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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的掌纹系列
《自然骨魄》《大地栖居》《华夏边城》
华夏大地的每一处褶皱，都堆叠着厚厚的文化层，
像是掌纹，讲述我们民族生存的故事。
我奔赴各地，细致查看，努力破解那些紧攥在掌心的秘密。
与手相学家的不同在于，他们预测未来，
我阐释什么样的过去造就了今天。
他以非凡的眼界，观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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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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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最恢宏的创造物。偏处一隅的边陲城市，扎根于当地奇异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之中，经受着异族文明的强烈冲击。每座城市都独一无二，但边城就像那些远离父母关爱的孩子，身世沧桑，性格倔强，最让人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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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萧春雷
男，作家，曾用笔名司空小月、郭又惊、十步等，福建泰宁人，从事文学、艺评和人文地理写作。《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等人文地理杂志特约撰稿人。著有《时光之砂》、《文化生灵》、《我们住在皮肤里》、《猎色：国外后现代摄影30家》、《人类如果卵生：萧春雷艺术随笔》、《阳光下的雕花门楼》、《嫁给大海的女人》、《风水林》、《世族春秋：宁化姓氏宗祠》等十余种。现居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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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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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都是城市鉴赏家 001
古城：河西汉唐城市群 011
穹窿银城：寻找象雄故都 049
拉萨：孤独有如皇冠 095
喀什：维吾尔族人的焦虑 131
重庆：留不住的江湖袍哥 165
长沙：先天下之乐而乐？ 197
厦门：大陆的小女儿 227
后记 我的人文地理写作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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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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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都是城市鉴赏家
城池是定居民族的防御性建筑，而游牧民族来去如风，很少建城。2013年元宵期间，我和《华夏地理》编辑易水艰苦跋涉，在河西走廊寻访了四五十座古城。在兰州采访李正宇教授时，他告诉我两个规律：第一，汉人建的城都是方形或长方形，不规则的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建的，比如三角城、椭圆城；第二，古城的大小与等级相关，郡城周长都在1200米以上，县城约1000米，乡城则在400米以内。
河西地区战乱频仍，绿洲无常，荒漠里埋藏着无数遗失名字的城池。荒废在高台县大漠里的骆驼城就是一例。这座周长2000余米的长方形大城，论规模超过了张掖、敦煌等郡城，绝非无名之辈。但它到底是古代的哪座城池呢？好几代人为之伤神，最终，现代考古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城外的墓葬证实，骆驼城先后曾为汉表氏（是）县城、前凉建康郡城、北凉沮渠蒙逊政权的都城、唐建康军城，唐末从史籍中失踪，被风沙埋没了一千年。
汉唐经营西域，在河西留下了上百座各种类型的城池，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城市沿走廊一字排开，像铁链一样高效组织起来，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坚强通道。事实上，它们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驿站。安史之乱后，少数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中原王朝被迫另开海上丝绸之路。中西阻隔，驼队断绝，灿若珠宝的河西城市群尽数没落。多少彪炳青史的伟业，沦为大漠里一座座可疑的荒城。
我关注的城市，多数是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缘城市，或者边陲城市。相对于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独一无二的京师、首都、中央之城，这些天高皇帝远的边城自由散漫，个性鲜明，在中国的城市体系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自发明了农业之后，人类开始聚集定居，较大一些的聚落形成了城市，但城市之间，差异极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率先进行了城市类型学研究。他说，欧洲古代城市如雅典、罗马，实际上是军事中心；中国的城市则是政治和行政中心；只有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城市，才开始形成经济中心，并发育出市民社会，成为现代城市的先驱。
在韦伯的眼里，中国古代那些壮丽和繁华的城市，不论是长安、北京、南京、杭州，根本就不叫城市，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他曾经为资本主义城市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城市是一个共同体，聚落至少得具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而且还得有下列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及法律（至少部分是自己制定的）；（4）具有团体的性质；（5）至少部分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通过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其中，自己的法律、市民团体、部分自治，都是中国城市闻所未闻的。
那么，中国古代的城市是什么呢？《周礼》开篇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大意是：只有君王可以建立国家，辨正空间方位，以国家体制经营四方，按不同职能设置官位，让民众接受管治。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完全体现了这一礼制原则，将国家官僚体制空间化。
你可以通过城市体系来理解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传统的城市，几乎均为各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并依据行政级别，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系统。金字塔的顶端是京师，那里有巍峨的宫殿和孤独的皇帝；第二级是各省治所，也就是省会城市；第三级是各府治所，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第四级是各县治所，为最低级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群是高度政治化的，俨如官场，城市的等级与城市首长的行政级别完全一致。
被选中为京师的城市就是这个中央之国的中央之城。没有哪个城市注定成为京师。皇帝在哪里，京师就在哪里，京师一定最大。天子实十二里之城，诸侯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周朝天子所居之城，城墙每边长12里（1里为500米），其他城市则按官爵等级递减，只能建城墙每边长9里、7里、5里的小城。逾越分寸，就是犯上作乱、准备造反了。
首都是以皇宫为核心建立的政治城市，各个次级政治中心省城，则围绕着省级官署建筑群而建，县城围绕着县级官署而建。中国的每座行政城市都是相似的，都是一个小小的皇城。
古代中国留下的遗产，许多已经损坏，但高度政治性的城市体系完好如初。我们看如今的中国城市，依然按照首都、直辖市和省城、地市级城市、县市级城市这样的等级序列排列前些年又增加了副省级城市。中国大地上的城市体系，首先是一个个不同级别的政治中心，是国家行政体系的空间布局，工商业是次要的。按韦伯的定义，它们依然是古代城市。
青藏高原上的城市与内地截然不同。许多人误以为拉萨的中心是布达拉宫王权的象征，其实拉萨的真正中心是大昭寺里的那尊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围绕着佛像，仿佛涟漪，荡漾出三圈越来越大的同心圆转经道囊廓、八廓和林廓，建立起拉萨的神圣空间，同时也是城市空间。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城市崇拜权力，以皇宫、官署为中心，近代城市崇拜财富，以港市、金融中心和CBD（商务中心区）为中心，那么，拉萨则是一座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城市。我觉得，拉萨不但是地理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高原城市，丰富了中国的城市类型。
青藏高原上的第一座城市，应该是阿里地区的穹窿银城神秘的象雄王国国都。象雄是本教发源地，七世纪时被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摧毁。有人认为穹窿银城遗址在札达县的曲龙村，有人认为在噶尔县古如江寺的卡尔东。如果你相信前者，穹窿银城就是秘藏于土林窑洞里（札达窑洞比陕北窑洞简陋得多）的一座都城。但我倾向于认同后者，穹窿银城是一座矗立在高台上的城市，三面悬崖绝壁，与本教神山冈仁波齐峰遥遥相望。
无论如何，这座矗立于喜马拉雅之巅的穹窿银城，位于印度、中亚和中国三大古文明交会处，像神话一样光辉和壮丽的穹窿银城，已经荡为废墟。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城市，因为深受地理环境、民族传统和境外文化的影响，往往独具一格，洋溢着异域风情。我国最西端的城市喀什维吾尔族聚居地，是一座为适应干旱气候条件而建造的城市，明显属于中亚城市谱系，与阿富汗的喀布尔、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相似。
生土建造的喀什老城，街巷狭窄曲折，宛如迷宫。乾隆年间的《回疆志》描述说：喀什噶尔旧有土城一座，不圆不方，周围三里七分余。这是一座自然生长的有机城市，无中心，非对称，由无数个围绕着小清真寺的社区组成，但所有的道路都通往艾提尕清真寺。有意思的是，作为喀什最大的信仰中心，艾提尕清真寺并非老城地理中心，两百年前，它甚至在老城之外。
如果说中原的城市讲究辨正方位，强调中心、对称和中轴线，试图营造一个对应皇权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城市空间，那么，拉萨与喀什这两座边城却大异其趣，信仰至高无上，城市结构亦因此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
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或长江下游，长期受到忽视的内陆城市重庆、长沙，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边城。
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重要性，但地理因素也会发生变化，有时，一座城市得耐心等候自己的时代。在农业社会，缺乏耕地的重庆山城平平淡淡，淹没在全中国成百上千座普通府城之中。作为长江上游水运中心，重庆的地理优势体现在交通和军事方面，它的机遇是商贸或战争。1891年通商开埠，重庆迅速超过成都，成为西南地区商业重镇；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的三线建设，又让重庆超越武汉，转型为一座重工业城市；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工程，则把重庆推上中国第四座直辖市的宝座。
坐在渝中半岛的朝天门码头，凝视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我感到微微的晕眩。1927年，重庆的正式人口统计只有20.8万人；如今，主城区人口已经超过了千万。对重庆而言，过去的两千年仿佛只是一出冗长的序曲，为近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和脱胎换骨做足了铺垫。重庆转身之快，让人猝不及防，许多人还沉湎于江湖码头、袍哥往事时，它已经变成了现代工商业大都市。
这可以解释重庆人性格中的矛盾。国人公认，重庆人豪爽、忠勇、尚义、火爆、冲动、耐劳、草根，然而前两年重庆市评出的十大本籍历史名人巴蔓子、赵智凤、秦良玉、邹容、赵世炎、刘伯承、聂荣臻、卢作孚、邱少云、杨尚昆，其中只有巴蔓子和邹容两人比较像典型的重庆人。我想，所谓的重庆性格或许只是这座城市在商贸时代留下的码头文化遗产，农业时代的重庆并非如此，工业时代的重庆亦非如此。我们仍然沿袭着过去对它的印象，事实上，如今的重庆人充满激情，再也不是当年那些袍哥了。
时事变迁，城市的性格随之演变。自古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谁知到了后世，竟有吴下民风柔弱的说法。清中叶以前，湖南只是寻常的内陆省份，在偏僻的山村，一代代湖湘学者传授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却从无实践的机会。自广西太平天国起义军过境湖南，仿佛打开了历史暗藏的某个闸门，湘籍子弟倾巢而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毛泽东、刘少奇，随便列举一些名字，都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过闪亮的光芒。
在国人的记忆里，崛起于近现代的长沙，是一座忧国忧民、勇担道义、充满血性的城市。1995年，有10万长沙市民走上街头投票，选出的长沙精神还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后长沙以洗脚店、酒吧、演艺吧闻名全国，湖南卫视以娱乐综艺节目崛起，长沙市政府宣布打造中国娱乐之都，长沙多次入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长沙人不再心忧天下，而是先天下之乐而乐了。新旧长沙，城市形象大相径庭。
我觉得，城市没有固定的本质，如同人类一样，它在不同时期显露不同的面目。长沙人位居边鄙，但被湖湘学风培养得心高气傲，一心要出人头地。如今既然不需要他们流血救国了，他们只好将旺盛的精力转移到声色犬马上。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必须做得最好，站在时代的潮头。老话说：性格决定命运。
远离京师的东南沿海，发育出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传统。明末清初，郑氏家族（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祖孙三代）掌控的海上武装力量达到鼎盛，立足厦门、金门，对抗清政府、荷兰两大国家力量。1661年，郑成功率领闽南子弟兵渡海东征，赶走荷兰人。此后，大量闽南人以厦门为口岸，过台湾、下南洋，把中华文化散播到东南亚地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后来又开放了天津、大连、武汉等更多沿海沿江口岸。作为全球贸易的一环，这些城市迅速变成各地的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古老中华诞生了第一批近代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近代城市并非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它们多位居边地，因港而兴，城市空间围绕着港口码头而展开。因为最具现代性，这些口岸城市最有活力，成为近代中国的明星。
厦门是我最熟悉的城市，犹如描述一个亲人，我不想陷入考据与细节，而是直抒己见，谈论地理环境和通商开埠对这座岛城精神气质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最恢宏的创造物，深受山川地理、行政建制、国家政策、人口族群、区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偏处一隅的边陲城市，扎根于当地奇异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之中，感受异族文明的强烈冲击，往往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每座城市都独一无二，但边城那些远离父母关爱的孩子，身世沧桑，性格倔强，最让人动情。
有无数种阅读城市的方式，如见闻录、游记、画册、杂感、回忆录、特写、论文、城市史、专题调查、新闻报道等等，我选择了最困难的一种：全景式叙述。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应《华夏地理》杂志读城专栏之约而写的，责任编辑易水十分认真，要求我在一篇万余字的文章里正面讲述一座城市的来龙去脉、独特命运和精神气质。采访和写作过程十分艰辛，但深入了解了这些城市的隐秘之后，便有魂梦相通的感觉，与之变成了亲密的友人。喀什、拉萨等地的每一则新闻，从此都让我揪心。
象雄故都，河西诸城，内陆、边疆和海防城市，收入本书的七篇文章是精心选编出来的，构成一个小小的跨时空群落，从各个角度呈现中华边城的多样性。
从前，我们以一个城市为家，只认识有限的几座邻城。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旅行，飞机和高铁每日行经许多城市；我们阅读新闻，每天过眼全球无数城市的信息。无意之中，我们都成了城市鉴赏家。茫茫城海，谁曰无情？每个鉴赏家都有心中挚爱，或许这些感动过我的城市，也让你魂牵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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