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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企业合并控制是我国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中表现*活跃的领域，而对外资并购进行合并控制又是当前商务部受理案件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进行合理的竞争评估是顺利实施我国《反垄断法》的迫切要求。
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我国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通过建立多阶段古诺竞争模型分别对外资横向、纵向并购国内企业进行了竞争效果评估，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一，新进外资横向并购国内企业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二，外资纵向兼并国内企业时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在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效率相同时，外资企业纵向兼并国内企业对福利的增加总是小于上、下游国内企业间兼并的，除非上游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显著效率优势。
三，社会总福利标准是我国合并控制更属意的福利标准。一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原意更接近于社会总福利标准。二是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我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思维角度来看，我国的《反垄断法》更适合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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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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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 问题的提出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1．4 研究方法
1．5 研究的创新点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
2．2 企业合并控制的基本经济理论
2．3 横向并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2．4 纵向兼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2．5 跨国并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第三章 我国企业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
3．1 威廉姆森福利权衡模型
3．2 将效率因素纳入反垄断审查
3．3 权衡效率与反竞争效果的福利标准
3．4 我国企业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
第四章 外资横向并购国内企业的竞争效果评估
4．1 横向合并的竞争伤害
4．2 国内企业对称情形下基于古诺竞争的外资并购国内企业
4．3 国内企业非对称条件下外资并购国内企业
4．4 纵向结构下基于古诺竞争的外资横向并购国内企业
4．5 外资横向并购国内企业的竞争评估和产业政策的冲突
4．6 本章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五章 外资纵向并购国内企业的竞争效果评估
5．1 纵向并购的竞争伤害
5．2 对称条件下基于古诺竞争的外资纵向并购模型
5．3 不对称条件下外资纵向并购竞争效果分析
5．4 外资纵向并购国内企业的竞争效果评估
5．5 结论及反垄断启示
第六章 外资横向并购纵向一体化企业竞争效果评估
6．1 外资横向并购实施封锁的一体化企业
6．2 横向并购后一体化企业的选择
6．3 结论
第七章 我国《反垄断法》下企业合并控制
7．1 《反垄断法》实施以前合并控制
7．2 《反垄断法》下的企业合并控制
7．3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我国合并控制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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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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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是企业扩张、提高规模经济的有效途径。但是并购交易后经济力量的集中和市场结构的改变，可能会使并购者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从而排除或限制市场的有效竞争。因此，对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并购交易进行反垄断审查，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地区）的反垄断法律制度的通行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实施以来，企业合并控制是我国《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中表现最活跃的领域，而对外资并购进行合并控制又是当前商务部受理案件的重要内容。然而与美国的企业合并规制制度一百多年的历史相比，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合并控制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整体的竞争制度、竞争文化尚处于逐步完善和培育阶段，因此加强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进行合理的竞争评估是顺利实施我国《反垄断法》的迫切要求。本书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我国合并控制的福利标准，通过建立多阶段古诺竞争模型分别对外资横向、纵向并购国内企业进行了竞争效果评估，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新进外资横向并购国内企业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模型结果显示，新进外资并购唯一国内企业时，国内社会总福利增加是最多且消费者福利也是增加的，从竞争政策角度这样的并购无疑应该被批准，而从在产业政策逻辑下，外资兼并国内唯一一家企业的负面影响往往被认为是最大的。显然，我国产业政策的目标函数以国内企业总利润为重要部分，但又不限于国内企业总利润，它似乎还包含国内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因此，从产业政策目标函数来看，外资兼并国内企业与国内企业间兼并是有很大差别.。此时竞争效果评估和保护国内企业（产业）的产业目标存在根本冲突，这导致了外资兼并在两种政策下完全相反的选择，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处理好外资横向并购时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也是本书创新之处。第二，外资纵向兼并国内企业时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在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效率相同时，外资企业纵向兼并国内企业对福利的增加总是小于上、下游国内企业间兼并的，除非上游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显著效率优势。模型结果证实了在纵向兼并时我国推行国内企业间兼并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是基本一致的，这也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时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这是本书的另一创新之处。第三，社会总福利标准是我国合并控制更属意的福利标准。一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原意更接近于社会总福利标准。如《反垄断法》第1条显示出我国《反垄断法》中已经包含产业政策因素，生产者剩余，特别是国内企业的生产者剩余，在进行竞争分析时即使不被特别强调，也绝不可能被忽略；《反垄断法》第7条显示出当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受理和国有企业有关的合并时，有可能赋予更多的权重给企业利益而忽视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法》第27条特别强调了国民经济，这当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状有关，强调合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暗示着福利标准中赋予生产者利益更高的权重。二是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我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思维角度来看，我国的《反垄断法》更适合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因为当竞争政策社会公共利益或经济利益出现冲突时，采取相对更加灵活的总福利标准可以给执法机构更多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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