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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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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萧军对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写给他与萧红的书信的整理、辑录和注释，其中包含编注者对当时历史背景的解说，以及对个人心态的追忆。适值鲁迅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之际，重新出版此书，并附全部原信彩页，兼具现代文学史料辑存和人文阅读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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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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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简精》是中国现代*名作家萧军对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写给他与萧红的书信的整理、辑录和注释，其中包含编注者对当时历史背景的解说，以及对个人心态的追忆。适值鲁迅诞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之际，重新出版此书，并附全部原信彩页，兼具现代文学史料辑存和人文阅读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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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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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32年冬天结识萧红，1934年l1月两人到上海，得到鲁迅亲自指导。1935年出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40年赴延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抗战胜利后，曾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解放后先在抚顺总工会从事戏剧创作和研究。后专门从事写作。先后编写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注释了萧红、鲁迅给他的信。出版了自传《我的童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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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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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萧军
鲁迅致萧军萧红信原信影印
鲁迅致萧军萧红信萧军注释
附录
在上海拉都路我们曾经住过的故址和三张画片萧军
后记萧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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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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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和愿望
这里所注释的只是限于鲁迅先生给我和萧红的五十三封书简。时期由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约为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三六年春我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距离先生的住所近了，几乎每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因此不需要写信了。
萧红已经死了，这一注释的工作只好由我来承担。事实上鲁迅先生在回信中所回答的各个问题，也大多数是由我请问的，给先生写信也多是由我来执笔，因此虽然时间过了几十年，有些事大致也还可以记忆起一鳞一爪或者大致的轮廓。如今我就根据这一鳞一爪、大致的轮廓，写出一些注释来，以佐热心于学习、研究鲁迅先生者们的参证之用，这就是我要把这批书简注释出来的中心思想和愿望。
通信的开始
和鲁迅先生通信开始于一九三四年（青岛）。一九三四年夏季我们由哈尔滨出走，于六月十五日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到达青岛，我记得到达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当年的六月十六日）。
到青岛后不久，我在《青岛晨报》担任副刊编辑。这时期，萧红开始写她的《生死场》；我也继续写《八月的乡村》（此书在哈尔滨时期已经写了一部分）。到当年的秋季，这两部小说基本上全写完了。
一次，和一位朋友孙乐文当时荒岛书店负责人，中共党员闲谈，他说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看到过鲁迅先生，并述说了见到鲁迅先生的情形，这就引起了我要给先生写信的动机。当时我问这朋友，如果把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他说，据说是可以收到的，并鼓励我试试看。同时建议我可以把通讯地点落在他的荒岛书店。这样，即使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托不知道，这是顾客没经过他同意，随便写的，不要用我的真实地址和姓名，免得麻烦我同意他这主意，就冒险地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当时，对于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这封信，以及是否能收得回信，是没有把握的
继续通信
我们到了上海以后，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尽管是住在一个都市里，我们和鲁迅先生商量事情也还是要以通信为手段。事实上由我们所住的当时法租界拉都路到北四川路底鲁迅先生的家，也怕有十几里到二十里路的距离。即使后来我们去过鲁迅先生的家（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也还是以通信为主的，除非必要，或者由先生事先约定，我们也还是尽可能不去先生住处的，免得为他带来可能的麻烦或危险。在上海那种政治情况下，是不能够随便彼此串门的
通信中断
我们搬到北四川路底来住，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不想再分散先生的精力，免得总要他给我们回信，有些琐事顺便和先生谈一下就随时可以解决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内心想法，由于我们觉得自己全年轻力壮特别是我，很想在先生的生活上、工作上能有所尽力，帮助他家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家的生活情况：鲁迅先生常在病中，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工作；许广平先生除开要照管全家的生活以外，有时还要代鲁迅先生抄录稿件；海婴又太小，两个老佣人也全都年纪不轻了，动作已不灵便，看了这种种现实情况，使我们很难过，因此才决定搬到先生的附近来住。我们也向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表达了这点心愿。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什么事全要自力更生，不愿有求于人，因此实际上我们几乎是什么忙也没能够帮上
通信终止
一九三六年夏季间，萧红决定去日本东京，我去青岛，我们在上海的家就拆了。
萧红临去日本以前，我们决定谁也不必给先生写信，免得他再复信，因此她在日本期间，我在青岛期间，谁也没给先生写信，只是通过在上海的黄源兄从侧面了解一下先生的情况，把我们的情况简单地向先生说一说，因为这年先生的病情是很不好的。
鲁迅先生逝世以后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我由北方回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坊，十月十四日和黄源兄一同去看望先生，十九日他就逝世了！
先生逝世以后，许广平先生不愿再在原地方住下去，我就代她在霞飞坊租了一幢房子，她搬过来了。
这期间，鲁迅纪念委员会决定出版一本《鲁迅纪念集》，分配我和另外几位同志，以许广平先生为主体，共同编辑这部纪念集。我们开始整理搜集材料，确定编辑方针和计划，等等。
许广平先生要把鲁迅先生生前自己已经编好了的《且介亭杂文》三集印出，我代接洽了印刷所，并担任送稿、取稿、初校的工作。因印刷所在公共租界，距法租界往返约二十余里路，这任务当然应该由我来担当的。
我们准备离开上海以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以前，《且介亭》三册杂文已印刷完毕，出版了；《鲁迅纪念集》也校完了第一次大样，交给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由他们去付印出版。这期间，我和萧红准备到武汉去。临行以前，把不能携带的或不便携带的书籍、日记、文稿之类，全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位朋友暂代保存，只是鲁迅先生的五十三封书简该怎么办呢？既不能存放在朋友家中，也不便带在身边。因为在这大动荡的时期，我们本人究竟飘流到什么地方去？可能遇到什么命运？生死存亡全是难于逆料的，万一这些书简失落了，毁坏了，或落于他人之手对于我们来说全是一种犯罪；对于鲁迅先生的手泽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批书简尽管名义上是写给我们的，实质上却是写给当时全中国万万千千类似我们这样文艺青年的，我们没有权利据为私产，更没有权利失落或毁坏了它们
和萧红研究的结果，决定由我抄一份副本（为了将来印刷出版所用），连同鲁迅先生书简原件，用了两块手帕包好，交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去了。同时，把自己不能带走的照片等类也交给了许先生。因为她为了保护鲁迅先生的一切书籍、文稿及其他遗物，是不能离开上海的。
后来在许先生主持和其他忠诚于鲁迅先生事业的同志们共同奋斗、努力下，《鲁迅全集》终于得以出版；我们的五十三封信及其他若干封先生的书简也得以集成出版，能够流传到今天，这功绩首先应归于许广平先生以及致力于这一工作的同志们！
三次注释
第一次注释：是在一九三六年先生逝世以后。《作家》要出纪念特辑，我因为一时写不出适当的纪念文章来，就从先生给我们的书简中选出了几封，每一封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以《让他自己》为题名刊载了。由于事隔几十年，我把这件事已经完全忘记。
一九七六年，一次，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同志来问我：我是否把鲁迅先生给我们的书简带到延安去过？或者带过副本去？因为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讲话时，曾引用过鲁迅先生给我们书简中的话
当时我回答他们是：
第一，我绝对没把书简带到延安去过；副本也没有。
第二，我第一次去延安是从山西吉县出发，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到达延安的，而鲁迅先生周年纪念应开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时间上是不对的，晚了约近半年。但毛主席所引用的话，又确是这书简中的话，这话，鲁迅先生也从未以文章形式发表过，这倒真成了一个谜。
后来，还是博物馆的同志代我找到了证据，他们从《作家》上找出了那九封信来，这使我才恍然大悟，这个谜总算得到了解答。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先生逝世以后不久，《作家》、《译文》、《中流》几个由先生支持的刊物纪念特辑先后全出版了。这些刊物肯定会被带到了延安，毛主席可能由《作家》上发现了鲁迅先生的信，因此在周年纪念会上加以引用了。
第二次注释：一九四七、八年间，我在哈尔滨主编《文化报》，当时应读者的要求，我把这批书简加了扼要的注释，在报上连续刊载了。
以上是由我所注释的鲁迅先生书简在刊物和报纸上刊出的两次过程。
第三次注释：是前几年应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同志们的要求，把他们在《书简》中认为有些问题不明白的地方，用铅笔划了出来，而后根据我所知道的作了约两万字的回答。
近两年来，由于全国各地普遍兴起了学习、研究鲁迅先生著作的热潮；鲁迅书简当然也属于学习、研究的材料之一，因此我也常常收到一些信件，询问关于鲁迅先生给与我们的书简中，他们所不知道或不十分清楚的问题。我只有尽自己所能记忆的来给以相应的回答。由于来信者不同，也有时同一个问题要分别回答若干次。为了以上这些原因，家人和亲朋们就常督促我，要我把这些问题尽可能地概括起来，检选一些比较具有普遍意义（典型性）的问题作一综合性的回答，能够在什么刊物上登载出来，如此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比较科学化一些。
我考虑了一番他们的意见，今天就决定这样办了。
几点声明
最后，在这里附带做几点声明：
第一，这虽然名为书简注释，但在注释过程中，也可能会牵涉到与注释无直接关系的话，因此就定名为《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如此范围就可稍宽广些。
第二，在注释过程中，凡遇到具体的人和事，注释者本人应该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客观而不能任意参入个人的成见或感情上的杂质。但人终归是要通过个人主观来观察、对待一切事物的，我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应该欢迎读者或与本问题有关的人，提出应有的意见或辩解。
第三，鲁迅是每一个正直的、求进步的中国人民的鲁迅，因此学习、研究、维护、发扬鲁迅的文学事业、革命战斗精神，也应该是每一个正直的、求进步的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注释者本人是崇敬鲁迅先生的，也是当年曾被这位伟大的人所哺育、教育过的千百万文艺青年之一，吮他的乳和血而长成起来的青年之一。因此，我只能尽我所能尽的力量，与崇敬鲁迅先生的人无论老年或青年而为他所奠基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革命战斗精神，有所发扬和光大！
第五，鲁迅精神是伟大的，我们要用它来武装中国人民的灵魂，铸造中国人民的灵魂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灵魂，这是百年、千年、万年的大事！只有具备这样灵魂的人民，才是不可战胜的人民，伟大的人民！
我以为，鲁迅先生这批书简，也就是他的全部精神遗产中的遗产之一，武装、铸造中国人民灵魂的工具之一。
第六，自从这批书简注释开始以后，就分别在各地各家刊物上陆续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七日已算全部注释完了。
当前年一九七六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时，我曾写下了两首古体七律诗，谨附录在这里，以作为这前言的结语：
一
四十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
嶙嶙瘦骨余一束；凛凛须眉死若生！
百战文场悲荷戟；栖迟虎穴怒弯弓。
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
二
无求无惧寸心参，岁月迢遥四十年！
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
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
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初写于北京东坝河
椒园，十月七日和一九八〇年五月九日重录改于银锭桥西海北楼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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