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夺回大脑 如何靠自己走出强迫
》
售價：NT$
299.0
《
夏天，19岁的肖像（青鲤文库）岛田庄司两次入围日本通俗文学奖直木奖的作品 ，同名电影由黄子韬主演！
》
售價：NT$
225.0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NT$
440.0
《
股市长线法宝（第6版）
》
售價：NT$
640.0
《
中文版SOLIDWORKS 2024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实战案例版）
》
售價：NT$
450.0
《
纯数学教程
》
售價：NT$
390.0
《
威尔士史：历史与身份的演进
》
售價：NT$
490.0
《
黄金、石油和牛油果：16件商品中的拉丁美洲发展历程
》
售價：NT$
395.0
|
| 內容簡介： |
|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江西高校出版社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共同策划出版本书。全书以通俗、生动的手法，描述了红军在长征中历尽艰险，取得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本书写作的亮点在于对长征中的群众工作的纪实性的描述。长征中的群众工作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涵盖了党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和宗教工作，写作组从这几条主线中总结了长征时期群众工作经验，以期为当前时期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做好群众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
| 關於作者： |
肖居孝，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副主任、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师资库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经济管理。出版专著5本，参编著作19本；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负责全国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研究1项；主持中国科协全国重点招标课题研究1项；参与中组部全国调研课题研究5项；参与、主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重大、重点课题9项，参与中组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院内合作课题研究20余项。在学院省部班、司局班、院士专家班及军队班次主讲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风雨历程等课程。其中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为中组部表彰的精品课程。
贺平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领导科学，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主持和参与多项全国党建研究会、中组部党建研究所课题。
杨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教授、副调研员，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研究，发表文章40多篇，出版专著2本，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时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构建及应用》1项。
|
| 目錄：
|
目 录前 言Ⅰ
第一章 战略大转移001 一、中国土地革命的发展004 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006 三、红四方面军的长征018 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023 五、红二方面军的长征039延伸阅读1 红军部队长征中与敌军力量的对比047
第二章 新的征程 新的难题053 一、长征初期左倾错误思想对群众工作的消极影响055 二、长征途经地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058延伸阅读2 中央红军血战湘江061 三、长途行军和流动作战，增加了群众工作的难度068 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恶劣影响071 五、桂系对地方统治的强化072 六、长征途经地区民族关系复杂074延伸阅读3 感人的小故事078
第三章 重拾群众工作法宝081 一、遵义会议拨乱反正083 二、动员鼓舞，同甘共苦090 三、做好长征沿途群众的工作093 四、水乳交融军民情102延伸阅读4 翻越夹金山108
第四章 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113 一、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民族工作对策118 二、宣传党的民族工作主张，坚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122 三、严守群众工作纪律，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128 四、武装群众扩大红军队伍，帮助建立少数民族武装135 五、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143 六、建立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权147延伸阅读5 危难见亲人 军民鱼水情151
第五章 不信神的共产党也会尊重宗教153 一、党和军队高度重视宗教问题155 二、严守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160 三、尊重宗教习俗，保护宗教活动场所165 四、团结宗教人士，打击反动宗教势力168 五、坚持政教分离，彻底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173
第六章 把群众工作做到敌军内部去175 一、巧用敌人内部矛盾177 二、争取敌军上层人士185 三、瓦解敌军士兵190延伸阅读6 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203
第七章 长征时期的群众工作典型205 一、毛泽东虚心听取老秀才建议208 二、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红二军团211 三、贺龙与八大老僧的故事213 四、史群英自告奋勇当群众工作宣传员217 五、一个橘子都不能动219延伸阅读7 为共同抗日奔走的团长高福元221
第八章 群众是最好的桥梁225 一、群众是取之不尽的红军兵源227 二、群众是红军伤病员的保护神235 三、群众是帮助红军过天险的最好摆渡人245延伸阅读8 刘少奇最懂得大家最需要什么254
第九章 宝贵的经验 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创新257 一、长征胜利证明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群众工作的法宝260 二、长征胜利再次证明群众工作是打开困难局面的金钥匙266 三、长征中群众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得到丰富和发展270 四、长征中群众工作的实践与方法推动党的群众路线发展272
后 记282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战略大转移初冬的阳光下，于都河静静的，像一个老人靠在躺椅上，微眯着双眼，享受着上天赐予的温暖。远处河面上，偶尔几只小船晃来晃去，一切是那么安详、宁静，似乎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只有岸边的石碑上，长征渡口4个大字向人们诉说着8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故事。1934年10月的一个夜晚，数万人忙碌的身影悄悄地渡过于都河，此后多地相继开始行动，开启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大转移。
一、中国土地革命的发展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共同目标下，1924~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蜜月期。两党齐心协力，以摧枯拉朽之势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然而，1927年，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违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背叛了革命。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疯狂地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一时间大江南北血流成河。血淋淋的事实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要革命，就得掌握军队，就得有枪杆子。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①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②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重新鼓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从1927年8月1日到1928年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爆发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起义目标是攻取敌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敌强我弱，因而所有起义都遭到挫折甚至失败。秋收起义初战失利，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引兵井冈，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在此后两年零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井冈山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实行土地革命，发展红色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基础，明确了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前进方向。随着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了中央苏区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另外12个根据地。与此同时，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闹得南京国民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一个时期内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力量的发展。蒋冯阎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集团才意识到，共产党飞速发展的革命力量，已经由肘腋之患变成了心腹大患，成了他们稳固统治的严重威胁。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局已定。他立即腾出手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围剿与反围剿成了国共双方军队之间主要的斗争形式。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个最大的苏区。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中央红军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连续4次大围剿。在反围剿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然而，第三次反围剿后，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将中央苏区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给葬送了。
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6月，蒋介石总共调集6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之下，主要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总共歼敌7.5万余人，粉碎了围剿，壮大了苏区。1931年，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但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坚称攘外必先安内，持续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起进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无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视广大人民尤其是中间阶级强烈的抗日要求，片面夸大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革命斗争客观环境的变化，无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实力对比的悬殊，一味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一省和数省的胜利，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首取赣州，迫吉安的指示，向中央红军下达了攻取赣州的作战命令。但红军三次强攻不能奏效，浴血奋战33天，不仅城未攻克，反而遭受重大损失，伤亡3000多人。 由于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坚决抵制，在4月和8月，中央红军转而取得了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1932年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省宁都县东山坝镇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错误批评，并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3年2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各个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在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采取大兵团伏击的战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时，采取了全新的战略：基本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军事原则是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当年在中央苏区拥有无上权力的李德，后来辗转回国了，于1973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纪事》一书。在这本书里，李德有许多情绪化的语言，但下面这几句话，说得倒是比较客观：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对老苏区居民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国民党部队里却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敌人在第五次围剿中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①试想一下，如果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也发生一次类似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的宁都起义，那么，中央红军很有可能抓住机会打败敌人的围剿。但是，不要说这样的大规模起义，连被俘的敌人都很少，红军的战斗意志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敌人变得聪明了，而我们却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作战有效的战略战术。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不懂军事，所以李德以所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以后，博古便将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了李德，于是形成了一整套更完备也更脱离实际的战略战术:战略指导：御敌于国门之外；动员口号：不丧失根据地一寸土地；战术原则：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寻求战略上的速决；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阵地战拼消耗；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战略转移准备神秘化、搬家式的撤退。中央红军在这套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下，虽经广大将士浴血奋战，然而局面却越来越困难。1934年4月，国民党军以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博古、李德调集中央红军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从4月10日战斗打响到27日晚红军撤出战斗，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红军将士浴血鏖战，毙伤国民党军2 626人，但红军损失更为惨重，伤亡了5 0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一战伤亡5 000多人，这在湘江战役之前的红军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广昌保卫战的失败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央红军要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不可能了。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去开辟新的苏区。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中共中央随即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开始战略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10月初，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紧缩包围圈，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中央红军发起最后攻击，首都瑞京（即瑞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决定首都定在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危在旦夕。至此，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中央红军被迫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长征。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后来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京待命。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在接见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粟裕时，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最后到达的地域为皖南。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因而，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要求红七军团要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中央赋予红七军团的任务。实际上，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更加直接的目的，是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可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中央领导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并没有传达。当事人之一的粟裕后来说，他也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调敌的重要战略意图，并不知晓。①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江西瑞京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11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次行动历时6个多月，行程5 600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及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的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加上孤军深入，远离苏区，得不到苏区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之后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继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中央苏区北上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派出红六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转移的探路部队，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与中央苏区紧邻的湘赣苏区，到了1934年夏，随着金华山、松山地域防御作战的连连失利，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敌军主力已深入苏区腹地，原有的整片苏区，已被8个师的敌人分割包围成若干小块。当湘赣苏区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之时，7月间，中共中央讨论了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当时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向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①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训令》，责成湘赣省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队伍中的任何悲观失望情绪，并依据这个训令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进行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加强游击活动及部队中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突围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统限8月中旬进行完毕。8月7日下午3时，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和红军学校9700多人，在湘赣独立第四团的掩护接应下，兵分两路，一路从江西遂川县横石出发，经五斗江、大坑，另一路从遂川县衙前出发，经五斗江、上坑突围西征，在顺利地连破三道封锁线之后日夜兼程，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墟，成功突出重围。23日，部队到达湘江右岸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由于红六军团每天都要向红军总部报告自己的位置，敌人很快破译了红六军团的电报密码。敌刘建绪部发现红六军团抢渡湘江的意图后，急忙调重兵防堵湘江。为此，红六军团决定放弃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挥兵东移，绕过敌侧翼，日夜兼程急转南下，采取兜圈子战术，9月4日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渡过湘江。9月8日，红六军团在西延（今广西资源县）车田接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以后行动的补充训令致任弼时、萧克、王震电》。这是一个严禁向下传达的绝密电令，只允许中央代表任弼时及军团级首长知晓。电令要求，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等地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为了完成上述任务，电令还就红六军团如何转变行动方式提出了5条具体的指导意见。此后，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26日，两军进至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在这里召开了会师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与此同时，红三军经党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以后，两军团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所以命令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主要意图仍然是希望通过部分兵力出击外线，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194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谈起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七军团北上的意图时就曾明确地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①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向心压缩的围剿部队，已经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京县的田心、梅坑等地向集结地域出发。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中央红军五个主力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约8.7万人，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赖公庙等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开始了闻名中外的长征。中央红军原本计划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发现后，随即部署重兵围追堵截，但由于国民党军队间矛盾重重，加之中央派何长工等人同陈济棠部谈判达成协议，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前三道封锁线尽管有伤亡，总体来说还算顺利。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从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五昼夜，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后，终于渡过了湘江。但是，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被敌人截在湘江东岸，全体将士奋力拼杀，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中央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出发时有8.6万余人，湘江战役之后，加上突破前面几道封锁线的减员，只剩下3万多人。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后，再次集结重兵，重建封锁线，妄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改变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中央决定向贵州方向进军。12月31日，在贵州乌江南岸的猴场会议上，中央确定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强调，今后军委的决策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敌人实力相对较弱的黔北地区，中央红军获得喘息之机。根据时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促成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如期召开。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博古（秦邦宪）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正报告。他没有正视党内的左倾错误，片面强调客观因素，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侧重于从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自我批评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张闻天根据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报告，系统地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明确了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后，张闻天以他自己的报告提纲为基础，综合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在行军途中写成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单纯的防御路线和阵地战堡垒战是导致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丢失苏区是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决议》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行动目的，没有充分激发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以至于突围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军事上、战略上、组织上的错误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决议》具体分析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另外，在会上，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代表中央下最后决定。2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红军长征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关。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后，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面对着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展开了灵活的运动战。从1935年1月底到3月底，毛泽东用兵如神，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进入贵阳以北的息烽地区，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红军二渡赤水时，于2月25日攻克了娄山关，这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心情无比激动，战斗结束不久，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之后，尽管依然征程漫漫，还要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词中所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谁也挡不住中央红军胜利的步伐了。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中央红军一路闯关夺隘，所向披靡，于6月18日到达懋功地区。在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之后，中央政治局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队伍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队伍抵达吴起镇。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为发展的主要区域。
三、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天，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11月10 日起，成立仅仅3天的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4次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红四方面军很快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扩大到4万多平方公里，拥有26个县级政权。但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过高估计了红四方面军进攻黄安、苏家埠等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要求红四方面军向平汉铁路出击。1932年8月上旬开始，红四方面军在鄂东、豫南和皖西等地辗转作战，都没能有所收获。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经鄂北、豫四西进。11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地区。12月，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及其在川北兵力薄弱之机，进军川北。至1933年2月，红军成功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这时，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以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经过4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共毙伤其1.4万余人，俘其1万余人，同时川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木门镇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并根据部队和地力武装已有很大发展的情况，正式决定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这时，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下为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曾传六任副主任。8至10月，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乘川军新的围攻部署尚未就绪之际，进行了仪南、营渠、宣达3次进攻战役，共歼川军近2万人。至此，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均达到全盛时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地方武装除陆续补充主力红军外，仍有1.5万余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有数十万人。川陕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之镇巴、宁强，纵200余公里，横250余公里，总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并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8座县城。从1933年11月中旬到1934年9月中旬，即中央根据地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与中央根据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局相反，反六路围攻以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历时10个月的艰苦作战中，红四方面军有计划地收紧阵地，适时实施反击，取得了辉煌战绩，总计毙伤川军6万余人，俘虏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挺）、炮100余门。坐镇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对六路围攻的失败既震惊又恼火。他不顾围剿中央根据地的作战正处于最后收尾的紧张阶段，飞赴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部署了200个团以上的兵力，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战术，最终消灭红四方面军。面对严重敌情，红军下一步究竟如何动作？经过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川陕根据地因战争的破坏和消耗，元气有所损伤，土地荒芜，粮食匮乏，断瓦残垣，满目疮痍，这是红军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针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是，经过反六路围攻作战的锻炼，红四方面军以及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作战经验更加丰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备受鼓舞，这些又为红军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争取更大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军事会议在巴中县清江渡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会议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持，各军、师的军政主官及少数团的干部参加。会议总结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结合当时情况，研究部队军事建设和训练工作，制定了军事教育、参谋、经理、医务、组织等工作大纲。会议的重点是研究打破国民党军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经过充分酝酿、反复思考，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了川陕甘计划。川陕甘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胡宗南部，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县、天水一带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22日，为贯彻清江渡会议确定的川陕计划，红四方面军集中18个团的兵力，主动出击、发动广（元）昭（化）战役。经过一周的激战，红军虽歼灭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但由于广、昭两城的国民党军队凭坚固守，弹药、粮食等给养充足，红军硬攻始终未能奏效。而这时，川军邓锡侯部5个旅已逼近广、昭，严重威胁红军侧背安全。鉴于敌情严重，徐向前命令红军撤出战斗，主动结束了广昭战役。在广昭战役进行之前，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统治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就在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的当天，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来电作了认真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策应中央红军北进，也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部分兵力出击陕南，迷惑敌军，调动敌人北上。从2月3日开始，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先后攻占宁强、沔县、阳平关重镇。在达到调动敌人兵力的目的后，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达渡江命令。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大军强渡嘉陵江成功，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军。强渡嘉陵江的渡江战役历时24天，红四方面军总计歼灭国民党军12个多团，约1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近150公里的广大地区。从广昭战役发起到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连续奋战3个月，在扰乱国民党军川陕会剿计划的同时，基本贯彻了川陕甘计划的指导思想：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长征。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工作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梓潼、彰明、中坝等地广大群众在红军胜利的鼓舞下，踊跃参军参战，成批的青壮年加入红军，使红四方面军得到大量补充。此外，红四方面军还成立了升钟寺独立师，下辖7个大队，共1 500余人。另外，北面的胡宗南部和东面的刘湘部，一时赶调不及，这些都为红四方面军实现川陕甘计划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此时，红四方面军如果按照川陕甘计划，继续依托川陕老根据地，乘胜向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发展，建立新根据地，伺机向岷县、天水一带发展，不仅可以扩大胜利战果，而且对陕南红军第二十五军的斗争，对湘鄂川黔红二、六军团的斗争，还是对中央红军继续向川黔边发展，无疑都会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但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只有撤出川陕根据地，放弃川陕甘计划。由于红军主力撤出川陕根据地，川军唐式遵部于1935年4月14日占领旺仓坝，21日重占苍溪。至此，川军全部占领了嘉陵江东岸地区并封锁嘉陵江。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就此丧失。另外，由于张国焘这个时候对以红军主力北向甘南作战犹豫不决，红四方面军丧失了发展新的根据地的难得机遇。嘉陵江战役后期，徐向前深感进攻兵力不足，曾多次打电报催促张国焘，提议按照川陕甘计划，迅速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可这时忙着大搬家的张国焘对此犹豫不决，不置可否，一拖就是一个月。这样，红四方面军前方的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补充兵员和给养，待命行动。1935年5月，根据江油高级干部会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于5月初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分数路向岷江地区西进。5月15日，相继占领了土门、干沟和茂县。为迎接中央红军，根据红四方面军茂县会议决定，李先念、何畏率军西进懋功地区。6月初，红四方面军攻克懋功，之后奔赴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过夹金山，在达维镇的木城沟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25师第74团胜利会师。
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红二十五军创建于1931年10月，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作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大部随主力西去，其第75师第223、第224团及军部特务营则留在根据地，加上皖西新组建的第二十七军及其他留守部队，包括伤病员，共约2万多人。他们在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分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作为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的骨干力量。1933年1月，根据鄂豫皖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又组建了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组建后，迅速出击皖西北，相继在四道河、胭脂坳、白沙河、叶家集、双河山、银沙畈等地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红二十五军则继郭家河战斗后，相继在黄安东北的九龙长岭，麻城北部的杨泗寨、万字山、李家寨等地与追剿之敌展开激战。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又在潘家河歼敌一个团。在红军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战斗胜利之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却由此过高估计了有利形势，认为敌我已经攻守易位了，要求根据地军民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取的目标是七里坪。但是，从5月2日夜里红二十五军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到6月13日被迫全部撤出战斗，前后历时43天的七里坪攻坚战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军损失惨重，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尤其严重的是，7月初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鄂豫皖省委根据3月15日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在会上通过的决议中，再次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并且在作战指导上采取了单纯防御的方针。这为以后鄂豫皖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7月17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五次围剿开始。在鄂豫皖省委与土地共存亡的错误口号下，红二十五军以疲惫之师，与敌激战于光宇山、杨真山、紫云山、鹅公山等地，战斗力严重下降。最后，红二十五军被迫退往皖西北休整。接连的失利，让鄂豫皖省委对过去所持的作战方针产生了怀疑。根据1933年10月16日省委扩大会议的初步酝酿和会后的多次研究，11月10日，省委书记沈泽民代表省委起草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对过去的斗争作了深刻检讨，提出了转变斗争方式的问题。这个报告标志着鄂豫皖省委新方针的开始，也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出现新局面的转折点。这以后，鄂豫皖红军采取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形势逐步好转。1934年7月17日的长岭岗战斗和11月8日的扶山寨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追剿计划，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前后酝酿了半年多时间。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之后，红二十五军连战失利，减员严重，原来的根据地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小块。省委书记沈泽民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上海汇报，并请求派干部来加强对省委和红军的领导。之后中共中央陆续发来一些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红军作战略转移。但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大多数人开始对战略转移问题心存疑虑，都没有脱离鄂豫皖的思想，不敢走远，总觉得走出去没把握，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往哪去呢？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议，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等参加会议。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员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认真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问题。程子华的到来和周恩来的指示，坚定了鄂豫皖省委战略转移的决心。会议最后一致同意：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转移的初始目标为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决定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继续留在苏区，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1月16日，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当天，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17日晚，红二十五军在信阳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敌人戒备森严的平汉铁路，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经青石桥、黄龙寺、金桥等地，于19日进入桐柏山区。蒋介石获悉红二十五军突围西进后，判断红二十五军有西窜入川的企图，即命令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派出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115师跟踪追击，并令驻河南南阳等地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的第44师进行堵截，其目的是乘红二十五军孤军离开根据地之机，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之。为了隐蔽北上企图，红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20多公里处的洪仪河、太白岭、界牌口一带，并派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敌人果然中计，迅速调动各路兵马向枣阳一带集中。红军突然于22日在枣阳县城附近掉头东进，突破敌人堵截，转向东北。23日黄昏，在击退敌人的进攻后，红军部队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领，绕过庞炳勋部重兵控制的通道，经平氏镇、泌阳城东、马谷田、刘庄铺等地北上，到达驻马店西北地区，甩开了敌人的堵截。泌阳城东北地区，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红军要进入伏牛山区，就必须经过这些密如蛛网的村落围寨。由于围寨武装不断骚扰阻拦，国民党军派出的便衣侦探也乘机纵火烧房，袭扰红军，更有敌人的造谣破坏，红二十五军在围寨区进军迟缓。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抓住时机，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进行政治动员，要求部队转变斗争策略，不打土豪，不分田地，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购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同时，省委常委郑位三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围寨，也事先给寨主写信，让当地群众提前送去，或由围寨派人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信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也说明红军是借道抗日，晓以民族大义，望其保持中立，请勿阻拦，并同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过一个围寨，都要散发油印传单，张贴标语，还对着围墙喊：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红二十五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进行的抗日救国宣传也逐渐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围寨的地主武装保持了中立；一些围寨的群众在路旁摆上了开水和饭食，欢送红军；另有一部分有志的穷苦青年还参加了红军。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行动，他们组织群众，筹集粮草，为红军搜集情报，充当向导；有的还利用送信等机会宣传红军，红军的伤病员也被及时安置到群众家中。红二十五军终于顺利通过围寨区。之后，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西入伏牛山区。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一场恶战。正如程子华所说，天时地利都不好，敌人几万步骑兵前堵后追。刘震后来回忆说，独树镇战斗，是我军长征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在地形平坦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敌突然袭击和堵截，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关系到全军生死存亡。而刘华清更是记忆深刻，因为他在这次战斗中腿部负伤，幸亏时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替他说了话，他才能够继续随军行动。他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围。部队紧急集合，而这时绝大多数人还没吃上饭，大家感到极度疲劳和饥饿。战士们很大一部分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更小，听说又要出发，就不乐意，待在群众家里，不出来。干部们只好挨家挨户叫，总算把部队拉了出来。最不好办的是伤员，风大雨大，道路泥泞，要迅速摆脱敌人，就不能带伤员走。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就地安置，多留一些钱，动员群众保护伤员安全独树镇之战，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情势之险恶，战斗之惊心动魄，至今历历在目。
但经过血战的红军进入伏牛山之后，才发现这里有许多不利之处：一是此地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资极为匮乏；二是群众与外界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未受过革命影响，对任何军队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都怀有敌意；三是当地的封建势力非常强大，有内乡王之称的别廷芳在这里经营多年，反动统治十分严密；四是有些村寨的豪绅地主修了围寨，把群众圈在里面，群众不了解红军，红军也无法接触群众。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如惊弓之鸟，红军一路过，老百姓就四散而去，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逃往深山老林。更有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和东北军各追剿队相继追来，红军根本没有时间开展群众工作，不要说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就连立脚都非常困难。面对这些情况，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不得不有所改变。此时，东面敌人已经追来，南面是别廷芳的地盘，北面是陇海铁路，西面是陕西省南部。相比较而言，陕南的敌人相对较弱，应该对创建根据地更为有利。于是，省委决定继续西进，伺机在陕南创建新苏区。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指出：红军帮助群众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不交租稞；焚烧豪绅地主的契约债据；红军帮助群众解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武装。之后日夜兼程，红二十五军经一行树、庙子、栾川、陶湾等地向陕西南部前进。12月9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进至雒南的庾家河（今属陕西省丹凤县）宿营。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在庾家河召开，做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庾家河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提出红军承担的具体任务：一要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坚决转变官僚主义手工业的领导方式与和平的秩序的工作生活，实行新的活的领导方式与战斗的日常工作作风；二要猛烈扩大红军，并把它作为创建新苏区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就决定着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三要集中力量进行群众工作，要求每个党团员和每个战士都要进行群众工作，要召开群众大会，分配土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儿队），解除民团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军，建立苏维埃政府等；四要彻底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等，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由于敌情紧张，这次会议时间非常短。因为敌人总是跟在屁股后面追，不允许坐下来开会，所以这个会原本没打算在这时开。可是，那天吃过早饭后，几个领导人碰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会就开起来了。庾家河会议正在进行之时，突然从庾家河东山坳口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省委立即停止开会。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人迅速上山，指挥部队反击。庾家河反击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又一次殊死战斗，从上午9时打到黄昏，红军将敌人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和程子华都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尽管庾家河会议因遭敌人的偷袭而被迫停止，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是至关重要的。会议及时做出了创建新苏区的决议草案，解决了新区选择和当前红军的任务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创建鄂豫陕新苏区和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几次惨烈的战斗，红军给追击之敌以沉重打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追堵计划，尾追的国民党军不得不退回河南，红二十五军进军陕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进入陕南的红二十五军，迅速开展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们运用避实击虚先拖后打等战略，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两次围剿，初步开创了华阳等四个新苏区，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为后来红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创造了条件。红二十五军自从1934年11月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因而对中央红军的行动了解不多，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也知之甚少。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逼近西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会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这使他们意识到配合红军主力北上已经成为重要工作。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送来了中共中央4月17日发出的指示和4份文件，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会师的确切消息。根据石健民带来的消息，陕甘地区是红军主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行动方案做出修正，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中共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沣峪口会议上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具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1936年第7卷第3期发表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一文中指出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的途径。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沣峪口会议的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地区出发，再次踏上长征路。7月2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留坝的江口镇，击溃了当地民团。在江口镇，红二十五军进行了短暂休整，以缓解连续行军作战的极度疲劳，进行西征北上行动的思想动员，同时给指战员们一个物质准备的时间。中共鄂豫陕省委适时地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等口号。全军上下经过休整，情绪高涨，决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的到来。8月3日，红二十五军派手枪团和军部直属队一部化装潜入两当县城，配合先头部队攻占了两当县城，俘国民党保安队数十人，这是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的第一座县城。军政治部利用很短的时间开仓放粮，发动群众，镇压反动官吏，张贴标语，然后离开两当县城，翻越麦积山，直逼天水。11日，红二十五军看到部分国民党军队或已调回，或滞留不前，马上组织部队渡过渭河。北过渭河，这是红二十五军出奇制胜的行动，把自己置于主动的地位，进可以扼住西兰公路，策应和接应中央红军，退可以转入陕北，实现与陕北红军会合的目的。渡过渭河后，红军进占秦安县城。12日，红二十五军向甘肃纵深前进，14日逼近静宁县城，截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静宁县城驻军国民党新一军第11旅非常惶恐，急电求援。红二十五军斩断西兰公路，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十五军进逼静宁之后，15日进入静宁县城以北40多里的单家集、兴隆镇地区，作短暂休整。这一带是回民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更有民族歧视和军阀部队的屠杀掠夺，回汉矛盾十分突出，民族纠纷时有发生。红二十五军要在这里进行休整，首要的是要处理好民族矛盾，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回民群众。红二十五军一直十分注意对少数民族的工作。早在鄂陕边界活动时，鄂豫陕省委就于1935年2月19日做出决议，针对在四峡口、茅坪等回民集中居住的地区开展工作中存在的对少数民族工作的不了解与忽视的倾向提出了批评，要求党与红军的政治部切实重视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民的工作。此后，红二十五军十分注意开展少数民族工作。部队每到一地，军领导都要根据当地的民情风俗，做出规定，要求部队遵守。这次进入兴隆镇地区之前，军政委吴焕先已了解到这一地区大汉族主义严重，军阀部队的掠夺政策也给汉族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教育部队要做好民族工作，扩大红军的影响，提出革命要成功，就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就要团结各族人民。为此，他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大注意。三大禁令：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四大注意：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为了与回族人民搞好团结，红二十五军甚至规定在回族群众面前说话不准带猪字。全军上下分别召开会议，制定具体措施，做了较为周密的安排。指战员们在进入回民区时，严格按照要求办事，许多连队在进入这一地区之前将没有吃完的猪肉作了处理，或送给汉族老百姓，或是吃掉。手枪团和几个回族战士在军领导的安排下提前进入兴隆镇，将事先写好的标语、传单和布告张贴起来，向回民群众进行宣传。红二十五军军部刚刚驻进兴隆镇，吴焕先政委就主动邀请清真寺的教主、阿訇和有名望的士绅到军部来做客。他还特意让供给部买了一些三炮台式的新茶具，并亲自给客人的茶碗里放上冰糖，向来宾介绍红军是工农群众的队伍，红军到兴隆镇来，是路过，不催粮、不派款、不拉夫。他还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特别提到三大禁令和四大注意，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请他们相信红军，并做好群众的工作，安定民心。第二天，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领导人到清真寺拜访，并赠送了绣着德高望重四个大字的锦缎匾额，还用12张桌子抬着6个大元宝和6头肥羊，表达了红军对回族人民的尊重。他们受到老教主的热烈欢迎。吴焕先还对广大回族群众讲话，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老教主也投桃报李，率清真寺的阿訇、地方乡绅和回民群众到军部来回拜。他们头顶礼品，赶着一群肥羊来慰问，同时向红二十五军军部献了一块匾，上写劳苦功高四个大字。红二十五军出发时，镇上的男女老幼皆来为红军送行，更有17名回族青年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马庆年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一个多月后，中央红军经过这里。他们也受到当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使历经千辛万苦走来的中央红军指战员们非常感动。毛泽东曾称赞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时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8月17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歼守敌1个营大部，并活捉敌县长、保安团长等，缴获大批物资。黄昏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前进，连夜翻过六盘山，进逼平凉县城。红二十五军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探知中央红军的消息。为得到中央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甚至还派人去截过邮车。8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取得马莲铺战斗胜利。这一仗，差点活捉马家军悍将马鸿宾。马莲铺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连夜返回白水镇。8月21日拂晓，红二十五军由白水镇东进，急行军40余里，到达泾川县城附近的王村。红二十五军到达泾川的前一天，马鸿宾第35师骑兵团和第104旅第208团已经到达泾川，任务是堵击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处境险恶。而此时，因连日暴雨，泾河水猛涨，部队再渡泾河已很困难。公路南侧是数十里宽的高塬，但回旋余地小。吴焕先和徐海东等商量后，决定让部队暂离开泥泞的公路，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泾河支流汭河。王母宫塬是一座地势突兀的高原，位于泾河和油河之间，在两河的会合处，有一座圆锥形的高岭，岭上有一座建于北魏时期的王母宫石窟，翻过王母宫塬，崖下就是汭河。手枪团和第225团在红二十五军领导的指挥下迅速渡过汭河，占领以南高地，向泾川方向警戒。随后，军直属机关分队过河。就在这时，山洪突然爆发，陡涨的河流顿时成为脱缰的野马，巨浪翻滚，几个正在渡河的战士当即被洪峰冲走。渡河被迫中断，军部和直属队以及担任后卫警戒的第225团被阻于汭河北岸。军政委吴焕先见此情形，马上组织人员用白布拧成绳索，牢牢地绑在两岸大树上，人浮在水面，抓住白布进行泅渡。突然，塬上传来激烈的枪声。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 000余人，在一个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方向沿着王母宫塬顶向红军奔袭而来。守卫在塬顶四坡村东北角的后卫第225团第3营当即投入战斗，凭借房屋土墙以班排为单位与敌军展开激战。四坡村这场恶仗，马鸿宾的第208团全部被歼，但是，年仅28岁的军政委吴焕先却在战斗快要结束时牺牲了。四坡村战斗后，敌人暂不敢向红二十五军逼近。红二十五军为继续牵制敌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行动，在崇信与灵台等地积极活动。这些行动，目的还是寻找中央红军的消息。他们每天派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但终因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和中共中央联系上，故对中央红军当时正在过草地的情况一无所知。蒋介石为了消灭红二十五军，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调集部队，多路国民党军已对红二十五军形成合围之势。在此情况下，徐海东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省委一班人经过分析研究，考虑到一时难以得到中央红军的消息，敌军已经开始实行合围，红军不易久驻危险区域；部队连日在大雨和泥泞中行军作战，已极度疲惫；连日激战，伤员日益增多，难以安置，如果继续实行无后方作战，将会更加艰难，造成十分不利的局面。鉴于这些，省委领导班子一致同意按照沣峪口、佛坪两次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红二十五军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会合陕北红军。8月30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安口窑转向北方。31日晚，在平凉县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红二十五军离开西兰公路向东北前进。8月14日到31日，红二十五军积极活动于陇东隆德、平凉、泾川、灵台等地，切断西兰公路18天，蒋介石不得不从堵截中央红军和川陕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抽调部队，对付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行动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渡过泾河后，红二十五军经由镇原、庆阳县境，日夜兼程前进。9月3日，红军渡过马莲河，进抵合水板桥镇宿营。4日晨，因部队准备出发耽搁时间过长，加之警戒疏忽，致使后卫第225团第3营遭到敌骑兵团袭击。在此紧急时刻，徐海东由前卫赶到后卫，指挥第225团第2营增援，但不幸陷入敌包围之中，徐海东亦被围其中。警卫员向徐海东的坐骑大白马猛抽一鞭，使其最先冲出敌群。卫生部长钱信忠也指挥2个交通班的战士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突围。但敌人紧追不舍，并叫嚣要抓活的。危急时刻，第225团第1营在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的指挥下，迅速抢占了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徐海东成功脱险。这次战斗红二十五军损失200余人，第225团团长也壮烈牺牲。这是红二十五军在即将结束长征时的最大一次减员。板桥镇战斗后，部队经东华池、太白镇之间渡过葫芦河，沿子午岭西侧的崇山峻岭向北挺进。夜晚宿营时，担任后卫和收容的部队在山头上燃起篝火，吹响军号，召唤那些被敌人冲散的战士归队。由于沿途地瘠民贫，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无粮可筹，且山路难行，部队疲惫不堪，步履艰难，更有大部分连队断粮了，饥饿威胁着全体官兵的生命。指战员们以草根野菜充饥，一步步向北走去。为了使同志们跟上队伍，顺利到达陕北，军政治部提出决不能让一个同志掉队的口号，各连广泛开展了互助活动。不少营以上干部为了使同志们渡过难关，把自己的乘马杀掉，让战士们充饥。在这饥疲交加的行军途中，突然发现前面一条土沟中有群羊，大约有500多只，白花花一大片。军首长走上前去盘问那个赶羊的人，得知那个人是羊贩子。一听说羊是赶出来卖的，军首长异常高兴，马上让贩羊人说了一个价格，没有还价，把白花花的银元当即付给了羊贩子。羊贩子当初看到一群当兵的，以为今天一定要倒霉遭劫，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按照公平方式进行交易，喜出望外之余热情地告诉红军在野外吃羊的方法。有了这群羊，暂时解决了部队吃饭的大问题。部队立即停下来，宰羊煮肉。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则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红二十五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不习惯吃羊肉，嫌其膻腥味太重，但在此时，生羊肉也能吃下肚。多亏了这群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命羊，才使红二十五军坚持到了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度过了断粮的日子，向着目的地继续前进。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今志丹县）永宁山，与中共陕甘苏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永宁山稍事休息后，部队即向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开进。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4天后，即9月15日，部队到达延川永坪镇，结束了长征，实现了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意图，为陕甘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红二十五军成为红军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当时全军有3 400多人。
五、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在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已于1934 年10月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22日，在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致电任弼时、萧克、王震，命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络后，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此时，中央红军正由江西向湖南境内转移，这一电报的用意有二：一是要红二、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吸引国民党军，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二是要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创建革命根据地，以便为中央红军提供落脚之地。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领导研究了部队的战略行动方向。尽管红六军团此时刚刚结束长途转战，部队极度疲惫，减员严重，困难很大，红二军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两军团的首长一致决定，按照中革军委电报指示，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根据贺龙的建议，部队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1月16日，红二、六军团取得龙家寨战斗胜利，共毙伤俘敌3 000余人，缴枪2 200余支，重创了湘西王陈渠珍。这一胜利，扭转了红二军团自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自西征以来的困难局面，为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2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进击常德、桃源，不仅歼灭了一批敌人，也调动牵制了一大批追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在湘江战役中受到很大损失的中央红军的压力。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的前往湘西北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西进前往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西进，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了10天，并于26日占领了慈利县城。这期间，部队通过深入宣传和发动群众，筹集了大批物资、钱款，并动员了数千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1935年1月初，红二、六军团主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返回大庸等地休整，湘西攻势作战结束。这之后，在湘鄂川黔临时省委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全面展开。至1935年春，这一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普遍建立，共有5个县委、20多个区委，各乡村也分别建立了支部，先后发展了600余名党员。同时，先后建立了7个县、51个区、235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之与转战于云贵川地区的中央红军和战斗于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相互形成了呼应之势。红二、六军团转战期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下旬发起嘉陵江战役，攻占了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之后，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西进，开始战略转移。6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的懋功地区会师。川陕革命根据地失去后，位于长江以南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由于湘鄂川黔根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北临武汉，南接长沙，不仅能够对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有直接的配合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因此，尽管湘鄂两省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遭到失败，但国民党当局并未放弃彻底消灭红二、六军团、摧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企图。从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在重兵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下令调湖南国民党军7个师到黔东，与湖北国民党军共同组织对红二、六军团的围剿，企图乘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立足未稳聚而歼之，以保证追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侧后安全。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贺龙主张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去作战，但这一意见没被采纳。结果，红军反围剿的开局几战失利，各路国民党围剿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不断逼近，红军在内线活动的区域日益缩小。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县的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红二、六军团突围坚决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1935年11月，继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相继实行战略转移之后，红二、六军团也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11月19日晚，红二、六军团主力共1.7万余人，告别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分别从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 根据贺龙的建议，部队从南边突围，先到湘中，对长沙构成威胁，以牵制国民党军，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然后抛开敌人，转入湘黔边以争取主动。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先向东行，从湘西的天子山、张家界、索溪峪一线穿过，出敌不意，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渡过沅水后，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按预定计划展开行动。至11月底，湖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已经被红军控制。红二、六军团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其间，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补充了3 000余名新兵，还在当地先后组织了38支抗日游击队，参加者多达1 700余人。此外，红二、六军团还建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群众组织。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溆浦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进发。国民党军以为红军要东渡资水，立即调头尾随猛追。红二、六军团经过连续9天的急行军，到达湖南省武冈县以北的高沙市、洞口地区。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芷江迎来了新的一年，把追踪和企图迂回包抄的国民党军全部甩在了后面。1月9日和12日，红二、六军团先后占领贵州省的江口、石阡地区。这标志着战略转移的第一阶段目标由湘鄂川黔边转移到黔东的任务已经实现。黔东的石阡、江口地区经济落后，人口较少，大部队在此长时间活动很难得到必需的粮食补充，加上这一带山河纵横，地形也不便于大部队行动。1月19日，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计划，部队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地区创立根据地。1月20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石阡出发，准备渡过乌江向黔西进军。2月2日清晨，红二、六军团主力相继赶到渡口。在以猛烈火力压制住对岸守军并夺取了沿岸船只后，部队开始抢渡。当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数路追剿大军甩在了黔东。2月5日，中革军委分会在黔西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根据中革军委电报精神，会议讨论了在黔西创建根据地的计划，认为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无论在群众、粮食和地形以及敌我力量等方面都有利于红军在此创建根据地。在目前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下，红二、六军团应该继续留在长江以南地区坚持斗争。因此，会议决定，在黔大毕地区开展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会议决定取消中共湘鄂川黔临时省委，成立川滇黔省委，领导开创黔大毕根据地的斗争。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根据地之时，国民党军正加紧调集兵力，准备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攻，红二、六军团领导贺龙、任弼时等人决定，部队向黔西南地区转移。2月27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毕节，再次踏上了转战的征途。红军自撤出毕节后，在国民党军的追击堵截下，在乌蒙山中绕了一个大圈。顾祝同认为，红军已经走投无路了，下令所有追剿部队全部东调，积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将红二、六军团消灭于镇雄西南的万山丛中。3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被5个纵队的国民党军包围于安耳洞一带方圆30里的狭窄地域。这一带属于乌蒙山深处，群山起伏，人迹罕至，悬崖峭壁如刀切斧削一般，行军十分困难。上万人的大部队被压缩在这一狭小地区内，别说吃饭，连饮水都发生了困难。半个多月来，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不停地行军作战，风餐露宿，指战员的体力已严重消耗，部队的作战能力受到影响。随着国民党军包围圈的日益缩小，一时间，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势。尽管陷入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红二、六军团指挥员贺龙、任弼时等人却始终沉着冷静，决定从南面实行秘密突围，向滇东北前进。接下来的乌蒙山区回旋战，历时近一个月，转战上千里，红二、六军团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扭转了自战略转移以来的被动局面。3月23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给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发来电报，要求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慎重考虑，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做出北渡金沙江的决定。这符合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也与全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相适应。标志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3月31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西行，开始了战略转移的第二阶段。4月2日，两军团在平彝县附近冲破国民党军滇军孙渡纵队的防线后，兵分两路行动：红二军团在右，经沾益、寻甸；红六军团在左，经曲靖、马龙，分别向普渡河方向急进。但是，此时滇军已将渡口封锁。红军渡过普渡河，从元谋渡过金沙江的计划已无实现可能，红二、六军团领导于当晚紧急研究后决定，改从滇西的金沙江上游渡河。4月10日凌晨，红二、六军团掉头南下，巧妙地穿过滇军孙渡纵队和张冲旅的接合部，急行军直奔昆明而去。而当滇军主力星夜赶回昆明，普渡河东岸防守力量空虚时，红二、六军团突然一转，从富民、赤鹫渡过普渡河向滇西直奔而去，把国民党滇军甩在了身后。现在，红军可以加快速度大步前进了。为了加快速度，凡遇公路行军方便时，部队就4路纵队齐头并行。红4师首先到达石鼓后，立即沿江寻找船只，动员船工，同时组织工兵和当地百姓赶扎竹筏木排，做好渡江准备。先头部队找到仅有的一只渡船后，在当地5名船工的帮助下渡过了江，控制了对岸的滩头，以保证大部队安全渡江。红二、六军团主力到达后，又分别找到7条渡船，并扎好一批竹筏木排，同时，还动员了28名船工协助红军过江。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渡，至28日黄昏，红二、六军团全部人马顺利渡过金沙江。在抢渡过程中，红军指战员表现出了英勇拼搏、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各族船工也不顾安危、竭尽全力协助红军渡江。船工周长寿听说红军要过江，不仅主动把自己的船划来，还自告奋勇为红军撑船。抢渡过程中，他两天两夜未合眼，最后为抢救落水的红军战士不幸遇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能百战百胜、勇往直前。为了向船工们表示真诚的感谢，红军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给他们每人发了几十块银元作为酬劳。得知红二、六军团顺利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
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筋疲力尽的国民党军已无力再继续跟踪追击。而红军面临的考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重的粮食匮乏。他们翻越哈巴雪山，通过中甸藏区，向甘孜前进。当红二、六军团向中甸、稻城方向转移时，中革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会合二、六军为目前主要任务。同时，中共中央于5月20日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领导，通报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红一方面军在西北地区与东北军合作的情况。接中革军委电令后，红四方面军派出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一部分兵力，由道孚南下，抢占东、西俄洛，将康定的国民党军阻止于雅江以东。这一行动，保证了红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红四方面军总部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专门进行了部署和动员。总指挥徐向前要求指战员们注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根据总部安排，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广泛开展了迎接会师的准备工作，指战员们纷纷自制纪念品，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制皮衣等，准备送给红二、六军团的战友。同时，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门还积极动员地方群众，开展欢迎红二、六军团的活动。7月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六军团齐集于甘孜附近的甘海子，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第二天，两军在甘孜隆重举行了庆祝会师的盛大联欢会。7月5日，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军会师之后，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推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经过艰苦的行军，两军终于走出了渺无人烟的大草地。之后，红二方面军又打响了甘南战役，夺取了甘南广大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11月19日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前后历时近1年。这期间，红二方面军先后经过了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青海、甘肃、陕西等9个省区的92个县境，行程近2万里，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军）、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共进行大小战斗110余次，先后占领县城39座。沿途广泛宣传，组织了各族群众，共补充兵员1.2万余人，不仅有力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和封建地主势力，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延伸阅读1 红军部队长征中与敌军力量的对比
一、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共闽浙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刘畴西、副指挥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政治保卫局长周群）第19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聂洪钧）、第20师（师长王如痴、政治委员李树彬）、第21师（师长胡天桃、政治委员张志斌）（二）国民党军方面赣闽粤湘桂剿匪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赣东剿匪总指挥赵观涛，下辖封锁驻剿军有：第21师（师长梁立柱）、第55师（师长李松山）、第57师（师长阮肇昌）、独立34旅（旅长李宗鉴）、独立43旅（旅长刘震清）堵截部队为安徽保安司令刘镇华下辖部队：第64师（师长武廷麟）、第65师（师长刘茂恩）、浙江保安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凌霄）、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纵队长蒋志英）、安徽警备旅（旅长阮勋）浙江保安司令俞济时率领的追剿部队：第49师（师长伍诚仁）、军政部第一补充旅（旅长王耀武）、第7师21旅（旅长李文彬）二、红六军团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共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第17师（师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第18师（师长龙云、政治委员甘泗淇）二国民党军方面湘军：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下辖队伍有：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第16师（师长彭位仁）、第62师（师长陶广）、第63师（师长陈光中）、代理湖南保安团（司令李觉）、第19师（师长李觉）、独立第32旅（旅长胡迭）；桂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下辖队伍：第七军（军长廖磊）、第19师（师长周祖晃）、第24师（师长覃联芳）三、红二十五军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辖第74师、第75师；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辖第82师、第84师；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部主任聂鸿钧、政治保卫局长戴季英）辖第75师、第78师（二）国民党军方面：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所辖部队有：第三军（军长王均）所属：第7师、第12师；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所属：第47师、第54师；第十一军（军长马鸿逵）所属：新编第7师、骑兵第2旅；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所属：第64师、第65师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所属：第44师；第三十军（军长彭振山）所属：第30师、第31师；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所属：第17师、第42师；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所属：第39师；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所属：第109师、第111师、第112师、 第115师、第120师；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所属：第105师、第107师、第108师、第110师、第117师；此外，还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所辖：警备第1旅、警备第2旅、第58师、第75师、独立第40旅四、红二、六军团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华苏维埃政府湘鄂川黔军事委员会主席贺龙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辖第4师、第5师、第6师；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辖第16师、第17师、第18师二国民党军方面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长宜昌行营主任顾祝同参谋长陈诚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前敌总指挥刘建绪下辖7个纵队近60个旅五、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倪志亮兼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傅钟政治保卫局长曾传六供给部长郑义斋第四军（军长王宏坤、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许禁）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詹才芳）辖第25师、第26师、第27师；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副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第88师、第89师二国民党军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贺国光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下辖7个军共22个师六、中央红军长征方向（一）红军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总参谋长刘伯承、副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副主任邓小平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第1师（师长李聚奎、代政治委员赖传珠、参谋长毕占云、政治部主任谭政）辖第1团、第2团、第3团；第2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政治部主任陈漫远）辖第4团、第5团、第6团；第15师（师长彭绍辉、政治委员萧华）辖第43团、第44团、第45团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第4师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张爱萍辖第10团、第11团、第12团；第5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参谋长胡震、政治部主任唐天际）辖第13团、第14团、第15团；第6师（师长曹得青、政治委员徐策、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欧阳钦）辖第16团、第17团、第18团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张子荣、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第13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朱良才）辖第37团、第39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延、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第21师（师长周昆兼任、政治委员黄照）辖第10团、第41团、第42团；第23师（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参谋长吴东声）辖第67团、第68团、第69团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第3师（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辖第7团、第8团、第9团；第22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黄开湘）辖第64团、第65团、第66团二国民党军方面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第一路司令官陶广，辖第16师、第62师、第63师第四路司令官李云杰，辖第15师、第23师第五路司令官李韫珩，辖第53师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第二路司令官吴奇伟，辖第59师、第90师、第92师、第93师、第一支队第三路司令官周浑元，辖第5师、第13师、第96师、第99师湖南省保安司令李觉，辖第19师、新编34师、独立第32旅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辖第26师、独立第34旅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官龙云、前敌总指挥薛岳，辖第1纵队、第2纵队、第3纵队、第4纵队、新编第5师、新编第8师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