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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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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光污染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次次地刺激我们的环境底线和心理底线，当前我国的环境问题主要面临什么挑战？各项污染到底是什么程度？我们该如何应对环境污染和污染物排放？本书从实地调查入手，综合国际国内的历史案例和数据比较，为我们提供环境领域的指导手册，助力新常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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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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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受关注，并且在越来越多地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为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而前提就是必须清楚地认知当前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本书围绕这个主题，从几个主要国家污染物排放与环境质量变化历史的研究和比较中，总结出规律和值得借鉴的意见建议，对我国现存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力求降低环境污染，营造良好的环境，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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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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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鹏，男，汉族，1979年5月生，湖北谷城人，2002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管理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环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为环境监管体制与政策、环境污染形势分析、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农村发展理论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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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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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空气污染物排放与空气质量改善历史进程国际比较一、美国大气污染治理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情况二、英国空气污染治理及空气质量改善进程三、欧洲空气污染治理及空气质量改善进程四、日本空气污染治理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进程五、中国空气污染治理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进程
第二章水污染物排放与水环境质量改善历史进程国际比较一、美国水污染物排放与水环境质量二、欧洲国家水污染物排放与水环境质量三、日本水污染物排放和水环境质量改善进程四、中国水污染物排放和水环境质量改善进程
第三章基于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表观数据比较分析一、污染物减排趋势的一般规律二、峰值过后污染物减排的幅度比较与减排的长期性三、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的时序四、环境质量改善的长期性分析五、中国与先行国家的比较及减排所处的阶段
第四章污染物减排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与初步分析一、污染物减排趋势分析框架二、污染物减排的因素：基本事实三、环境监管对多种因素的影响分析四、中国中长期污染物减排潜力分析
第五章主要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主要结论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后记参考文献附.件数据集附件一：英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数据（1970～ 2014 年）附件二：英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1970～ 2014 年）附件三：美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数据（1940～ 2014 年）附件四：欧洲主要国家空气污染物排放数据附件五：主要国家和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比较附件六：日本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数据附件七：1989～ 2015 年中国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年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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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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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来看,中国总体上重覆了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主要国家污染物减排、环境质量改善的历史进程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于分析中国环境污染形势、研判环境质量改善的时间区间、分析治污减排的潜力和环境监管的着力点具有重要意义。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上，第一步，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数据库（数据集），包括①主要国家污染物排放数据（主要空气污染物、水污染物）；②主要国家环境质量变动趋势（空气质量监测指标、水环境监测指标）；③主要污染物排放清单；④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⑤能源消费量、能源结构数据；⑥技术进步（待完善）等。这是一项开放的、平台性的基础性的工作。第二步，根据表观数据，从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变化二个维度分析，对污染物排放的规律、峰值、峰值后的减排幅度、污染类型的转变、环境质量的长期性等问题进行分析。第三步，结合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的趋势，分析同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通过综述式分析以及初步测算分析各因素在减排中的贡献度。第四步，通过国际比较以及对中国治污减排进程的分析，分析中国治污减排所处的阶段，分析中长期治污减排的潜力，提出减排政策的着力点。本研究初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对于大的经济体而言，主要污染物排放总体上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比如，对于空气污染物而言，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趋势存在较明显的峰值，欧美国家空气污染物的峰值在20世纪70年代。峰值过后的2030年间，主要空气污染物实现了大幅度减排。类似，水污染物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达峰。从环境质量变化趋势来看，随着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并进入下降通道，环境质量随之也逐步改善。但是，各项环境指标开始好转的时序并不一致。总体上，对于大的经济体而言，污染物排放的倒U型曲线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中国而言，污染物排放也延续了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远超环境容量，正处在跨越峰值并进入下降通道的转折期。第二，通过比较标志性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达峰时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人均GDP水平，与先行国家相比，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和行动并不滞后。换言之，中国的环境库兹列茨曲线已经向左下方移动，即与先行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相对较低的污染水平上实现了环境拐点。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治污减排的行动和政策体现了超前性、挤压式的特征。与先行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相比，中国污染治理过程呈边污染、边治理的特征。具体而言，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污染物产生量处快速上升的阶段，也是治污减排减排设施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第三，从产业结构及污染物排放趋势来看，中国20102020年这一阶段大致相当于欧美国家污染物排放实现转折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处在先污染、后治理过程中先污染阶段的终结阶段。在十三五期间讨论中国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已经没有意义。十三五期间，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增长将全面脱钩，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转折期。第四，从治污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历史进程来看，从污染物达峰，之后大幅度削减，进而实现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是一个长期过程。以空气污染为例，以参照发达国家减排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治污减排的现实，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根本性改善可能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主要污染物大幅度削减（削减60%以上）是未来20年环境治理的核心目标。第五，中国在治污减排的过程中，强势治理与监管失灵并存。一方面，十一五以来政府强势推进减排政策，包括密集出台环保的行动计划、规划，大规模推进环保设施建设、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政府环保责任等。另一方面，环境监管失灵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从具体的污染物指标来看，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排放达峰、十二五期间氮氧化物达峰（进入平台期）主要得益于某一特定重点行业（电力行业）污染物减排。而对于其他重点行业以及分散的排放源，监管失灵的现象仍然突出。第六，在污染物减排的历史进程中，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欧美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污染水平下降的时间和强化环境监管的时期相一致，但是二者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考虑到中国所处在重化工的后期阶段、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因素，在未来20年，要实现污染物大幅减排持续，中国在提高环境监管的严格度和有效性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具体而言，未来10年，减排技术应用的贡献大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而减排技术的普遍应用需要通过严格的环境监管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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