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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皮亚杰》一书隶属于《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系列丛书，本丛书含有10个分册，每个分册深入介绍一位世界知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主要观点，从新时代的客观诉求出发来重新阐释这些教育家的主张，也以新的视角重新衡量了这些教育家的思想。每一位教育家都可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标杆，所处地域的教育学鼻祖，本书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教育家的核心理念，不仅追忆了教育的历史，也指导了现在的教育发展。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理查德科勒Richard Kohler，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社会学和哲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对皮亚杰的研究。曾在瑞士很多师范大学担任讲师，目前在瑞士图尔高师范大学任教，同时担任瑞士师范协会副会长。 [译者简介] 杨彩霞，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一级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翻译专业硕士笔译项目负责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基督教思想评论》（加拿大）特约编审、主题编辑，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生导师。 著有《20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英汉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译有《中国印度之智慧》《全球伦理》《翻转式学习21世纪的学习革命》《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化身博士》等20余部译著，出版教材4部，在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30余篇。 目錄： 丛书主编序言1 序3 前言5 第一部分思想传记 第一章皮亚杰的生活背景3 第二章皮亚杰的生物学事业14 第三章青春期的成长烦恼31 第四章身份的重建53 第二部分皮亚杰教育思想评述 第五章早期心理学著述81 第六章神学根基129 第七章社会心理学著述141 第八章教育学著述165 第九章生物学著述202 第十章主要心理学著述210 第十一章认识论著述282 第十二章非隐退非辞职299 第三部分皮亚杰著作的认可与影响 第十三章皮亚杰著作的认可307 第十四章皮亚杰著作的影响320 第四部分皮亚杰在今天的意义 第十五章皮亚杰著述在当今的关联性329 参考文献333 索引372 內容試閱： 前 言 让皮亚杰（18961980）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如果没有他，心理学史尤其是发展心理学史和教育史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皮亚杰的著述在数量和广度上都令人瞩目。他写作和讲座涉及的领域包括动物学、进化论、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神学、数学、逻辑学、认识论和科学史。 皮亚杰的这些贡献在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传统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为改善整个世界做了准备。皮亚杰并没有因为对儿童特别感兴趣而成为儿童心理学家，然而他的认知发展研究有助于他建立一种理论，以此来解释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解释这个世界。这一理论及其整体主张令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异常痴迷，而且还激发了在不同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研究的想法。 本书希望达到三个目的。其一，本书要对皮亚杰的著述进行简明扼要且全面综合的介绍。在本套丛书的大框架之下，会对教育这一方面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因此，本书将更多地关注皮亚杰那些常常为人所遗忘的早期著述。其二，本书将探寻皮亚杰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间断性及其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只有把他的宗教信仰纳入思考的范畴，才能理解皮亚杰体系中的逻辑与具体问题。其三，本书力图提供一部人物传记，把哲学、宗教、科学及制度这些方面系统地融为一体。然而，要撰写一部皮亚杰的传记着实不容易。他的自传著述结构极为巧妙，采用的是特定方式对他的大事记进行记录，而遗漏了一些重要事实，这样就或建立或遮掩了其间的关系，导致没有反映出他的真实人生。虚假记述倒不常见，但是带有倾向性的冲突安排及对于他人生经历的美化诠释则是惯例。此外，关于皮亚杰的生平细节，现存文献对此少有涉猎。皮亚杰的书信来往极少，据他儿子劳伦特（Laurent）的说法，皮亚杰认为书信来往非常浪费时间。为了进行令人信服的描述，现有文献必须得由他本人理论著述中的传记性结论所支撑。 第二章 皮亚杰的生物学事业 保尔戈代（Paul Godet）与软体动物的分类 皮亚杰自幼就表现出了对鸟类和化石的兴趣。1907年，他给当地青年俱乐部的期刊《枞树枝》（The Fir Branch）寄了一份只有七行文字的观察报告，内容是他对一个患有白化病的麻雀所做的观察。 让我极为吃惊的是，去年六月底，在纳沙特尔的市郊医院，我看到一只麻雀，所有的一切都明显表现出白化病的迹象。这只麻雀的嘴巴白白的，后部和翅膀上长着几根白色羽毛，尾巴亦是同样的颜色。我走上前去，想看个仔细，不想鸟儿却飞走了。我的眼睛追随它有好几分钟，然后它就消失在港口的小巷子里。我今天刚刚看到1868年的《枞树枝》提到白化鸟，就想起把上面的内容记录下来。（Piaget 19071） 《枞树枝》发表了我的观察报告，我启航了！（Piaget 19521：107）引号中带有的那种嘲弄意味却遮掩不住这样的事实，即皮亚杰把这份报告描述为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皮亚杰此前讲过的一句话可以证实这一印象，他说在父亲对他的鸟类汇编提出批评以及他进入拉丁语学校之后，他已经决定更加严肃认真对待之。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接受了这一解释，即这个小学生的观察报告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工作的首次展示。 发表了这份报告之后，皮亚杰给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保尔戈代写了一封信，请他允许自己放学后研究他收集的鸟、化石和贝壳（Piaget 19521：107）。就在报告发表五天之后，戈代同意了这位小学生的请求，允许他一周过来两次帮自己干活。就这样，他把我当作助手，让我贴标签，教我采集标本，向我介绍陆地和淡水区的蜗牛（Piaget 19593：9）。皮亚杰的描述给人这样的印象：写作和发表这份报告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事，这让他有资格进入博物馆。但是，问题出现了，一个只有11岁的孩子是如何得到一份创建于1866年、几乎已有40年历史的期刊的呢？相比皮亚杰的说法，更为可信的版本应该是，假定小皮亚杰向他父亲的朋友戈代讲述了自己观察麻雀的情况，这位生物学教师就把这篇1868年的文章给了这个小男孩去读，建议他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写下来，并把他的观察报告安排在自然历史俱乐部的期刊上发表出来。 戈代教给自己学生的是一种研究自然历史的老式方法，这与当代国际生物学的实践与理论话语已不一致。他对蜗牛的识别及形态分类的标准，是建立在形态多样性的稳定性的假定之上。概因可变性在软体动物中尤为广泛，戈代需要大量软体动物才能完成正确的分类系统。在接下来的七年中，皮亚杰花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和节假日的时间寻找软体动物，这使他成为一个十分敏锐且进学有用的学徒工，能够尽力帮助师傅完成工作。然而，由于分类的问题，戈代未能完成他一生所致力要制定一个瑞士软体动物目录表的项目。皮亚杰不仅接纳了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接受了导师的科学观以及拉马克学说派?对进化论的理解。强调的是对现象正确分类的重要性，而非通过实验来证实基于理论的假想。后来，皮亚杰往往构建宽博的概念图，对已经蕴含在问题中的答案进行分类。 皮亚杰对于收集软体动物感兴趣，也是因为他觉得跟这位70岁的自然学家在一起非常不易，要极为珍惜。戈代以一种极为热忱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学徒，满足了皮亚杰父母所未能满足儿子的那些需求。 我亲爱的朋友让： 我在博物馆给你写这封短信，是要告诉你我是多么想念你，尤其是在周六的下午。一旦你摆脱掉这次突然患上的可怕疾病我希望再次见到你。我向上帝祈祷，恳请上帝让你马上康复，请上帝为那些爱你的人保留你，而我是这些人之一，这一点你可以肯定病快些好吧，然后回到你非常忠诚的保尔戈代博士、教授的办公室，回到你的岗位。（戈代1909手稿） 皮亚杰的导师是一位有信仰并为之付诸实践的基督徒，他把自然视为一部上帝撰写的书籍，这部书必须被解读为启示录。自然历史教育也意味着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教育。 研究自然是快乐的不竭之源。对于灵魂有时对于身体而言，没有什么能比把业余时间投入于此更有益处的了。这种研究发展了分析与观察的精神，它有助于澄清思想，提供一种与无聊抗争的绝妙手段，这种无聊通常是一位糟糕的顾问，并且总是让人难以忍受。（Godet，引自Vadil 1994a：19） 戈代支持年轻人参与那些有助于他们克服青春期困惑的活动。这位自然科学教师定期给《枞树枝》撰稿，他还是自然之友俱乐部和侏罗纪俱乐部的导师，鼓励并支持整整一代人对于科学的兴趣。虽然皮亚杰是戈代最重要的助手，但他并非是博物馆唯一的助手。 自然之友 皮亚杰于1910年进入自然之友俱乐部，跟许多热爱大自然的人一样，皮亚杰在侏罗纪俱乐部的刊物《枞树枝》上发表了他最早期的文章。这两个自然科学青年俱乐部构成了文化网络的一部分，从而推广教育、道德和爱国主义。纳沙特尔有好几家协会，把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和著名学者联系在了一起，目的是交流科学及艺术领域的知识。这些学术社团成立于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利用自己的出版物，这些社团既反映了教育的日益重要性，也反映了要力图促进政治的凝聚力。其成员组成了一个合乎体统的社区，相互支持并鼓励对方的价值观、兴趣和雄心壮志。这些熟人朋友构成的网络超越于古典教育及其等级制。皮亚杰融入这一社交网，从中获益匪浅。这些社团认可皮亚杰的志趣和项目，并以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培养了他。 在这些社团中，最重要的是纳沙特尔自然科学社团，1832年由著名科学家路易阿加西（Louis Agassiz,18071873）成立。世纪之交，该社团成为辩论、研究和出版的中心。皮亚杰于1912年加入该社团的青年部。侏罗纪俱乐部的成员是要表现出在青少年刚刚毕业尚未在社会上立足，受到轻浮享乐和物质享受的诱惑这一危险的过渡时期,侏罗纪俱乐部的成员表现出对侏罗纪植物群和动物群的浓厚兴趣。自然之友俱乐部的目的也是通过在远足时直接观察大自然的方式，使它成为文法学校学生涉入社会和知识领域从而进入实验科学的平台，同时也成为实践基督教美德的平台。与其他俱乐部不同的是，这一俱乐部由年轻人直接管理，其运行也大体上没有成年人参与。这个俱乐部是由卡尔阿尔贝卢斯利（CarlAlbert Loosli,18771959）和皮埃尔波维（Pierre Bovet,18781965）于1893年成立的。波维后来成为皮亚杰的哲学老师及其事业的最重要支持者。每两周的周四下午是他们开会的时间。在会上，这些年轻人交流自己的观察心得，组织远足观察植物和动物，展示并讨论描述、传记、理论和历史框架。对那些支持年轻研究者的学者们，俱乐部授予其荣誉成员称号，这些学者包括弗朗索瓦阿方斯福雷尔（Francois-Alphonse Forel,18411912），他是医生、动物学家、政治家，他把年轻的自然之友们引入湖沼学领域；奥托富尔曼（Otto Fuhrmann,18711945），他后来成为皮亚杰的一位教授，教学生如何做水族池；还有皮亚杰的艺术老师泰奥多尔德拉绍（Thodore Delachaux,18791949），他用科学的例证来帮助学生。 1910年6月9日，在保尔戈代、皮埃尔波维和欧仁勒格朗罗伊（Eug ne Legrand Roy,18521926）这些荣誉成员的见证之下，皮亚杰正式加入自然之友俱乐部。罗伊是大学教授，他的天文学席位后来由古斯塔夫朱韦（Gustave Juvet,18961936）接替。朱韦也是俱乐部的成员，他是皮亚杰最好的朋友之一。大家幽默夸张地称这位候选人是贝壳教授知名辞典和众多文章的作者。因此，皮亚杰有个绰号叫Tardieu，即蜗牛之神。戈代已经制定皮亚杰的启动项目我们湖里的特殊软体动物的话题，还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标本和信息。有人批判皮亚杰的报告带有沉闷的百科全书式的风格，这时戈代会站出来为他辩护。 这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接下来的项目也是关于软体动物的分类问题，主要是以戈代的资源和方法为基础。这些研究给俱乐部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他们得出了结论，我们都同意，除了一位知识极其渊博的贝壳家之外，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都是相当中庸的自然之友（Vadil 1999）。皮亚杰使用了太多的拉丁术语，他被视为一个坚守细节的人。皮亚杰对项目做出的贡献、睿智的思想以及表述幽默的会议记录极大地提升了俱乐部的智力水平，并营造了良好的社交氛围。在后来的岁月里，皮亚杰成为著名的科学家之后，还常常在讨论问题时说出幽默的话语。譬如，在一次会上，参会的科学家谈到他们三五岁时最早的发现。皮亚杰发言说：刚才听到大家的话，给我的印象极深我觉得自己肯定是个迟钝的孩子。我发表第一篇科学论文时已经不小于15岁了。（Zazzo 1988：277）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俱乐部成为皮亚杰的知识家园和社会家园。在那里，他获得了开展科学事业的重要资格。他迫切地加入俱乐部的讨论，还作为俱乐部的部长接管了管理事务。在会议记录中，成员们记载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关于皮亚杰工作和贡献的评述，有时颇带讽喻性意味。 瞧瞧皮亚杰！这位身处几个学术社团的成员坐在实验室桌旁，这边是科学式的紊乱，那边也是科学式的紊乱，药水瓶、试管、瓶子、书籍、灰尘和成卷成卷的巨著，一堆一堆乱糟糟地放在那儿。这些科学家不知道要有秩序。在这杂乱的环境里，这位学者弓着身子趴在显微镜上，弯腰盯着一个尚未分类的标本，通宵达旦地写作。他患上了大脑贫血症，像疯子一般地工作，然后在全球的学术、科学和贝壳类期刊上发表著述。（Vadil 1999） 这一描述恰如其分地匹配了皮亚杰办公室里他那幅著名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就散落在那杂乱无章堆放着的纸堆里面。 自然学家 1911年戈代去世不久，皮亚杰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戈代的遗孀把丈夫的一部分收藏及书籍、显微镜和器皿一起捐赠给了自然之友。皮亚杰拥有这些物品的优先使用权。因此，在公开场合，他俨然以戈代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皮亚杰认为自己有责任完成导师的工作，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奥托富尔曼接替了戈代的生物学主席职位，但他研究的课题完全不同，关注的是虫类研究。作为俱乐部的荣誉成员，富尔曼支持皮亚杰的研究，准许他有分类标本，帮助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并给他机会接触其他专家。富尔曼还让皮亚杰为戈代的画册写文章，让他接管戈代生前计划编排的哥伦比亚软体动物的目录工作（Piaget 19145）。皮亚杰早期著述的核心目的是通过把物种诠释为高级物种的变体，延续戈代因物种变体而致使物种数量减少的研究。皮亚杰以老师的名字命名一种变体，给老师带来了荣誉（Piaget 19136：78）。富尔曼主持了1912年接纳皮亚杰进入纳沙特尔自然科学社团的会议，并于1913年12月跟纳沙特尔大学的另一位教授一起介绍皮亚杰进入瑞士动物学社团。正因为如此，1914年，皮亚杰也能够具备加入瑞士自然科学社团的资格。因此，在皮亚杰对自己工作的自传性描述中，下面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说：1911年，戈代先生去世时，我对这一领域已有足够的涉猎，因此可以无须帮助（这一领域的专家也极少）就能发表一系列关于瑞士、萨瓦、布列塔尼甚至是哥伦比亚软体动物的文章。（Piaget 19521：108）。诚然，皮亚杰所做的工作较为独立，但他文章的发表却要归功于新导师的关系网。 富尔曼是日内瓦大学的埃米尔扬（Emile Yung,18541918）的助手，米尔扬一直是瑞士最为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在富尔曼的提议下，皮亚杰与埃米尔扬取得了联系，米尔扬同意为皮亚杰提供日内瓦湖的深层软体动物。早在1912年9月，皮亚杰就收到了分类标本，扬还主动提出在《贝壳学》（Journal de Conchyliologie）上发表他的研究结果。富尔曼的纳沙特尔大学推荐信来自于莫里斯贝多（Maurice Bedot,18591927），贝多教授担任日内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主任，还是《瑞士动物学评论》（Swiss Zoology Comments）的创刊人。富尔曼把皮亚杰关于阿尔卑斯山软体动物的一篇文章寄给贝多，贝多在回信中提出了几点修改建议。此外，贝多还建议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担任软体动物学的助理职位，并且让他接手戈代计划的关于软体动物的工作，做出瑞士无脊椎动物表，这是贝多编辑的。皮亚杰不得不谢绝了助理的职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您真是太好了，为我提供软体动物学的助理职位，这让我受宠若惊。可是我现在还不能考虑这个职位，因为我得先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需要三年的时间。（1912年5月10日信件，藏于让皮亚杰档案馆）。皮亚杰说，他打算在日内瓦学医。如果他从文法学校毕业时这个职位还空缺的话，他会非常乐意接受。没有其他迹象表明皮亚杰曾经计划去学医，所以这句旨在表示将来打算的话似乎是个策略性诺言。在自传中，皮亚杰把贝多主动提供的职位升级为他的软体动物收藏品的管理人职位（Piaget 19521：108）。但是，这位文法学校的学生却接手了要他制作表格的事情，因为他发现容易操控这项耗时的任务。皮亚杰跟贝多的通信涉及很多方面，他在日内瓦博物馆工作期间，从这里的图书馆借阅了大量书籍。 皮亚杰年仅16岁就表现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自信态度，这种态度印证了他的雄心、关注点和长期计划。在跟着贝多当了四年学徒之后，皮亚杰掌握了描述软体动物的复杂术语规则。他与富尔曼、扬及贝多的关系使他有机会接触许多挑战和资源，他们为他提供了善意的支持。这些方面加上他这种远大的雄心壮志，佐证了皮亚杰为什么尚未毕业就能设法在科学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关于软体动物的文章，而且还跟50多位学者有通信往来，这些学者视他为称职能干的同僚。 哲学开端 1912年夏天的那个暑假，皮亚杰的教父邀请他去安纳西?。皮亚杰感觉跟萨米埃尔科尔尼（Samuel Cornut,18611918）有种亲近感，这是一位迷恋普遍观念的文人（Piaget 19593：9）。他们在林中散步时常常会讨论很长时间。 我对那次来访仍旧怀有一种愉悦的记忆。我们一起散步，还钓了鱼。我寻找软体动物，并写了安纳西湖的软体动物一文。但我的教父有个目的，他发现我过于专攻一门，就想教我哲学。在收集软体动物之外的时间，他就教我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Piaget 19521：111） 科尔尼在力图拓展皮亚杰的兴趣方面极为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皮亚杰就消化了柏格森的哲学思想。柏格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法国讨论最为广泛的哲学家。柏格森断言，知识理论和生命理论似乎无法分开（Bergson 1907：IX），在不久的将来，柏格森的这一说法将构成了皮亚杰思想的基础。柏格森认为，真实的现实是生命的溪流，不断地从内部涌流出来，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无限地创造自身。（Bergson 1907：7）。这种流动性的驱动原则在柏格森那儿被称为lan vital森?，即生命力，也是生命不同类型和形式变化多样的根源，其本身在我们的掌控之外。人类智力的目的是自我保存，它形成物质并对之加以计算，从而用于实际的目的。因此，智力的分析性结构仍然而且必定聚集在刻板机械和物质性的东西之上。感官的感知是一连串的静止单一印象，就像电影里叠加在一起的画面一样。因此，现实就其本身而论并不能为智力和科学所进入。当科学声称要衡量时间时，事实上它只能记录一个象征性的期间表述，这个期间必须依赖直觉构想出来的真实连续性。对柏格森而言，直觉并非某种非理性的东西，而是即时思维的简单行为。我们并不思考真实时间。但我们在真实时间里过活，因为生命超越智力（Bergson 1907：46）。生命并不限于因果关系，生命是一个创造性的涌流，不能像机制那样被计算出来。在此刻与下一刻之间并无过渡，所以只有记忆才能赋予世界以连续性。如果时间因为根植于记忆之中而具有心理学本质的话，那么宇宙的进化也表现出精神性特征。柏格森希望证明进化过程，尤其是有机物质的进化是精神的作用（Kolakowski 1985：11）。总之，柏格森把基于机械自然法则的实证主义?科学理论与关注内省?现实的形而上学生机论?结合了起来。从这一视角看，达尔文?学说和拉马克学说似乎都是片面的理论，因为因果原则和目的论?都无法解释充满生机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生命力并非一种决定论?驱动力，它不追求任何目标，仅仅是遵循其朝向更多自由的趋势，这种自由在人类意识中达到顶峰。智力借助于允许科学知识进入的类别和分类得到发展，而这些人工构造却阻碍了真正的生活知识。柏格森（1907：31）以童年、青年和成年之间的过渡为例来说明科学的这种唯名论?的局限性，生命年龄只是被赋予的东西而已，这源于外部想象出来的固定东西，因而捕捉不到生命的主体性。 把唯名论应用于软体动物分类问题，是皮亚杰自然历史兴趣在哲学方面拓展的开始。在《术语的虚幻》（The Vanity of Nomenclature）报告中，他的重新定位已见端倪。这份报告是他于1912年9月在自然之友俱乐部完成的。如果物种不断发展，如柏格森所言，打碎生命涌流的做法相当肤浅。人类分析只是基于虚无之上的一个程序，一种方法（Piaget 19125）。但是，皮亚杰根本不确定这些物种是否仅仅是智力类别。因此，柏格森把皮亚杰的兴趣引向进化过程中的适应和突变的方向。 皮亚杰的所有老师、俱乐部的朋友以及大部分讲法语的当代生物学家都坚持新拉马克学说的立场。他们把达尔文通过基因变化选择的适应论阐释只是作为第二位的原则。他们认为，新物种发展的主要原因仍旧是有机物长期适应环境，因此有能力把获得的品质传递下去。柏格森把消极机械地适应与积极心理适应加以区别，他把适应性努力视为本能，把智力视为心理发展原则（Bergson 1907：77）。皮亚杰也认为，存在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个方面，这一区别将成为他著述中的核心话题之一。 到了1913年，皮亚杰已经完全谙练柏格森的术语和思想，这使得自然之友俱乐部里产生了热烈的讨论，兴趣领域也得到拓展。除了荣誉成员波维之外，皮亚杰是俱乐部里唯一认同柏格森心理生机论的成员。朱韦拒绝承认生机论是经院派的，如果视野的拓展和生命的力量不是毫无意义的言语，那它们又会是什么呢？从1913年至1915年，俱乐部里的智力生活特征是生机论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分歧。举个例子，1913年11月，艾蒂安罗塞蒂（Etienne Rossetti）做了一场关于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讲话。根据这个讲话，当代哲学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罗塞蒂把受欢迎的生物学家弗利克斯勒当泰克（Flix Le Dantec,18691917）称为科学主义的代表，而实用主义教义的代表据说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亨利柏格森。概因朱韦和罗塞蒂认同勒当泰克的观点，接下来他们与皮亚杰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流，皮亚杰对这种唯物主义方法提出批评。这些辩论的一个高潮出现在朱韦关于物种进化论的讲话之后，皮亚杰嘴巴里喷射出愤怒的言辞，朱韦亦是如此，罗塞蒂也是这样，罗米也是这样，这就出现了至少持续一小时绵延无尽的四重唱。罗兰瓦夫尔（Rolin Wavre, 18961949）是皮亚杰多年的朋友，他觉得只有哲学家的头衔才值得我们羡慕。特定的科学，无论我们对其中一些是多么热情，如果这些科学不引向我们对理性、宗教和道德期待已久的综合，那它们似乎就是多余的游戏（Waure 1937：22）。瓦夫尔常常讨论科学理论和哲学领域的问题。到了1915年，俱乐部荣誉成员迪帕基耶（Du Pasquier）对此敲响了警钟，他认为俱乐部的目的不是做形而上。这一批评冒犯了皮亚杰，他反驳说：如果他一直在说模棱两可的话，那这只是因为他正要参加毕业班的临别宗教仪式?，这个仪式正是文法学校学生模棱两可的巅峰（会议记录，1915年4月29日）。 因为自然之友俱乐部只针对文法学校的学生，皮亚杰于1915年9月辞职。他在道别信中说，俱乐部作为智力和社交的家园曾经对他是多么重要，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度过了五年美好的时光，品尝了其愉悦，体悟过其过失。如今，我会想念从前。我很欣慰只有友谊的时光和亲密持久的同志之谊依旧长存（Piaget 1915手稿）。虽然自然之友俱乐部对皮亚杰的科学事业产生了催化剂的作用，但他在自传中却再也没有提及它，这一点倒是吻合皮亚杰作为一名孤独天才的形象。 达尔文主义的挑战 1912年晚些时候，皮亚杰与波兰籍研究生瓦茨瓦夫罗什科夫斯基（Waclaw Roszkowski,18861944）展开了一场辩论。罗什科夫斯基在洛桑?大学动物学家亨利勃朗（Henri Blanc,18591930）的门下求学，他声明放弃了到目前为止毫无争议的地壳生物分类观，而是集中关注比较解剖学。罗什科夫斯基在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的遗传重新发现原则以及突变理论的基础之上，把皮亚杰的两个物种归类为一个同样的物种。皮亚杰撰写了几封信及几篇文章为自己的分类法进行辩护，起初并没有关注罗什科夫斯基所做的实验。这位博士研究生在他的水族池里已经培育了深水软体动物，并且得出结论说，地壳并非属于遗传性特征，而是波动性特征。皮亚杰引用莫里茨瓦格纳（Moritz Wagner,18131887）的观点，提出不同地壳是地质分离的遗传性结果。皮亚杰还在艾蒂安拉博（Etienne Rabaud,18681956）的互动理论中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进一步佐证材料。拉博认为环境和有机物形成了一个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中，构成成分不断地互动，结构通过一系列的变化产生了真正的生物进化（Raband 1911：265）。因此，这位年轻的自然学家充分确信自己的立场，还是像从前一样继续对软体动物进行分类。 然而，在第二年的五月，皮亚杰开始使用从富尔曼那儿得到的标本重复对手的实验。水族池里养的深水软体动物后代的行为就像真正浅水软体动物一样，这让皮亚杰更为小心翼翼。在他那篇标题恰如其分的报告《对纳沙特尔湖的深水软体动物的第一份研究》（To Chartres Lake Mollusks of the First Study of the Deep（Piaget 19135）中，皮亚杰赞同罗什科夫斯基的分类。然而，皮亚杰误解了继承特征的内部起源，使用的是达尔文的术语，但却没有改变其参照系。令人吃惊的是，皮亚杰甚至以他对手的名字命名了他从埃米尔扬那儿收到的一个变体（Piaget 19133：618f）。但是，这种策略却徒劳无功，皮亚杰的科学知识在接下来一期的《动物学报》（Zoologischer Anzeiger）中受到严厉的批评。 我认识到，收集者创造出随意的物种，作为日益变小的框架、变体、亚变体、形式的框架，却不管这些区分是否基于平等价值的特点，也不管这些特点是否是遗传下来的，这样做对他而言相当轻松。然而，即使这一物种概念通常简化分类和术语，但它也已经不再符合目前的生物学思想。（Roszkowski 1913：89） 皮亚杰得到导师们的支持，仍然没有放弃。1913年11月8日，埃米尔扬公开支持皮亚杰，在日内瓦国立研究院介绍他的论文《关于深水椎实螺所属的生物学笔记》（Note on the Biology of Deep-Water Limnaea），并发表了这篇文章。皮亚杰沿着柏格森的观点，认为人口的进化趋势是分类的核心标准，一个新物种不是由其特性一开始获得的特征，而是由其生长发展趋势决定的。（Piaget 19144：14）。他力图通过攻击孟德尔的法则来驳倒对手，然而他把孟德尔的因素与机械论影响混为一谈。皮亚杰在他的最后一篇辩论文章中，接受了基因特征与波动特征之间的差异，但他对基因特征全部是突变的结构表示怀疑。他提出隔离是比遗传更为重要的因素（Piaget 191410：330）。显而易见，皮亚杰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论点并不严密，于是他不仅停止了与罗什科夫斯基的论争，而且不久之后也放弃了生物学的研究。1914年之后发表的几篇文章是他早期撰写的著述。19171919年，皮亚杰没有发表一篇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而他实际上当时正在研读生物学，攻读博士学位。1928年之后，他才放弃自己的抵制，开始在孟德尔法则的基础上进行实验。 在与罗什科夫斯基这场论争中的失败，一定给皮亚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15年之后，他讥笑自己写于1912至1914年间的文章，承认这些文章完全缺乏生物学文化！（Piaget 19291：489）。作为一位老人，他坦承自己早在20岁时就已经放弃了生物学，因为他一直笨手笨脚（Piaget,Bringuier 1977：21）。然而，必须要把一个事实考虑在内，即皮亚杰并非是一个单枪匹马的行动者，而是涉入了一个坚信新拉马克进化论的支持网络之中。从这一视角看，可以把这位年轻自然学家视为环境的受害者，在这个环境中，他过早地被视为专家，并且还是基于肤浅的基础之上。然而，皮亚杰把自己的成败过失都个人化了，而且他终生会难于应对批评或训斥。对皮亚杰而言，被人训斥不是一种丰富人生的经历，而是一种侮辱，因为最基本的心理学法则是没有哪个人喜欢被人训话（Piaget 195415：28）。 皮亚杰在他的自传中并没有提及他与罗什科夫斯基的那场论争。相反，他希望展现给公众的是他知识事业的形象，这一事业使他直线式地从蜗牛的适应形式一跃而到人类的适应形式（Meili-Dworetzki 1978：508）。 尽管这些研究极不成熟，但对我的科学发展具有极大价值。可以说，这些研究是抵御哲学魔鬼的保护工具。多亏了这些研究，在尚未经历青少年时期的哲学危机时，我就有了极大的特权，可以一窥科学的奥秘。（Piaget 19521：109） 事实上，皮亚杰在与波兰博士生的论争中败下阵来是造成其青少年时期巨大危机的一个原因，这一危机始于1915年。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皮亚杰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对宗教和哲学问题的思考中。 第三章 青春期的成长烦恼 第一次危机 皮亚杰的青少年时期分为几个阶段，其间他的身份和信念都经历了严重的动摇，他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亦遭到破坏。 在15至20岁之间，由于家庭状况以及这个年龄阶段在智力方面的好奇，我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有宗教方面的问题。我母亲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在我差不多15岁的时候，她坚持要我接受在纳沙特尔被称之为宗教教育的东西。这个为期六周的课程，讲授的是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内容。（Piaget 19521：109） 皮亚杰从7岁至12岁参加主日学校，至少有两年时间参加青年服务，从14岁至16岁参加宗教教育。之后，皮亚杰在1912年的3月和5月参加坚信礼的预备课程，每天至少两个小时（Vidal 1994a：115f.）。查尔斯丹尼尔朱诺（Charles-Daniel Junod，18651941）牧师希望年轻人审视自己的灵魂，期望他们能够在长大成人后超越自己童年时的信仰，作为成熟、负责的信徒来坚信隶属于教会。 当时有两件事触及我，一方面是把许多教义与生物学调合起来的困难；另一方面是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据的脆弱性。牧师教导我们说有五个证据，我甚至也通过了这方面的考试！尽管我做梦都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每个人都会为如此虚弱的论点（我只回忆起大自然的不可改变性和本体论的证据）进行理论，这一点在我看来似乎愈发非同寻常，因为我的牧师是个聪慧之人，他自己就涉猎自然科学！（Piaget 19521：110） 由于这位牧师的反正统教义，皮亚杰意识到进化论和创造教义之间的分歧以及那令人置疑的上帝证据。但是，皮亚杰对教会教义的批判式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对基督教产生了怀疑。相反，在已故的比尔热夫人看来，她哥哥让皮亚杰对自己的宗教教育有着非常好的印象，他洋溢着深刻的基督教情感，甚至还想过当牧师呢（Vidal 1994a：120）。因此，皮亚杰并非在体验信仰危机，而他只是不再接受其正统的根基而已。对正统的追寻也反映出他那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父亲与虔诚的母亲之间的对比。皮亚杰谈及危机的时候，更有可能谈及他与母亲之间出现的冲突：15岁的小伙子开始反驳母亲的观点，神学教义提供了极好的辩论场地。担忧的母亲极有可能请儿子的教父在暑假期间对儿子施加影响，以便加强儿子的信仰。然而，教父萨米埃尔科尔尼尚未用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基调来反对这个年轻动物学家所谓的片面科学导向，这时皮亚杰已经找到辩论式的攻击材料，帮助自己争取人格的独立。因为朱诺牧师把他照管的这位年轻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奥古斯特萨巴捷（Auguste Sabatier,18391901）那儿，所以皮亚杰才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了后者的著述。 正像弗里德里克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一样，萨巴捷的神学也是基于宗教情愫的事实存在之上的，这些情愫应该在心理学进而在科学方面进行探讨。萨巴捷严格区分基督教的道德实质和教义之间的差别。前者在良知方面表现自身，而他认为后者是象征性的表现。教义是相对的，它们从不与情感精确地对应。自基督教建立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有必要把信念的象征和术语跟现代的时代生活协调起来。沿着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思路，萨巴捷识别了宗教进步的三大发展阶段。据此，神话学阶段对应的是多神教，教义阶段对应的是天主教，心理学阶段对应的是自由新教。在最高层面，个体与宇宙内在碰撞而彰显出上帝。因此，新教神学是自我观察的锻炼，每位个体都必须不断地把自己的良知与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信仰进行比较。我怀着极大的喜悦之情贪婪地阅读这本书。教义沦为符号的功能，这一观点极不充分，首先是教义进化概念（Piaget 19521：110）。对教义的这种阐释以及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否定，使得这位叛逆的青年能够为自己进行辩护，从而抵御母亲的正统观念，同时又能相信个人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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