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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丛书以现代的视野、大众的角度、践行的立场，深入浅出地向大众讲解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堪称专业学者为社会大众注解的一套简明、系统、实用的儒学经典丛书，这样一套丛书可谓应运而生，在中国儒学史上尚属首次！
赵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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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² 中国儒学史上第一套学者编纂解读、面向普通大众的儒学经典读本
²
收录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四书五经通解
²
现代视野、大众角度、践行立场、深入浅出
²
丛书配有精美四色原创国学绘画、书法作品，更易阅读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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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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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生，1963年生，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孔子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乡村儒学发起人之一，致力于探索乡村信仰和乡土文明的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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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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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读本
《论语》读本 （上册）
《论语》读本 （下册）
《千字文》读本 附录：增广贤文
《三字经》读本、《曾国藩家书》读本
《朱子家训 朱子家礼》读本 附录：朱伯庐治家格言
《女四书》读本
《弟子规》读本
《孝经 曾子论孝》读本
《大学 中庸》读本
《了凡四训》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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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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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大众是当代儒学的天命
赵法生
进入21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无本之木，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转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众儒学的历史渊源
从社会学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朝廷儒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主要是政治儒学；士大夫儒学重在阐释儒家道统；民间儒学面向社会大众，重在化民成俗，是教化大众的儒学。民间儒学的政治色彩较淡，也不太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它关心的是人伦日用和生活践履。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的诞生是儒教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儒学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完成则是儒教中国形成的现实标志。在历史上，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有别，构成了彼此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在传统中国，儒学的大众化与民间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颖达认为：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已经有学者指出，将普及化的塾庠制度推到三代的说法，多半是为了突出儒家教学制度的悠久性，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三代之时，学在官府，六经皆为王官典藏秘籍，王官之学是学在君侯与学在世卿，教育与大众无缘。西周礼乐虽然文质彬彬，极一时之盛，却同样礼不下庶人。儒学走向大众的历史转折点是孔子在民间开创私学。在王官之学衰微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开始民间讲学，首次将原先被禁锢于庙堂之上、作为王官贵族特权的六艺之学传播到民间。孔子的民间讲学无疑是大众儒学的历史起点，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孔子的私学拆除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教育壁垒，开创了大众儒学的先声。孔门教育以有教无类著称，来到孔门受教的，有世卿官贵、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无业游民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之前的王官之学属于贵族之学，诗书礼乐高雅非凡，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它们出现伊始就被封锁在贵族的深宅大院之中，无由进入寻常百姓家，社会也因此而划分为有教养的贵族和没有教养的群氓两部分，前者为君子而后者为小人。然而，随着一位圣贤的到来，这一文化的壁垒被打破了。儒学本来是属于贵族的，但是，现在它开始走向平民，并在民间社会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土壤。从此，君子与小人从以是否拥有官爵来区分，变成以是否具有德行来区分。在朝衮衮诸公可以是小人，贫寒如颜回者也可以称君子。儒学深入民间使得过去的野人（周代与国人相对）也具备了高雅的贵族气质。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拆墙者，他拆掉了那道古老的墙，将礼乐文明的清流引入民间的沃土。其次，孔子的私学在官学之外培育了一个致力于传道授业的师儒阶层，该阶层成为儒学走向大众的主导力量。孔子去世后，子夏设教于西河，曾子设教于武城，其他门徒也在各地继续推广儒学。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儒家教化体系，使儒学成为全民性的人生指南与信仰，此举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堪与基督教之形成对于西洋文明的意义相媲美。最后，孔子不仅将文化的火种传播到民间，而且通过创立儒家学派，革新了王官之学的精神，为它注入了新的灵魂。礼乐文明内涵丰富，孔子特别注重者有二：一是仁，二是礼。如果说周公之时礼乐制度已经大备，那么仁学的开创无疑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孔子强调仁，意在启发人人本具的仁爱之心，从而将西周礼乐文明落实到心性层面，仁爱的实践又始于孝悌谨信，乃人人可知、可悟、可学、可行的人伦之道，由此行忠恕絜矩之道，推己及人，达于天下。我们看孔子在《论语》中教人，不讲高深道理，所谈都是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之道，随机点化，循循善诱，启发觉悟，再辅之以礼乐熏陶，使人在日生日成的修习中改变气质，涵养品德，成为君子。这样一种教育方式，由于从最基本的孝悌之道开始，合乎人心，贴近生活，便成功地将贵族的王官之学平民化、大众化。此为中国文化自周代以来的一大转折，它将高雅的贵族文化普及到民间大众，开创了中国文化的儒家化时代，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便是从心性角度对于儒学普遍性与大众性的最好说明。因此，孔子开创儒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精神自觉，不仅开创了中华文化的师儒时代，同时也开辟了儒家文化的大众化时代。儒家学派的创立，完成了由道在王官向道在师儒的转化，将君师合一的文化格局演进为君师为二，但这仅仅是一个伟大文化进程的开端，这一进程的最终目标是道在大众。如果说汉唐是儒学主体地位的形成时期，宋代则是儒学继续向民间扩展，并形成一系列大众教化体系的关键时期。大众儒学体系到宋代臻于完备，科举制度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民间私塾，使得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说法接近现实。据统计，到1935年年底，晚清政府下达取缔私塾的诏书三十多年后，全国依然有私塾101 027所，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私塾盛极一时的情景。朱熹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完成《朱子家礼》，为家礼的推广普及奠定了基础
《了凡四训》读本：袁了凡的家族因政治上的牵连，从他的曾祖父袁颢开始，三代都是以医术济世。袁颢《袁氏家训》中曾说：于诸艺中，唯医近仁，习之可以资生而养家，可以惠施而济众。袁了凡十四岁时父亲袁仁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对他说的这段话正是袁氏祖上以来的家风传统。袁了凡听从母亲之命放弃学业，改学医术，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孝顺之心，正如《论语》所说：父在观 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他的母亲说这并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你父亲一直以来的心愿，这更可以看出他的母亲的贤惠之情。这颇类似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其父亲去世后六十年所作的祭文中，盛赞他父亲的仁厚和孝德。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家境很贫困，母亲将其抚养教育成人。欧阳修对父亲的了解主要来自母亲的讲述。如他母亲曾讲到他的父亲对父母的孝敬，偶尔家里有好吃的，他的父亲总是流着泪说：从前娘在时常常不够，如今富足有余，又无法让她尝到!又如讲到他父亲做官时的仁厚，欧阳修的母亲说：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最重要的是孝敬;利益虽然不能遍施于所有的人，但重在仁爱之心。我没什么可教你的，这些都是你父亲的愿望。从袁了凡、欧阳修的例子都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母亲在塑造子女人格、志向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士、农、工、商的分工，对读书人而言学而优则仕，即学业优秀者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被选拔出来做官。因受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 想的影响，读书人积极进入仕途做官，其目的并不是要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富强，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儒家真正的理想和远大抱负。除了做官之外，在古代社会中，还流传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说法，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仕途中有所作为，那么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做一个治病救人的良医。历史上的大儒及文学家如范仲淹、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人，均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志向。因为做一个医生，肩负着救死扶伤、济世利人的神圣职责，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相通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忘记了为官、做医生的责任，只为个人的一己私利，那么做官就会走向贪腐的犯罪深渊，做医生就会疏于医道的钻研，医术难以达到精湛的水平，甚至做出索取红包等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所以选择任何职业，动机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但至少要尽到自己的本分，把本职工作做好，这样在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同时，不至于做出伤害国家、社会以及百姓的事情。在古代社会中，对读书人而言，职业选择很有限，所以才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偏见，认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最有前途的，把其他职业都看作是低人一等的。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比起古人要幸运得多，尤其是在职业选择方面，已经趋于多元化。不但多数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读书的出路也不仅仅限于做公务员或做医生，而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任何的行业都可以取得成功，从而受到世人的尊重。而且不同的行业只有职业分工的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如果能够进一步效仿古代良相、良医的理想追求，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衣食生活，而是以分享、感恩的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将真正走向和谐健康发展，这也是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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