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一直是纠结在一起的两条主线，时而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时而是非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一直贯穿始终。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台涅（Montaigne，又译作蒙田）是法国哲学的先驱，他对于17 世纪的笛卡尔和帕斯卡尔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首先，蒙台涅的怀疑主义影响了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方法论和自由的批判精神。蒙台涅是法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因《散文集》（LesEssais）而著称于世。同时因《为雷蒙德塞邦辩护》（Apologie deRaymond de Sebonde）这一长篇散文中深邃的思想，而被视为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运用古罗马时期的怀疑论皮罗主义（pyrrhonisme）的论据来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所谓真正的知识或者是通过经验获得，或者通过推理获得。蒙台涅被人们看作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笛卡尔对于从经验获得的知识以及以往科学知识的怀疑，对现成的知识的批判，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这些都是受到蒙台涅的影响。普遍怀疑的方法是笛卡尔的第一个方法。笛卡尔认为，应该认真地、自由地来对我的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些见解统统消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a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是一条唯一不能怀疑的第一原理。这是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之后找到的一个立足点。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同于怀疑论者以怀疑为目的而走向虚无主义的为怀疑而怀疑的怀疑，而是方法论上的怀疑，怀疑是为了发现真理，得到确实的知识。笛卡尔并没有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得出消极悲观的结论，相反他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充满着自信，认为人类的直观能力是可以获得关于自然和人自身的知识的。
蒙台涅也影响了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和人学。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颂扬了人类的伟大、尊严和理性，而蒙台涅揭示了人类的渺小、可悲和信仰，这就使得帕斯卡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既让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尊严，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既看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作用，同时又看到理性的无能和信仰对它的超越。帕斯卡尔把心灵在几何学中的推理活动或推理方式，如抽象、分析和演绎等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活动叫作几何学精神（lesprit de gomtrie）。帕斯卡尔是充分地肯定了几何学的作用，并且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也广泛地运用了几何学的证明和推演的方法。然而，帕斯卡尔认为几何学的方法是有限的，过分抬高理性或理智的作用是一种理性的独断。帕斯卡尔指出了它们的缺陷：首先，几何学方法是要建立一个公理体系，对它所用的全部概念、名词进行定义，并从已经确立的真理中演绎出全部其他命题。但是，原始概念和第一原则却是不能通过几何学方法来证明的。第二，对于人的生存状况、前途和命运、痛苦和幸福、伟大和渺小，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人的幸福与可悲、人的目的和出路的问题是不能进行推理和演绎的。第三，理性和几何学方法在形而上学和宗教领域也是无效的。理性对于认识或证明上帝完全是无能为力。除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几何学精神而外，帕斯卡尔更为突出地强调以人心或内心为基础的lesprit de finesse，即敏感性精神、微妙的精神、精确性的精神。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洞见力。敏感性精神，就其认识论基础而言它就是人心或内心。对内心（le coeur），帕斯卡尔有感情、意志、本能多种规定，人心、内心对于基督教的辩护、对于宗教形而上学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了内心的作用才有信仰。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1892－1964年）出生于南俄罗斯塔甘罗格地区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后来加入法国籍，成为法国哲学家，曾先后担任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埃及福阿德大学（后来的开罗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以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职与研究员。他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宗教哲学和哲学史的论题，例如讨论安瑟伦和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观念、波姆的上帝学说等。1930年之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并在此领域中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柯瓦雷一方面使用了新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将科学史作为观念史来描述和分析，在科学史研究中融入了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念成分，更带有明显的后期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烙印，从而使科学史成为特定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另一方面，柯瓦雷还明确提出科学革命的观点，特别强调对科学史上突破性思想事件和变革人物的研究分析。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在胡塞尔的后期哲学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以下简称《危机》）找到其前形态，并且后来都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代表的科学思想史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柯瓦雷也是第一位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哲学家。
还在1908年，即胡塞尔还在哥廷根执教时，柯瓦雷便开始随胡塞尔以及另一位现象学运动的重要成员阿道夫莱纳赫Adolf Reinach学习现象学，同时也旁听当时在那里执教的希尔伯特D. Hilbert、克莱因F.Ch. Klein、闵可夫斯基H.Minkowski、策梅洛E. F. F. Zermelo等一流数学家的课程。柯瓦雷是哥廷根现象学学派的主要成员，与贝尔W. Bell、克莱门斯R. Clemens、海林J. Hering、康拉德W. Conrad、诺伊曼C. Neumann等师兄弟交往甚密。191112年冬季学期结束时，柯瓦雷向胡塞尔提交了两篇较短的数学哲学论文《不可解》Insolubilia和《集合论的悖论》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胡塞尔仔细地阅读了这两篇文字并做有摘录，但最终并未认可和接受。胡塞尔不认可的原因很可能并不在于对柯瓦雷的研究能力的低估，而是在于对柯瓦雷的论文选题或论文命题的质疑。这对柯瓦雷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在莱纳赫和其他师兄弟的支持下，柯瓦雷在哥廷根还滞留了一段时间。直至1912年夏，柯瓦雷在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离开哥廷根，回到巴黎，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布伦什维格Lon Brunschvicg、拉郎德Andr Lalande等人那里继续学习，并于1913年在索邦获得学士学位。
无论如何，柯瓦雷不失为现象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他有两篇文章发表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上。第一篇文章是刊载于1922年第五辑的《关于芝诺悖论的说明》。柯瓦雷将这篇文字题献给他的五年前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另一位哥廷根老师阿道夫莱纳赫。但这篇文字并未标明译者的名字。很可能是出自赫德维希康拉德－马特乌斯之手。第二篇文章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发表在1929年第十辑的增补卷上的雅克布波姆的上帝学说。该增补卷是为胡塞尔七十寿辰出版的纪念文集，由他的学生们的论文组成。柯瓦雷的论文显然是他的巴黎大学博士论文《雅克布波姆的哲学》La philosophiede Jacob Boehm的一部分，由现象学运动的另一重要成员赫德维希康拉德－马特乌斯译成德文。柯瓦雷在标题上标明该文是未完稿。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源自维基百科的说法：胡塞尔的巴黎讲演和随后出版的法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影响到柯瓦雷对伽利略在科学史上地位的理解。但这个说法的根据明显不足，因为胡塞尔在巴黎讲演和《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均未提到伽利略与相关的科学观念史。这些思想都是胡塞尔在《危机》中才展开论述的。总的看来，这两本后期著作是胡塞尔后期两个不同方向的思考之总结，它们之间虽有实质关联并且都是现象学的引论，但《笛卡尔式的沉思》总体上是沿观念形态与系统方向展开的，而《危机》则是沿观念发生与历史方向展开的。胡塞尔甚至为了后者而推迟并最终放弃了前者的完稿与出版。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在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tudes galilennes中并未发现有对胡塞尔的《危机》的引述，也并未发现有对胡塞尔的伽利略理解与诠释的采纳与论证。
胡塞尔本人对伽利略在欧洲科学思想史上的作用与地位评价极高，相当于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他《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首先借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案例来澄清近代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与超越论的主观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在他看来，伽利略所起的最大思想作用在于他将自然数学化，亦即把自然视作数学几何学的宇宙总体。这种想法和做法代表了近代物理主义的自然构想，它是近代欧洲二元论的基础，也是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总体上看，对柯瓦雷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胡塞尔对思想史上某个人物的解释与评价，而是胡塞尔将科学史理解为哲学史或观念史的做法。关于整个近代科学史的发展及其危机的根源的说明，胡塞尔在《危机》书中仅仅借助了对伽利略和笛卡尔两个人的变革性作用的案例分析。这种科学思想史的写法向前追溯可以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史或观念史的写法中找到其源头，尽管胡塞尔本人对黑格尔的思想风格并不认同，也很难发现黑格尔在胡塞尔那里的思想影响痕迹；而向后寻踪则可以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研究中找到其实施和铺展，当然是间接通过柯瓦雷，因为库恩本人对胡塞尔所知甚少。而在柯瓦雷那里，胡塞尔的这个观念史的写作方法所发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柯瓦雷自己在给施皮格伯格的信中写道：我受到胡塞尔的深刻影响，也许，从对于对历史知道得并不多的他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正面地接近历史，学到了他对希腊和中世纪思想中的客观主义、对看似是纯粹的概念辩证法的直观内容、对本体论系统的历史构成和观念构成的兴趣；我从他那里继承了被他丢弃的柏拉图主义实在论、反心理主义和反相对主义。
柯瓦雷的讣告撰写者、哈佛大学科学史家约翰默多克（John E. Murdoch）曾概括地评价说：在柯瓦雷的著作中，若不是科学史，那就是哲学史，获得了一把基本的钥匙。而从柯瓦雷以上的说法来看，这把钥匙是他从胡塞尔那里继承而来的。
除此之外，反过来还可以确定一点，即在《危机》影响柯瓦雷的科学史写作之前，巴黎讲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曾受到过柯瓦雷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胡塞尔在巴黎讲演和《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对柯瓦雷研究成果的引述说：我们通过新近的研究，尤其是吉尔松Gilson与柯瓦雷的漂亮而深入的研究得知，在笛卡尔的这些沉思中还隐含着多少作为含混成见的经院哲学。
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柯瓦雷的漂亮而深入的研究，乃是指柯瓦雷于1922年在巴黎出版的《笛卡尔思想中的神的观念及其存在的明见性》。柯瓦雷一直认为应当将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讨论和研究。而胡塞尔至少是哥廷根时期的胡塞尔并不能认同这一点。他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实际上将上帝当作认识论的临界概念而加以悬隔，排除在现象学的研究课题之外。但在后期的胡塞尔这里已经看出，他对柯瓦雷在此方向上的思考已经抱以理解和赞许的态度。
柯瓦雷的宗教意识研究的情怀表现在他于这本书中所展示的另类笛卡尔中。这是一个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明见笛卡尔的虔敬笛卡尔，即沉迷于上帝证明的笛卡尔。它立即引起了胡塞尔的女弟子、同样关注上帝与信仰问题的埃迪施泰因的注意，并且很快便被她翻译成德文出版（1923年）。这个翻译是她192122年滞留于一个位于贝根扎伯纳Bergzabern的果园期间完成的。经营这个果园的是她的好友、同样是胡塞尔的女弟子的赫德维希康拉德－马特乌斯。施泰因的翻译也得到了后者的协助。由于施泰因恰恰是在翻译柯瓦雷的笛卡尔研究的期间完成了她对天主教的皈依（1922年1月），因而这个翻译对她的宗教信仰之转变的可能影响也成为人们思考的课题。我们至少可以赞同这样的说法：这个翻译为她开辟了一条深化了的通道，从而能够以哲学的方式为信仰与思考提供中介。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扬帕托契卡（J. Patoc?ka）在回忆胡塞尔一文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所记录的胡塞尔与柯瓦雷的后期交往：我初见胡塞尔是1929年在巴黎。这样，我便一同体验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开端，胡塞尔将这些沉思构想和意指为对现象学问题域之总体的系统阐释。几天之后我在柯瓦雷的论文答辩soutenance de thse上重又见到胡塞尔。我至今还看见他在马尔维娜太太和几位熟人的陪同下走下路易－李亚尔Louis Liard阶梯礼堂的台阶，以便作为单纯的旁观者来参与他曾经的弟子的凯旋；然而他在下面受到隆重的迎接，并且被请到上面的评审委员的讲台上就座。
柯瓦雷此次的论文答辩论题是关于波姆的研究。随答辩的完成，他成为索邦大学的文学博士Docteur s lettres，随后接替了吉尔森的位置。次年（1930年）成为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究主任Directeur dtudes以及蒙彼利埃的高级讲师Maitre de confrences。胡塞尔在1930年11月7日致柯瓦雷的信中对他的这些成就致以衷心的祝贺：这的确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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