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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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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际分工向要素国际合作的转变，使得只有从生产要素这一生产投入的源头出发，才能清晰界定出一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国民收益，一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收益归根到底是其本国要素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生产和出口所获取的要素收益。在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背景下，只有从生产要素角度出发，才能厘清各国的投资与贸易收益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收益差异的形成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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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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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相关研究将收益国际差异的形成原因或者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垄断与不平等交换条件，或者归因于市场势力，又或者从技术水平差异和技术进步角度对其加以解释，却均没有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为基础，从生产要素层面来研究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基本规律，结合数理模型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在要素国际流动背景下，要素稀缺性通过影响一国要素和产品的溢价能力，从而决定了直接投资收益与贸易收益的国家间差异，并在依据生产要素国别属性分离各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国民收益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4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了经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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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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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飒：山东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南通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理论与对外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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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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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1章 相关文献综述
第2章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规律、动因与影响
第3章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差异理论研究
第4章 要素稀缺性与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经验分析
第5章 要素稀缺性与贸易收益的国际差异理论研究
第6章 要素稀缺性与贸易收益的国际差异：经验分析
第7章 要素稀缺性、收益的国际差异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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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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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世纪中期全球FDI存量仅为国际贸易总额的50%，至2013年该比值已达142.64%。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一系列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其结果形成了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张幼文，2013），这从微观层面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基础，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渗透到了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在要素流入国共同合作实现生产过程。一国出口的产品不再如传统分工下完全由本国的要素生产，而是成为多国生产要素共同合作生产的结果。传统国际分工向要素国际合作的转变，使得只有从生产要素这一生产投入的源头出发，才能清晰界定出一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国民收益，一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收益归根到底是其本国要素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生产和出口所获取的要素收益。在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背景下，只有从生产要素角度出发，才能厘清各国的投资与贸易收益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收益差异的形成根源。
然而，现有相关研究将收益国际差异的形成原因或者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垄断与不平等交换条件，或者归因于市场势力，又或者从技术水平差异和技术进步角度对其加以解释，却均没有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为基础，从生产要素层面来研究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基本规律，结合数理模型在理论上充分论证了在要素国际流动背景下，要素稀缺性通过影响一国要素和产品的溢价能力，从而决定了直接投资收益与贸易收益的国家间差异，并在依据生产要素国别属性分离各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国民收益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4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分析进行了经验验证。
本书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绪论部分就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思路、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进行了阐述。
第1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分别总结了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以及贸易收益国际差异的相关研究并进行了相应述评。
第2章对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规律、动因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要素层面解释了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的形成机理。这是论述要素稀缺性决定国际收益差异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第3章结合经济学基本原理，构建数理模型证明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具体论证了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的国际分布在于前者主要归发达国家所有，而后者则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所有，高级要素与初级要素稀缺性不同导致要素的溢价能力存在差别，从而决定要素合作生产中不同国家收益存在差异。
随后第4章通过构建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对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国际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分别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和40个国家美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说明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高低。在以要素国别属性分离本国收益与外国收益的基础上，构建要素稀缺性指数以反映各国高级要素的稀缺程度，建立跨国面板数据模型验证要素稀缺性决定直接投资收益的国际差异。结果表明，东道国高级要素稀缺性与要素流出国和流入国收益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其作用力随着时间推移有微弱上升趋势。
紧接着，第5章和第6章针对要素稀缺性与贸易收益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第5章利用新新贸易理论模型与产业组织理论模型，具体论证了要素稀缺性通过决定出口产品质量和厂商数量而影响一国出口产品的溢价能力，一国高级要素稀缺性与其出口产品溢价能力成反比，而出口产品溢价能力高低直接影响了一国贸易利益大小。第6章通过构建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对此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一国高级要素稀缺性上升1%将导致该国贸易收益下降0.853%。
第7章结合当前要素价格上升对中国引资与出口形成的挑战，说明了要素稀缺性决定国际收益差异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启示，指出培育高级要素，增加本国高级要素相对丰裕度、提高市场化水平以及促进一般贸易发展对未来中国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收益的重要意义。
最后，是全文结论与启示。
以要素流动为基础分析开放收益国际差异，是本书的理论创新。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这就导致只有以此为基础研究开放收益的国际差异，才能更好地解释收益国际差异形成的原因。然而，从现有理论对要素流动的研究看，国际贸易理论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结果、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的关系或考察要素流动对贸易均衡与福利的影响，而并非要素流动本身。跨国投资理论虽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并说明跨国公司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是却往往立足于微观企业的行为和投资国视角而非整个世界经济。由此在对开放收益的研究中，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主要从国家层面出发；新贸易理论与新新贸易理论则主要立足于产业和企业层面；直接投资理论对投资收益的研究也往往只是从国家层面分析FDI的经济增长、技术溢出以及就业等效应。这些研究均没有能够将开放收益的研究深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本书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下，要素稀缺性对国际收益差异的决定作用，将各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出口中本国要素收益与外国要素收益部分进行了分离，从而使得对直接投资与贸易收益的研究深入到了生产要素层面。
要素跨国流动下，一国的GDP、出口总额以及贸易顺差等统计指标中，往往包含了外国要素的收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与经合组织（OECD）提出的贸易附加值指标，能够剔除本国出口中实现的外国增加值部分，但该指标依然是按照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利益划分，存在外资流入的情况下，贸易增加值中依然包含外国要素在本国创造并获取的收益。要验证要素稀缺性决定投资与贸易收益的国家间差异，必须获得国民属性上真正属于本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经验验证的前提。从现有相关研究来看，周琢和陈钧浩（2013）在利用中国外资企业的数据对外国要素收益与本国要素收益进行分割的基础上乘以外资出口比重获取了中国出口中外国要素收益部分；黎峰（2014）则利用中国属地意义的贸易增加值乘以各行业中外股权比例的方式分离本国贸易收益与外国贸易收益。这些尝试均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不足：前者没有考虑非外资出口部分的贸易收益，后者则以行业股权比例分割本国贸易收益与外国贸易收益，准确性不高，且二者均仅限于中国的研究，难以说明普遍规律。本研究的创新在于，首次采用了跨国数据，利用OECD的FATS数据库中40个国家的美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将直接投资创造的增加值按要素的国别属性分离出本国收益与外国收益，并在贸易增加值中扣除了各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收益部分，从而克服了已有文献的不足，获得了国民属性上完全属于本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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