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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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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二辑。本辑的主题是州县档案与清史研究。对清代历史的研究，州县档案与正史、方志、族谱、官箴书、日记等史料相比，有其独特的价值。充分利用州县档案不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亦会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若善加利用，可以使研究者获得更加鲜活的文本，进而有可能得出更加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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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佩林，男，1973年生，四川达县人。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西华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专家，西华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负责人。入选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法律与社会，中外关系史。
蔡东洲，男，汉族，1962年11月出生，四川平昌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1981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原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就读历史教育专业本科、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7月至今，在西华师范大学任教；其间1992年12月晋升为讲师，1994年12月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12月晋升为教授。1999年1月任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2001年6月任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持工作（次年任主任）。2004年至今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曾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四川省教学名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巴蜀历史文献的研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关羽现象研究、四川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丙及安丙墓研究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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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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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徽州文书的利用与研究【刘道胜】／1
清水江文书研究争议问题评述【徐晓光 程泽时】／27
六十年来的明清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吴佩林 李增增】／56
《华阳国志》浅论【李勇先】／78
周洪谟著作考【蔡东洲】／89
晚清以来巴蜀方志修纂的若干新变化【粟品孝】／103
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吴才茂】／112
《南部县舆图考》的编修特色与文献价值【邹 艳】／131
清代档案文件级著录初探以《南部档案》为中心【左 平】／140
民国成都市政府地政档案初探：基于文书学角度【马英杰】／147
宋代府、州衙署建筑原则与差异【陈 凌】／160
南宋边防史地类论著的勃兴及其特征【何玉红】／172
清代田土档案中民事纠纷的司法考量【杨 静】／188
清代州县工房职能新探以《南部档案》为中心【苟德仪】／207
从《南部档案》看金川之役逃兵案及其对涉案官员的处理【王丽华】／220
明代徽州异姓共业山场的析分实态
以祁门十三都二图汪氏《抄白标书》为中心【康 健】／231
乡村社会中的帝国：明清乡厉坛的组织与管理【董乾坤】／243
一个垄断商人群体的机缘与形成
基于咸丰至光绪时期《巴县档案》的研究【周 琳】／259
清代民国年间成都乡村的田房产业交易
以《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为例【郭广辉】／285
清代南部县盐的改配与回配【金生杨】／303
清代南部县衙盐房档案的盐史研究价值【刘艳伟】／324
乾道间外迁漕丁研究【黎春林】／334
清代南部县的社仓管理与寺僧关系【刘光雨】／345
清代孀妇再嫁的若干问题探讨以《巴县档案》为中心【张晓霞】／353
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郭书愚】／366
四川南部县抗蒙史迹及古城寨、古遗址考略【赵建宏】／391
四川南部县漱玉岩摩崖题刻调查与初步研究【蒋晓春 曾 俊】／403
清代四川南部县马家大院木刻文字花窗艺术的图像学解析【李东风】／414
清代四川南部县宋家大院的建筑与图像【李 婕】／420
俗字与南部档案文书解读【杨小平】／430
浅论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俗字的类型【郭雪敏】／436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俗字俗语考论【周 君】／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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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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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档案与清史研究（代前言）
吴佩林
对清代历史的研究，州县档案与正史、方志、族谱、官箴书、日记等史料相比，有其独特的价值。充分利用州县档案不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亦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若善加利用，可以使研究者获得更加鲜活的文本，进而有可能得出更加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正史一类的历史资料多是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宣示，它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陈寅恪就曾说过清代官书未必尽可信赖，因为实录悉经改易，而官书多所讳饰。国家法律、省例多为制度史的研究素材，往往不能反映具体的实践。官箴书因其本身负载有规劝、告诫的功能，多有表达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或为幕之道的目的，即便是官员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未必就是著者为官行为的真实记录，在当时亦未必经过了实践层面的验证。而这些，当然不能成为，至少不能完全成为我们分析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素材。
失之简略是地方志、族谱等资料共存的问题。地方志受体例、内容的限制，往往举其大要而简于叙事，缺乏深度的记述致使细里不明，因果不彰。族谱一类的文献通常也不能反映出族际之间及家族以外的社会实际，而且由于它攀富攀贵的特征，所记往往也失于真实。
日记是私人记述的一种，历来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并不能完全当真。鲁迅曾言，从日记上可以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但也不能十分当真，因为日记的存在常常不能由个人主宰，日记作者也会受到外界的制约，日日要防传抄。之所以不能完全当真，还在于有些日记并非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被当作著作，准备身后发表，甚至是在当时就供给他人阅读的。不仅如此，日记的随意性较大，记什么、不记什么常常受制于作者一时的心情，有些地方也会隐晦、回避。
判牍、判语是官员单声道的独白，对告词、诉词、供述以及其他证据，诸如契约、验伤单等缺乏足够的关心，其史料价值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且部分判牍的作者本身在文学方面多有造诣，如樊增祥（1846～1931年）文章政事俨然大家，诗歌判牍皆负盛名；被誉为清代天下第一清廉的陆稼书（1630～1692年），其判词文采飞扬，夹叙夹议，涉笔成趣，任其发挥，初读判文，往往会以为是骈文。唐代张鷟所著《龙筋凤髓判》讲究辞章，注重用典，明人刘允鹏即言其辞极藻绚，用事奥赜，视之为文学作品。文人判无疑反映了传统中国的一些法律特征，但追求言辞优美难免会有雕琢之笔，给人失却真实之感。
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科题本，其审转案件的笔录经各级官吏转抄，并多次修改，成为依法述说的故事。不仅如此，笔者还发现，刑科题本的写法近乎一致，基本上是一些套语，多陈词滥调，不难推测出都是经幕友或书吏之类的人处理过的，以尽量不使上级发现漏洞为原则，而且大多反映的是矛盾激化乃至发展成刑事案件的极端案例，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社会生活相去甚远。判牍、刑科题本，以及族谱、碑刻里抄写的官方堂谕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所展现的大多是纠纷的解决结果，往往略去了纠纷的解决过程，既难以深刻地揭示纠纷解决方式的运作特点，也无法客观评价其效果。
州县司法档案则大不一样，其内容的丰富性，隐含信息的无穷性，往往在山穷水复疑无路时给我们呈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其丰富的信息量也会使研究者体会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惬意与魅力。一件完整的诉讼档案记录了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当事人的年龄、住地、家庭人员、邻居、经济状态、社会组成等众多信息，也能看到县官、衙役、代书、讼师、家族、乡约、保甲等各种力量对案件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普通百姓所告大多为琐事，通过档案我们大致能了解乡村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地方档案记录的多是普通百姓的细故，不需要如重情案件那样逐级转审，所以记录这些事件的书吏通常没有必要花时间回过头来修改与刻意雕凿。
当然，州县档案的记载也存在未能如实反映事实的情况，甚至有虚构的可能。日本学者唐泽靖彦曾对《淡新档案》、《巴县档案》和安徽《南陵县档案》中的诉讼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作者认为，这些文书中涉及的官民各方，都在经意或不经意中虚构或制作了事实。尤其是各种程式化的诉讼语言，与档案制作者（如当事人、师爷、书吏、官员等）的得失利害、动机立场、身份地位、职业规范息息相关。简单俗套的文字之下，实则暗藏玄机。因此，绝不能将其中的叙述直接视为史实。但是这一问题并非不可克服。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一书中，使用重建语境的方法，对16世纪大量的赦免状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探寻了彼时法国的世情百态。对于利用基层档案的研究者而言，这不失为一个可资借鉴的尝试，而且清代州县档案数量多、情节丰富，若研究方法得当，研究者应该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开州县档案中的陷阱。
我们在利用州县档案时，对档案保存的缺陷性也要有足够的认识。现存的档案多为明清档案，之前能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不仅如此，就清代州县档案而言，各个时段保存的数量参差不齐，绝大部分集中在晚清，特别是光绪、宣统年间，而且同一卷档案的保存也不一定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以晚清的情况概括出整个清代的事实，也不能因为某一卷档案没有堂谕，就直接推断出此案件是以批词完案的结论，如此等等。因此，虽然档案具有很高的原始性、可信性，但如果不将其放到已知的史实中，不使用传世的系统的文献与之对比，我们对新史料的理解和认识会大打折扣，有时甚至无法认识和理解，更不要说利用这些新史料来研究历史。
一言以蔽之，历史事实、历史书写、历史解释三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强调对州县档案资料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忽略对传世文献的阅读与利用，只有将档案与传世文献，甚至包括族谱、碑刻、文学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等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才有可能更准确地认识所要研究的对象，研究出来的结论也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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