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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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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适合逻辑学、逻辑哲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认知哲学、语言哲学及相关专业的学者和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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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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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真与意义基于逻辑与哲学对话句真的两种不同解读为主线， 从逻辑的视角探究自然语言意义理论中真与意义融合、分离之争的焦点、实质及根掘，指出逻辑与真是化解这场争论的关键所在， 逻辑上对真的语义论达成共识之时， 也就是自然语言意义理论中真与意义之争得以解决之时。本书坚持认为，即使在认知转向的背景下，逻辑依然是自然语言意义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而既厘清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又为逻辑的发展、自然语言意义理论的构设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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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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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丛书序i
前言v
第一章 逻辑境域下真与意义理论的历史沿革1
第一节 传统形式逻辑境域下对真与意义的探究1
第二节 现代形式逻辑产生后对真与意义研究的突破4
第三节 20 世纪意义理论中的真与意义之争5
第四节 truth的涵义真与真理8
第五节 探究真的两种方式12
第二章 真与意义理论的渊源18
第一节 真的渊源18
第二节 意义理论的渊源82
第三章 真与意义融合与分离之争103
第一节 真与意义融合论以戴维森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为代表105
第二节 真与意义分离论以达米特反实在论意义理论为代表137
第四章 真与意义融合与分离之争的探析162
第一节 戴维森与达米特意义理论的争论焦点162
第二节 争论的实质对语句的真如何理解及是否坚持二值原则171
第三节 争论的根源探析175
第五章 真与意义融合与分离之争的启迪181
第一节 真是解决意义问题的有效途径181
第二节 逻辑是哲学问题研究的基础186
参考文献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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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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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逻辑境域下真与意义理论的历史沿革
真与意义是很重要的问题。达到真不能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特权，真一定与人类兴趣有本质的联系。①古往今来，人们都以真为最大的追求。而且，我们共有着一个世界，我们都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我们在显示我们语言的大部分特征时，也显示了实在的大部分特征②。所以，我们通过对语言意义的理解来实现对世界的认识，意义对我们把握世界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真与意义很早就已经被人们关注，并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
第一节 传统形式逻辑境域下对真与意义的探究
对真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 世纪的赫拉克利特，他最早提出：健全的思想是最优越最智慧的：它能说出真理并按真理行事，按照事物的本性（自然）认识它们。③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思想是人人都有的，而健全的思想才是最智慧的，智慧就在于认识到真，即客观的逻各斯。巴门尼德也曾借女神之口指出了两条道路：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巴门尼德只关心探求真理他严格地将自己限制在知识领域之内，将探求真理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是新的东西④。在哲学史上，人们普遍认为：是巴门尼德第一个从认识的角度，将以前哲学家的种种观点统统贬为凡人的意见，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要寻求更高一级的真理。⑤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把求知当作是人的第一本性。他甚至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且，亚里士多德坚持真之符合论，他对符合论做了经典的描述：认为分开的东西分开，结合的东西结合，就是表真，所持的意见与事物相反就是作假。并不是由于我们真的认为你是白的，你便白，而是由于你是白的，我们这样说了，从而得真。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客观事实决定了认识的真假，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认识为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则为假。真就在于认识与事实相符合。亚里士多德表述的这种符合的真理论显然是一种最直观、最合乎常识的真理论。然而，也就在这种最直观的真理论中却存在着两个理论上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其一，如何理解事实？什么是事实？其二，如何理解符合关系？如何判定具有符合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与理解又形成了不同的真理论。于是，在亚里士多德这种直观的真之表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学者们对什么是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求，并形成了各种真之理论。
苏珊哈克在《逻辑哲学》中，把历史上的真理论分为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冗余论、语义论五种。②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导论》中对真理论的分类基本沿袭了哈克的分法。这种分法也已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这几种真理论的关系及代表人物可用图1-1 厘清。
图1-1 真理理论
从图1-1 中可以看出，对真的思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仅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直观理解，即如果谓词对主词的表述符合事实，那么这个命题或句子就是真的。为什么呢？
简单地说，这个问题与逻辑相关。①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逻辑学的创始人。他不仅以哲学的方式探求对世界的真的认识，而且还提供了一种以必然得出为内在原则，基于三段论推理进行求真的逻辑理论。在他的逻辑学说中，最基本的句式就是S 是P。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对S 是P的形式句法做了详细的明确阐述。基于这种句式，亚里士多德构建了他的词项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的基本单位是概念。但是，对于S 是P这种句式怎样为真，亚里士多德没能从形式上做出清晰的刻画，只是直观地说：至于作为真的存在和作为假的不存在，在于结合与分离，总之，与矛盾的调配有关，因为，真就是对结合的肯定，对分离的否定，假则和这种调配相矛盾。②这种对真的语义阐述仍然是直观的，与内涵相关的，是不太明确的。因此，既然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主导的时代人们主要是应用亚里士多德逻辑进行哲学研究，那么，对真的思考必然也不会像句法那样在形式上是清晰明确的，而是仅限于内涵性的、直观的理解。
对意义的思考，从公元前4 世纪的斯多葛学派就已经开始了。斯多葛学派认为，记号、意义（lecton）和事物互相联系，意义是非物质的，它是声音所表示的而我们理解为存在于我们思想中的东西。在斯多葛术语中，意义叫lecton，可以直译为所意谓的东西。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意义指称论③。意义理论是这个学派最有常见的、最值得称道的贡献之一。④在这里，意义成了逻辑的主要题材，而且确实成了形式逻辑的唯一主题⑤。斯多葛学派关于意义的这些理论是逻辑哲学里的一个重要的新事物，值得密切注意⑥。此后的中世纪和近代，意义理论继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形成了各种意义理论，如观念论⑦。观念论自笛卡儿后开始流行，英国近代经验论者几乎都是观念论者，其中洛克则是观念论的集大成者⑧。
但是，这一时期人们对意义理论的研究仍然深受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主谓结构影响，把语词作为意义研究的基本单位，无法清楚地表述出由这些语词组合而成的各种语句所指的对象或表达的意义。因此，奥斯汀把语词的意义这种说法斥为是危险的一派胡言；奎因甚至极端地认为：意义本身，当作隐晦的中介物，则完全可以丢弃。①哲学家们对意义理论进行着艰难而不懈的探讨。
第二节 现代形式逻辑产生后对真与意义研究的突破
因为弗雷格，意义理论成为哲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意义理论是一种语言的意义理论的第一个实例，这种理论仍然主导着语言哲学②。而且，对意义理论研究的这种新突破还得归功于现代形式逻辑的发展。
弗雷格是现代形式逻辑的奠基者、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认为，自然语言是不完善的，从而导致在科学的较抽象部分，人们一再感到缺少一种既能避免被曲解又能避免自己思想中出现错误的工具。于是，在莱布尼兹（G. W.Leibniz）以数学的方法发展逻辑的思想启发下，弗雷格创造了概念文字，构建了第一个一阶公理演算系统，这标志着现代形式逻辑的诞生。弗雷格明确指出：逻辑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真这一谓词，真一词表明逻辑。③在现代形式逻辑中，对真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内涵性思考，转变为一种基于现代形式逻辑的外延的、形式的刻画，真成为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演算而能行可判定的。更令人欣喜的是，20 世纪30 年代，塔尔斯基在《形式化语言中的真概念》中提出了真的语义论，并给出了一个实质上充分的、形式上正确的句子真定义，这成为20 世纪逻辑学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塔尔斯基真定义的提出促使人们对真的理解也实现了重大的突破。菲尔德曾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说明：30年代初期，在有科学头脑的哲学家中间盛行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像真和指谓这样的语义概念是不合法的：不能或者说不应该使它们融入一种科学的世界构想。但是，当塔尔斯基关于真的研究被人们知晓以后，一切都变了。波普尔写道：由于塔尔斯基的教导，我不再迟疑谈论真和假了，而且，波普尔的反应得到广泛的赞同。④
20 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以及它在哲学的整个发展中扮演着发酵剂的角色。①
现代形式逻辑以其符号化、形式化、演算化为特征使逻辑获得了新生，实现了复兴，这种独特的、全新的思维方式，也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严谨的、精确的工具，从而使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从此，这种基于现代形式逻辑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方法在哲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现代形式逻辑突破了传统逻辑理论框架，以命题为基本单位，认为任一句子都是由专名和概念词构成的。概念词是不饱和的、带空位的函项，空位必须由专名补充完整，这就构成句子。基于这种逻辑分析，弗雷格提出了涵义和意谓理论：认为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当我们称一个句子是真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指它的涵义。②这就是说，弗雷格的意义理论是基于现代形式逻辑的技术手段对语句真进行分析，从而澄清了语句的意义，这种对意义的研究方法使意义理论的研究走向了新的可行方向：意义与真相联系，基于语句的真来理解语句的意义。所以，达米特指出，没有弗雷格，我们可能不会有一点儿关于如何构建这种意义理论的设想。③戴维森认为：除非在现代逻辑的语境下，在弗雷格起了主要作用的发展中，否则不可能获得这种令人难忘的结果。④
因此，在20 世纪现代形式逻辑产生后，逻辑与哲学实现了融合，真与意义联系了起来，基于对语句真的研究进而阐明该语句的意义成为20 世纪意义理论研究的特点。
第三节 20 世纪意义理论中的真与意义之争
20 世纪以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意义理论成为一种显学。可以把哲学家全神贯注于意义理论研究描述为盎格鲁-撒克逊和奥地利哲学家的职业病。⑤石里克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体系，这充分表现出了当代哲学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是那种发现或确定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了证实，哲学则使命题得到了澄清。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却是命题的真正意义。于是，意义理论成为逻辑哲学、语言哲学中的核心。现代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尤其是英美逻辑哲学家、语言哲学家们相信，我们的语言表达了世界，也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我们的语言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分析语言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语言学家有自己的方式，如语音的分析、语法的分析、语词意义的分析等。但是分析哲学家的分析则是逻辑分析。他们在研究意义理论时必然要牵涉到基于逻辑的方法而对语句真的理解和解释。这样，哲学中对意义理论的研究就必然与逻辑和真密切相关。正是对真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才形成了不同的意义理论。也就是说，正是基于不同的真理论选择，哲学家们才构筑了异彩纷呈的意义大厦。也正因为如此，真与意义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一方面，当逻辑哲学家、语言哲学家们热衷于意义理论的研究、探讨语言的意义时，真成为隐蔽在意义之后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实质上，意义却是对真的解释和理解，这又使得意义指向了真。于是，在哲学与逻辑融合的大背景下，真与意义的这种复杂关系，再加上学者们各自的理论背景，导致他们对意义理论中真与意义关系的不同理解，造成了20 世纪逻辑哲学、语言哲学中意义理论研究的争论，也更加剧了逻辑哲学家、语言哲学家们关于真与意义的长久争论。
总的说来，20 世纪意义理论中的真与意义之争主要表现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继承并发展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认为真是意义理论的核心，理解了一语言中某语句的真值条件也就理解了该句子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坚持真与意义是融合的。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及戴维森等都持有这种观点。笔者把这类观点称为真与意义融合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对语句真的掌握只是对语句意义理解所做的很小一步，对意义的彻底理解还需要知道更多，所以应该弱化真在意义理论中的地位。也就是说，真与意义是分离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达米特等持有的就是这种观点。笔者把这类观点称为真与意义分离论。
20 世纪60 年代，哲学领域出现了认知转向，戴维森率先反用塔尔斯基的真概念来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意义理论，接着，达米特在对戴维森意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又构建了其自然语言中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于是，随着他们意义理论的日渐成熟，戴维森和达米特逐渐成为自然语言意义理论中真与意义融合论与分离论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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