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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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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煜斓，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林语堂研究。主持过《语堂世界 世界语堂》《走近幽默大师》等多部林语堂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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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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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林语堂研究丛书之一。是纪念林语堂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论文50余篇，包括几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林语堂的个人世界与人际交往，如与鲁迅、胡风、周作人、赛珍珠、谢冰莹等人的关系；二、林语堂的自由思想、生存智慧、幽默哲学等文化研究；三、林语堂文本解读；四、林语堂翻译成就等跨文化研究。从多角度、多层面探讨当下林语堂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对与林语堂有关的南云楼风波、南洋大学创校期间的林语堂事件等公案也有较为客观的厘清和不同的诠释。该书是林语堂研究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很好地体现了目前林语堂研究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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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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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煜斓，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林语堂研究。主持过《语堂世界 世界语堂》《走近幽默大师》等多部林语堂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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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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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焦虑与历史逻辑
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几点启示陈国恩
林语堂论科学与人文俞兆平
鲁迅、胡风与林语堂钱文亮
林语堂的自由思想欧天发
处身立世与生存智慧
林语堂南洋大学期间的行为检讨陈煜斓
浪漫主义的多副面孔与胡风《林语堂论》的观念分歧吴亚南
论林语堂跨文化传播实践对构建文化软实力的启示肖魁伟
论林语堂引道入儒、引道释儒的现代性意义胡明贵
基督徒身份与林语堂的创作心理汤奇云
林语堂戏剧批评研究孙淑芳
试论林语堂的幽默孙疏影
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
以《京华烟云》和《辉煌的北京》为中心孙良好
寻求人的文学：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观余娜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
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章罗生
接受、反思与融合：林语堂与西方文化陈金星
自文以载道至性灵文学
林语堂文学论述的学术史意义邱培超
文化误读与后留学时代林语堂的文学遭遇杨四平
林语堂的神性思想董燕
林语堂认同危机的文化阐释李立平
由《关雎正义》论林语堂的《诗经》学概念洪文婷
林语堂与《闲情偶寄》张则桐
林语堂与谢冰莹童业富
地毯上的图案
从适应与选择看林语堂与张爱玲的自译严纪华
林语堂创作与翻译的互文关系初探
以尼采为例李平
林语堂译介实践的当代诠释与经验借鉴
以《孔子的智慧》为例吴慧坚
林语堂与鲁迅译著比较研究任毅
论林语堂跨文化传播中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丛坤赤
林语堂与张爱玲自译活动对比研究李小撒
中国故事对外译介的中国味道
林语堂小说三部曲中的中国英语之多维解读冯智强、吕松博
1930年代西安城市空间分布与都市生活初探
以林语堂的《朱门》为中心刘宁
林语堂在日本冯羽
林语堂的复辅音声母研究董国华
一桩公案的澄清：林语堂与南洋大学萧成
致力于中西文化沟通的林语堂古远清
浅析闽南人身份在林语堂思想中的作用张文涛
论林语堂短篇小说选集《中国传奇》林雅玲
林语堂《红牡丹》小说之礼教探析林登顺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之不亦快哉朱春慧
林语堂空气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杨杏红
失乐园里的行吟者
论林语堂的悲剧意识和快乐人生杨宁、程箐
杨骚与林语堂及其家人杨西北
文学大师的园艺观许初鸣
从《赖柏英》看林语堂的和乐审美意识
也谈林语堂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何小海、张静容
论林语堂与赛珍珠决裂的原因
从中美友谊观的差异角度分析吴小英
林语堂宗教人本思想赵怀俊
试析阅读理解策略在限制式命题写作的运用
以评论林语堂《读书的艺术》一题为例高敬尧
论林语堂的故乡情结郑新胜
风雅的趣味，无法承载现实
分析《京华烟云》风雅的趣味段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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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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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鲁迅、胡风与林语堂
钱文亮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将鲁迅与林语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论文不少，探讨鲁迅与胡风之间关系的内容也很多，但是将胡风放在鲁迅与林语堂中间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成果却鲜有所闻。当然，表面上看，由于年龄的差异和个人经历的不同，1933年才从日本回国的胡风与1936年就远赴美国定居的林语堂在日常生活和文学活动中交往有限，似乎可以展开的话题不多；然而稍稍深究便可发现，恰恰是这两位生平很少交集的文学家，他们在1934、1935这两年中通过文字所进行的短暂交锋，及其与鲁迅之间的不同关系，却显示出胡风所代表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话语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阐释活力及其思维限度，反衬出林语堂在红色三十年代主流话语之外的别样思想视野与文化贡献，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需要重新讨论的重要文学与文化问题。
一
若就鲁迅、胡风、林语堂这三人的关系而论，鲁迅与林语堂一度称得上是至交层面上的老朋友，二人不仅是《语丝》周刊的同仁、厦门大学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事，有过长达十余年密切的交往，而且更在引发三一八惨案的女师大风潮中同仇敌忾、互相声援，与北洋军阀政府及陈西滢等文人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不过，在另一方面，围绕《论语》《人间世》杂志的办刊理念和幽默小品文的问题，鲁迅与林语堂也曾进行过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论争，二人一生之中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林语堂：《悼鲁迅》，载《宇宙风》第32期，1937年与1月1日。），恩恩怨怨，至死未能断绝。而作为文学批评界的后起之秀，胡风与晚年多病的鲁迅却是亦师亦友，在抗战爆发之前的1930年代中国文坛互相倚重，成为左翼批评界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相比较而言，在这三人之中，胡风与林语堂之间交谊最浅，私人关系基本算是非友非敌。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后人对于林语堂是非功过的评价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的，却正是胡风的过万字长文《林语堂论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以下简称《林语堂论》）（胡风：《林语堂论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载《文学》月刊4卷1号，1935年1月1日。）中的观点。
考诸胡风的生平，《林语堂论》是他做职业作家后写出的第一篇关于作家的长篇论文，前后耗时将近一月。在此之前，胡风刚刚因为左翼文化界流传的一则谣言被兼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以及左联上级机关文委全称为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其他成员默认，被迫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的职务，不再参加左联的实际工作；而祸不单行，那则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的谣言还直接导致胡风失去了借此谋生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编译工作胡风认为这则谣言来自被国民党逮捕后获释的左联盟员穆木天。不久，谣言被与胡风早有积怨的第三种人韩侍桁听到，直接导致了胡风失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参见《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6-307页，）。据胡风回忆，我辞去左联职务的当时，就把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鲁迅，他沉默了好一会，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于是，按月拿工资出卖劳力的路子断绝了（《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之后的胡风和鲁迅一样，开始了类似于今天自由撰稿人的职业作家的生活，写作文艺评论成为他主要的谋生手段。而当此之时，却是林语堂因办《论语》（半月刊）杂志提倡幽默小品而走红上海滩的特殊时期。虽然作为老朋友，鲁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论语》已很无聊，语堂在牛角尖里（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的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8页。），但一向推崇个性、自由的林语堂却我行我素，并未因鲁迅的劝告而放弃自我的主张。也就在胡风离职左联的同一年的4月，林语堂更在自己所主编的另一本杂志《人间世》（半月刊）的创刊号《发刊词》中，明确地提倡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并强调小品文题材内容的自由，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从而与左翼文人所推崇的专于现实斗争、社会批判的杂文迥然有别，也与包括左翼在内的集团文学和热衷尖端题材的文学派别在观念上划清了界限。同时，《人间世》创刊号还隆重推出了周作人的大幅照片及其《五秩自寿诗偶作打油二首》，并配发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唱和之作《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等，从而在文坛引起激烈论战，遭到廖沫沙、胡风等左翼青年批评家的强烈反感和抨击。
二
回头再看胡风写作《林语堂论》时的中国文坛。虽然受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国内爆发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相应的文学观已经渗透到无数激进文人的思想之中，开始成为此一时代的主导话语，但是随着1931年左联五烈士的被杀，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的普罗文学运动却已结束了它的高潮，国内文学进入了多空间的发展（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而且，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内南北统一，各方建设猛进（任之恭：《追念梅师》，黄延复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96页。），民族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沿江城市，市民人口剧增，文化市场扩大，这些因素客观上增强了读者对于文学消费的多元化需求，也使得在政治化的左翼载道文学之外，主张走非党派的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的论语派的文学观念及其作品受到热烈欢迎，直接造成了1930年代幽默闲适小品文热的现象，无形之中成为削弱左翼文学思潮的重要流派。针对这种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鲁迅：《一思而行》，《申报自由谈》，1934年5月17日。）的情况，以及其中流行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学取向，作为左翼文学主将的鲁迅是颇为不满的，他接连发表了《从讽刺到幽默》（1933年3月7日）、《从幽默到正经》（1933年3月8日）、《论语一年》（1933年9月16日）、《小品文的危机》（1933年10月1日）、《滑稽例解》（1933年10月26日）、《小品文的生机》（1934年4月30日）等杂文，对于论语派主帅林语堂及其提倡的幽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随着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的创刊，鲁迅与林语堂、周作人两派关于小品文体式和性质的论争，一度达到白热化（裴春芳：《五秩自寿诗与人间世论战小品文论争的白热化》，《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3期。）。
胡风就是在这一场白热化的论战中惊艳文坛的。一开始，胡风批评的对象是在《五秩自寿诗》中谈狐说鬼作隐士状的周作人，认为五四时提醒青年们警惕过去的幽灵的《小河》的作者现在反而自己拥抱了幽灵一样的小鬼，显然是绝大的讽刺（胡风：《过去的幽灵》，《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6日、17日。）。也是在同一篇文章里，胡风捎带批评了一下讲求精雅的《人间世》。
胡风以及另外一个左翼杂文家埜容（即廖沫沙）对于周作人的批评首先引来了林语堂的反批评，他迅即写出《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周作人诗读法》等文，指斥埜容君虽写来是白话，其深恶小品文之方巾气与前反对白话文维持道统之文人无别，认为周作人的诗是寄沉痛于悠闲，而对周作人的批评则相当于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林语堂：《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致自由谈编者），《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16日；《周作人诗读法》，《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6日。）；而在稍后发表的《方巾气研究》一文中，林语堂更对左翼批评背后的宏大叙事话语模式作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林语堂：《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日、30日，5月31日。）林语堂为周作人的辩护得到了鲁迅的理解甚至赞同，但却激起了胡风更大的反感，导致胡风将批判的锋芒转而集中于林语堂，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对林语堂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评。
三
相比于鲁迅在前述杂文中对于林语堂的辩证理解、点到即止，胡风的《林语堂论》则显得有点有面结构周全，逻辑清晰自足，颇具学理。该文首先从林语堂所办的刊物《论语》《人间世》及其提倡的幽默小品文所引起的反响入手，开宗明义地表示自己所要研究的主题theme是想说明，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化人，他的处世态度的变迁表现了什么意义，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学见解，客观上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然后，胡风围绕这个主题，条分缕析地梳理了林语堂站在进步阵营时期的创作和思想斗争历史，肯定了当年他与依附北京政府的学者的斗争，他的反对国粹主义，他的站在民众方面认为正是这样的战斗的姿态，成就了林语堂的黄金时代。不过，论述到这里，胡风话锋一转，明确表示林语堂之有如此进步的原因是他沾到了时代雨露的润泽，吸收了社会生活的营养，而且即使在那样悲壮的时期，林语堂的思想也并没有坚定的基础，而且还包含了不可救的矛盾；所以，现在所看到的林语堂的文学活动，新的面目，在某种意义上多多少少是走近或走进了国粹主义的阵线，实际上是鲜明地反映着他的思想发展。这个发展了的中心思想来自意大利克罗车Benedetto Croce教授的表现派美学，就是由艺术是表现到一切的表现都是艺术的美学思想，就是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的个性至上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评家王充、刘勰、袁中郎、章学诚诸人早已具有的古人之精神。根据这样的推理，胡风于是得出对于林语堂编办《论语》《人间世》时期的思想观念的批判性结论：这个很美丽的思想，虽然把林氏初期的没有骨骼的自由主义旧的民主主义和现在的想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方巾气研究》，《自由谈》的幽默，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发刊人间世意见书》，《我的话》一一九页的小品贯串起来了。然而，初期的那一点向社会的肯定民众的热情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的性之改造终于变成了抽象的个性，抽象的表现，抽象的性灵，在我们这些从饿里求生死里求生的芸芸众生中间昂然阔步。
胡风对于林语堂的批评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解构、否弃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思想基础与人生态度。所以，《林语堂论》的后半部分就分别以中心思想的真相幽默小品文和寄沉痛于悠闲为小标题，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艺术是生活真实的反映等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与视角，对于林语堂的主张与思想进行了逐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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