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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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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诠释》注释简明，特为初学者所著。屈万里先生折中汉宋，以探求《诗》本义为旨归，多藉训诂之功；融贯众说的同时，于不少诗篇的晦涩之处都有独到且富有启发的见解和论述。故既有普及之功，又不乏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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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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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诠释》系《屈万里全集》之一种。本书为集解性质，既不专主一家，亦无汉宋门户之见。要以就三百篇本文以探求其本义之旨归，注释以简明为主。书末附有古器物图、星象图、《诗》地理图，以便读者加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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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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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县人。解放前先后任职于山东省立图书馆、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研究员、代理所长，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和甲骨文研究工作，成绩卓著，著述颇丰。1972年，其以甲骨文、经学与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汉魏石经残字校录》《古籍导读》《书佣论学集》《尚书释义》《图书版本学要略》《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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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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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論 五 六義四始正變之説
《周禮春官太師》説：教六詩： 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序》便把它們叫做六義。 這六件事物，應該分作兩組，即： 風、雅、頌是指詩的性質説，而興、賦、比則是指詩的體裁説。
風雅頌的分别，前面已經説過，這裏不必再説。 賦，是鋪陳直敍；比，是假桑喻槐，這都是人所易曉的。
而問題最麻煩關係又最大的，就是興體。毛傳於賦、比兩體都不注明，而獨標興體。 但是，毛傳、鄭箋，實際上都把興體講成了比體。
那就是興體詩開頭的一二句，多半和詩人要咏的本事無關，而毛傳、鄭箋，卻一定要把這開頭的話和本事拉上關係，於是穿鑿附會，不一而足。
鄭樵《六經奥論》説：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朱子《詩集傳》也説：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論語子罕篇》引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朱子集註云：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
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這都是明達之論。
可是朱子《詩集傳》遇到興體詩時，也仍然以事類推，以理義求，講來講去，和比體簡直没什麽分别。
我們再鄭重地把朱子和鄭樵的話重述一遍，那就是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 試把現在流行的歌謡作例，就容易明白了這個道理。 魯西有歌謡云：
擀麵杖，兩頭尖。
俺娘送俺泰安山。
泰安山上鶯哥叫，
掩想娘，誰知道？
説着説着哥來叫。
問爹好，問娘安；
問問小侄歡不歡？
又一首云：
小草帽，戴紅纓。
娘説話，不中聽；
媳婦説話笑盈盈。
娘病了，要吃梨；
又没有街道又没有集，
又没有閒錢買東西。
媳婦病了要吃梨，
又有街道又有集，
又有閒錢買東西。
打着傘，踏着泥，
買來了燒餅買來了梨；
打掉根蒂去了皮，
偷偷地放在媳婦手心裏。
别叫老娘看見了，
老娘看見不歡喜；
别叫老天看見了，
老天看見打雷劈。
第一首是一個出嫁的女子思念母家之作，第二首是諷刺不孝之子之作。
而擀麵杖與小草帽和歌謡的本意都毫無關係，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
現在流傳的此類歌謡，固然比比皆是；而《詩經》一百六十篇《國風》之中，也大部分是類此的詩。
明乎此，則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本來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無關；説《詩》的人，一定要説雎鳩鷙而有别生有定偶，用來比附君子淑女，既非事實，也不合詩人的本意。
而許多活生生的詩歌，卻被這些郢書燕説弄得奄奄待斃，真是可惜。
《史記孔子世家》説：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袵席牀笫，凡褻器。賈疏：袵席者，燕寢中臥席。
古人燕褻之地，或言袵席，或言牀笫，其義一也。《魯詩》謂康王之后晏起，大臣刺之，而作關雎。 《齊詩》謂畢公刺康王。】
這段話裏，記敍《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部分開頭第一篇的篇名，雖然説到了四個始，但並没用四始這個名詞。
四始之名，始見於《毛詩》的《詩序》。
《詩序》於解説風、雅、頌之後，便説：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假若没有《史記孔子世家》那段話，相互參證，則《詩序》的話，幾乎使人莫名其妙。
《詩序》是不是衛宏所作，現在還不能絶對説定；因而其説是否襲自《魯詩》，也不能斷言（《史記》當本《魯詩》説）。
此外，《齊詩》也有四始之説，據翼奉、郎顗所述，知道《齊詩》以《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
《魯詩》及《毛詩》之説，對於《詩》雖然無關宏旨，但還不至貽誤後人；而《齊詩》則本乎五行爲説，支離怪誕，就絶不是《詩經》應有之義了。
梁啓超把《詩經》分爲《南》《風》《雅》《頌》四類，叫做四詩。
他認爲南是一種合唱的音樂，於樂終時歌之，當在《風》《雅》《頌》之外，另爲一體（其説當本於宋人程大昌）。
【《日知録》（卷三）則謂《南》《豳》《雅》《頌》爲四詩。】按：南，固然是一種樂名，但也是方域之名。
二《南》之詩，采於周南、召南之地，其聲則爲南調；這和《鄭詩》采自鄭國，而其樂調則爲鄭聲一樣。 所以，二《南》仍當列在《國風》，不應另立門户。
隱公三年《左傳》説：《風》有《采蘩》《采蘋》。這是古代把《召南》列在《國風》之證；《召南》既在《國風》，《周南》也不應該獨異。
假若説《左傳》此語，在君子曰之下，有劉歆竄入之嫌；而《韓詩外傳》（卷五）有云：子夏問曰：
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也説：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可見西漢初年人，也都以二《南》爲《國風》。
梁啓超的説法，是不可信從的。此外，《國風》和大小《雅》，又都有正、變之説。
《毛詩序》説：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鄭氏《詩譜序》更詳細地説：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紀侯譖之】，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故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衛頃侯（貞伯子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身，親身也。】照鄭康成的説法，凡文、武、成王時詩，皆謂之正詩；懿王以後的詩（鄭氏詩譜所列，無康、昭、穆、共諸王時詩），皆謂之變詩。
兹依鄭氏之説，列表如下（表略）。盛世之詩叫做正，衰世之詩叫做變，這種見解是否合理，我們姑且不論。
即使承認毛鄭之説爲合理，而他們所定的詩的時代，已多半靠不住
如周南召南，顯然有東周時詩，他們都認爲是周初的作品；何況毛鄭認爲豳風諸詩，皆作於成王之世，而鄭氏卻把它列入變風，這豈非自相矛盾嗎？總之，正變之説，本來没有什麽道理，只是詩學史上的陳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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