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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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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的产生、发展、存在与命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中国当代史和海南历史密切相关。海南农垦发轫于中苏橡胶合作，经历了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时期，一路颠簸走来，前进与发展是其永远的主旋律。海南农垦的每一次发展与变革，对于海南社会历史、土地开发、人口增长、生产关系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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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闫广林，陕西西安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海南省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海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海南历史文化》主编。
沈琦，辽宁鞍山人，海南大学文学硕士，海南师范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海南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著有《刚正的改革者海瑞》，发表有关海南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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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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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中苏橡胶合作
第一节 美英经济封锁
第二节 中苏合作关系
第三节 《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
第二章 华南大会战
第一节 未雨绸缪
第二节 831会议
第三节 到北纬22度会战
第四节 南泥湾模式
第三章 林业工程第一师
第一节 新中国的屯垦戍边
第二节 一支特林部队
第三节 一粒种子，一两黄金
第四节 永远的纪念
第五节 一等功臣陈金照
第六节 关于琼崖纵队
第四章 华侨与归侨
第一节 南洋华侨资源
第二节 新中国在召唤
第三节 老胶园的故事
第四节 今昔华侨农场
第五节 功劳全记录
第六节 历史问题及其他
第五章 冷静的大转弯
第一节 海外风云变幻
第二节 幻想的悲歌
第三节 管理的危机
第四节 走进大转弯
第五节 现实主义道路
第六章 热作两院
第一节 从广州到海南
第二节 从海口到铺仔
第三节 宝岛新村
第四节 功劳簿主业
第七章 火热的年代
第一节 关于大跃进
第二节 农垦共产风
第三节 海南浮夸风
第四节 卫星的升起
第五节 萧克在农垦部工作
第八章 大调整始末
第一节 拨乱反正
第二节 中国国营农场
第三节 特别的海垦模式
第四节 回望山乡巨变
第五节 海垦一号与育种元勋
第六节 文革风云初记
第九章 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节 兵团组建
第二节 上山下乡运动
第三节 峥嵘岁月稠
第四节 青春之殇
第五节 知其白守其黑
第十章 国企改革序幕
第一节 转型的社会
第二节 海南小岗村
第三节 海南岛问题座谈会
第四节 海垦的道路
第五节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第十一章 农垦与海南社会
第一节 历史回顾
第二节 海南社会历史
第三节 土地的开发
第四节 人口的增长
第五节 生产关系的改造
第六节 基础设施的完善
第七节 岛屿文化的重构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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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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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周伟民
苏轼初贬海南时写诗，结句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所谓舆地志，是指古代以记载一个区域内的范围、户口、特产、风俗等为内容的描述著作。
这里贡献给读者的20卷本的《海南地方史研究丛书》，就其辖地范围、治理措施、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移民与族群分布、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七大类别内容来看，的确带有舆地志的某些性质。但本丛书是研究性著作，在研究旨趣、写作体例、叙述方法、学术规范、观念运用以及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处理等许多方面，又与古代的舆地志完全不同。
海南岛的历史，是以大陆移民为主体，结合黎、苗、回族和明清以后东南亚乃至欧美新嵌入的异族因素，彼此交融、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对于形塑海南历史的特殊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中原地区的战乱都没有波及海南岛，加上封建统治者对海南的管辖时紧时松，松动的时期比较长，使得海南长时间政治稳定，而且有相对的独立性。宋代苏轼和明代丘濬，都论述过中原因战乱而大批汉族移民自北向南而到海南岛来居住的移民潮。因为海南的社会相对安定，移民在此发展，有些成为海南岛的大家族并形成不同地域的不同风貌。
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的迁徙，贬官的到来以及南洋的影响，使海南逐渐形成了以热带、海洋为主要特色的文化风格，其中，以黎族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贬官和中原移民文化为主体，建构出海南多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独具特色。
第一是黎族文化。
黎族族群是最早迁徙到海南的族群,而与岭南地区的骆越族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例如在黎族的聚居地，最大的社会组织是峒，峒由若干村落组成，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标识，村落内的黎民住宅都是干栏式的茅草屋。他们密集而居、相依相助，形成非常牢固的生存体系以及社会组织合亩制。在村落都有村规民约，全峒则有峒规民约。现代法学称之为习惯法，是全村、全峒的行为准则；每个村落内部的事情，一般由各户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处理。而在众多家长中会有几名年长者，他们经验丰富、明晓事理且行事公正，很受人们尊重。人们称之为长老。长老对外还可以代表村落处理公务。峒的事务则由代表各村落的长老组成长老会来处理。
第二是海洋文化。
海南岛在南海中。明太祖将海南岛称为南溟奇甸；丘濬读明太祖的敕文后写出《南溟奇甸赋》。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大知识分子，却感叹而甸之所以为奇也，容有所不能详！为什么呢？
海南岛儋耳等地的居民，以在南海捞取珠玑、玳瑁等海产品谋生，并将产品集中运到广州出售。南海上光怪陆离的宝藏，都是陆上所没有的。这些居民以辛勤的劳作，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海洋物质文明。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国和西亚之间一条横贯亚洲内陆的交通线。这条陆路交通线，史称陆上丝绸之路。但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丝绸、瓷器和香料等商品需求量日增，而陆路运输运量少、速度慢，途中还有各种政治的、经济的麻烦；由于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于是出现运量大、速度快，也相对安全的海上航线。这条航线由广东徐闻出发（后来，广州取代徐闻，福建泉州超越广州），途经海南岛直到阿拉伯国家、北非乃至欧洲，史称海上丝绸之路。
对于海南岛来说，海上丝绸之路有两条航路（海道），古老的一条是秦汉时期经过多次航海试验以后在《汉书地理志》中总结的，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航路自徐闻开航后即穿过海南岛北部的琼州海峡，到今天的北部湾，航行到越南占城，然后再沿海岸线往南航行。对海南来说，这是西航线。
因为古代海航，由于船只及航海知识的限制，大多都避开了南海的西沙群岛。这是不得已的航路。这条西航线是传统的航线。向达甚至认为其一直延续使用到明代。
与西航线相对应的是东航线。因为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了唐代开元盛世的中期，特别是宋代，陶瓷、丝绸等关系到政府财用的经济资源，逐渐集中到江苏、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产品要外销，通往南海的远洋贸易货船，比原先的吨位大得多。这样一来，西航线实在不划算。再加上宋代航海的罗盘、水密隔舱、链式铰接舵等航海新技术的推广，南海中的西沙群岛的险阻是可以克服的。于是西航线式微是必然的！
不论是古老的西航线还是宋代的东航线，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海路上的桥头堡、中转站及补给站，对海上丝路的发展和演变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海上丝路对海南岛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它促进了海南的海路航行，同时也让海南的造船业、船舶修理业发展壮大；在促进海南商贸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海南诸多城镇的骑楼建筑，改变城市的面貌，促进海南农业的发展；向海南移民而产生移民文化，向海外移民产生融通中外的华侨文化。
海南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及其海洋文化，在海南渔民独创的更路簿文化中可见一斑。
更路簿是在海南岛由渔民创造的、形成于郑和七下西洋之前的明代初年，盛行于明清民国时期，是渔民到南海捕捞时必备的航海手册，有的老船长不用本子而是用脑子熟记。机动船代替风帆船、卫星导航及海图普及以后，它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更路簿的内容，包括南海海区的划分、渔船开航的起点和到达的目的地、航向（针路）、航线、航程、风浪、海底状况、岛礁名称及方位、海岸地形地貌等。每条更路在一般情况下所用的针路和更数大体一致，而在不同风向、风速及海况不同的时候，使用不同的针路等都有具体文字记录。可以说，更路簿是渔民在南海航行时的经典和指南书，是渔民世代在南海航行时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几百年来渔民在南海捕捞的实践经验总结，又反过来用于指导南海捕捞活动的实践。
明清及民国时期，风帆时代的渔船在南海航行时依靠更路簿指引，结合船长、火长、大工等的航海经验，战风斗浪，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纪录！而从政治及文化层面看，更路簿的意义和价值，更加重要。
更路簿所展现的这种海洋文化，实实在在地批驳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错误。黑格尔说，中国靠近海洋，但却无法分享到海洋带给人们的文明，海洋对他们的文化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又说，在中国，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与天限。黑格尔这些论述，起码是不知道中国自明初以来，即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风帆时代的船长和渔民群体所体现的海洋文化；深一层来说，他的立论出发点是认定中国只有农耕的黄色文明，即只有农耕文化而没有海洋文化！这是黑格尔偏见的悲哀！
第三是移民文化。
海南岛是移民岛。移民文化涵盖两个内容：一是从大陆向海南岛迁移的多民族移民文化；二是海南人向国际迁移而构成的融汇中外的华侨文化。
黎族是最早迁移到海南岛的族群。黎族在海南岛对于土地的利用和作物的栽培方式，构成了黎族早期的基本文化景观。黎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以采集、种山栏稻和牛踩田种水稻三种方式并辅以狩猎和捕捞获得生活资料的。黎族长期保留了以独木器具，制陶，纺、染、织、绣技艺，茅草房和文身等为代表的生活文化和崇尚自然的饮食习俗，并因此享誉民族之林。
苗族迁移到海南岛，大约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他们从广西作为士兵被朝廷征调到海南后落籍。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苗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一种，像黎族一样，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苗族文化以色彩庄重、做工精致的服饰，富有民族特色的饮食以及蜡染、刺绣手艺等著称。
回族是唐宋元时期穆斯林在海南的后裔，包括以波斯及阿拉伯人为主体的蕃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越南古占城区域的居民，主要聚居于三亚凤凰镇的回辉和回新两个村，人口大约8000人，操回辉话。他们以别具一格的民族服饰、古朴典雅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居所、恪守伊斯兰教规的饮食习俗、具有悠久历史的典型的民族风情，绽放于天涯海角。
临高语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继黎族先民迁徙到海南岛。
临高语族是指散落在海南岛北部，东起南渡江，西迄临高县的新盈港，南以琼山县的遵潭、澄迈县的白莲和儋州的南丰为界，包括临高全县和儋州、澄迈、琼山及海口市郊的一部分地区这个地区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使用汉藏语系侗泰语族壮泰语支的一种语言临高语的族群。从语言、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看，他们显然是海南岛上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约50万。
仡隆语族是指在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约400平方千米区域里的约10万讲仡隆语的居民。
汉族移民，大抵是两部分人，一部分像苏轼说的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然矣。除避乱人家以外，也还有受委派到海南任职、戍边或经商、旅游而落籍的。另一部分则是贬官，著名者如唐代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而贬至海南的宰相韦执谊，唐文宗、武宗两朝宰相李德裕，北宋开国宰相卢多逊等。许多贬官的后裔落籍海南，子孙繁衍、支派绵长。
汉族移民文化的特点显著，诸如各宗祖的祠庙文化、家谱文化、碑刻的牌坊文化、兴办书院学校的教育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等，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因此可以说，岛内多民族的移民文化，是黎、苗、回、汉等多个民族世代积累和交流融汇的历史结晶。
第四是华侨文化。
华侨是指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华侨一词源于1883年郑观应上李鸿章的呈文有南洋各埠有华侨的说法。此后，华侨一词被广泛使用。
作为一种文化类型，与其他文化的品格不一样。它是由某种地方文化人为移植到另一个地方，与当地文化嫁接起来，成为一种有本根文化基因，又吸收当地异质文化而形成的一种融通中外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新的文化系统。
以海南华侨文化在马来西亚为例，它的载体是海南在大马的华侨和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及其下属的分会等会馆组织。海南华侨在马来西亚谋生、发展，但他们的根又在海南。他们都保留海南话，在会馆和海南人群体里的交流语言是海南话，有与本土海南一样的习俗、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但同时，他们又深受马来西亚文化的浸润、感染，并接受马来西亚的文化，吸收其中异质文化因子，转换成自身的文化因素。如咖啡，马来人的喜爱甚于海南人。大马的海南人学习马来人咖啡的做法，加以改良，成为有海南味的咖啡。这样看来，海南的华侨文化，具有海南和国外两个源头，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故有特殊性。同时，对海南来说，又是海南文化系统在海外的延续和空间占用。如在马来西亚，有海南人群体和海南人居住的地域，即是海南文化的一部分。
在海南岛华侨集中的地方，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中外文化融合的品格。显著的如聚落建筑，海口、文昌、琼海、万宁等四个侨乡市，许多街道具有南洋建筑风格，是华侨文化的象征；还有中西合璧的华侨豪宅，是东方艺术精华和西洋建筑样式的巧妙融合。这些让海南城乡建筑大放异彩的景观，是海南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海口来说，2007年3月，荣膺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拥有这片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群。
海南的侨乡，不仅是建筑，其他如语言文字、习俗、服饰乃至行为方式、思维理念等方面，都深刻地烙上了外来文化的印记。
最后，还要简明地说说这套丛书的基本目标。
海南岛解放以后，实行新的行政建制，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全岛一般可分为汉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农垦区三大块。对各个行政建制区域的历史和社会风貌，除了地方志和一般性的文字介绍外，一直缺乏全面叙述。现在，20卷本《海南地方史研究丛书》的出版，可以看作对20个叙述单位所做的一次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普查，将各个叙述单位的历史进程、特点、亮点及其形成的原因等做出分析和概括，目的是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这20个叙述单位的特征并自觉地保护这些地域特征的多样性，借以促进海南省更好更快地整体发展。
这套丛书是研究性著作，编委会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确立撰写规范时，即以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三者的统一定为目标。
希望能在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力命题的统领下，让这套丛书以现代性意识和创新方法激活海南岛长久以来内蕴的活力，使它能够生动活泼地感动读者，让海南省人民在接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影响的同时，极大地释放出我们边远海岛的边缘活力。
2015年国庆节于
海南大学图书馆三楼工作室
前言
一
从史学的维度研究海南农垦问题，首先必须排除一个风险，即将问题意识仅仅限定在农垦的视域之内，就农垦谈农垦；而应该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从中国当代史或海南历史谈农垦。否则，关于海南农垦的历史就有可能写成一个企业成长的历史，或一个地域行政的历史。如今占海南17人口、14土地的海南农垦，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经营单位，甚至不是一个通常的企业。它的产生与发展、存在与命运，与海南社会乃至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以至于可以说，海南农垦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时代性的地缘政治问题。
还是从历史谈起，从海南农垦的文化原型屯垦戍边谈起。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对辽远而广阔的边疆的治理，自古以来都是历代封建王朝殚精竭虑的一个难题，而屯垦制度则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历史选择，是历代封建王朝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重要内容，20世纪40年代的农学家唐启宇博士在《历代屯垦研究》中曾经概括说：
屯垦制度为最有效之兵农制度，其创立亦属我国之一大发明。自汉迄清，其内容日渐充实，其效用日渐显著，其施行之范围几遍全国，而于边疆之开拓，虽在若干区域内不少失败之历史，而在若干区域内亦具巨大之成功。
溯屯田之要义，以务农安民并足军实为主。务农者何？以垦辟土地足以发生战斗力也。安民者何？以不扰人民，足以保持动员之基础也。足军实者何？以充裕资源（古代为牲畜粮秣车辆武器等）足以树立持久作战之条件也。
非常有意思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的影响，或者由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集体农庄的影响，历代封建王朝所创建的这种旨在务农、安民、足军实的屯垦制度，在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得到有效的利用和继承。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抗日根据地，由于非生产性人口迅速增加，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十分困难，不得不依靠向边区农民大幅增收救国公粮来解决粮食供给的难题。这一矛盾在皖南事变之后达到顶峰：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迫使边区政府完全依靠向民众加征税收来维持日常运转。危机当前，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通过紧急政治动员发动边区各界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挽救政治危局。
1939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生产自救；
1940年5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一边参与指导前线的抗日战争，一边不忘关心边区的经济建设，时不时到延安周边地区视察，并将考察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提议由王震旅长率领359旅屯垦南泥湾；
1941年春，359旅高唱着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建设保卫党中央的战歌开进南泥湾，将没有人烟到处是荒山的3000多公顷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一曲描述垦荒前后变化的《南泥湾》也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唱遍全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
如此一来，通过诉诸民族主义，赋予其抗日救国的神圣意义等一系列行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引向边区之外，将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无奈之举，成功转换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动员行动，激起民众对国民政府封锁边区、停发军饷的不满，激发民众通过自己动手战胜困难、抗日救国的民族自豪感，凝聚了边区社会对政权的认同，度过了新生红色政权的生存危机。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不仅为当时的红色根据地，而且为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提供了经验准备和制度准备，因此展开了向北大荒要稻米、向戈壁滩要棉花、向热带雨林要橡胶的三大战役。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的橡胶大会战及其农垦大军，以其卓越的历史贡献，当之无愧地扮演了海南屯垦戍边历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角色。
二
海南的屯垦戍边古已有之，宋代就有一些来自大陆的军人服役期满以后，在海南定居，但体制意义上的海南屯垦戍边始之于元代。元代统治者为了对海南黎族进行前所未有的武装镇压，每于用兵之后，用则为兵，散则为民，因兵屯田，且耕且战为居久计，强制性地使用军队屯垦屯田，并以军事组织的形式在海南设屯田万户府，专司屯垦之职。至元三十年（1293），兵屯人数达13000人，6500户。
明代并不是一个军事统治的年代，但却和元代一样重视驻军屯田。明太祖朱元璋曾令全国各地驻军普遍屯田。基于此，海南岛在明洪武十六年（1383）实施屯垦，设有1卫13所，常备驻军16000人，并按明制规定，边疆军士，十分之三守城，十分之七屯田。到了明正德年间（1506～1521），海南屯垦军兵多达2497人，每人每年种田20亩。
清朝也有军垦制度而且更具移民性质。据《道光琼州府志》载：国初既定营制，军丁改为屯丁，屯粮改为兵食。乾隆十八年（1753），清政府发布《勒开垦琼州荒地》的命令，召民开垦，移民大批进入海南岛。这些移民除从事商业、手工业等产业外，也屯田生产。康熙元年（1662）至嘉庆十一年（1806）的144年间，新垦土地31.1万亩，平均每年增加2000余亩。据《光绪临高县志》记载：甚至在五指山腹地大开阡陌，设立官市，以广招徕，听民择地开垦，播种五谷。可见当时移民垦种的热闹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之后日本占领海南期间所采取的农业侵略政策，虽与主权国家的屯垦戍边政策性质完全相反，但同为非小农经济式的集约化的生产。当时，日军在海南警备府设立了经济局、产业试验所、植物检查所等机构，成立了海南物产株式会社、海南拓殖株式会社、台拓海南产业株式会社、南海兴业株式会社等商社，与日本本土商社一起，一方面加强对海南矿产资源的掠夺，另一方面侵占农民大片土地，在海南建立了92个与中国古代屯田类似的农场和19个林业商社。又兴修水利设施，配以先进的生产工具，引进优良的水稻品种，实行科学的田间管理，以期实现日军的农产品自给和资源掠夺。其侵略本性当然毋庸置疑，但战后所留下的农场和林场基础理应引起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诚如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林缵春1946年在《开发琼崖意见书》中所说：
日人在本岛经营农林事业致力较大者，厥为稻作之推广及林木之采找其所经营农场，亦多零星分散，规模不大。现应一面搜集优良品种，设立试验场，实施试验改良，一面利用日人农场，指导人民组织合作社，分而整理经营。此外并应统筹计划，以谋本岛农林事业之合理发展。
虽然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陷于内战而不可自拔，此时的海南患于兵乱而难以自治，仍然是一个以村落家族为主体而零落地分布在平原地带的海岛，但海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舍我其谁的橡胶资源，在呼唤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古代屯田大异其趣的军垦化或农场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到来。
总而言之，因为地处遥远的化内边疆，需要统治；因为本土资源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需要开发；因为本岛存在着黎汉冲突，需要解决，所以大陆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屯垦戍边制度与时俱进、逐代加强。但与此同时，又因为历代封建王朝对海南岛的治理，大都采取或遥领，或放任，或羁縻的政策，其霸权力量远不如在大陆那么强大，其统治机构的州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强势的政府，甚至长吏无设，虽有若无，致使历代朝廷的屯垦戍边政策也随之多变，断断续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南作为一个小农经济体的根本性质。而近代以来，海南深受殖民势力、军阀势力、侵略势力的影响，始终未能摆脱动摇、动荡、动乱的命运，使得孙中山等仁人志士所呼吁的改设行省、振兴实业、固海疆之要的理想未能付诸实现。
海南岛之大规模、有计划、具有长效机制和根本性影响的屯垦戍边事业，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且与橡胶这种战略资源密切相关。
三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海南也难逃蹂躏。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琼州（海口市）成为通商口岸，此后又有《中德商约》、《中西条约》、《中意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不将海南列为通商口岸之一，赋予列强亦随其便的特权。1894年甲午海战后，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最终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将海南据为己有，直至1939年日本海军占领海南为止。在这一逐渐开放的殖民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海南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另一方面是一些侨居国外或出国谋生的华侨和华人，随着欧风美雨而为海南引进一些热作新品种，为中国近现代热作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尤以橡胶为最。
橡胶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cau-uchu，意为流泪的树，是一种名为异戊二烯的天然化合物。在自然界中能产生橡胶的植物很多，但是能大规模生产橡胶的植物却只有一种，即原产于拉丁美洲亚马孙河流域马拉岳西部地区的三叶树。
早在1493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航海到南美东部海地岛上，就发现当地的原始部落使用橡胶这种会弹跳的球做游戏，就买来当作宝贝陈列在西班牙国家博物馆。240多年后的1736年，法国科学家康达明证实，这个会弹跳的球是由三叶树的乳白色胶液制成的。三叶树为落叶乔木，树叶为三出复叶，一年春、夏、秋三季会开三次绿色伞状圆锥形的花朵，结出球形蒴果，即为胶种。种植六七年后，树干直径达二三十厘米时，茎皮就含有丰富的像牛奶一样的胶乳，将树皮割开即可采集到胶乳，将这种胶乳汁制干、凝固，便成为天然橡胶。
在科学研究的同时，欧洲工业界对橡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制造出塑料或者其他合成材料，集有弹性、可塑、轻巧和防水几大优点于一身的天然橡胶便成了最理想的防水材料。1844年，美国发明家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开发出了能够大大提高橡胶对于温度变化的耐受力的硫化技术，彻底克服了天然橡胶制品冷天变硬、热天变软的顽疾，从而使得橡胶成为真正实用化的工业产品，使工业界对天然橡胶的需求迅速增加了100倍之多，使天然橡胶从土著居民的玩物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人们甚至将它称为黑色黄金。
随着人工种植技术的发展，三叶橡胶树不但走出了雨林，也开始走出它的原产地拉丁美洲亚马孙河流域，在亚洲扎下了根。其中以当时任新加坡植物园主任的英国科学家里德利（Henry
Ridley）贡献最大，他发明的与斧子开口法不同的连续割胶法得到广泛运用后，使马来西亚的橡胶产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加上南美叶疫病的肆虐，马来西亚开始取巴西而代之，占据世界橡胶产业的主导地位。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推高了对橡胶的需求，同时也隔断了正常的橡胶贸易。由于人工合成橡胶无论是产量和品质都比不上天然橡胶，几大参战国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找天然橡胶的来源。美国依靠巴西的残余产能苦苦支撑，德国和苏联则尝试从其他产生胶乳的植物中来获取橡胶，而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则对离自己不远的产胶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当时的日本军部内部，对于战争策略的选择有两大派主张进攻苏联的北上派和主张进攻东南亚的南下派。最终，对于资源特别是橡胶资源的渴望使得南下派压倒了北上派。
四
三叶橡胶树喜欢高温度（27℃）、高湿度（＞80%）、雨水大（年降雨量1500～2500毫米）、静风（风速＜1米秒）和活土（土层厚度＞1米，微酸性）的环境，非此而不能成活，20世纪初的中国，能产天然橡胶之地，仅有琼崖和云南两处，而且均与华侨有关。
海南岛橡胶栽培的历史比较悠久。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番禺华侨曾汪源侨居秘鲁时，就立志要把橡胶引种回国，到橡胶原产地巴西参观学习，带回橡胶种子在广东省英德县试种，但失败。
1905年，曾汪源、曾金城父子又从马来西亚运来一批橡胶苗在海南儋州洛基乡西岭村一带栽植，试验虽未成功但意义重大，这是海南引种橡胶的开始。
1904年，马来西亚怡保华侨区佐卿率其子区慕颐、区干寅与闽西永定下洋籍华侨、锡矿大王、马来亚中华商会主席胡子春携手在海南岛那大创办侨兴有限公司，以开采大宝锡矿为主，兼营垦殖业种植橡胶，终于在那大镇北部三公里的侨南乡界种植橡胶成功，使海南橡胶业的商品化种植和经营，迈出成功的第一步。
1906年，华侨何麟书又从马来西亚把橡胶引种在琼海市，在其家乡琼海崇文乡合口湾创建琼安公司，辟地250亩，种植胶树4000余株，开始进行规模化生产，1915年，所产生胶开始向新加坡输出。何氏试种成功后，各地华侨闻风而动，迅速形成种植橡胶的热潮。
到了20世纪50年代，古代海南的屯垦戍边传统，近代海南的橡胶种植产业，当代海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汇聚成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使命。由10万转业官兵为骨干，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年组成的30万垦荒植胶大军，分布在海南的热带雨林里，在南国边疆先后建起90多个国营农场，种植橡胶200多万亩。并且经过60多年的发展，终于在国际权威断言的禁区内，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华南气候特点的橡胶栽培和管理技术，不仅使中国天然橡胶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种植面积和橡胶产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且为海南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在戏剧艺术中，有一个普遍使用的术语序幕拉开之前的前史。这些前史或往事虽然已经发生，但对剧中人物的现实活动却有着潜在的影响，它不仅作为过去完成式的事件与主人公休戚相关，而且在戏剧进行过程中，即现在进行式中，对主人公形成巨大的威慑甚至构成原型力量，从而使人物产生积极的动作或反动作。从上述两种意义上来考察，20世纪50年代应运而生的海南农垦，实际上就是海南屯垦传统的当代演绎，也是海南近代橡胶产业的国家升华，是在前史中演绎升华出的一台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史诗剧。这出史诗剧为我们进行当代海南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非常有价值的研究焦点。诸如：
历史上的海南一直是一个移民岛屿，全岛陆地面积约3.54万平方公里，到20世纪30年代，可耕地约占20%，适于农作的仅占13%，人口228万，户均土地不到8亩。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的特点极其显著，而且在中部山区，还存在着以合亩制为代表的相当原始的生产方式。那么，40万海南农垦大军先后40年的垦荒拓殖，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何种方式上、何种程度上影响和改造着海南，使海南社会最终演变成了村落农场的二元社会结构？
1952年初，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成立后，原5个国营橡胶垦殖场由海南垦殖分局接管。60多年来，海南农垦的行政体制，曾经历1958年、1959年、1969年、1974年和1988年五次大的变动。其中，1958年国家将海南农垦领导权下放给海南行政公署；1969年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1959年和1974年两次则是恢复海南农垦为中央企业；1988年将海南农垦从广东省农垦中分出，划归海南省领导。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频繁的体制变动？其中有什么普遍意义？
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52师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命，从广西开赴海南岛，与海南军区亦即原琼崖纵队的三个团共同组建林业工程第一师，创建军垦农场，后又改为国营农场。其间一直存在着困扰海南的复员军人的转业安置问题，以及国营农场和周边生产队之间的分而合、合而分的场队关系问题。那么，这些由来已久的农垦根性问题，后来是如何演变的？又是如何影响海南农垦甚至海南社会的？
关键的问题是，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展起来的海南农垦，不仅是一个企业现象、一个经济现象，而且是一个政治现象、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对旨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海南来说，海南农垦的改革不仅是一项国企改革，而且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改革或社会改革。研究海南农垦的历史，解答海南地方文化中的问题，其意义尽在于此。我们也希望，通过对海南农垦这个庞大的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研究，能够有益于人们从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关注海南、认识海南、把握海南。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强调上述问题意识的同时，还力图使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新叙述史。新史学是西方20世纪初开始萌动、五六十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这一潮流的主体特征在于总体历史观，即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在方法论上，新史学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围绕问题展开叙述；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追求史学的文学性。诚如美国当代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所说：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
海南农垦正在成为也正在创造历史，我们渴望在新的历史叙述中阐释她的价值、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海南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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