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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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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丛书。本书是作者1921年全年日记手稿，影印出版。这一年内容精彩，涉及作者邀请在日本留学生回国成立创造社大量史料。赵南公日记确定了创造社成立的真实日期，攫梳理了初期创造同人与泰东图书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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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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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南公1882年?1938年，民国时期直隶今河北省曲阳县赵城东村人。他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会员，从事过推翻满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还是民国时期一位杰出的现代出版人，由他开办的上海泰东图书局曾出版过许多进步书刊，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也作出过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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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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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説明
趙南公，河北曲陽縣人，約生於一八八二年，卒於一九三八年。民國時期著名出版人，經營泰東圖書局多年。一九一九年新文化運動後，重視新文化、新文學圖書的出版，并出版過多種有影響的雜誌。一九二一年，積極支持創造社成立，聘請創造社大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等擔任泰東圖書局編輯，出版了郭沫若的《女神》詩集、郁達夫的《沉淪》小說集和田漢的《薔薇之路》日記集等名品作，發行《創造》雜誌及《創造社叢書》。泰東圖書局被譽為創造社的搖籃。
這部日記手稿共六冊，寫在上海藝學社印製的本子上，為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全年日記。第一冊一月一日至四月十七日，第二冊四月十八日至六月三十日，第三冊七月一日至八月十一日（七月三日補寫於七月一日之前），第四冊八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六日，第五冊九月十七日至十月二十六日，第六冊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涉人物、事跡多而廣，頗有助於民國出版文化史之研究。此稿原為西諦先生所藏，寓目者甚少，由陳福康先生發現,撰文論述，并提議影印出版。現列為《中國文化名人手稿叢刊》之一，以廣流傳。
馮勤
二〇一六年五月於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赵南公日记》读后记
陈福康
民国时期出版史与民国时期文学史同属於民国时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史与文学史，表面上看似乎相距甚远，其实两者密不可分。如果不熟悉出版史，或轻视出版史的研究，那么文学史以及文化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而这一点，恰恰为很多从事民国时期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者所忽视。
在民国史上，不少新文学社团、流派等，都是与相对固定的出版社结成特殊的关係。人所周知，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便是与商务印书馆以及后来的开明书店等有着密切的关係。近年来，由于人们对后者的出版史有较深入的瞭解，同时也就推动了对於前者的研究。而相对说来，人们对另一个影响也很大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研究，就显得比文学研究会要欠缺。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於与创造社有关的出版史料缺少发掘和研究。例如，创造社成立之初，是与泰东图书局有着紧密关係的，然而人们对这点，除了郭沫若及郑伯奇等人的一些回忆文字外，长期以来几乎一无所知。而在史学研究中，回忆文字是不能代替当时的文字记载的。
一九八八年，笔者有幸偶然发现了泰东图书局负责人赵南公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的日记，认为这是一部珍贵的文化出版史料。而且，创造社的最主要的几位发起人，都出现於这部日记中。赵氏日记的发现，不仅为瞭解郭沫若等人当年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新材料，而且在不少地方可以印证或纠正郭沫若等人的一些回忆。以下对赵氏日记略作一点解读与辨析，不只是为有关研究者提供信息与资料，正是为了说明如要加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必须重视出版史的研究的。
一九二一年是创造社从酝酿到正式成立的一年。对於泰东图书局来说，也是其出版事业真正开始的一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成仿吾，在东京是和他的一位同乡李凤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处私立大学学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的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荐仿吾为文学主任。於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棄了。於是，郭与成便於四月初一起回国，到泰东去工作。到了以后，我们从一些人的谈话中，知道了改组编辑部的事原来只是一场空话。担任法学主任的李凤亭已经担任了安庆法政学校的教职，担任哲学主任的李石岑还在编辑着《学灯》和《民铎》，听说不久有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消息。仿吾所当担任的文学主任却本来有一位姓王的人担任着，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兴地欢迎着我们，说是他得了两个很好的助手。这样一来，我倒是出於自动，没有甚么，在仿吾要算是等於落进了一骗局。成仿吾上了这么大的当，为何他从未说起过呢？这位以湖南人的直爽躁辣出名的黑旋风式人物，为何不久便忍声吞气地离开了泰东呢？以前读到郭沫若的上述文字，总不免有几分纳闷。
今读赵氏日记，发现事实略有一点出入。确实，泰东在当时有改组编辑部之议。据日记，新年伊始，一月三日，泰东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新租了房子作为编辑所。当时泰东的人员有王靖、张静庐、王无为等人。而李凤亭至少在一月前即已回上海。一月九日日记载：（夜）十一时，凤亭来，适王靖尚在，乃围炉谈心，不期终夜。予力邀凤亭相助，似有默允意。并谈以后进行种种，意甚相合。二月十一日夜，他们又有一次长谈，谈今年进行方针。凤亭言安庆已派人来，力催到校，万不可却，只得去二三月。但此二三月内仍致力於译书，较之在申，所差亦无几。无为言已为觅一替代，二三月后必达目的。予亦无如之何，乃约定十三日磋商进行办法。李凤亭要去安庆教书，王无为要去日本留学，这样，泰东虽然新租了房子，却缺少编辑良才。正是在这时，李凤亭推荐了同乡成仿吾。而郭沫若等人的到来，对於泰东的事业无疑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二月十三日的会议，是泰东历史上的大事。据赵氏日记：（下午）四时，无为、凤亭、静庐、王靖等均来。七时，始同至同兴楼聚谈。（一）编辑所组织暂定四五人，首重文学、哲学及经济，渐推及法政及各种科学。文学、哲学由王靖担任；另聘成仿吾兼任科学，因成君能通英、法、德、日各国文字也；经济由凤亭担任；无为留日，作事须在半年后；静庐专任印刷，并另拨一人副之。凤亭定十七日赴安庆，无为定十七日赴日，一切实行须在二［三］月初间，此时先作大体之商定也。由此可见，拟聘名单中没有李石岑，李凤亭也不任法学主任，成仿吾更不是任文学主任。在赵氏日记的其他地方，也一点没有如同郭沫若说的那样打算的记载。三月十三日，赵氏日记记有接王无为从日本来信，云成仿吾辞湘省技师，来就泰东编辑。成并要求汇款购书。可见，成来泰东任编辑，具体是由王无为洽谈的。即使李凤亭给成写信时提过什么文学主任的话，那么王无为当面也会说清楚的。
四月四日，日记记载郭沫若与成仿吾来到泰东，晚由赵氏宴请於同兴楼。其后，八日赵氏去杭州游玩；同一天郭、成也去了杭州；而十一日回沪时，赵氏与郭、成在杭州车站相遇，一起回沪。由於新来了两个人，赵氏必须有所安排，据十四日日记，他与王靖商减政办法，彼亦赞成。三、两日内当调动一切。十六日又记载：为店、编辑所事致凤亭一函，详陈予之办法：甲、减政。（一）编辑部，减至二百元，编辑薪金照旧，实际少用，以二分之一为度，余存於下月一号起，按一分行息。（二）出版部，凡书造成一切用费，每月以千五百元为限。（三）发行部，一切照编辑部减至二百四十元。乙、进行。（一）教本，以中学、高小及女子为主，纯用白话。（二）普通白话书，如儿童讲话及年长失学者自修之书，以输入新知识为主，由浅入深，引人兴味。（三）杂志，《新的小说》《家庭研究》积极进行，《民铎》可有可无，《新人》一卷出齐后稍停，《评论之评论》《国民》主张解约。（四）丛书，《新人丛书》无善稿宁暂停，《新知丛书》已出几种，余以该社自组出版社，自难望其继续，《黎明丛书》已成交而合同未立，《学术研究会丛书》本由该会自印，无关係。仿吾回湘，意欲复来，予以经济艰窘，不好强留，乃函告凤亭，请其来沪商量，不知可能来及否。可见，此时成仿吾已提出要回湖南，同时又表示还想再来。如果他有落入骗局的感觉，是不会提出意欲复来的。十九日赵氏日记记：致凤亭一函，告仿吾决回湘就製造局事，沫若留，但此后如何进行，请一计划。成仿吾於四月底离沪去湘。
如果说，赵氏对成仿吾之去留不很在乎，甚至有点冷淡的话，那么，他对郭沫若应该说是相当器重的。看来这与郭沫若当时已经在文坛上颇有名气有关。据赵氏日记，四月十八日郭沫若即参与泰东编辑方针的讨论，虽然他的意见赵氏不一定听从。予提出中小教科（书），沫若以教科非仓促所能成就。予以教科现只遵照部令，融化新潮，或不完善，可期再作修正，总以符合一般学生程度，潜转其向来之劣性根为重要成分。沫若谓须得将各种有关中小教科之材料搜罗齐备，然后着手，至早须半载，方能有标准。并言必由初等入手，方能得法。予以初等成本太巨，无其力。遂无结果。二十二日又记：三时到编辑所，进行方针仍未决。沫若言须多购书，最好每月一个限度，有材料然后成书不难也。予允在百元以内。以上关於编教科书的争论，在郭沫若的回忆中未涉及。我们不难看出出版商与学者在编辑工作中的立场与方法的差異。
然而，在文学书刊的编辑方面，赵氏是很倚重郭沫若的。郭在《创造十年》中说，当时王靖在编着刊物《新的小说》，销路不大好。书店方面听说我们要出纯文艺刊物，便有意思要我来主编，我已经替它改了一个名字叫着《新晓》。但是，王先生却仍然把持着不肯放手。我也就让他去主持，自己乐得做自己的事。而赵氏五月十一日记道：予到编辑所，与沫若谈《新晓》事，彼亦言恐不能按期出版。乃商决仍由王靖主持，另出一种季刊名《创造》，专容纳沫若同志等文字。这段日记极为重要！一是可以说明《创造》之创刊，创造社之成立，是得到了泰东图书局赵南公的支持与促进的。正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的，当时他们想编个文艺刊物，但没有出版社愿出版。连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也曾帮他们去问过几家出版社，结果是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像那时还未成形的创造社，要想出杂志，在上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东来承印，这当然是可以感谢的事。二是可以证明郭沫若的有关回忆有失实之处。《创造十年》中说：我便想，无论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须得去巡访各地的朋友们，定出一些具体的办法。杂志用甚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定期时期限的长短，每人可担负的稿件的分量，这些都是应该商量的问题。於是我在七月初旬便决定再往日本。其实，在赵氏与他商谈时，便已初步决定取名为创造，定为季刊。而且，他应该是五月中旬就已决定再去日本的（实际是五月二十七日动身）。
二十六日赵氏日记：（下午）二时，请沫若来谈。据伊言，伊到东目的拟到京都、东京去走一趟，与同志一面趁暑假约定译几种好书，专译述德文书。报酬办法，十分抽一，以售出书为限，买稿暂不言及。予甚赞同。乃估计往来路费约百元左右，予允凑百廿番。四时同出，购金手环一支，计五十二番。（番即一元银币）据前一日赵氏日记，金手镯是郭沫若说要为其夫人买的，而赵氏则答应送他。郭沫若在回忆中提到赵氏送的钱及买金手镯的钱的数目均少说了，而且他当时只在编辑所住了不到两个月却说是三个月。这些地方，都可以据赵氏当时日记予以纠正。
郭沫若到日本后，於六月八日在郁达夫寓所正式商定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回忆中所述日期有误，这里是笔者考证所得）。二十日，赵氏接到郭沫若来信，日记记道：沫若来一函，历叙到东情形。《创造》杂志大成功，或竟能出月刊；丛书简直不成功。盖杂志短篇，有时间性，可草率从事，丛书係永久性，非有实在学问不能出风头，故担任之者鲜也。其敢担任：张资平有《冲积期的化石》，郁达夫有《乐园与地狱》《托尔斯太研究》《俄罗斯文艺》。前两稿均係小说，大概均在暑假着手，成功在暑假后矣，或竟不成亦未可知。其带去之款已用罄，催汇款，其家属暂不来申。明日当汇款去也。张资平的《冲积期的化石》，后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由泰东出版。郁达夫的两本关於俄国文学的书，后均未见写出；而那本《乐园与地狱》既然是小说，肯定就是后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在泰东出版的《沉沦》无疑（且书名与《沉沦》的内容也甚合）。看来这是小说集《沉沦》最初打算取的书名，后因单篇《沉沦》发表后十分轰动，索性便取作集子的名称了。《乐园与地狱》一名从未在他处见过，今因赵氏日记而知，亦一文坛逸闻也。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他於七月中旬回到上海。而据赵氏日记，七月一日他已回到泰东。接着，便发生了郭沫若发表启事的事。据郭的回忆：回到上海之后很不愉快的是《新晓》的预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着我不在，把我锁好了的书桌的抽箱打开了，取出了两篇稿子，把我来做他所编的《新晓》的幌子。这使我大不愉快。编辑所里的人都劝我登报声明，於是在《学灯》的一角上，在我回沪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启事。启事也没有揭穿，只是说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而已。《郭沫若启事》今已找到，载三日、四日《时事新报学灯》（当是郭回沪的第三、四天）。原文曰：沫若从事文学的述作两年於兹，所有一切稿件，均署本名，不曾另用别号。今后亦永远抱此宗旨不放。恐有疑似之处，特此先行申明，有昭己责。以前我每读到郭后来的回忆及当时的启事，也总有疑问：该启事明明说的是有人使用了令读者怀疑到他身上的别号，回忆文章怎么说成是为了揭露有人利用他的本名来做幌子呢？由於笔者一直未能找到那期《新晓》，这个疑团便一直未能解开。今据赵氏日记，才基本弄清了事实：
七月三日赵氏日记载，本来那天赵氏请陈布雷吃饭，并介绍他与郭沫若、王靖相识，但郭借故推辞了。饭后，静庐为予言编辑所进行茫无头绪，明日须来一商，否则沫若要去也。予询其故，知王靖以《新晓》二号假名批评《小说月报》，架嫁祸於沫若也。王靖性好夸大，其出此言或无心，而听者有意，遂到沫若之耳，而有今日《时事新报》之启事。明日当到编辑所一解决之。可见，事情的起因乃是王靖用假名发表了批评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的文章，并使人以为是郭所作。赵氏后来在十九日的日记中又提到他对郭沫若说：王靖之无人格，今已完全发现。以今年论，《新晓》本言定由沫若担任，临时乃欲自做主任，尚无不可，复到处大吹大擂，已失学者身分矣。次则《新晓》二期有批评《小说月报》之作，固属可嘉，乃出一假名，扬言为沫若手笔，嫁罪于人，卑劣至极。再次则以不懂日文而假名，而影射他人。由此更可知王靖在这次假名事件中不仅扬言，而且还特意涉及日文，以便更让人疑及郭沫若。所以，郭不得不发表了启事。奇怪的是，郭何以在回忆中全然记错了？另外，文学研究会方面似乎全然未注意到这件事，毫无反应，而且茅盾、郑振铎等人后来也从未提到过此事。
郭沫若在回忆中说，由于泰东发生了这件事，赵氏便对王靖的态度完全变改，并决定停办《新晓》，专出《创造》。证诸赵氏日记，确实如此。郭沫若发表启事的第二天，七月四日赵氏即记曰：（下午）到编辑所，适王靖不在，乃与沫若、静庐商进行。予决定将已出版各书一律由沫若审查一遍，如认为有价值者，一律改正定价，门售实价，否则仍旧。以后出书，以此为准。杂志停刊，继续《创造》。凡定阅前出各志者，以《创造》继之（《创造》为季刊或无定期刊）；如不愿继阅《创造》者，或购书，或退款，均可。沫若尚在客气，仍欲回福冈译书。予云若如此，则非吾辈初意矣。适王靖返，即以所决者告之。彼亦言《新晓》继续甚难，停刊甚佳。予言审定书籍归沫若，伊似有觉悟。看来，赵氏是打算将泰东的编辑大权完全交给郭沫若的。八日的日记，也记了他到编辑所宣布让郭全权审查已出诸书的决定。这说明他确实是敢於任贤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郭沫若竟放棄这个对创造社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坚持要返回日本。
不久，创造社另一位主要发起人郑伯奇也来到泰东，据郑后来说，是郭写信叫他来的。据七月十六日赵氏日记，这天下午郭沫若陪郑伯奇来见赵氏，赵氏在都益处请客吃晚饭（赵氏日记所记具体见面细节，与郑后来的回忆略有一点小出入）。郭叫郑来泰东，后来又叫创造社另一位大将郁达夫也来，目的是自己想离开。但赵氏则对郭寄予厚望。七月十九日，赵氏请郭一人到倚虹楼吃西餐，作了一番长谈。赵氏向郭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泰东编辑所表面上宣布解散，实际留下郭沫若与邓成均二人（邓也是四川人，比郭早二十几天来到泰东。郭对他印象很好，见《创造十年》中的回忆。邓后来也参加了创造社）。郭大概感到很吃惊，赵氏便详细地分析了他打算辞退的三个人王靖、沈松泉、张静庐的情况，表示对此三人强烈不满详见有关日记文字）。赵氏日记载：（赵对郭说）汝可暂至无锡住三两个月，邓则移至伯熙家，俟了清以后，再另组织。彼（指郭）言解散甚好，我回福冈，仍为泰东做事，凡我等团体内之稿件，决不移他家出版，如有他稿，福冈距此不过三日路程，连审定往还至多半月，亦甚便利。予知误会予意，复为解释之，并询以何办法出之。彼言最好开一会议，大家参加，请你宣布解散理由，依此决定，均无他言；但有一事，王靖、松泉原不要紧，静庐人尚开爽，设去此，恐生活不易。予言彼到宁波《时事公报》，月廿元当可得，无妨，即不解散，彼不久谋得好事，亦须要去，亦无对伊不起之处。至是遂决定。当另函静庐，请於月终到申开会。
赵氏提出的解散编辑所的计划，后来行不通。七月二十八日赵氏便记有张静庐、王靖二人找他谈话，张并坚持他的家眷仍要住在泰东。赵氏认为这是与予初意相反，议不成者。即商沫若暂返福冈，一切审定权仍归彼，月薪照旧，此间一人不留，否则宁同归於尽。但又过几天，他感到这样仍行不通。这时，郭已经与郑二人去无锡、镇江等地旅游归来。八月二日，赵氏又与郭沫若单独有一番长谈。到编辑所，约沫若游新世界，谈进行。予告以前定办法实际上通不过。张静庐无论如何不愿他去，王靖因为正与某女公子谈恋爱（此事《创造十年》中也提到了），所以都提出即使不领工资也非住在泰东不可。於是赵氏对郭说：予与彼等关係已一年余，此时似不好直然辞去也。一场所谓解散编辑所的风波就此停息。关於此事，郭沫若及郑伯奇（当时也借居於泰东）的回忆中均丝毫未提及，可补作史料也。
八月二日赵与郭的谈话，《创造十年》中是提到的。不过，与赵氏日记相对读，发现有很多不合处。首先是谈话时间，郭误记成八月中旬。其次是郭说在他外出旅游期间，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曾来访问过他，使泰东上下震惊，尤其是赵氏特别惊惶，因此他谈话中表示担心郭要去商务；但在赵氏日记中根本没有记载高氏来访一事，我认为，如真有此事，赵氏详尽的日记中是不可能不记的，赵氏与郭的谈话中也丝毫未提及担心郭朝高枝飞的意思。再次，据日记言，赵氏说明了前定解散办法行不通以后，即提出：故现定请君搬家眷来，可住新乐里；而彼等（按：指王靖等人）仍福德里，两不相妨，似较妥当。而不是如《创造十年》说的，郭提出要回日本，赵才想到性欲一层而提出搬家眷的。而新乐里是泰东有着房子的，郭在回忆中竟写作赵氏提议郭去杭州西湖，这大概是郭听觉不好所致（赵氏日记中根本没有提到去西湖这种妙计），新乐里与西湖的发音好像略有点相类。还有，据赵氏日记，郭这时向赵推荐郁达夫到泰东以自代，而赵提出可由他推荐郁去安庆法政学校任教；但《创造十年》中却说是赵先想请郭去安庆，而由郭提议让郁去安庆。这些龃龉处，两相比较，显然都是赵氏日记可信。赵氏日记载，这次谈话最后赵决定：郁君既係法科而长文学，当然能胜此任（按：指去安庆任教），即烦速函询郁君。盖如此，君可仍返福冈，泰东薪水仍旧，以后关於文学、哲学归君审定，关於经济、法政归郁君审定，而李凤亭亦在安庆法校，可同担任也。将来如泰东稍有活动，再行集合。而郭对此亦首肯，遂决定照上说办理。这次谈话的最后，郭还提到福冈同学约廿余人，拟将来集合沪上，创一医院，附设一医学专门学校，为中国医学界放一異彩，赵氏也表示此事可以从长计议。临末，赵氏又问及郭的家况和是否需款，郭提出请汇款数十元，赵允之。由此可见，两人当时的关係实在是相当融洽的。
其后的赵氏日记，多次记载为郁达夫联繫工作之事。《创造十年》中说，郁是九月初头回来的；今据赵氏日记，知是九月十三日到沪。十四日，他们便研究了今后的工作。沫若、达夫、伯奇等来商。《创造》杂志由达夫担任汇齐编辑，《创造丛书》仍由沫若编辑。晚宴於同兴楼。当天，赵氏等还商量了郁达夫去安庆法校任教事。另外，当时有人想创办《太平洋》半月刊英华合刊，需要一名英文编辑，托赵氏物色，赵氏曾想请郭沫若去，郭谢绝；这一天晚宴上，他们商定先由邓成均担任，即速函仿吾来，万不至误事（其后成仿吾似乎未去）。至此，这一年创造社四元老均与泰东有了这样那样的工作联繫。
九月十六日正好是中秋节，郭沫若离沪赴日。这个日期在郭的回忆中未记清，今由赵氏日记而确知。赵氏日记还记载了郭在上船时被窃钱包一事，以及两天后郁达夫在泰东编辑所又被窃钱包一事（前者在《创造十年》中写到了，后者郑伯奇有过回忆谈及）。九月二十八日晚，郁达夫离沪赴安庆任教（这个日子，在未见赵氏日记前亦不确知）。而郑伯奇则大概是十月八日离沪赴日的。这以后至年底，虽然郭、郁、成、郑诸位创造社元老均未住在泰东，但仍为泰东做了不少工作。例如，赵氏日记记载，十月一日他就让邓成均给郭沫若寄稿，让郭审读。十月五日，赵又给郭写信，这天日记还抄录了郭从日本寄来的二首诗（为郭的各种诗集所失收）。十一月二十日记道：致沫若一函，告其田寿昌已来稿，名《蔷薇路》，日记体裁。自十月十日起，至三十一日止，已三万五千余言，以后当续出，可否编入《创造丛书》？又，彼等欲编《童话辑》，可否承受？均请其复函再定。田汉（原名寿昌）本是创造社同人，当时又正在日本，却不就近找郭相商，反倒由赵氏转请郭审定，其间曲折颇耐人寻思。可见当时田汉已与创造社产生了隔阂（田汉的《蔷薇之路》后於一九二二年五月由泰东出版，但却未列入《创造丛书》内）。十二月二日的赵氏日记，记有接郑伯奇两函，要求予接济数月，只得允之，但尚未定。很明显，赵氏对待郑的态度远没有对郭那般热情。十二月十一日，赵氏与泰东其他股东相商，决定编辑方面，即以凤亭主其事，沫若、君左相助，适合予意。易君左是十月下旬由李凤亭介绍进泰东的，这以后，他似乎是泰东的主要编辑。十二月十三日，赵氏日记记有拟《沉沦》告白一纸，这表明赵氏曾亲自为郁达夫的第一本小说集写过广告文字（可惜迄今尚未发现）。十四日，赵氏又致郭沫若一函。十七日，赵氏致郁达夫函，商谈有关社会经济丛刊的版权页样式。二十日，赵氏接郭沫若一函。直至这年最后一天晚上，赵氏日记记有郁达夫从安庆回到上海。当夜，郁达夫睡在赵氏床上，赵氏则算了一夜的帐，郁这次从安庆返沪的确切日子，以前研究者均不详，今据赵氏日记而确知。第二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更曾在泰东相聚，以后热闹的事情还有不少。据了解，在南京图书馆还藏有赵南公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的日记。据说亦将出版。那真是一个好消息！
以上根据赵氏日记，主要发掘和研究了一点一九二一年泰东图书局的出版史料。最后我还想到几点：
一、事实证明，在历史研究中一定得注意发掘第一手资料，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往往会有错。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曾说：要谈文坛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记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我们在出版史的研究中，也必须重视这一点。
二、泰东图书局虽然是个小出版社，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仍做了不小的贡献，关键便是创造社诸大将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赵南公其人，对於创造社的发展，尤其是对郭沫若的帮助（从事业到生活）是很不小的，至少在一九二一年是这样。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没有充分肯定这一点，相反还时时对赵氏讽刺揶揄，这是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在读赵氏日记时，深深感到这一点。
三、关於赵南公其人，在现在一般的人物词典中是查不到他的条目的。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一些介绍他的文章，则几乎都是在我发现赵氏一九二一年日记并发布有关内容之后写的。因此，这些文章除了根据郭沫若、张静庐等人的回忆文中涉及赵氏的点滴介绍以外，可以并不誇张地说，就是根据我披露的这一日记。
四、这部日记的价值，也不仅仅在於出版史料方面。例如，七月十五日记有郭沫若同乡所述当年日本学生（包括中国在日留学生）运动的趣闻，就可见当时日本政治状况之一斑。尤其是八月十一日记有毛泽东来访，更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毛泽东当年赴沪，实为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年夏，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就与赵南公有通信联繫，因此他在参加党的一大后专门去拜访了赵南公。赵氏这天日记虽然简略，但寥寥数语写出了毛泽东当时居住简便，带病工作，冒暑奔走，革命意志坚定，还称赞湘人真勇於运动。有关毛泽东早年活动的史料本不多见，可惜这条珍贵史料在有关部门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也没有引用。不过，有不少党史研究者则极为珍视这则日记，他们不仅将此作为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在上海活动情况的重要史料，而且还据以作为党的一大何时在嘉兴闭幕、一大出席代表到底是几个人、何叔衡有没有出席党的一大、毛泽东当年杭宁之行究竟在中共一大前还是一大后等重要问题探研的极为关键的第一手史料。这对於最早发现和披露这则日记的我来说，感到非常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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