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政策背景
过去十年，围绕发展与繁荣问题的政策趋向已逐渐发生变化。关于成功，焦点已逐渐由传统的经济指标（如收入、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转向非经济层面的国民幸福与社会进步（如健康、公民参与、政治利益、犯罪，甚至是幸福）。这一重要变化体现了政府回应公民多元需求的坚定承诺。
基于全球监测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是体现这一转变的突出例子，该指教涵盖多个测量维度，如健康与长寿、知识的获取（UNDP，2009）等。 这一指数的灵感源自能力（capability）和赋权（empowerment）等概念，即仅靠获取商品和服务不足以改善个人幸福（Sen，1979，1985）。另一个例子是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CSDH）号召解决正日益扩大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在其颇有影响的报告《用一代人时间弥合差距》（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里，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CSDH） 基于对造成健康不平等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因素的综合评估，提出国别的、多国的和跨部门合作的多种政策，以应对各种健康挑战（WHO，2008）。更近一些时候，法国政府发布了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的最终报告，介绍了一些改善并监测国民幸福与社会进步指标的策略（Stiglitz et al.，2009）。 该委员会建议，应将社会评价系统的焦点从经济量度指标转向国民幸福。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为探讨非经济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证。尽管危机的产生和扩散是由于全球金融系统和监管机制的缺陷，其对个人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却远不止诸如失业、收入下降和资产缩水等经济后果。人们担心，危机已经伤害了公众健康、政治互信和社会融合。为了应对经济危机，20国集团峰会（G20）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讨论了发达经济体间可能采取的协作政策、法规和改革等复苏举措。尽管匹兹堡讨论的中心在于刺激私人需求和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各国领导人也已意识到危机导致诸多社会后果。20国集团峰会的成果是形成了一个框架，列举了促成强劲、可持续、稳定的全球增长所需要的政策（G20，2009）。各国领导人意识到，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虑经济发展的社会与环境层面的因素。
社会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进一步融合，民众也没像所预期的那样健康和快乐。这触发了上述全球性行动，这些行动聚焦于提升民众福祉的社会层面。一些OECD成员国已经遭遇了诸多社会融合指标的退化，如投票、自发参与和人际互信，这一趋势或许对民主社会的生活品质产生重大影响。由肥胖和抑郁所带来的各种健康挑战，已成为主要的公共健康隐忧，因为这已导致生活质量的显著下降和公共健康支出的显著上升。
1.2 教育的作用
鉴于这种政策趋向，对教育感兴趣的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从业人员会考虑教育在促进国民幸福与社会进步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与一系列健康与社会资本 指标密切相关（Grossman，2006；OECD，2007；OECD，2009）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教育对各类社会产出有直接影响。 更进一步说，以货币标准衡量，教育已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在荷兰，个体因受教育获取的健康回报大约从1.3%到5.8%；个体受教育的各种回报中，最高的直接工资回报，从6%至8%，十分突出（Groot and van den Brink， 2007）。在美国，货币收益显示，完成高中教育（1997年生均成本约8，000美元，）的货币收益不仅包括约每年1万美元的工资收入，还包括因犯罪减少而产生的每年1，600到3，000美元的额外收益（Heckman and Masterov，2007）。 因此，证据显示，对促进国民幸福与社会进步，教育能够潜在地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系统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
正如本报告所显示的，个体所受教育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社会产出。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如提供信息，提高认知技能，提升自我恢复能力、自我效能感、自尊等社会与情感技能等，教育可以使人见多识广，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决策。 这些可以帮助他们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疾病，激发他们的政治兴趣，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移民能为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其次，教育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更有用的人脉。这些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更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第三，教育可以为儿童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参与态度。例如，营养均衡的学校膳食有助于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辅助的健康课程可以讲解保持均衡饮食和营养的重要性。培养儿童积极公民意识的学校活动、氛围和规则有助于促进其成年后的公民参与。需着重强调的是，教育的总成效包括所有教育可能产生影响的途径所产生的结果。
教育的成效会因外部性 而提高
一个人的教育也可能对其他人的健康和社会资本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受过教育的父母能够更好地照顾儿童的健康，能够提供鼓励公民兴趣和政治兴趣的家庭环境。同样地，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能够鼓励健康行为和参与精神。更进一步说，社会和社区的教育水平能够影响与健康相关的表现、公民参与和信任。在受教育水平高的社区，儿童和成年人极少非法吸食毒品和酗酒。如果周围都是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那么，他们将更倾向于参与社区活动，对邻居和移民有较强的信任感。
发生在不同的情境中的学习
除了提供有组织的学习经验 ，非正规学习（non-formal learning）和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也是相关的教育形式。 这些学习经历发生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在个体生命的任何时期，环境都可能影响个体技能、性格和习惯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水平和公民参与水平。这就是在评估学校教育对社会产出的影响时，要兼顾家庭和社区因素的原因。更进一步说，环境影响有时间跨度：儿童早期在家庭接受的教育对他们日后的学习方式和社会产出有巨大影响。早期的能力发展会使未来的能力发展投资更有效。因此，不同学习环境之间存在着水平的和动态的互动。
1.3 学习的社会产出项目
2005年，经合组织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CERI））发起了学习的社会产出（Social Outcomes of Learning，SOL））研究项目。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认为，教育能够在多个方面促进国民幸福与社会进步，但也意识到，由于没有很好地对很多可获得的信息加以整合，因而限制了人们对教育是否导致差异、造成多大程度的差异、给谁带来差异、以有这些差异是如何造成的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学习的社会产出研究项目致力于两个领域：健康，公民和社会参与， 两者都是影响个人和集体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也为测量教育成效增加了一个特别维度。他们揭示了内在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考虑到了这种相互作用的多重特质。
健康是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领域。经合组织成员国日益增多的老龄人口正在推升私人和公共支出，这导致健康支出的增长常常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诸如肥胖、药物滥用和抑郁症等其他健康问题，产生了大量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改善健康水平和控制成本等方面，教育都可以发挥作用。同时，健康对学习环境也有重要影响：不难想象，一个儿童和其家长的健康对该儿童的认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健康是人力资本基础理论构成的必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是指个体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能力。因此，健康既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又是教育的产品，但是，这两者（教育与人力资本）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联系。
公民和社会参与状态也是经合组织成员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尽管它显然很难从成本角度来讨论。选民投票率的下降和传统政党的空心化日益普遍且愈发令人担心。尽管有争议，但志愿性行动和社会融合的削弱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教育又一次被假定具有增进公民和社会参与的潜能。然而，教育与健康的关系是双向的：教育可以影响公民和社会参与，民众的参与水平对他们获得教育上的成功和获取教育机会的可能性都有显著影响。一个有用的分析必须聚焦于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
学习的社会产出（SOL）项目的第一阶段致力于开发一个理论框架，用它可以描述教育影响健康和公民参与与社会融合的各种方式，并通过匹配现有证据来辨识各种可能的方式。 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已建立的概念框架夯实实证基础，即聚焦于肥胖、心理健康和酒精消费三个健康子域，以及志愿服务、政治兴趣和信任宽容等三个公民和社会参与子域。报告已周密地考虑了教育对社会产出的因果效应（causal effects）和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s） 等问题 ，这两个问题揭示了教育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教育影响的程度与水平如何。本报告运用诸多最新的实证研究，并补充了经合组织的微观数据分析，以夯实因果效应和边际效应的证据基础。我们也强调了因果路径（causal pathways）问题，最近兴起的因果路径研究要求对证据基础进行仔细评估。为此，报告做了如下区分：（1）教育对塑造个体特征的影响，即信息技能、认知技能 和社会情感技能； （2）学校环境的影响，如学校膳食和同伴影响；（3）教育的间接影响，例如收入与社会网络（人脉）。本报告也高度重视家庭和社区环境对教育效果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类型的教育对健康产出的相对有效性，本报告对针对肥胖的各类教育干预措施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
1.4 评估学习的社会产出所面临的挑战
更好的理解学习的社会产出显然是有价值的。然而，评价教育在促进积极社会产出时所起到的名义的、潜在的和实际的作用，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本报告揭示了在这一领域阻碍研究进展和政策制定的关键难题。
首先，方法论上的挑战。现在，数据分析方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相关的微观数据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可是，建立强因果关系的进展一直不如预期，研究人员仍挣扎于应对不同因果路径的相关影响问题。此外，在有关教育干预措施的评价的文献中，对教育的具体内容仍知之甚少。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最好考虑一下，基于现有技术的不断扩展和优化，哪些东西是可以预期的。本报告提出的挑战是有代表性的，并非仅指某一领域。第二章介绍了方法论的背景，阐述了围绕学习的社会产出的定量分析挑战以及解决它们的可能策略。基于第二章描述的实证框架，第三章、第四章将阐述很多事实证据（包括初始分析）。
第二个挑战，用确凿证据回应一些超越教育问题（education matters）的诉求。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了解教育问题是有价值的，但并无特别的启发。有可能谈到投资某一特定水平、特定类型或特定内容的教育的具体收益吗？有可能评估不同类型的教育干预措施的相关影响吗？第三章和第四章提供了有关教育的水平、类型和内容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关乎更多。第五章中，第一次尝试评估各种不同的教育干预措施的相对有效性。
第三个挑战，教育家需要意识到，教育的净影响（educations net effects）可能不都是积极的，实际上可能存在消极影响。给某一个体一年额外的教育，不一定能改善他在健康与公民和社会参与方面的处境。这是因为，教育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如压力 和不均衡的饮食习惯，学校经历也可能使学生接触到行为不良的同龄人。教育可能同时具有积极与消极影响。这给分析带来一些困惑，抵消反作用后，教育的净影响可能非常小。教育也可能带来一些间接的消极影响，尤其是由教育而产生的机会分布与回报。如果教育做不到公平，它就会加剧不平等，并使相关的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恶化。第三章和第四章在阐释这些结果时，考虑了这些问题。
第四个挑战涉及从证据转化到政策行动的转化。第三、四、五章提供的证据，对什么起作用作了说明。然而，这些证据基础足以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采取具体政策行动的强大工具箱吗？如果不能，哪些证据被忽视了？还需要哪些类型的研究以缩小其中的差距？第六章将讨论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挑战涉及甄别教育在何种环境下有实质影响存在困难。即使我们知道哪些类型的教育政策能够促进健康和社会融合，但这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还可能取决于教育发生的家庭、社区和特定的国家。 例如，在那些需要受过高水平教育的职业中，如果有大量饮酒的社会习俗，那么，教育在控制重度酒精消费上的作用可能就极其有限了。同样，通过学校健康知识宣传活动减少儿童肥胖率不一定会成功，除非有与之相伴的辅助行动，敦促父母提供健康的家庭生活环境。第三、四、六章讨论了这一关乎政策一致性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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