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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该书是一部研究上海画派与民间赞助复杂关系的专著。上海商人在上海画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从民间赞助的时间、方式甚至赞助人的教育背景、收藏爱好、社会风气与商业关系等各方面，描述了当时上海商人对艺术市场的发展和艺术家的影响，从而展现了当时情况下民间赞助对艺术发展尤其是上海画派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书以作者研究生论文、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其多年的研究分析，逐步形成了对艺术赞助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填补了艺术赞助课题方向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习和研究意义。 內容簡介： 本书是一本从艺术赞助的角度全面研究上海画派形成与发展的专著。艺术赞助是艺术家生存与艺术发展最重要、最具体的因素，它直接影响到画派的形成甚至艺术家绘画风格的变化。本书通过对上海民间赞助群体的研究、探讨，通过分析以商人为主的赞助活动对上海绘画的影响，透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展现了前者对上海绘画史乃至中国绘画史的发展与变化的重要影响。 關於作者： 石莉，1978年生，江苏南通人。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东西方绘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出版著作 《文征明》，译著《中国画家与赞助人》，合编《岭南画派》，并参与编著教材《东方美术史》。先后在《美术》、《美苑》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清末民初上海商人阶层的艺术赞助》、《纯传统格调中西融合》、《清末民初广东美术在上海的传播及影响》、《海上画派的形成及其商业性》等论文。曾参与组织英国展览 Art in Action。 目錄： 目 录 导 言. 1 0.1 选题背景. 1 0.2 选题的意义. 6 0.3 研究现状. 7 0.4 论文思路框架. 11 0.5 论文的准备工作（含方法论）. 14 第1章 清末民初上海商人阶层的艺术赞助活动. 16 1.1 上海经济崛起的原因. 16 1.2 上海商人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 24 1.3 上海商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活动. 33 1.4 上海商人与书画家的交往及其艺术赞助活动. 42 1.5 外国商人上海外来的艺术赞助群体. 55 第2章 清末民初上海市民阶层的艺术赞助活动. 66 2.1 市民阶层的崛起与繁荣的上海城市. 66 2.2 繁荣的上海书画市场. 70 2.3 市民阶层的艺术需求与赞助活动. 83 第3章 民间赞助对上海书画家的思想意识与 艺术创作之影响. 97 3.1 上海画家思想意识之改变及表现. 98 3.2 民间赞助对上海画家艺术创作的影响. 112 结 论. 122 参考文献. 130 后 记 137 內容試閱： 第1章 清末民初上海商人阶层的艺术赞助活动 上海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同民间赞助有着直接关系。商人阶层作为民间赞助的主力，他们 的赞助活动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透析上海画派与民间赞助之间的关系，商人阶层是首要研究的对象，商人多且富，才能赞助艺术家。反之，商人如果财力不足，他们想赞助也不可能。而上海城市经济的繁荣是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赞助得以兴起的重要前提。 1.1 上海经济崛起的原因 关于上海的历史，王韬在《瀛壖杂志》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上海，居南吴尽境。古为《禹贡》[1]扬州之城。春秋属吴，后属越，名不甚著。旋入于楚。战国时，相传为楚春申君封邑。秦置疁县，领于会稽郡。汉改娄县。后汉以来，属吴郡。梁省为信宜县，继又析置昆山县，今县当属其南境。唐隶华亭县，[2]其东北华亭海，即今县治也。宋末于此地设市舶提举及榷货场，百货辅辏，称为雄镇[3]。元遂成壮县[4]。郏亶《水利书》谓：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县得名以此[5]。城北十里沪渎，有晋虞潭御寇垒，故又名沪城[6]。大海环其东南，闽、粤、沈、辽估舶毕达，西人越七万里而来，亦以通商为利，诚泽国之要津，吴疆之险堑也。[7]上海原只是松江府下属的华亭县中一个小村镇，后来发达了，松江、华亭反而属于上海的属区。 从元代至清初数百年间，上海襟江带海的自然优势日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这是上海后来能够被列为通商口岸的重要前提条件。[8] 1843年，上海因《南京条约》的签定成为通商口岸之一，同时开设的还有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上海当时只属于松江府下属的一个小镇，与这四座有着悠久通商历史的城市，尤其是因通商而名扬四海的广州相比，开埠时的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县级下属城镇，滨江茅屋，芦苇为邻，商市萧条，烟户零落，[9]经济发展远落其后。但是，在开埠后的二、三十年里，外国商人在上海投资开设工厂和洋行，经营航运业、电力、电讯业等。民族工商业也在20世纪初兴起，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民办的企业、工厂、钱庄、商店等等，纷纷涌现。至于报纸、新型出版业、电报、电话、无线电等传递信息的行业，也是最早在上海出现，且数量最多。上海从昔日处于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繁华名城的偏隅、一个三等县属小城，一跃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通商巨埠和文化都市。促成近代上海崛起的因素有很多，但显然不仅是缘于上海的地理环境、政治地位，而是在对其他省区财富的吸收和利用下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对此做出了详尽的解释： 上海世面之兴盛，论者多归于英人商业眼光之透辟。其实亦不尽然，上海开埠，当前清道光壬寅之后，然迄道光三十年间，滨江茅屋，芦苇为邻，商市萧条，烟户零落。阅裘雪司氏《上海通商史》，则知此十年间，沪市固未见进步也。及咸丰三年，刘丽川踞城为乱，时则太平军亦已占有南京，刘与英领阿法暗通，观上海道吴健彰之不死于难，此中消息，颇费推详。而太平军之发难，其初外人亦严守中立，故租界内得圈出战线之外。于是远近避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当太平军逼近上海之际，某寓公名租界为四素地。盖界内藉外人之势力以免兵祸，所谓素夷狄、素患难者是。而流寓之中，富贵贫贱相率偕来，则所谓素富贵、素贫贱者是。此为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及乎租界治权全入外人，而清季党祸之兴，则又率以上海为逋逃籔。迄革命事起，内地扰乱，于是上海人口，遂骤增至百万以外。以上海襟江带海，复经外人之竭力经营，工商发达，运输便利，其足以吸收全国之商业固已。然无吾国数次之内乱，其效果亦决不至是。[10] 由此可见，数次内乱造成了国内人口的变动和资金的转移，上海成为最大的受惠城市。在这数次之内乱中，太平天国运动和受其影响在上海县城爆发的小刀会运动造成的影响最大。 1851年，太平军在金田起义，迅速由广西北上，挺进湖北，并沿江东下，夺取芜湖、九江、安庆，涌进金陵。1853年3月定都金陵后，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 上海的小刀会就是在太平军运动的鼓舞下，由数千名徒众共同组织的秘密团体。他们于1853年9月起义，在后来的12天里先后攻占了嘉定、上海、宝山、南汇、青浦等6个县城，并得到了居民的帮助和支持。为了杜绝城厢附近居民对小刀会的接济，道台吴健彰三次放火烧县城，强令商民迁移避祸。第一次，原本是商业繁华的东城区在大火中被化为灰烬： 不到一个星期前，东城城关还是个商业繁荣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荒凉；居民都逃走了，三百万的财富被可耻地毁灭了。[11] 第二次， 时上海城外居民，俱为吴道所率广勇大肆焚掠，由小南门至大小东门，纵火延烧，通宵连日。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士民市庶逃窜乞哀，昏夜号哭。焚死被害者何可盛道！所虏器用财贿，载入广艇大舟而去。[12] 1855年再次放火 城厢已有三分之一的街坊被毁；殷实的店铺和行家几乎全被烧掉，或者处在毁灭的过程中。 当大火全部熄灭时，大家看到城内疮痍满目，异常惨重，最繁华的街道都已化为灰烬，各处市场和三合会党徒所曾居住的宅院已被摧毁。[13] 连续三次大火，上海县城内千家万户的财产悉告毁灭，上海县城完全沦为废墟，城内所有精华尽毁于火[14]，但并未延及租界。大批难民只有逃往被视为安全区域的租界。这批人虽然遭到打击和破坏，但其家产不会完全损失，他们将可携带的财产带到租界。 尽管小刀会运动最后于1855年2月被清军和外国势力联合镇压，却打破了上海华洋分居的局面，中外重新签定《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认可华洋杂居的规定。这一章程的签定，对上海的发展影响深远。上海后来的繁华，很大程度上是与租界联系在一起。租界的繁荣，主要依靠华洋杂居后在租界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人群体。因此，小刀会运动虽然使上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破坏，却为后来的上海带来更大的一次繁荣。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中心直至唐朝的开元盛世，一直在北方，北重于南。但安史之乱以后，南北经济比重一变而为南重于北。再至南宋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完全转移到了江南，特别是江浙一带。[15]郑元佑《侨吴集》云：东南富庶，为天下最。若吴之赋人，又为东南最。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江浙一带加速走向衰落。1860年5月，太平军第二次扫平江南大营，挥兵东进，杀向江浙地区，先后攻占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城，次年12月又攻占杭州。此后又连克金华、绍兴、宁波等地，给江南原有的经济和人口带来强烈的冲击。1840-1850年，江苏人口在4200万至4400万之间，居全国第一位或第二位。光绪初年锐减至2000万，在全国排名降至第九位。[16] 在战乱中，除了遇难的，江、浙及赣、皖、鲁一带的大部分富庶城乡的民众纷纷涌入了上海租界以求生存。诸多资料对这一次大规模移民作了记载： 1862年5月，太平军围攻嘉定，嘉定、浏河、昆山一带得生逃者，自昆山以东俱向沪地而来，蒲江溏、漕河泾、老闸、徐家汇诸港口尽塞难船[17] 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18] 上海南北皆洋，于筹饷为上腴，于用兵则为绝地。即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转徙，宜则淮、扬、通、海宽闲之处进退绰绰，不宜丛集沪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扰。[19] 最初流入租界的大批难民，主要是从西南方面各村庄而来，但以后自上海各方面传来警报，老百姓从各个方向到达河的这一边，以至租界附近和界内的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一批批男妇老幼，他们还牵着水牛和黄牛。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涌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20] 成群结队、无家可归的难民，再次纷纷集中在租界内。单是在跑马场一带，难民的人数就不会少于一万一千名，其中主要为老人与妇孺，他们从自己的家宅被赶出后，带着少量的粮食，少数煮饭的什物与一点点铺盖，一家一家人聚在一起。[21] 当是时，都人士流亡襁负而来者，络绎于道。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砋接，居室则嚣杂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22] 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移徙苏郡，又由苏郡移居上海。[23] [1]《禹贡》写于战国时，书中将天下分为九州，将九州土壤分为九等，今陕西、甘肃一带的雍州最为肥沃，列上上等，为第一等；山东、苏北一带的徐州列上中等，为第二等；今上海地区所在的扬州列下下等，为最差的一等。 [2]天宝十载（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奉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华亭，上，天宝十载析嘉兴置。《新唐书》志三十一。 [3]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唐时措，《建县治记》，载明弘治《上海志》卷5。 [4] [明] 郑洛书为《上海县志嘉靖》所作之序：（上海）负海带江，天下称壮县。 [5] 上海之得名，始于名叫上海浦的小河。其浦位于吴淞江下游南岸，流经日后上海县城一带。与上海有关的别名还有上洋。上海最早的县志明代弘治《上海志》对上海的解释：上海县，称上洋、海上，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东汉 袁康《越绝书》中说：娄东十里坑者，古名长人坑，从海上来。 [6] 上海简称沪、申。沪来源于沪渎。沪渎之名远远早于上海 之名，最早是见于晋书。东汉刘熙在《释名释水》中解释渎说：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沪渎指的就是吴淞江入海的那一段。东晋年间，修沪渎垒以御海盗，沪渎与沪渎垒之名同时出现。关于沪，原本是一种捕鱼工具。古上海的居民以捕鱼为生，多为渔民。早在晋代，他们就用一种叫扈的渔具在海口捕鱼，发展渔业。南朝顾野王《舆地质》曰：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云扈。（唐徐坚等《初学记》卷八）渔民们用绳编列竹栅，插在水中的涨土上，向两岸张开，潮来倒伏，潮退竖起，随潮而入的鱼群受阻于竹栅，渔人以此将鱼捕获。后来，扈改为沪。 皮日休的《吴中苦雨》中有诗云：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申之得名，源于春申君。楚国贵族黄歇受封为春申君，封地为吴，都邑在今苏州，上海地区为其封地的一部分。 [7] [清]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8]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对上海窥视已久。1832年，英籍普鲁士人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对上海经过多次考察后，提出：只有打开上海这个大门，才能发展西方贸易。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和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9]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 [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12] 姚际唐，避氛后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料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3] [英] 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料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4] [美]苔勒，晏玛太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料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 陈传席，汉文化的分裂、重心转移及与森林的关系，《陈传席文集》，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7年。 [1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 [17] [清]王萃元《星周纪事》（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8]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史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23]忠王李秀成给上海百姓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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