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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清馨民国风丛书汇集散见于数百种民国时期出版物刊载的民国学人原创作品,围绕读书与修养、成长与见闻、做人与做事、生活与情趣,分不同主题编辑成册,分辑推出。所选作品具有叙事性和思想性;作者200多人,涵盖了哲学、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历史、传媒、政治、实业等诸多领域。王丽华编的这本《致文艺青年》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梁启超、胡适等20位民国大师、作家、评论家谈文学的20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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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徽州绩溪人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要*有《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自传》《胡适日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齐白石年谱》《先秦名学史》等。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中国近代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迪思想。其*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王丽华,女,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获硕士学位。2006-2010年任教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外语系,教授精读、口语和听力课程。2003年起任天津外国语大学翻译中心兼职翻译,译有各种体裁文字,其中包括奥运官方文件<百年圆梦>。喜爱人文作品鉴赏,对文化与艺术兴味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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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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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胡适
人的文学/周作人
文学的趣味/朱光潜
文学欣赏引论/胡云翼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梁实秋
《现代中国小说选》序/赵景深
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朱自清
最近的中国诗歌/孙俍工
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穆木天
周作人论/许杰
《半农杂文》自序/刘半农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
写作的生活/巴金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施蛰存
我对于文学的理解与经验/刘思慕
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
我和散文/何其芳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叶紫
我的转变/孙俍工
追求艺术的苦闷/刘大杰
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赵家璧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
奔进的表情法/梁启超
论新感觉/夏丐尊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陈西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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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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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艺术的苦闷
刘大杰
我投考高师的时候,第一志愿是英语系,第二志愿是数学系,结果是进了中国文学系的。这原因也很怪,记得是考试完了以后的一两天,那位中国文学系的主任黄先生叫了我去,说我的国文成绩比英文、数学都好,何必不学中国文学呢?我当时只担心不能进那个不收学膳费的学堂,只要有机会进去,学什么也是可以的。于是便听了主任先生的话,进了中国文学系了。
入了高师,我仍是抱着学英语的志愿的。我当时除了几门中国文学的必修科以外,其余的钟点,几乎全是选的英语。教英文的先生一共有三位,两位是男,一位是女。男先生教《双城记》同文法,那位女先生姓王,教我们的短篇小说。王女士是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基督徒,对于学生们极其严格。在自修室里叫我们预备生字,上了课堂叫我们背。背不出来,她就当堂教训你一顿,弄得你面红耳赤,不好收场,有些女学生因此都不敢选她的课。
我得诚恳地感谢这位女先生,因为她,使我在英文上得了一点小小的根底,使我最幼稚地认识了外国的近代文学,使我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她当时用的课本,记得是从日本丸善书店买来的,四块钱一本,好像是《英美小说集》。那里面有司提芬生、哈提、霍桑、亚伦坡、澳亨利等人的作品。当时最合我的脾胃的,是哈提的多情多感的短篇小说。读的时候,在生字同文法上虽说都很费力,但我并不怕苦,仍是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因为国文系的功课比较轻松,听听讲,或是看看同学的笔记,考试起来也可以及格的,所以我当时很可以在英文上用点功夫。
当时和我同级的同学们,受了几位老先生的熏陶,正在埋头地研究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唐诗宋词等类的东西。我除了必修的功课以外,余下来的时间,欢喜读胡适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这几位先生的论文、创作和翻译。在那种环境里,显然我是一个新派。因为这一件事,主任先生很不满意我,曾叫我去教训过一顿的。
记得是进高师的第三年第二学期,郁达夫先生到学校里来教文学了。我那时正从家里逃婚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痛苦地寄居在学校里一间小房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的情绪,好像非写出来不可似的。于是便把逃婚的事体作为骨干,写了一篇万把字长的似是而非的小说,那篇名是《桃林寺》。我送给达夫先生看,他说还好的,他立即拿起来写了一封介绍信,寄到《晨报》副刊了。十天以后,小说果然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十二块钱,外附一页信,很客气地叫我以后常替《晨报》副刊写文章。
这对于我的精神,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震撼呀!一个家无父母的赤贫的十九岁的青年,手中从没有过十块钱,这一次自己写的文章发表了,还寄来这多的钱,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感到了极大的兴奋与补助。我当时握着那封信,那张十二块钱的汇票,跑出跑进,真是流着欢喜之泪了。这种事体,对于一个未曾发表过文章的青年的鼓励是极大的。我于是又接连地写了几篇,这些东西,现在看来,真是浅薄得幼稚得可怜,就是自己,看了也要面红耳赤的,在当时,竟然承一个书局的好意,印成单行本了。到现在,销到了三万多本。可是,一有人提到这本书,我就流出羞愧之汗来,恨不得立刻把那本书的版子毁了它。然而,不可能,因为那本书在八年前,就以一百块钱卖给书店的主人了。
民国十四年的秋天,我带着渺茫的前途,带着青年的热情与冒险性,到了陌生的上海。同达夫先生同住在法租界吉祥路的一家小旅馆里。那旅馆真小得可怜,又没有光线,白天也是要开电灯的。一间小房里,开了两铺床,再也容不下身子。因此就常到郭沫若先生的家里去玩。郭先生极力鼓励我到日本去。他当时教了我几句简单的日语,告诉了我的路线,我从朋友那里弄了一百二十几块钱,便毫无目的毫无把握地跑到日本去了。
初到日本的时候,生活的穷苦是不待言的。三铺席的房子,一个月两块钱的房金,不知道留日的同学住过没有?白天里把桌椅搬进来,把被褥塞进壁橱里去,到了晚上,把桌椅送到门外去,拖出被来铺开睡觉。这样的生活,就整整地过了一年半。在那种环境里,除了读书以外,是没有什么事可以做的。就在这一年半里,我学了一点日文、英文,看书也方便得多了。
我在日本住了六年,好处是使我得了一点系统的世界的文学知识,使我深一层地认识了托尔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易卜生、佛洛贝尔、左拉、萧伯纳、惠德曼这些大文豪的思想、人格和作品。愈是读他们的作品,愈是爱他们,也愈是爱文学,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的决心,也就一天天地坚定了。P25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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