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受到过的张扬理性主义的指控。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再次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由于苏格拉底犯了唯理主义的大错，才惹出了西方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据此，尼采宣布了苏格拉底这个历史偶像的黄昏。海德格尔接过尼采的指控，并跟随尼采致力于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好些哲人则跟着尼采-海德格尔步入后现代的黎明。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驳回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阿里斯托芬式的指控，并把现代性问题的指控转过来对准了尼采自己现代性的三次浪头恰恰是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换言之，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超克现代性方案的方案：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而非奔向抛弃这一问题的后现代。
就此而言，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学术的基本着力点。施特劳斯有三部自编文集传世：《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古今自由主义》（1968）和《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苏格拉底问题的所在位置。施特劳斯逝世后，其后学陆续刊布了不少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和未刊讲稿，并结集出版：Thomas L. Pangle编，《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1989），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然而，这两个文集都没有收全施特劳斯生前在各类学刊上发表过的所有文稿。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增订本）致力于收集所有未曾结集的施特劳斯文稿，五年前初版（华夏出版社2008）时收文共14篇。眼下这个增订本删去两篇已归入施特劳斯相关文集的文章，另增补15篇文稿，其中八篇为晚近整理出来的未刊稿（含书信一封），共27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初版时的旧译，亦作了覆校。
这听上去有点悲观主义或宿命论色彩，但其实不是如此。尽管我们无比确信，我们注定要死，难道我们不再活着了，不再带着合乎情理的喜悦活着？难道我们不再尽力做到最好？
在《亨利六世》（King
Henry the Sixth）第三部分的结尾处，爱德华四世在赢取了自己的王朝后说：我希望从此永远歌舞升平！所需要的一切评注都暗含在这一事实中：爱德华的皇兄理查，即后来的理查三世，当时在场保持了沉默。在《理查三世》（Richard III）的结尾处，当噬血的僭主被诛灭后，获胜的亨利七世总结自己的演讲时说：和平如今再缔：斯土永享太平，上帝说，阿门！审慎的亨利七世培根（Bacon）最喜爱的君王比命途多舛的爱德华四世更明智。一位智者所说的不能比亨利八世的父王所做的更多，而且他不能严肃地希望更多。亨利七世获胜后，上帝对什么确实说过阿门，这记载在历史剧中。
不变得愤世嫉俗就难以面对这些事实，但并非不可能面对。哲人们建议我们热爱命运，严酷的命运。《圣经》向我们允诺上帝的怜悯。但是，来自上帝的慰藉就像[529]热爱这命运一样，它给我们肉体所带来的欢愉甚少。因为肉体是脆弱的，它欲求一些实际的慰藉。这种实际的慰藉人造的永恒和平与幸福不会实现（non datur）。我们不得不在哲学与《圣经》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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