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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近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理论体系的高峰之作
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代表作
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鼎力推荐的经典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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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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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别论述了国防经济学、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二十年前之国防论、十五年前之国防论、中国国防论之始祖、现代文化之由来与新人生观之成立。作者汲取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说明战斗力与经济力是不可分的 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配合一致强兵必先理财的道理。另外，该书还论述了建军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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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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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名方震，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早年赴日留学。二十九岁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三十七岁与梁启超、徐志摩等共赴欧洲考察。五十四岁出面斡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关系。五十六岁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一九三七年夏出版代表作《国防论》，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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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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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第一篇
国防经济学
003 导言一
008 导言二
014 导言三
021 第二篇
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
023 第一章世界军事之新趋势
033 第二章兵学革命与纪律进化
045 第三章介绍贝当元帅序杜黑制空论之战理
055 第四章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
063 第三篇
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065 第一章从中国历史上解释
072 第二章从欧洲历史上解释
081 第四篇
二十年前之国防论
[见《军事常识》民国六年（1917年）出版]
083 第一章政略与战略（敌与兵）论战志之确定
088 第二章国力与武力与兵力
094 第三章义务征兵制说明
104 第四章军事教育之要旨
117 第五篇
十五年前之国防论
[见《裁兵计划书》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版]
119 第一章裁兵与国防
138 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148 第三章义务民兵制草案释义
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孙子新释》民国二年（1913年）著]
193 第七篇
现代文化之由来与新人生观之成立
（《罗马游记》之片段）
195 第一讲古迹与新迹
202 第二讲美术与宗教
211 第三讲个人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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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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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缘起
往者在东，得读《大战学理》及《战略论》诸书之重译本，尝掇拾其意义附诠于《孙子》之后，少不好学，未能识字之古义，疑义滋多焉。庚戍之秋，余将从柏林归，欲遍谒当世之兵学家，最后乃得见将官伯卢麦，普法战时之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也。其著书《战略论》，日本重译者二次，在东时已熟闻之矣，及余之在德与其侄相友善，因得备闻其历史；年七十余矣，犹好学不倦，每岁必出其所得，以饷国人。余因其侄之绍介，得见之于柏林南方森林中之别墅。入其室，绿荫满窗，群书纵横案壁间，时时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据案作书，墨迹犹未干也。余乃述其愿见之诚与求见之旨。将军曰：余老矣，尚不能不为后进者有所尽力，行将萃其力于《战略论》一书，今年秋当能改正出版也。乃以各种材料见示，并述五十年战略战术变迁之大纲，许余以照片一，《战略论》新版者一，及其翻译权。方余之辞而出也，将军以手抚余肩曰，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也（是书现有德文译本，余所见也）。顷者重读《战略论》，欲举而译之，顾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于东西犹复留其伟迹教我后人，以余所见菲烈德、拿破仑、毛奇之遗著，殆未有过于此者也。子孙不肖，勿克继承其业，以有今日而求诸外，吾欲取他国之学说输之中国，吾盍若举我先民固有之说，而光大之。使知之所谓精义原则者，亦即吾之所固有，无所用其疑骇，更无所用其赧愧。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放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嗟夫，数战以还，军人之自馁极矣，尚念我先民，其自觉也。
计篇
总说 此篇总分五段，第一段述战争之定义，第二段述建军之原则，第三段述开战前之准备，第四段述战略战术之要纲，第五段结论胜负之故。全篇主意，在未战二字，言战争者，危险之事，必于未战以前，审慎周详，不可徒恃一二术策，好言兵事也。摩耳根曰：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前，实此义也。
第一段
兵者，国之大事；
毛奇将军自著《普法战史》开章曰：往古之时君主则有依其个人之欲望，出少数军队，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结和平之局者，此非足与论今日之战争也；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
格鲁塞维止著《大战学理》第一章，战争之定义曰：战争者，国家于政略上欲屈敌之志以从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
伯卢麦《战略论》第一章曰：国民以欲遂行其国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
既曰事，则此句之兵，即可作战争解，顾不曰战而曰兵者，盖兼用兵（即战时运用军队）制兵（即平时建置军队）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伯卢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注解矣，岂不异哉。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案，死生者个人之事，存亡者国家之事，所以表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而即以解释上文之大字。察者，审慎之谓，所以呼起下文种种条件：
第二段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此段专言内治，即平时建军之原则也。道者，国家之政治；法者，国军之制度；天地人三者其材料也。中国古义以天为极尊，而冠以道者，重人治也。（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法者，军制之根本，后于将者，有治人无治法也。五者为国家（未战之前）平时之事业。经者本也，以此为本，故必探索其情状。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毛奇将军《普法战史》第一节，论普法战争之原因，曰：今日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志意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启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断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国民之虚矫心，而使之不战。故普法之役，普之军队仅以维持大陆之和平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适足以卷邻国（自指普）于危亡旋涡之内。
此节毛奇所言，盖指法国内状而言也。拿破仑第三，于俄土奥意之役，虽得胜利，仅足以维持其一时之信用，而美洲外交之失败，国内政治之不修，法国帝政日趋于危险。拿破仑第三欲自固其位，不得不借攻普之说，以博国民之欢心，遂至开战，故毛奇曰懦弱之政府云云。
《普奥战史》第一章摘要，自拿破仑之亡，普人日以统一德国为事，所持以号召者则民族主义也。顾奥亦日耳曼族也，故普奥之役，时人谓为兄弟战争，大不理于众口，而议会中方且与俾士麦变为政敌，举前年度之陆军预算而否决之。千八百六十六年春夏之交，普人于战略政略之间乃生大困难，盖以军事之布置言，则普国着手愈早则利愈大，而以致治之关系言，则普若先奥而动员，微特为全欧所攻击，且将为内部国民所不欲。（西部动员时，有以威力强迫始成行者）普王于是迁延迟疑，而毛奇、俾士麦用种种方法仅告成功，苦心极矣。数其成功之原因，则一为政府之坚忍有力，二为平时军事整顿之完备，三为军事行动之敏捷，卒能举不欲战之国民而使之能战。
案本节文义甚明，所当注意者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案正式之文义，例亦不胜枚举，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倒持，以成覆败之役。特举普奥战役之例，以见民虽不欲战，而政府有道，犹足以令之，以挽危局为安全，可见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两句决非寻常之叠句文字。与民死，固难。（普奥之役之普国）与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时之法国）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广狭死生也；
案观下文天地孰得之语意，则知此所指，乃天时地利之关于国防事业者，曰阴阳，曰寒暑，曰远近，曰广狭，皆确实之事实。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于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另有说）而不知孙子当时固未尝有此说也。
时制云者，时，谓可以用兵之时，制，限也，谓用兵有所限制也。如古之冬夏不兴师之谓。日俄之役必择正二月中开战，预期冬季以前可以求决战等类是。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格鲁塞维止《大战学理》论军事上之天才文，摘译如左：
细论（甲）勇
战争者，危险事也，故军人第一所要之性质为勇：
勇有二：一为对于危险之勇，一为对于责任之勇。责任者，或指对于人而言，或指对于己之良心而言，兹先论第一种对于危险之勇。
此勇又有二：有永久之勇，有一时之勇。永久之勇，为不惧危险，此则或出于赋禀，或成于习惯，或由自轻其生命而生，要之皆属于恒态，永久的也。
一时之勇，由积极之动因而生，若名誉心，爱国心，及其他种种之感奋而出者是也。此种之勇，要不外乎精神之运动，属于情之区域，为非恒态。
二者效果之异，可无疑矣。恒态之勇，以坚固胜，所谓习惯成自然，无论何时，不离其人者也；感情之勇，以猛烈胜，而不拘以时。前者生节操，后者生英气，故勇之完全者，不可不并有此二者。
（乙）局面眼（慧眼）果断
战争与劳动困苦相连，军人欲忍而不疲者，则其身心不可不具有一种堪能之力，人苟具此力，而不失其常识，则已适于战争之用，吾侪尝见半开化之国民中，颇有适于战争者，不外具此力也。
若进一步而为完全之要求，则军人不可不有智力。
战争者，推测之境界也。凡事物为军事动作之基础者，其四分之三，常不确实，譬在云雾中，或浓或淡，惟有智力者能判断之，于此中而求其真，寻常之人，或亦偶得其真，又有以其非常之勇，而补其智之所不及者，偶然而已。若综合全体而论，其平均之成绩，则不智者终不能掩其所缺；战争者，不虞之境界也。人生事业中最易与意外之危险相触者，莫如战争，主将于此不能不为之稍留余地，而诸状况不确之程度愈增，事业之进步亦愈困难。
情况之不明，预料之不确实，与意外之事变，常使主将生所遇者恒与所期不相侔之感。而影响即及于各种计划，其或竟举前计直弃之，而易以新，而一转瞬间，新计划之根据又不见完全。盖战状云者非一时尽现，日有所闻，日有所异，而此心常皇皇于所闻所异之中。
当此而能镇定者不可不具二种性质：一曰智，智者如行路于黑暗之中，常能保有一点之光明，而知本线之在何方者也。一曰勇，勇者使人能借此微弱之光明，而迈往前进者也。彼法人之所谓局面眼（慧眼）Coup
d''oeil 者，此则谓之果断，果断云者，勇其父而智其母。
此法语之所由生，盖谓战争以战斗为主，而战斗则以时间及空间之两要素为体。当时骑兵之使用，及其急剧之决战，凡一切皆以迅速及适当之决断为成功之要诀，而形容此时间空间之目测力，谓之为慧眼。兵学者迄今以此古义释慧眼者不少，盖凡动作迫切之时而能下适当之决断者，无非由此慧眼而生。例如发见适当之一攻击点等，则尤可见慧眼云者，非仅谓形体上之目，实兼指心目而言者也。
由慧眼乃生果断，果断云者，则所谓责任之勇也。又得云精神之勇，法语名之曰心勇，以其由智所生故也。然此勇之生，虽由于智，而其动则不由于智，而由于情。盖智者不必有勇，且多智之人，往往有临难而失其决断力者，吾侪所尝见也。故智尚矣，尤赖于情之勇。大抵人当危急之秋，与其谓为智所左右，毋宁谓为情所左右也。
临事之苦于疑虑，尤恐其陷于犹豫也，则果断要矣。世俗常以冒险大胆暴虎冯河之勇为果断，然吾侪则以为若不具完全之理由，决不许以果断之称；完全之理由，则由智力而得者也。
果断生于智，而成于勇固矣。然观察之智，感情之勇，仅曰兼也，实犹未足，所贵者，则二者之调和力也。世有人，其心目颇能解释困难问题，而平生当事，亦未尝无勇。顾有一临应行果断之机会，而忽失其能力者，则智力不融洽，故不能交互而生第三者之果断也。彼无智者，即遇艰难，未尝思想，即无忧虑，幸而成功，则例外也。
是故吾辈论果断者由智力之特殊方向而生，与其名之曰英迈，毋宁谓为强硬之脑髓。左之事实则足以证之，即在下级官时，颇能决断一切，一旦进级稍高，即失其固有之能力者，盖此种人明知不能果断之害，而目下所遇诸事务，又非从前所习惯，而固有之智力，遂失其作用也。此其果敢之动作，习之愈久，犹豫之危险愈大，见之愈明，而决断力之萎缩乃愈甚。
常住心（恒）
性质之邻于果断者为常住心。当不意之事变，能得正当解决（此属于智），而急危之际能保守其固有之宗旨者也（此属于情），固不必属于非凡之列。盖同一事也，出诸深思熟虑之余，则为平淡无奇，而当急剧之际，乃仍不失其深思熟虑之态度，则常住心之所以可贵也。此种性质，或属于智之活动，或属于情之平衡，则视际会之何如以为定。顾智与情，二者苟缺其一，则失其常住心。
（丙）不拔 坚固 忍耐 感情及性格之强健
战争者，由四原质所成之蒙气围绕之，曰危险，曰形体之劳苦，曰不确实，曰不意是也。入此蒙气中而能兼确实之动作与完全之成就者，不能不有赖于智力交互之力，战史所称述之不拔，坚固，忍耐等，要不外由此力之变化而出。简言之，则诸英雄此种性质之表现，不过自唯一之志意力而出。顾其现象，则相似而不相同。试分析如下：
欲使读者之想像易于明了，不可不先提起一问，曰：凡重量负担抵抗等之加于主将之心上，而足以挑起其心力者，何耶？答之者必曰：此种重量未必即为敌人之行为也，盖敌人之行动，直接及于兵卒而已，与指挥官不相触。例如敌若延长其抵抗之时间，由二时至四时，则指挥官唯使其部下加二时间之形体危险而已。此种数量则地位愈高，价值亦愈减，在将帅之地位言则战斗延长二时间之差，又何足论。唯敌之抵抗，次第影响于主将所有之诸材料（合人员材料而言），抵抗愈久，消耗愈多，则间接及于指挥官之责任问题，则是主将所痛心，而意志之力因之触发者也。
然指挥官负担之最重且大者犹不在此。
当军队犹有勇气，犹有好战之心，则动作轻快，其劳指挥官意志之力者盖少。战况一及于困难，则如平常随意运转之机关，忽生一种抗力，非敌人之抵抗，而我兵之抵抗也，非必其抗命抗辩也。（当是时抗命抗辩亦时时有之，兹所云者指概况言。）
流血既多，军队之体魄、道德诸力均为之沮丧，忧苦之情起于行列之间，而此情遂影响及于指挥官之心，主将于此仅持我心之不动未可也，尤贵逆众庶之心而支之。众庶之心力，既不能自支，则其意志乃悉坠于将帅一人之上。众庶之希望冷矣，则由主帅胸中如燃之火而使之再温；众庶之未来观暗黑矣，则由将帅胸中皎洁之光而使之再明，夫如是始足以成功。非然者，将帅将自失其心力，而众庶将引将帅而堕于自卑之域，世有因危险而忘耻辱者，此其由也，是为将帅不可不支持之最大抵抗。此种抵抗，人愈多则愈长，地位愈高则愈重。
凡临战所以激人之感情者甚伙，其能最久而有力者，莫如名誉心。德人于此语附以好名之鄙义，盖谓滥用之，易生不正之动作者也。然溯此心发动之原，实属于人性中最高尚之域，而为战争中发生动力之枢纽。彼爱国、复雠诸感奋，或则高尚，或能普遍，或能深入，然不能驱名誉心而代之。盖爱国心等为全军所共有，非不高尚也，而主将于此则无由自别于群众，而不足生其较部下为更大之企图。名誉则按其等以差，而各种机会，各种动作，皆若为各人所私有，无不思所以利用之。以名誉为产业。而各极其鞭策竞争之致，则成功之由也。古来有大将帅而无名誉心者乎，未之见也。
坚固者，于各事之冲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谓；忍耐者，则意志抵抗之自时间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则相异。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则不能不借于智之彻，盖行为之继续愈长，则对于行为之计画亦愈密，而忍耐力则实生于智力之计画者也。
（丁）感情之强健
欲进论感情及性格之强健，不可不先释强健二字为何义。感情之强健云者，决非谓感情猛烈，或易于激动之谓。不论何种感动激刺而其人常能随智力为动作者，是为感情上强健。此性质果由智力而生乎？一疑问也。世有优于智力者，而忽为情所驱使，遂妄动妄作者，论者犹得曰智有大小广狭，而此必其小而狭者也，顾吾人则以左说为近于真。
当情之炽而能随智为转移，吾侪名斯人以为有自制之能，此自制力则生于情者也。伟人当情至于激，则别生一种情以平衡之，而亦无害于前者之激情，得其平而后智力之作用现。顾此特别之情又何自生乎，曰生于自尊心，彼盖终身不忘为万物之灵也，故其动作不背于有智虑者之原则。则吾侪以激情虽至极致，而犹能不失其平衡者，谓为感情之强健。
感情上之人物，大别为四类：第一种，为无情之人物；第二种，则情易动而常不逾矩，人所谓多情而静稳之人物；第三种，则其情易于刺激，一时虽猛烈，而消灭则甚易；第四种，则其情甚不易动，而其动也不急剧，必以时，顾一旦既动，则且强且久，既深且激。此四种之差别与体魄上亦大有关系，吾侪不欲以薄弱之哲学，为高深之研究，但举此四类人而论断其于军事上之关系，兼以释明此感情上强健之义。
无感情者，容易不失其平衡，然不能谓感情强健。盖此种人全无发动力者也。其于军事上有偏颇之器能，用之得其宜，亦足以奏多少之功，顾不能得积极之效果，然亦不至于偾事。
第二种之人物，颇足以经营小事，而临大事则易为所抑压。例如见一人之横祸，则能披发缨冠以往而视，及国运之将亡，民生之病苦，则亦徒自悲痛而不能自奋。此种人之于军事，其动作颇能和平，而不能建大功，其或智力出众，未始不可建特殊之事业，然而鲜矣。
情之易激而烈者，既不适于世矣，彼其长在于发动之强，而其短则在经过之速。此种人物若加以名誉心，则颇适于下级军官之用，盖其职务之动作，以短时间而告终也。鼓一时之勇以为大胆之攻击者，数分间事耳，反之一会战为一日数日之事，一战役为一年二年之事业也，则与此种人实不相宜。感情速而易变，一失平衡，即成丧气，是用兵者所最忌也。然必谓易于激动之人必不能保其感情之平衡，是又不然，盖易激之人，思想颇高，而自尊之情，亦即由之以生，故其事之及于误也，则常惭愧不能措。故若裕以学问，加以涵养，阅历渐深，亦能及于感情强健之域。
大凡军事上之困难，犹若大容积物之压迫然，旋而转之，非大有力者不可，具有此力者，则惟此第四种具深潜激情之人。此情之动犹若巨物之前进，其速度甚小，其效果则甚大。顾以此种人为必能成功，则亦属误解，未开国之英雄，一旦因自制力之缺乏而挫折者，屡屡见也，是亦由其智力之不足，而易为情所驱使者也，然顾开明国中亦未始无之。
我侪于此不惮反覆重言以申明之，所谓感情上强健者，非其情感发动之强之谓，当强情之发能不失其平衡，而动作犹为智力所支配，譬若大舟涉风，颠倒辗转，而罗盘之针尖，常能不失其方向，是为感情之强健。
性格上之强健
性格之强健云者，即人能确守其所信之谓。所谓信者，固不问其说之出于人，或出于己也。意见之变易，不必由于外来之事物，即一己智力之因果作用，亦足以生影响，故人若屡变其意见，则不能谓之为有性格之人。性格云者，确守所信，而能持久者也。如持久力或由于聪明之极或由于感觉大钝，其在军事，则印象及于感情者强，而所见所闻之变幻不可测，乃至于怀疑之，甚且举其已定之径路而逸出者，决非与世间常事所能同日语。
战时而欲决行一事，其根据大都属于臆测，决不明了。故各人意见之不同，亦以战事为最。而各印象之潮流，乃时刻迫其所信而覆之，此则虽毫无感觉之人，亦不能不有所触动，盖印象过激而强，则其势必将诉诸感情也。
故非见之极深，知之极明，则不能确守其固有之原则以指导一切。惟原则与事实，其间常有一种间隙，弥缝于其间者，则不仅持推测因果之智，且有赖于个人之自信力。故吾人当动作之始，不可不先有万变不离之信条，苟能确守信条，不为物动，则行为自能一贯，此则所谓性格之强健也。
感情能常得其平衡，则大有助于性格，故感情之强健者，其性格亦多然。
吾侪于此，又不能不举类似此性之执拗（愎）一言之。
执拗云者，人之所见愈于己而拒绝之之谓。既有能力足以自成一见解，则其智力必有可观者在，故执拗者非智之失而情之失也。盖以意志为不可屈，受他人之谏而不快者，要皆由于一种我见。我见云者，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世有顾影而自喜者，其性质实与执拗类，其不同者，彼则在外观而此则在事实也。
故吾人以为感情不快之故，而拒绝他人之意见者，是为执拗，是决不能谓为性格之强健。执拗之人往往以智力不足，而不能具强健之性格者。
案格氏此说，其论果断为智勇交互之结果，及名誉为坚忍之原动等，精矣详矣，顾仅足似解原文之半，何者？盖格氏之说，专为临战而言，而孙子之五字，合平战两时而兼言之也。曰信，曰仁，曰严，盖实为平时所以得军心之原则。在近日之军制度修明，教育精密，则有赖于主将之德者较少，三者之用不同，而其极则为众人用命而已，此则军纪之本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案，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任官之道；主用者，主将之作用也。以今日之新名词解之，则军制之大纲也。主用者最高军事机关之设备，若参谋部之独立，君主之为大元帅，皆直接关于主将能力，威严信任之作用者也。官道者所谓官长之人事，也凡进级补宫等事属焉。道之字义形容尤极其妙，道者狭而且修，今观各国军人之分位令何其似也。曲制者则军队之编制也，观下文法令执行之意，则知法者含有军纪之意。国军之强弱以军纪为本，而人事整顿，部队之制度，主将之权威，实为军纪之基础，而建军之原则尽于此矣。
参照后文凡用众如用寡者分数是也义，分数云者，即编制之义，所谓曲制者是也。
此节杜氏注谓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则似举编制经理兼言，就本节论，文义较完，惟就上下语气考之，则此节似专指编制言，故以主用为主将之作用。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此为第二段之终，所述者，仅建军之原则，而即断之曰胜，曰不胜，可见胜不胜之根本问题，在此不在彼也。
第三段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
案此则言未战以前，人主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死者不可以复生，亡者不可以复存，故孔子曰临事而惧（临者将战未战之际之谓）此节连用七孰字，正以形容此惧也。
强弱无定衡，故首重在比较。然有形之比较易，无形之比较难。此节所言，则属于无形者居多。今各强国之参谋部，集全国之俊材，所以劳心焦虑，不皇宁处者，则亦惟此数问题之比较而已，此种盖有两难：
第一为知之难。吾入于普通之行事，有误会者矣，于极亲之友朋，有隔阂者矣，况乎国家之事，况乎外国之事，而又涉于无形之精神者乎？必于其政教风俗，人情历史，一一融会贯通之，而又能平其心气，锐其眼光，仅仅能得之，而未必其果然也。当俾士麦为议院攻击之时，孰敢谓普之民能与上同意也；当苦落伯脱金于俄土战役之后（苦于俄土之役为参谋长，著有声誉），孰敢以今日之批评语讥之？普法战役之初期，毛奇乃与第一军长相冲突，日俄战役之终期，而儿玉（参谋长）乃与各军长生意见，幸而战胜，故说之者寡耳，非然者则岂本亦为胜败原因之一，啧啧于人口哉！况军纪之张弛，教育之精粗，非躬与士卒同起居，则不能识其真价。
（毛奇之言）而精神诸力又容为物质所误，读日俄战争前欧洲各报之评论，盖可见也。故此节曰索其情，索者探索之意，言必用力探索始能得其情也。
第二为较之难。较之云者，言得其彼此之差也。无论何国，有其长必有其短，其间程度之差，有甚微而其效甚大者。今以最浅显者譬之，例如调查两军队射击之成绩，而此较之，甲平均得百分之零三（即千发中中三的），乙得百分之零三五（即千发中中三的半），此固有种种关系不能定为孰优孰劣，然一战役间，假定每兵彼此人数相等，则乙已可灭甲之半矣。气弱者见敌之长，见己之短（二者常相因）则邻于怯；气强者见敌之短，见己之长，则邻于骄。故同一时，同一国，而各人之眼光不同，所说亦互异。为主将者，据种种不同之报告，而以一人之神明判定之，且将综合其全体（譬若主有道而将未必能）截长补短，铢两悉称，于以定和战之局，立外交之方针，其非易易，盖可见矣。昔普法未战以前，法国驻普使馆武官，尝列陈普军之强矣，拿破仑不之省，盖数战而骄，亦以法之地位自有史以来较普为强也。顾与其骄也，毋宁稍怯，盖怯不过失其进取之机会而已，骄则必至于败亡之祸也。
伯卢麦著《战略论》第三章，论国家之武力曰：
当战争时，国家欲屈敌之志以从我，则用武力。武力云者，全国内可以使用于战争之各种力之总称也。
武力中之最贵重者，曰民力，即国民之体魄道德智识之力也。征之于史，固有用外国兵以战者，然背于近今战争之原则，盖国民有防卫国利之荣誉义务者也。民力之大小以其多寡及性质而定，民力者，各人之力之总积也。故随数以俱增，为当然原则，然各人之力之差则甚大，故有其数大而其积小者。勇敢质朴之人民，比之懦弱萎靡者，其数虽小，而军事上之能力转大也。
然道德智识主力，实较体力为尤重，义务心果断克己爱国精神等诸德性，其增加国民之武力者盖伟，智识之程度亦然。故战争者，国民价值之秤也，上流者安于逸乐而失德，则其军之指挥不灵；普通人民之文化不开，则其锋芒钝。
其次为物质之资料。土地之富力，农业之情状，商工业之发达程度，及养马牧畜，皆为其重要之分子，其能确实心算者唯蓄藏于自国或自国之出产而已，故金钱亦重要之资料也。然近世军队虽比于昔为著大，而金钱问题则转在其次，何者？盖国家使用国民材料之权利较昔为大也，近今则国民之材料愈发达，故国家间接以受其利。
雇兵之费，较征兵为大，夫人而知之矣。至有事之日，马匹及材料等非由外国购入不可者，则其国之金钱问题愈占重要位置。更进论之，则财政之整理与否，亦为国家武力之重要原则；盖财政苟整理，则能以国债集一时之现金，而取偿于将来也。
此外则国土之位置及形势及其交通线，亦为武力之一种。顾此种有对待之利害：
（甲）领域之广袤及人口之多寡 地广人稀者利于防，地密人稠者便于迅速及猛烈之动作；
（乙）国境之形状及地势
由此则国土之防御或为难，或为易。
（丙）国内之交通线 交通便利，不仅能流通各种之材料及使用各种武力，迅速萃于一处，且可保持其武力而不疲。
以上地理及统计之关系于一国之武力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呈其各种功用，如英之海，俄之大漠，瑞西之山，或为援助，或为防御，皆有功用可言也。
国家之原质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权。凡武力之关于土地人民者，述之如上，今且论国家之主权如何。
主权者所以萃民力地力以供战用之主体也。其力之大小强弱，则视政体制度及施政之性质以异，而资材愈广大则其关系愈著，欲举土地人民之全力以从事于战争，则须明察勇决，举国一致。然惟元首则明良坚确，政府则和衷共济，庶几有成；若众说纷扰，而元首无定见，则其力即弱。要之，建制适当之国家，则各机关于平时即能自奋其力以赴元首确定之意志，一旦临战，必能发挥其力，无遗憾也。
主权虚无者也，其表现者为赋兵法，即政府依何种条件，何种范围，得以使用其国民之身体及财产，以为国务用之规定者也。详言之，则兵役之年限，现役之人数及久暂，人民备战之程度，召集之先后，征发之范围等皆是也。
凡独立国皆独立制定其赋兵法，而以国民禀性，文化程度，国家存立条件，及政事方针之种种不同，故遂至千差万别：或则以其财产生命，一一供诸国家，以图进取；或则图目前之娱乐，而不肯以保障此娱乐，故耗其财力；或以国无外患，解武装以从事于经济事业，此则由人而异者也。其国境线甚长外兵易侵入之国，欲保其安全，则又不可与岛国山国同日语；或界邻强敌，或界邻弱国，则其情又异。最后则战争技术上之要求，及经济与财政上之利害，皆一国制定赋兵法时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
然彼此依义务兵役之制，驱百万之军而求胜，则有俟乎卓绝之编制法，及国民坚实之性质，就中最重者，尤在上中两阶级人民之卓见及勇气，以瓦砾之材，泥涂黏附，墙壁虽高，不可以经风雨也。
赋兵法则陆军编制之基础也，编制之本旨，即在合民力与物产以造成适于战争之具也。民力物产原料也，依赋兵法而精制之则成物。剑之锐也，一由于钢质之良，一由于人工之巧，依赋兵法则编良材而锻炼之者，厥有赖于名工。故国家之武力，依赋兵法而出其材，依编制法而成为用。
又第四章言国家当将战未战之际，应行列为问题者五，其立说之精神，则颇足为参考。
至两国之利益相反，而不能以和平解决，则两政府之脑力，务明辨左记之五问，以为决心之基础：
第一问：敌能举若干之武力乎？
欲答此问，当先测定临战时敌国全体之武力，即我军侵入敌境时敌之内部抵抗力之大小，及敌军侵入我境之难易是也。敌之武力或有不能用于他处者，则去除之，反之，无论出于故意，出于推测，其能受他国之援助者，则亦须加算入之。
第二问：敌将以如何气力决心战争乎？
敌人志意之强弱刚柔，视争点利益之重轻，及气概之大小为衡。
各国之气概，则由人民之性质及政治之情形而大差，同一事也，于甲国不过为皮相之激昂，于乙国则或触动其极度之决心。人民而敢为坚忍富于爱国心能信赖其有力之政府，则其气概，又决不可与萎靡之政府，柔弱之国民同日语。
决战意志之强弱，大都视其动因之大小，即利益之重轻以为准。国家若以存亡之故而动战争，则其刚强不屈之态，决不能与贪小利而动兵者相等。盖前者必奋战至于竭国之力而后止者，后者不过举一部之力以从事，适有不幸，即能屈从敌志以图免后患。
案日俄之役，正其适例，日失朝鲜，三岛为之振动，俄得满洲，不过扩充一部分之边界，与欧俄之存亡关系无与也。故战役之后半期，俄人以内部扰攘之故，虽欧洲之援兵续至，宁弃南满以和。
第三问：敌人于我之武力及气力下何种观察？
敌人于临战时亦必起前之二问，故此第三问之解答，甚为紧要。政略机敏之国，则战争将起时，即于国际间监察其举动，敌若下算我的武力及气力，则其最初所举之力必不大，顾敌若一觉其误，则或即屈从我志或即倍张其力，二者何择，亦宜预算及之。
第四问：敌当交战时，果用几许之材料？
此问之义甚广，即敌人武力气力之性质大小，其锐气，其忍耐力，军事上之目的，及最初所举兵力之外，将来更能举若干之武力种种等皆在焉。
第五问：我若欲屈敌之志以从我，或竟使敌断绝其希望，果须若干之军资乎？我果具有此数乎？具有此数而我目的之价值，果与此应行消耗之军资相称乎？
此五问皆相连络，故总括揭之于此。惟讨论第一问时，则我军军事之目的首当注意，此目的则由于政略上之关系及敌之处置以生。
依正理论则外交之方针，战略之布置，皆当由此五问题而生，顾事实上则和战之局，未必悉决于正当之研究，而两国当未战之先，未必能举上文五问，一一为数学的解决也。盖彼此苟皆出于深思熟虑，则中间必有一身知奋励之无功，战争之不可以意气为，甘心其少少损失，而不敢赌存亡于一旦，此则近五十年之诸强国之所以未见战事也。
测算敌之军资，而求其正确，其为事已不易易，至欲公平秤量彼我之力，则尤属困难。盖元质之编入军资者其数极大，其类又杂，而战时不意之事变，亦影响于军资者至伟，测算者主观之谬误，犹在所勿论也。
洞见敌人政略之企图，而测定其外交上强硬之程度，亦不易易；两国宣战之言，一具文耳，世固有利用仅小之原因，而启存亡之大决战者，又或一战之后，胜者乘其余威，扩张其本来之目的者。
要之，以上五问，无论如何明察，决不能得数学之确解。其至善者，亦不过近似已耳。故贤明之政府，则于此五问之外，更生一问，曰：万一敌之力较预测为大，我之力较预测为小时，其危险之程度当在何等？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
案伯卢麦之所谓主权云云者，即主将法令赏罚之谓；所谓民力云云者，即兵众士卒之谓；所谓有形诸物质云云者，即天地之谓。
总括智信仁勇严五项而断之，曰能。其说亦见之近今学说，能者了事之谓也。德国武人之习谚曰，不知者不能，又曰由知而能，尚须一级。
天地者，彼此共有之物，而利害有相反者，故曰得。（参观上文）
兵众者，指全体国民而言，士卒者，指官长及下级干部言。兵众之良否属天然者居多，故曰强，官长之教育属人为者居多，故曰练，练者含有用力之意。法令，指军事上之政令言，赏罚，指全体之政令言。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我计，用之必败，去之。
案此所谓计，即上文七种之计算也。古注陈张之说为是，以将为裨将者非也。
第四段
此节说交战之方法，其主旨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句。然于本末重轻先后之故，言之甚明，读者所当注意也。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上文之计，乃国防战略之大纲，此所谓纲，乃下文交战之方法，即战术之总诀也。此节所当注意者，在数虚字，一曰乃，再曰佐，乃者然后之意，佐者辅佐云耳，非主体也。拿破仑所谓苟战略不善，虽得胜利，不足以达目的也。计者，由我而定，百世不变之原则也；势者，视敌而动，随时随地至变而不定者也。故下文曰诡道，曰不可先传，其于本末重轻之际，揆之至深。未战时之计，本也；交战时之方法，末也。本重而末轻，本先而末后，故曰乃，曰佐。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为交战方法之主旨。能而示之不能，以下十二句，专指方法言。盖欲实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原则，必应用以上十二种方法，始有济也。兵家之胜云者，犹言此寻常用兵家之所谓胜云耳，非吾之所谓胜也，故曰不可先传，先者对于计字言，承上文乃字佐字之意，所以呼起下文（夫未战）之未字，言真正胜负之故，在未战之先之计算，不可以交战之方法为胜败之原，而又转以计算置于后也。此篇定名曰计，若将全篇一气通读，则自计利以听以下，迄不可先传也一段为本篇之旁文，更将第二段第三段之断语，（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又（吾以此见胜负矣）与此段断语一比较，其义更显。
篇中开宗明义，即曰：兵者国之大事，而此则曰：兵者诡道也，然则国之大事而可以诡道行之乎？盖此节入他人口气（大约竟系引用古说），即转述兵家者言而断之曰不可先传也。不可先传，犹言不可以此为当务之急也，以不可先传作秘密解，遂视诡道为兵法取胜之要诀，而后世又以阴谋诡诈之故为兵事，非儒者所应道，不知孙子开宗明义即以道为言，而天地将法等皆庸言庸行，深合圣人治兵之旨，曷尝有阴谋权变之说哉。
第五段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此段总结全篇，计字之义以一未字点睛之笔。计者，计算于庙堂之上，而必在未战之先，所谓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先，质言之则平时之准备有素者也。
得算多少之多少两字，系形容词，言上文七项比较之中，有几项能占优胜也；多算少算之多少两字，系助动词，言计算精密者胜，计算不精密者不胜也。
而况于无算乎一句，与开篇死生存亡之句相呼应，一以戒妄，一以戒愚，正如暮鼓晨钟，令人猛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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