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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转型中的农村社区，正经历着各种矛盾和冲突。研究者通过实地调研，基于某一点一方面去描述正在发生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试图去提炼这种冲突所蕴含的文化意蕴。
本书基于所观察到的礼村村民的冲突现象，分析了礼村冲突的一些形式以及村民在冲突中的沟通等，包括礼村村民的隐性冲突、角色内冲突、人际互动层面出现的非正式群体，以及在社区公共层面议题上出现的边缘农民等现象。并从前述研究发现中，提炼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一个概念怕，描绘礼村怕的表征、怕的样态，从交往仪规、交往策略以及交往道德三个方面分析作为礼村冲突交往文化中的怕，并从需要、社会结构以及社区文化三个方面来探讨怕的情感唤醒机制。
本书书末对怕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介绍作为礼村公民情感的怕对于礼村村民公共参与行为的内容和方式的影响，以及怕对于礼村冲突沟通方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区融合的时代命题。
本书适合所有对中国农村发展转型感兴趣的读者，尤其适合农村社会学、发展传播学、农村发展与管理等学科领域的读者，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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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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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论
1．1 研究问题和意义
1．1．1 研究缘起
1．1．2 研究意义
1．2 文献综述和讨论
1．2．1 核心概念界定
1．2．2 文献综述与讨论
1．3 如何实施研究
1．3．1 研究方法的选择
1．3．2 联系礼村
1．3．3 初识礼村
1．3．4 收集材料
1．3．5 成文
1．3．6 推广度及其他
1．4 研究思路和结构
1．4．1 研究思路
1．4．2 研究结构
第2章 外部和内部礼村的交往
2．1 多彩的礼村礼村的自然环境
2．1．1 礼村的自然地理环境
2．1．2 礼村的气候条件
2．2 多联的礼村礼村的外部交往
2．2．1 礼村的历史脉络
2．2．2 礼村的社会交往
2．3 多元的礼村礼村的内部交往
2．3．1 礼村的土著
2．3．2 礼村的外来板块
2．3．3 礼村的民间组织
第3章 邻里与公共礼村的日常生活冲突
3．1 邻里议题层面的冲突
3．1．1 礼金人情的标尺之
3．1．2 游戏休闲
3．1．3 利益纠葛
3．1．4 市场买卖
3．2 礼村公共议题层面的冲突
3．2．1 礼村政治议题
3．2．2 礼村经济议题
3．2．3 礼村社会文化议题
第4章 隐性与角色内冲突作为表演的冲突
4．1 礼村的隐性冲突以礼物流动中的冲突为例
4．1．1 礼物流动中的冲突的前台
4．1．2 礼物流动中的冲突的后台
4．2 礼村的角色内冲突
4．2．1 角色内冲突概念的提出
4．2．2 礼村角色内冲突的形式
4．2．3 虚实和真假村民表演中角色内冲突的交际特性及道德追问
4．2．4 村民表演中角色内冲突的功能
第5章 群体与边缘礼村自治组织中的冲突沟通
第6章 礼村冲突交往中的怕文化
第7章 怕与社区融合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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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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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农民参与的方式。农民参与的方式主要表现在农民参与的非制度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农民通过与现行法律和制度相抵触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生活，主要包括非正常上访、暴力对抗上级、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村干部、越级上访等（夏丹青，2007；刘莉，2009），而这可能引发政治不稳定。
暴力式参与是比较政治学者在论述政治参与问题时常用的一个概念，但不同的学者对暴力式参与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甚至相去甚远。美国学者亨廷顿（1989）认为，暴力式参与是指在合法的手段不足以奏效而公民的政治要求又十分强烈的情况下，一部分社会成员以伤害人或毁灭财产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谢宝利（2006）联系中国国情，认为现阶段农民的暴力式参与应定义为：农民在合理合法的手段不能奏效而对维护自己利益的要求又十分强烈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以故意伤害他人及破坏财产的方式来影响党和政府及自治组织的干部及其决策的活动。她认为，导致农民暴力式政治参与的原因主要有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在主观方面，农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发展不协调，即农民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而忽略了自己的义务，这使得他们在自己的要求不被满足时，容易采取暴力的手段；在客观方面，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村干部的行为失范也是原因之一。
第三，影响农民参与的因素。封福霖（2004）探讨了当前影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认为：农民政治意识的缺乏，包括缺乏法治观念、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合作意识、缺乏权利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等，这些因素从主观上减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经济与教育的落后，客观上限制了农民政治参与必备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公民文化的缺失，抑制了农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市民社会发育不良，加大了农民政治参与的难度；政治参与的一些具体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影响农民发挥当家做主的能动性。郭玉兰（2003）分析了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文化心理障碍，主要包括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礼俗重于法制的关系学概念、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传统.、无争无为思想、知足怕变思想、权力崇拜与畏惧心理、清高自许的美德观、官本位思想、小生产者心态、从众主义心态等。胡弘弘、赵涛（2009）则认为，农村政治参与存在着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地区差异。Stacy G.Ulbig和Carolyn L.Funk（1999）认为，个体有关冲突的特定气质倾向将会影响到个体对政治事务的参与行为，另外，政治环境也会影响个体的参与。这提醒我们要关注政治参与行为中的个体心理因素。
朱亚男（2008）则分析了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民在参与合作医疗意愿方面存在差异。刘宇翔、王征兵（2009）认为合作组织成员参与管理的方式有参与成员大会、参与投票、与组织沟通、退出或者不履行义务，而影响这些行为的关键因素是成员对合作组织的态度，特别是对管理者的信任程度、对组织运行效率的评价及成员教育程度。卫龙宝、阮建青（2007）经过调查，认为城郊农民参与素质培训的热情普遍不高，而这主要受家庭、个体特征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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