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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的精神自传》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我的精神自传》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较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较为看重的作品。钱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该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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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较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见重于海内外。钱先生自北大出身，后来回到北大讲坛，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掘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更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销量极大。在出版界中，他与钱钟书先生并列为更具有市场生命力的当代中国学者。他的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重版10次以上；《与鲁迅相遇》《话说周氏兄弟》都是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他和吴福辉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发行量较大的学科教材，已达数十万册；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总销量超过三百万册，是近年基础教育界较受欢迎的语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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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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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四、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五、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六、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九、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十、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下篇 我的精神自传
引言
一、历史的中间物
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三、幸存者
四、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五、真的知识阶级
六、思想者与实践者
七、漂泊者与困守者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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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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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3）
首先，知识分子和别人不同，他是读了很多书以后再来思想和说话的。和物质文化的创造者的工人、农民说话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中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而存在的（当然他还有新文化创造的作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想、说、写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他必须受到作为潜在知识积累的前人的思想、文字的制约。这就形成了一个陷阱，或者说潜在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当然不是必然）迷恋于前人发展得十分精致、完备的思想文化及语言文字的表达，从而失去了自我，似乎是自己在想、说、写，实际上发出的却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卷4，页12。我们北大的学生有机会听很多讲座，演讲的人都很雄辩，否则就上不了北大讲台。但是只要你仔细听，就会发现讲座有两种类型：有的人虽然滔滔不绝，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他其实是二道贩子，贩卖别人的思想和言辞。这就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他会成为前人或外国人的传声筒，他的脑子已被践踏了，再来践踏大家；第二种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博学，又能把很多东西消化，消化以后他能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就能启发我们的独立思考。这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同学们应当有识别力，不要被那些二道贩子懵住了。
第二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之间是冲突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说话他必然受到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的。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避免权力意志的干预和制约。这样的或显或隐的干预和制约，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言说的某些特点。鲁迅就注意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都有朦胧的特点，这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有的知识分子与权势有密切关系，甚至成为权力意志的代言人，但是他又不便于说明自己与权力的关系，说话就自然朦胧；而另一类知识分子是反抗权势的，但即使他再勇敢也不能够不怕关起来，不怕杀头啊，所以说话也得朦胧一点。鲁迅就说：我在写作时自己先要抽掉几根骨头，送到编辑部去，编辑要抽掉几根骨头，主编又要抽掉几根，抽来抽去，等到读者看到文章，已经没有多少骨头了。自己在写文章时也常常考虑有些话不能这样说而要换另一种说法，这一换就模糊、朦胧了。朦胧的言说是故意为之的，这背后有权力的制约，而这制约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权力的干预、制约而达到完全自由的言说。
第三个问题是：也许有的人说自己能不顾利害。这当然是很勇敢，很可贵的。但也还会面临一个问题：你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也不行，还有其他的限制。你要经常面临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比如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男主人公涓生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他开始和子君谈恋爱，后来感情发生变化，已经不爱子君了，但子君还爱着他。这时涓生就面临一个难题：我告诉不告诉她呢？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不说，就是说谎，这是虚伪的，违背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但说出真实，告诉子君：我不爱你了，却等于把真实的重负卸给了对方，特别在当时的社会里，子君会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最后她果然在孤寂中死去了，涓生也就无法摆脱内心的负疚。这就是说，无论说还是不说都要付出良心和道德的沉重代价。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选择，是终生折磨着鲁迅和一切知识分子的人生和言说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选择的困境：说真话，还是说谎？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像鲁迅这样正视罢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困境，这就是我们要问的第四个问题：面对苦难，记住，还是忘却？
大家还记得在中学的时候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吧，其实未必都读懂了：这篇文章重点不是在讲刘和珍怎样的勇敢，军阀怎么镇压，而是讲鲁迅自己内心的困惑。文章一开始，学生问：先生，你写了记念文章没有？鲁迅说：没有。你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就写吧。可是要写了，鲁迅又想：写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又想不写。但不写也不行啊。日子过去了，人们会忘记了。鲁迅说：忘却的救世主快要降临了吧，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但是写了半天，又犹豫起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写了只不过徒然增加别人谈话的资料而已整篇文章就是这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的矛盾。这背后就是一个记念还是忘却的困惑。所以后来鲁迅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也是让鲁迅困惑终生的。其实，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经历了让你痛苦万分的事情，或者面对一个个的苦难，你是忘却还是记着它？你竭力忘却它，这就意味着回避，当然有问题，但你时刻记着，让那么沉重的记忆和现实压着你的心，你能承受吗？这就是两难选择。这里所说的记念和忘记的矛盾，和前面说的说真话与说谎的矛盾，都是人言说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这样言说就很难进入真正的自由状态。
就算你摆脱了这些困境，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你又会面临第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人听你说话吗？鲁迅说，要点火是需要火种的，拨动琴弦要有弦啊。没有火种再播也无用；没有弦再拨也不行。有些人既聋且哑，面对这样的人，你说给谁听呀？即使有人反对，也是一种反应，最可怕的是说了没人听，毫无反应，即无反对，也无赞同。这才是巨大的悲哀和寂寞啊！
我经常想这几年是我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我讲话有人反对，也有人听，即启功先生说的：有人喜欢有人骂，这样自己才觉得说话有意义，最可怕的是到哪一天没人听我讲话了。记得有一个台湾的学者对我说：钱先生我们是讲了话没人听。这样的没人听的无对象的虚空，或许是更为可怕的。
这就说到了第六个方面的问题。说与写不仅要有对象，还要有场所。这就是说，我们的说与写必须面对一个交流、对话的场域，即语言场。在这个场里已经形成一定的规则，如果你讲话、写作不符合这个规则，这个场就会对你的话进行反弹，不接受你。就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习惯性的思维和倾听的诉求，习惯听某些声音了，如果突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声音，它就会认为是异端，是疯子在说疯话。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和言说，在最初出现时，按照原来的标准来看，都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其最有力的就是这样的习惯性的语言场域的拒绝。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出现时，在物理学领域里就被许多人视为荒唐的谬论而不予接纳，他被看成是物理学的异端，甚至疯子。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当他对现实提出批评，说了当局和舆论不能接受的话，报纸上就加上一个大标题，说《章太炎发疯了》。但有一天他又说了不具反叛性、能为大家接受的话，报纸又有一个标题，说《章疯子居然不疯》。这里的疯和不疯，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又被千百万人所习惯了的传统观念，因此，一切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会像《狂人日记》中主人公那样，发出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但你要挑战这样的从来如此，你就要承受狂人的罪名，被视为异端。而习惯形成的具有天然保守性的接受场域里，对异端是有着本能的排斥性的，也就是《狂人日记》里二十左右的人所说的：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鲁迅说有一种罪叫可恶罪，你说的话令人讨厌，这便是罪。
第七个问题：还要面对一个文字的游戏国，这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鲁迅说，中国人喜欢说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一切的思想、言说都会成了表演。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内心所想和所说所写的自觉割裂：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说，在前台又那么说，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而非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倒做了的。总之，想、说、写、做，都是分离的，都是游戏，不过玩玩而已。更可怕的是，已经形成了游戏规则，明知在说谎，在做游戏，但谁也不点破，说者与听者之间达成了默契，游戏就这么维持下来。如有人不懂或不接受这个规则，偏要戳穿西洋镜，说出真相，就会被觉得可笑，被视为异端。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所讲的，明知皇帝身上赤裸裸的，什么也没穿，大家都明白，但是又都不说破，维持着这场表演。突然有个孩子喊：皇帝是光着屁股的，所有的人都讨厌这个小孩，因为他破坏了游戏、表演的规则，扫了大家的兴，就会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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