另外一条路须穿过森林，但冬季谁也没走过这条路。必须自己铺路，会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战斗打响了，我留下来保护辎重车队，但我什么武器都没有。为了减轻自身和马的负担，在行军途中就把一切可以扔的东西都扔了。我们没能冲进去，在那里遭遇到重武器。对方发射了榴霰弹，于是只得放弃进去的尝试，无功而返。队伍分成了两部分，一半的人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们开始销毁随身带的文件和证件，并将好的军大衣换成破的大衣，说是以后再也用不着穿它们了。半夜时分，互相告别后，就立刻上路了。他们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去森林。向导给我们指示了一条夏季可以通行道路的方向，这是林间小道。行进在最前面的是步兵，紧随其后的是未套雪橇的马，然后才是套上雪橇的马和辎重车队。四周是难以穿越的密林和齐腰深的积雪。夜晚，不仅对人极其艰难，对马也是一样。我们燃起篝火，在桶里融化积雪来饮用，也给马喝。面包冻得僵硬，根本啃不动。肉用军刀切成尽可能的细小块，沾点盐，直接生吃。
一些饥饿和极度虚弱疲惫的马匹再也走不动了，于是被直接从路上推开去，以便给别的人和马匹让路。我前面行驰着一辆雪橇，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女的在驾马拉雪橇。不知怎么搞的，他们雪橇车辕一个紧固环坏了，而那男的甚至连用系绳拴连其他紧固环都不会，我只得亲自动手帮他们系好。还记得在森林中的两件事。一件是路上有一辆被从路上推挤到一旁去的雪橇和一匹垂头丧气的马，听到雪橇上有人的哀求声：兄弟们，你们打死我吧！不要这样丢下我！
另一件事，也是路边的雪橇里有小孩在哭泣（小孩在母亲冰冷的怀里哭号），母亲已死去，而孩子还活着。（走近去看过的人这样说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将小孩带走，我看未必！穿过森林需两天两夜，走出森林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村子，万幸，这个村子还未被其他部队占据，村子坐落在难民逃难路途的旁边。在这里休息了一天，作了一些休整，烤烤火，吃一些人必须吃的东西。就这样，最后我们终于到了伊尔库茨克。我们在郊外休整了一整天。市区被捷克人占领着。然后走到了贝加尔湖，黎明时分开始踏着冰越过湖面。在湖这边岸上有一个名叫李思特维恩尼奇诺耶的村庄
，大家由此出发到湖对岸，人与人间保持一匹马的距离。湖对岸那边是火车车站和梅索瓦亚村。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穿越贝加尔湖最短的路线只有四十俄里。许多未钉掌的，包括马掌磨损厉害的（本来提醒过要换钉铁掌），疲惫不堪的马匹在光滑的冰面滑倒。它们再也无法重新站立起来。虽然天气异常寒冷，但是仍然可见倒下的马匹由于身下冰块破裂，葬身于水中。沿途都见马匹的尸体。我就这样与这个团一起挣扎到了赤塔。在赤塔我们和马匹一起上了去涅尔琴斯克市①的火车。当时我是骑兵侦察队成员，统治赤塔的是哥萨克头领谢苗诺夫。我们在涅尔琴斯克市休整几天后，被派出去斯列坚斯克执行侦察任务。在郊外游荡一个星期，我们没有碰到一个敌人，然后就又回到城里休整。骑兵侦察队有几位鞑靼士兵，上面将他们交我带领。上司分派的任务使我们不堪重负。其他队伍都在休息，而我们却被不停地使来唤去。人和马都得不到休息。于是我冒出一个念头：凭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105步兵预备役团都骂我们是秃顶或者是猪狗不如。
在此地不按照规矩轮流值岗。凭什么？难道我们低人一等？我开始在盘算怎样摆脱这些不公正待遇和强加给我的服兵役。正好有一位临时派到我们团骑兵侦察队的海军准尉告诉我说，有消息说战斗中表现突出并且拟定将升官的人会被派到赤塔集训。我们边休整边进行队列操练。一次，当我们在操练时，临时代理骑兵侦察队队长的盖伊科维奇炮兵大尉吩咐大家轮流指挥骑兵排。我明白这是在考验我们。轮到我时，我先是准确无误地按照骑兵规范指挥，而后突然转用步兵规范指挥。队长立刻取消了我的指挥资格，然后命令我去司令部。海军准尉结果还比我先到司令部。司令部的人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后说：明天早上早点过来取文件，你们要出公差。我回到我这个分队居住的农舍，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即军大衣和物品袋，将战马（这是一匹新缴获的战马）转交给了排长。这匹马未经驯服，白天不断撕咬挣扎，不过夜里倒显得十分安静。我开始调教它，使它适应我。与马打交道需要一定的技巧，我从小就懂这个。虽然马是不会说话的牲畜，不过它是人的忠实朋友，懂得人对它的爱抚和关怀。比我们晚到赤塔的人转告我说，我离开后，那匹马三天没有进食任何人给它的饲料，思念主人，躺在那里直到最后因衰竭而亡。
第二天早上我和一位海军准尉早早就到了司令部，叫醒了文书，拿到了相关文件就去了铁路支线小站。列车已进站，我们俩上了一节车厢。列车还没有启动时跑来一位司令部的传令兵，找到我们俩并通知说，全团要紧急开拔，命令我们回去。我俩相互对望了一眼，异口同声地对传令兵说：你去沿车厢找我们，然后回去报告说没有找到。
我们有文件在手，完全没有必要再返回了。走回头路难道意味着我们还要上前线吗？这已经绝无可能。我们没有回去。列车出发后，我们到达聂尔琴斯克编组站，转乘了去赤塔的火车。
15
到赤塔后，我们俩受命被编入军官教导营。一天，当我们在进行单独训练时，教导营上校营长尼尼尼古拉耶夫到来，他在视察训练时发现我完成训练动作指令与众不同，他指着我吩咐在训练现场的营副官旦申大尉（1915年他在一个坦克部队的职务为大尉）：他不用在这儿了，他的位置应该在前线。听到这里，我想：又要上前线吗？ 不行，坚决不干！训练结束后，我告诉副官说我虽然原来是步兵，但被派来接受骑兵训练，因为我现在是在骑兵侦察队服役。
这位副官对我不错，一直比较友善，还把我称为巴什基尔首领。他回答说，他把我收留到他办公室，肯定不会派我上前线。如此一来，我在他的办公室当值：可以说是文书，也可以说作为他的助手。所有的有关我营的书信文件这位副官都交我办理。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不少闲暇空余时间。其他人还要值岗站哨，我被免了这类苦差。
一次，上面命令我立即编写和呈交全营人员名单，要求按现有名单分出三个兵种：分别列为步兵、炮兵和骑兵。我和海军准尉干了整整一夜，终于完成了人员名单三份。自己掌笔的好处我没有放过我把自己列入了骑兵。
此后，我们被派往安基比塔①，在那里按照我拟定的名单分为相应兵种，骑兵队总共只有上校队长、司令部近卫军大尉、骁骑校、我和一位顿河哥萨克共五个人。我不清楚其他人去哪儿了，按照名单本应还有不少人。不过当时一匹马都没有。后来，当我自己终于跑到了满洲里时，在那里才见到骑兵队名单上的其他人。原来他们比我们还先逃跑了。其他兵种队伍随即开始参加训练，我们因为人手不齐没有训练。上司说要给我们补充人员，但无人知道补充人员从哪儿来，什么时候来。
我们在骑兵队待的时间不长，晚上大家经常聆听队长年轻妻子的吉他弹奏和歌声。我们住楼下，优美声音是从二楼传下来的。一天晚上，听吉他演奏时，耶菲姆重重地叹息一声后，自言自语道：我们在这里发酵变酸，还要上前线。该好好想想了。
听完他说这些，我立刻明白了他打算逃跑。这意味着，我有了一个合适的同路人。对他不需隐瞒什么，可以与他开诚布公交流。我俩开始商量怎么行动。耶菲姆对我说：你在做办公室文案工作，难道还想不出办法吗？
于是我们填写了去满洲里车站接受马鞍的两张出差派遣单。当时我的确是在从事处理办公室文案书信的工作，我带了些文件去让队长签字。那是一个晚上，队长当时在喝茶，他的妻子在用迷人歌声和吉他演奏抚慰队长的心灵，所以队长心情特好，没有看我呈上的文件就直接签了字。我问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他回答：没有了，你想干吗干吗去！哥萨克拿着签好字的文件立即去了城里，而我们俩留了下来。我和耶菲姆匆匆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去到车站，赶上了去满洲里车站的火车。
到了满洲里站后，在密集人流中我们找到几节装有难民的车厢，并加入了难民队伍。我们就这样成功地逃离了军队。
生计
逃到中国后，沙依诺夫曾先后辗转于哈尔滨、上海、汉口、重庆、成都。为谋生计，他干过很多活路，当过搬运工，做过生意，自学修车技术后，便较长时间从事机械修理技术工作。因勤奋踏实，而得到上级赏识，工资从每月十五个银圆不断上升。提升为主任技师后，曾经每月达到两百银圆。他的敬业精神和个人品德，在业内口碑极好。但是也不时地会失业，一再重新白手起家。在他辗转于各大城市的过程中，曾经碰见过苏联派往中国、任孙中山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的鲍罗廷。
16
耶菲姆组建了一支搬运队。我们干起了车厢货物的装卸工作。装一车厢货，我们可以得到八块银圆。我们设法在四天内装了两节车厢。这些钱用于糊口足够了，所以我们没有再去难民食品供应点领取食品。
期间有两次从赤塔来人劝说男人们返回俄罗斯，还许愿说从现在起将会用黄金支付薪酬。无人受骗上当愿意返回。耶菲姆认识一位汽车司机，汽车司机把他带到了哈尔滨。他走后不久，我们装卸队就解散了。
在站上我见到一幅海报，上面有一个业余演员（米尔扎沙里穆）的签字。他后来在四川被土匪打死了。海报的内容是：当天晚上有一场鞑靼语话剧的演出。我怀着能遇上某位熟人或者老乡的愿望，喝了一瓶伏特加壮胆，自己给自己刮脸修面后去看话剧。
在那里一位拄着双拐的鞑靼人坐在我旁边。中场休息时我俩一番交谈后，他对我说，我们从前在撤退时见过面，并邀请我到花园里去喝酒吃东西。毫无防备之心的我没有看完话剧就同他去了花园，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下。的确在撤退期间与夏普科夫走丢后，我见过这位跛脚人。当时他在招募绿旗部队。我不知道是喝了伏特加还是好久都没有见过这样丰盛的晚餐，让我同意和他一起去花园。他叫了晚餐套餐，一些小吃和一大罐伏特加。我说要得太多了，我的钱不够支付这些。他大声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我请你就意味着我付账，见到老熟人我很高兴。花园里到处杯盏交错，我不记得我们喝了多少，不知不觉中，我们俩互相搀扶着来到一座院落。跛腿人就临时住在这儿，地上还睡有几个士兵。我们俩找到一个空当，平躺下去很快入睡。
早上醒来后，全体又都喝了酒，简单地进了点食。午餐时大家又喝了酒，结果等我们酒醒过来时已经在列车上了。这列火车半夜时分把我们运到了达乌利亚站。我们来之前，此地曾经是著名疯人大亨温格尔恩（德国人）的地盘。此刻他和他的部队已到了蒙古。现在这里似乎成了巴什基尔部队的，还是骑兵部队的，也许是军的司令部。具体是哪个部队，我没有关注，这些司令部并无兵源人手，只有几个司令部工作人员。万恶的伏特加将我骗到此处。
在这里我结识了马金托夫，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是我们152步兵团同团战友。当时这个团驻扎在别列别克。司令本人和他的副官一直对马金托夫言听计从，他们安排我当了文书。
万幸的是在达乌利亚我没有待好久，只有大约半个月左右。这时接到警告，有一大队人马朝达乌利亚开来，打算占领车站。也不知道大队人马是哪方的。我们司令部的三个大人和一个未成年小伙子即刻骑上马逃到满洲里车站。与此同时，送我来达乌利亚的跛腿人也失踪了。我们两人也离开了。传说中前来占领达乌利亚的人并没有到来。一切仍然照旧。傍晚时分我和马金托夫离开达乌利亚，来到满洲里车站。
我们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只有几天，紧接着就与这个副官一起去了哈尔滨，还在那里找到了工作。有消息说，已经为每一位参加长途征战的战士拨下钱来，要给大家发补贴。后来，副官说打算去日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在那里经商。我们实际上也到过日本的几个城市，待了两个星期左右就重新回到了穆克敦①。回来一个月后，我们被告知让我们自谋其生了，还给我们每人发了点钱，如此我们三个人即老人穆拉、马金托夫和我都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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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我们经过一番观察后就学着别人开始经商。我们几个人合伙开了一家纺织饰品小店，由于一个合作伙伴的原因，我们的经营并不顺利，接着我们就改做了波兰比亚威斯托克被套、法国哔叽面料以及上海呢料的分销发货商。
所有商品都是寄售。先由我们的这位老难民支付少量货款，要来货后，他在此基础上加价后再分发给送货人送到城里。一些能干的分销商、送货商挣钱不少。我自己不会如此靠加价挣钱。比如，我卖被套挣了五个银圆，那我就会羞于再次在那条街上去露面。随着分销商送货商的大量增加，很快送货商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一部分人夸大自己商品的优点同时贬低同行的商品，不断压低价格以求能够挣到买食物钱和房租费。许多人因此不得不去其他省份销货。如此一来，我们公司也决定派自己的送货人去各省。我同两位同人一道去了四川省，而其他三位同人去了湖北。
一开始我们一行六人携带少量货物乘船出发。
我们顺利通过南京到达九江，轮船靠了岸，有海关人员登船。当时我们坐在自己舱内玩扑克，海关头头是欧洲人，听到非俄语的语言后（这是后来我们赎回商品时他告诉我们的），不由分说命令他的手下中国人拿走我们所有的布包。我提出抗议，但他不顾我的抗议，也没有认真看我，等所有布包被拿走后他也离开了。我追上他并问他：我们怎么办？所有人都留在这里吗？他以一副胜利者的傲慢回答我：这我管不了，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和能讲点英语的波德列斯基（波兰人）两人留下，而其余的去汉口等我们。
在九江我们找了好几个旅店，但都拒绝让我们入住过夜。理由是这里禁止俄罗斯人居住。原来这一个区域是由英国人管控。当地人建议我们去中方管控区寻找落脚处。经过我们详细解释停留在此的原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允许我们居住的旅店。店方一定报告了警察（显然此地也受英国人势力影响），因为随即来了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他详细询问了我们留下的原因和经过，然后允许我们居住一夜。直到他走后，店方才给我们端茶送水，让我们洗漱，点燃铁炉让我们取暖。
睡足觉后早上我们去了海关。在海关办公室的中国人告诉我们，要我们支付七十五个银圆的关税。我回答说，从上海出发时我们公司已经支付过了，并且七十五个银圆的关税对于这些货物过高。
如此一来，中国人建议我们亲自去找讲俄语的海关关长。我进了关长办公室，详细讲了我的诉求，海关关长是波兰人，俄语讲得很棒。他回答我说他也无能为力，因为委员会是由中国人组成的，而且已经把你们货物的价值定得非常低了。只要你们付七十五个银圆就可以把货拿走。昨天我们就扣住一个犹太人。他当时也认为关税过高，他还曾试图投河自尽，不过他被救起并被逮捕，理由是他试图自杀。现在他就在蹲监狱，并且还要蹲很长时间。
拿到付款收据后，我们去了仓库，发现我们所有的布包已被打开。显然他们怀疑这批货物中藏有走私品。我们见到了扣我们货的那位海关关员。他看见我们，走上前来用非常纯正的俄语向我们道歉，解释说他当时不知道我们卖的是波兰被套，还说他也是波兰人，并求我们允许他取一个小标牌留作纪念。
他还补充说道，在进我们船舱时他听到的是陌生语言，所以得出结论认定这是些走私分子。假如他知道我们中有一位波兰人，而且我们卖的是波兰被套，他是不会扣押我们的货物的。在船上扣我们的货时，他从未说一句俄语。我当时还向他解释说公司相信我们才向我们发货。我们卖完这批货才会有收益供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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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不少送货商因不同原因遭受损失。 比如在江西省，反动军队士兵就枪杀了七位经销商，他们被认为是张作霖部队的奸细。在张作霖部队里确实有一些俄罗斯人，而这些被枪毙的也是俄罗斯人。因此我决定不再经商，加之在四川米尔扎沙里穆和穆士塔法芬被强盗夺命。当时他们是货主巴卡巴什的分销送货商。米尔扎沙里穆欠了巴卡巴什的账，所以货主强令他再去一次外省卖货，以此还清债务。
其实米尔扎沙里穆预感不好，他曾请求这次行程延期，他完全不想跑这一趟，但是货主不顾他的多次请求，强行让他走这一趟。米尔扎沙里穆、穆士塔法芬和他们的一位中方助手就此上路。
跑这趟路的结果是极其悲惨的。起初他们在广安州①货卖得不错，货物全部售罄，货款通过一家中国贸易公司汇回。接着他们再一次去重庆提货，不过半路就出事了。按后来回来的中方助手的讲述，他俩被杀害的经过有两个版本。第一次中国助手向我们讲的是：
卖完货后，他俩将货款交到一家中国商贸公司，紧接着租了一只小船，三人一同顺江而下去重庆，船驶离广安城几里路时，岸边有两人呼唤船主请求将他们捎上。
他俩上船，几句寒暄后，拿出香烟分发给船上的人并说：米先生，穆先生请抽烟！ 这说明杀人强盗非常熟悉他们的长相，否则他们不可能分别叫出他们的名字。而当他们接过烟抽上时，这两位乘客掏出了毛瑟枪。米尔扎沙里穆跳了起来，惊呼一声强盗！他当场被击毙，被强盗全身搜遍后扔到河里。我和穆斯塔法芬吓得马上转脸朝下趴在船舱底。稍后，强盗们叫道：穆先生，起来，别怕。穆斯塔法芬刚一站起来，绑匪一把抓住他，将他的头悬在船舷边，开枪将他打死，搜遍他的衣兜后将他也扔到了河里。
船又走了一段，绑匪们命令船夫靠岸，然后询问船夫和仆人：他们给你们付船钱没有？绑匪给他们每人付了一块钱（银圆）就命令他们下船，向着船行的反方向而去，并且不准他们回头，否则就也会杀了他们。
后来，被害者的主人到后，仆人关于被杀害事件的叙述又是另一种说辞。他称还在市区范围内，这两名乘客强盗就已经坐上船，说他们也去重庆。其余的事件情节叙述几乎和前一种说辞一样。
仆人返回并且讲述了凶杀案后，米尔扎沙里穆和穆斯塔法芬在重庆的朋友们立即给他俩的主人巴卡巴什发了电报，通报了这次谋杀事件（此前是巴卡巴什把米尔扎沙里穆和穆斯塔法芬送到四川然后去了湖北汉口）。巴卡巴什抵达重庆后，希望到被害二人最后一次做生意的城市去与政府交涉，因为米尔扎沙里穆在哈尔滨的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和妹妹。
巴卡巴什本想将那位仆人助手带在身边，临走那天仆人却躲得不知踪影。巴卡巴什告诉我们，本来他是不被允许到那里去的，可他还是未经许可想尽办法到达了Hochow①城，并从当地中国穆斯林住民处了解到，其中一个死者的尸体被冲到了岸边，他们按照穆斯林的仪式埋葬了他，因为他们认出死者是米尔扎沙里穆。埋葬米尔扎的人还告诉巴卡巴什，米尔扎沙里穆的右手靠近肩部有一个被刀砍的伤。巴卡巴什到了墓地，想请一个照相的师傅帮他把坟墓拍下来，然而没有一个人愿意干，因为当地政府警告人们不准拍摄这座墓。当时Кванчангоу②这个区域是杨森将军的地盘。巴卡巴什试图找杨森帮助死者的父母。但是最终没有让巴卡巴什去到Hochow城。
巴卡巴什过去曾当过俄罗斯宪兵，他非常机智地想办法见到了杨森。当时杨森正好到了重庆，在市中区的一个花园举办午宴，巴卡巴什穿着打扮得像一个有显赫身份的外国人，进入花园。杨森的卫兵放他进入了特邀嘉宾就坐区。杨森并不认识他，但是还是因为巴卡巴什的欧洲人的面孔，请他入座。他们相互摆谈了一会儿后，巴卡巴什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杨森在众人面前不好拒绝他的要求，吩咐贴身警卫拿出了钱给他。这些钱后来究竟给没给死者的父母，我就不知道了。再后来，有人说巴卡巴什在汉口被反动政府绞死，罪名是他贩卖日本的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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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法尔古特金诺夫、苏尔丹诺夫和沙基罗夫他们也准备去那个方向做生意。我一直劝阻他们不要去那边，他们却说那些地方很好做生意，所以还是去了。走到半路沙基罗夫离开了他们两位去成都买从上海发去的货物。
剩下的法尔古特金诺夫、苏尔丹诺夫两人行进到离Shunking③大约一百里的一个小村子，在一个小旅店过夜。法尔古特金诺夫躺在放下床尾档头的床上，苏尔丹诺夫和衣躺在另一张床上，将一只脚踩在地上，唱起了一首忧郁的歌。法尔古特金诺夫对他说：不要这么忧伤，别这样嘛。过了一会儿，睡得有些迷糊的法尔古特金诺夫听到几声像小鞭炮的爆炸声，紧接着苏尔丹诺夫啊了一声。法尔古特金诺夫从床上跳起，发现几个陌生人在房间里。
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立即双手举过头。其中一个劫匪向他喊道：把手表、宝石拿出来！另一个劫匪却说道：他不是做手表生意的，是做被套生意的。你们还有一个麻子在哪里？
苏尔丹诺夫和沙基罗夫两人都是麻子。
法尔古特金诺夫回答：那个做手表和宝石生意的麻子和我们分开单独走了。劫匪们将所能拿走的东西都打包拿走了。包括镀镍的肥皂盒、一顶新的毡帽（他们丢下了自己的一顶旧帽子作为替代）、一捆裹好的波兰被套（被套中有一百个银圆）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劫匪离开时不慌不忙，有人还吹起了法尔古特金诺夫的口琴。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女人不停地哭，请求劫匪留下点钱，至少让她和孩子可以有回家的路费。当一切都平静下来以后，法尔古特金诺夫才从惊恐中回过神来，赶紧呼叫苏尔丹诺夫，但苏尔丹诺夫已经咽气了。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腿，另一颗子弹直接命中心脏。过了一会儿，村子里响起了警报，而劫匪早已从容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劫匪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三人每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天亮了，法尔古特金诺夫好不容易请到了轿夫将尸体抬回Shunking。（很多轿夫拒绝抬尸体，他们声称害怕当地的劫匪报复。）在Shunking，当地的穆斯林协会支付了轿夫的费用并安葬了苏尔丹诺夫。
法尔古特金诺夫返回重庆后，因为受到惊吓，病了一场。他带回了他的棉被并交送去洗，劫匪当时没有拿走棉被，显然认为是那家小旅店的。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十年，我就已经决定不做生意了。因为在各个省之间来回奔波做生意以及在那些小村子留宿都是很危险的，我又不喜欢与人讨价还价，这样做买卖完全不合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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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用我微薄的积蓄买了一本修理内燃机车的书，决定参加上海的一家从法国来的马利雷奇兄弟车行开办的司机和机械师培训班。我开始学习驾驶汽车，也就是说开始开车了。培训班结束了，就应该通过在地方警察局交钱、考试取得驾驶执照，但是我的钱不够。比我早毕业的那些拿到驾照的师兄们告诉我，在当地要找到司机工作很难，几乎是不可能。他们曾经求助于外国人，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欧洲人当司机？你们这样做是丢了欧洲人的脸。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熟人，这人从四川万县县城买过猪肠衣发往德国，我在与他交谈时告诉他，我已从驾驶培训班毕业，但现在还没在此地找到工作。他对我说汉口有他一个熟人在法国人开的车行，如果我愿意，他可将我推荐给这位熟人，我同意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请那个朋友帮我安置在车行工作。这时，我有两个朋友将他们的一些积蓄给了我，我买了去汉口的车票。
到了汉口以后，我住在一个中国旅店。在汉口的第一夜我是在江边的一个椅子上睡的。由于天气太热，沿江边休息的人非常多，江边所有的长椅几乎都被人们占据了。在法租界的那一段江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没有被占用的长椅。第二天早上我带着推荐信去寻找法国车行，可是那个地方没有空闲职位，他们自己人都无所事事。这个修车行的总技师把我带到了一家美国的修车行，那个车行的总技师居然也是俄罗斯人。
洛伽什金对我讲，他也是刚收了一个俄罗斯人来车行工作，那个人可能明早不会来上班。所以明早你来看看，如果那个人没来上班，我就把你收了。 他给了我一份分销商的名单地址，我就暂时算在那里安顿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修车行被接收参加了工作。起初一段时间我的酬金按照总技师的说法，只有十五个银圆。这些钱用来买吃的足够了，我非常满意，因为终于找到了工作，而且在这里还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兴趣，对所有的东西都充满好奇地进行学习，工作非常努力，不知疲倦地干活，一心想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学会车行营销和修车技术。车行看我这样努力地有愿望干得很好，为了对我表示鼓励，就给我涨了薪水。我跟油漆师傅成了朋友，在技术上他给我讲的倒不是很多，因为旧社会时期师傅普遍不向徒弟传授技术和知识，担心徒弟在学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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