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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白狐(一段水上劳工的悲欢命运 一曲礼赞勇敢、前进的正能量之歌)

書城自編碼: 2914269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小說社会
作者: [中国]叶蔚林
國際書號(ISBN): 9787536077560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18/200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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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选入叶蔚林的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白狐》等。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讲述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因为没有盘缠,搭上一张木排。小说随之展开放排人盘老五、石牯、赵良等人的故事,贯穿了几十年的风雨历史。
盘老五年轻的时候,与财主家的丫头吴爱华情投意合,财主却把吴爱花许配给了一个长工。石牯与改改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却被大队支部书记李家栋、公社的刘组委等人活生生的拆散。放排人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饱尝人生苦楚,即便如此,他们与命运反复较量,仍然无所畏,驾驭木排,登上险峰浪尖,昂首进入中流。
小说在大自然的背景中描绘人生的图画,突出诸多人物的人性表现,融会了哲理和诗情,从而焕发出美学的光彩。
內容簡介: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讲述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因为没有盘缠,搭上一张木排。小说随之展开放排人盘老五、石牯、赵良等人的故事,贯穿了几十年的风雨历史。放排人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饱尝人生苦楚,即便如此,他们与命运反复较量,仍然无所畏,驾驭木排,登上险峰浪尖,昂首进入中流。
關於作者:
叶蔚林 1935~2006,广东惠阳人,著名作家。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白狐》、《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初别》、《酒殇》等。《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获当时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等。
目錄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叶蔚林
白狐
......................................................................叶蔚林
割草的小梅
..............................................................叶蔚林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 ..........叶蔚林
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
......................................... .......叶蔚林
怀念叶蔚林
...................................................... .....肖建国
叶蔚林第二步小说创作散论 ....................................胡宗健
叶蔚林第二步小说创作散论 .....................................胡宗健
叶蔚林主要著作
编后记
內容試閱
总 序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novel之名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做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
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词;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
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中篇小说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夏天的那次航行,航行在潇水上游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那时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我渴望能坐坐从没坐过的汽车和火车,可是我没有钱,只好听爷爷的话,搭上一张带棚子的木排。起初自然有点不乐意,后来我记起在哪里看过一本小书,讲的是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年少时也是和渔夫们一块坐船出门求学的,终于成为誉满欧洲的人物。想到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当时也和我一样赤着双脚,带着包袱, 在水上漂流,于是我就不怎么觉得委屈了。
那么,我是怎样被推荐上大学的呢?俗话说:碰得好不如碰得巧。千真万确,我能上学,完全出于偶然。
那一年春迟,二月二,龙抬头,按理说,桃花早已开了,柳条早已爆芽了。可是初五却来了寒潮,小雨夹雪,纷纷扬扬一连落了四五天。到了初十,才雨停雪止,太阳出来,天气转暖;麻雀在潮湿的泥地上到处乱跳。风向转南,软软润润的,好像丝绸拂过面颊;人们说:春天真的来了。
第二天早上,爷爷吩咐我去种南瓜;不是随便讲的,语气又认真又严肃。我觉得奇怪:爷爷怎么叫我去种南瓜呢?从小我就晓得:爷爷是十分看重南瓜的。每次煮吃南瓜之前,他都将南瓜籽儿小心地抠出来,漂净晒干,里三层、外三层用纸包起,塞在灶门边的砖洞里。冬至前后,南瓜籽儿收集得相当多了,他就打开纸包选种。这时刻,他的神情专注极了:嘴里衔着空烟杆,两道长眉毛在鼻梁上面纠结起来,眼睛炯炯放亮,枯瘦的指头捏住一粒粒南瓜籽,看个仔细,就像珠宝商人鉴别钻石一样认真。选出的种子,用另纸包起,扣进一只生锈的铁盒子里。每隔三五天,再取出来选一遍;这样反复淘汰多次,最后才选定那么三四十粒。这些宝贝不再放在铁盒子里了,换块麻布包紧,塞进贴身的棉背心口袋,用自己的体温保护着它们。接着,整个冬天,爷爷每日早早起床,背只筐,拿个竹夹子,在村头路边拾野粪;有时一直走到五里以外的潇水河畔。
草上的露水湿透了他的裤管,穿草鞋的一双赤脚冻得青紫。爷爷从来公私分明,拾来的野粪和家肥永远分堆存放,野粪种南瓜,家肥交队,两者绝不容混淆。我刚懂人事,爷爷就一天三遍叮嘱:不要屙野屎撒野尿,屎尿一定要屙在自家的粪坑里。我听爷爷的话,在小学读书时,常常因为憋尿,胀得直想哭。
爷爷呢,有一次去赶闹子,我吵着要跟去。爷爷说;伢子,莫去,给你买好吃的回来。爷爷走出三四里,折回来了,双手捧着一个荷叶包。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喜得拍手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新鲜的牛屎!
爷爷每年种南瓜费了几多心机呵!他种出的南瓜确实好得出奇:一色身圆蒂正,一色光滑金黄,一色米斗般大小。白露秋分,南瓜收下,摆在床铺下,八仙桌下;个儿大的挨堂屋的北墙码起一溜,展览品一样,足有半人高。一早一晚,出门进门,爷爷都要对南瓜欣赏一阵,用手摸摸,用指头弹弹。我长到二十岁,到底吃过多少南瓜,那恐怕没法算。不过我决不厌弃南瓜,因为它曾经联系着我一家的欢乐和悲哀;我对南瓜的感情,永远不会淡薄。我听村里的老人说过:四十几年前,爷爷给地主当长工,三十岁上还是光棍一条。民国十六年,湘南大饥,许多人逃荒到这一带偏僻的山里。逃荒人的景况很凄惨,十八岁的女子,换上三升包谷米,就算卖了好价钱。有一天,爷爷犁完田,收工回家,不知什么时候,身后跟来一个女子。这女子蓬乱着一根粗辫子,一身衣衫褴褛,两个肩头都露在外面。她不声不响,一直跟到爷爷家门口。爷爷问她要做什么,她噙着眼泪说:好心的大哥,收留下我吧!爷爷叹气说:我拿什么养活你呢?老实说,米没一粒了,只有八只南瓜。听说有八只南瓜,那女子的眼睛霎时放亮了,坐下就不肯走了。于是,那女子就成了我的奶奶。爷爷和奶奶懂得南瓜的价值,大约也是为了纪念吧,他们从此年年大种南瓜,一年比一年种得好。在漫长的饥饿威胁中,南瓜确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安全感。解放之后,土改分了田,后来又参加了农业社,开头那些年,生产节节提高,粮食年年稍有盈余。但爷爷不敢掉以轻心,仍然年年亲自种南瓜。南瓜吃不完,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就挑去闹子卖,换回盐、酱、火柴、煤油,还有烟叶子。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年,学费就是靠卖南瓜得来的;另外,爷爷还给我买了一只蓝色的帆布书包。成立人民公社那年,风调雨顺,稻子长得特别好,红薯烂在地里都顾不上收。当时的公社书记李家栋,高嗓大喉发号召:一天三餐干饭不要钱,大家敞开肚皮吃呀,共产主义到啦!村里的食堂,三口大锅煮饭,从早到晚烟熏火燎,蒸气腾腾;吃的是流水席。食堂附近有条水渠,炊事员天天到那里洗钵子,早晨水清见底,淤泥上铺满一层饭粒;爷爷看了直摇头。第二年春天,爷爷被抽去公社炼钢铁,临走前来不及种南瓜,把这事交给了我父亲。父亲不经心,也因为忙着要进山运木材,在塘边挖了几个浅坑,没上底肥,随便将南瓜籽儿撒下就走了。等到夏天,瘦弱的瓜蔓上只结出十来个拳头般大小的瓜儿;皮是乌的,蒂是歪的,疙疙瘩瘩不成样子。爷爷从公社回来,看看南瓜,当时只是笑笑说:像老茄子,不是南瓜。到了冬天,问题的严重性就显露出来了。大泼大撒的公共食堂再也支持不下去,每人每餐只吃老四两米饭,外加一钵萝卜苗。过不了多久,社员们都饿得眼睛发蓝,手软脚浮,心里发慌。这时爷爷的长眉毛拧起来了,凶狠地瞪着我父亲:你干的好事!父亲不敢做声,怯怯地低下脑壳。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和母亲偷偷将自己碗里的饭食,拨到爷爷和我的碗里。第二年的春天,爷爷发狠种了许多南瓜,但已经来不及了,饥饿的蔓延要比南瓜的生长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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