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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夫人，*一个敢于对抗拿破仑的女人，被拿破仑下令流放的法国奇女子。斯塔尔夫人在不幸流放的十几年中，旅行德国和英国继续写作，她的书抨击波拿巴，称他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她的议论帮助欧洲保持了反对波拿巴的势头。波拿巴闻其名而色变，称没有哪一个女人能比她更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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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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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尔夫人，一位女作家，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女泰斗，在拿破仑时期，她一直是塔列朗的政治对手，歧视女性的拿破仑不欣赏博学的女人。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斯塔尔夫人热情欢呼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沙龙，和革命中的领导人物密切往来，宣传平等的理念。当大革命过去、拿破仑如日中天的时候，因为政见不和坚持不向拿破仑妥协。1803年10月，拿破仑下令流放她到距巴黎110英里的地方。她除感绝望，并写信并派信使恳求他发慈悲，但他主意已定，不容更改。斯塔尔夫人的父亲得知她的命运后写信给她：在逆境中把头抬得高高的，不要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把你踩在脚下，无论他有多么强大。 斯塔尔夫人在不幸流放的十几年中，旅行德国和英国继续写作，她的书抨击波拿巴，称他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她的议论帮助欧洲保持了反对波拿巴的势头。波拿巴闻其名而色变，称没有哪一个女人能比她更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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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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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父亲是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其家庭是当时贵族沙龙聚会的中心。1788年因发表《论卢梭的性格与作品》一举成名。她的《论激情对个人与民族幸福的影响》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重要文献。执政府时期，她主办的沙龙成为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拿破仑的中心。她写作过两部体现其文学观的长篇小说《黛尔菲娜》与《高丽娜》，主要的文艺论著有《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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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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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由斯塔尔夫人之子所作
上 部
第一章 波拿巴仇恨本人的缘由
第二章 护
民院中反抗的开始由此针对我的首次迫害富歇
第三章 波
拿巴的连横之计本人《论文学》的发表
第四章 父亲与波拿巴的谈话马伦哥战役
第五章 地狱毒计《吕内维尔和约》
第六章 执政府下的外交团队保罗一世之死
第七章 1801年时的巴黎
第八章 科佩之旅与英国的预备性和约
第九章 1802
年的巴黎波拿巴当上意大利共和
国总统回到科佩
第十章 波
拿巴敌视我与父亲的新体现瑞士事件
第十一章 与英国断交开始流亡
第十二章 前往德国抵达魏玛
第十三章 柏林路易－斐迪南亲王
第十四章 莫罗和皮舍格鲁密谋叛乱
第十五章 昂吉安公爵遇害
第十六章 内克尔病逝
第十七章 起诉莫罗
第十八章 帝国崛起
告读者 斯塔尔夫人之子所作
下 部
第一章 《论德国》遭禁离开法国，流亡他乡
第二章 回到科佩各种迫害
第三章 与德蒙特莫朗西先生的瑞士之旅
第四章 德
蒙特莫朗西先生和雷卡米尔夫人流亡新的迫害
第五章 离开科佩
第六章 1812年，途经奥地利
第七章 暂停维也纳
第八章 离开维也纳
第九章 穿过波兰
第十章 抵达俄国
第十一章 基奥瓦
第十二章 从基奥瓦到莫斯科
第十三章 国之风貌俄国民族的特征
第十四章 莫斯科
第十五章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第十六章 圣彼得堡
第十七章 皇室家族
第十八章 俄国大领主的风俗习惯
第十九章 公共教育机构圣凯瑟琳学院
第二十章 向瑞典出发经过芬兰
人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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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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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由斯塔尔夫人之子[1]所作
诸位手上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完整的著作，但请不要以残本的眼光来审视它。这部回忆录虽只留有残卷，但母亲当初有心在闲暇之余将其画上句点。如果母亲能够活得久一点，便能腾出手来，将其重新校对并定稿，也有可能在内容中做出一些我现在已无从得知的改动。我正是抱着这样的考虑，才在获权将其出版时，如此谨慎地对其一一校检。此举关乎挚爱亲人，所以我心中不会抱有任何责任方面的顾虑。然而，母亲的这些情感的宣泄出自一些被公认为是神圣不变的法则，要去揣测它们出于何种意愿，这着实让人心有惴惴。但不管怎样，在认真考虑过我的义务之后，我发誓在编辑这套著作[2]时，绝不隐去任何应当被出版的文字，相信我也已实现了母亲的遗愿。因为忠于此誓，所以我得在这里提前申明一点：若有人宣称自己握有被官方正式禁止出版的母亲的手稿，并将其纳入其著作合集中，我是绝对不会认可的。
《十年流亡记》这个标题是作者本人所定，所以虽然书未完成，其中内容只涵盖了七年的流亡生涯，但我依然保留了这个书名。此部回忆录的创作开始于1800年，也就是母亲第一次流亡的两年前；中断于1804年内克尔去世之后，1810年母亲又开始了此书的撰写工作；1812年秋抵达瑞典之后，她又毫无预兆地突然搁笔。所以，该回忆录的上部和下部之间，创作中断了近六年。通过这本忠诚地还原了上下部创作之路的书，我们也就能发现她搁笔不作的缘由了。
我不会提前透露母亲在帝国统治期间遭受了怎样的迫害：这一系列毫无气度可言而又残忍冷血的迫害，构成了诸位即将读到的此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不能弱化掉它的色彩。母亲先被放逐出巴黎，随后又被赶出法国；先是她的《论德国》被无故封杀，后来她的任何作品都被禁止发表，哪怕其内容跟政治毫无瓜葛；事情演变到最后，她的住所已然变成一座囚牢，她被禁止一切形式的外出，被剥夺了一切社交的享乐和友谊的慰藉。这一切，于我都是历历在目。母亲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撰写回忆录，从中我们也能猜见她当时是何心境。
在创作这本书时，她抱着一丝期待，希望这本书历经坎坷之后、终在遥远的将来能得以公之于世。而欧洲当时在拿破仑的铁拳下苟延残喘，人们听不到任何独立的声音：大陆出版业遭到禁锢，所有英国印刷书籍都遭到最严格的控制。所以母亲所想的并不是创作一本书，而是记下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历程。在记录个人环境的同时，她也在其中注入了波拿巴掌权之后、自己在法国形势和时事演变的启发下所作的思考。但在当时，出版这样一本书完全是在往枪口上撞仅仅写下它都需要过人的勇气和谨慎，何况母亲还处于那样的境地之中。她可以肯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的监督之下：应接替德巴郎特先生[3]的那位日内瓦州州长的要求，她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禀报于他，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人们就可借此收缴她的书稿。所以，母亲必须万分小心：她只要写了几页纸，就会立即让一位密友誊写一份留作备用，并对所有人物本名做出改动，用英国革命里的历史人物加以影射。她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执笔书写，直到1812年决定逃跑，逃开这越来越严酷的人身控制。
在取道俄国、冒险避开正往莫斯科进发的法国军队之后，母亲抵达瑞典，开始着手回忆录上部的誊写工作。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该工作中断于1804年。但在根据时间顺序继续写这本书之前，母亲希望趁记忆还没淡去的时候，抓紧时间记下自己逃亡路上的重大事件，以及自己遭受的那些被世人所称为义务的迫害。所以，她在1810年才重新拾笔创作这本回忆录，而那时也正是她的《论德国》遭到封杀的时候。母亲笔耕不辍，直到1812年抵达斯德哥尔摩：她便是在这里决定将此书命名为《十年流亡记》。这些足以解释为什么母亲在谈起帝国统治的时候，言语中显示有时她还在其压迫之下，而有时她又已经逃离了它的魔掌。
后来，在构思《论法国大革命》时，母亲将《十年流亡记》上部中的回忆片段和总体思考抽提出来，把它们放在新书的框架中。她计划在结束这本回忆录时，把一些个人小事也保留在书里，并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指名道姓地说出哪些人当初让她感到了友谊的温暖，又无须担心因为点明这些人的身份而给他们带来麻烦。
所以这份托付到我手上的手稿其实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上部包含了许多后被收入《论法国大革命》中的章节，读来肯定少了几分新奇之处；下部由一些日常琐事组成，其中任何片段都从未被公之于众。我遵循了母亲的创作历程，但在上部手稿中砍去了所有那些经过修改后已经收入进了她那部讨论大革命的政治巨著之中的零碎篇章。这正是出于编者的职责之所在，除此之外，我也就不多做一分增添了。
至于下部，我对其不做任何改动，原原本本地把它呈于公众面前。我相信里面几乎没有一丝文风上的轻微修正：让这份草稿保持它本来的鲜活味道，这在我看来十分重要。在读到母亲就俄国政治行为方面的见解时，读者便能相信我严格地遵循了她的原创手稿中的思想；不过，即便抛开感恩心理不谈（感恩能左右高贵之人的灵魂），俄国皇帝当时也的确一直在为独立、自由事业而奋战，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谁能够想见，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后，这个帝国的百万雄师居然沦落为镇压多灾多难的欧洲的一个工具呢？
如果把《十年流亡记》拿来和《论法国大革命》相比较，读者也许会发现，作者在《十年流亡记》中对波拿巴发起了更加严酷无情的批评，攻讦中总是带着悲辛之情。这种转变很容易解释：一本书是创作于专制统治覆亡之后，自然带有历史学家当有的冷静和公正；而另一本书是为英勇反抗暴政而做。何况母亲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帝国统治正处权力巅峰、一时盛极。
在出版《十年流亡记》时，时机因素并不在我的刻意考虑之中；我是依靠年代先后顺序来编排作品的，所以遗作的编辑自然就放在了合集的最后。此外，我并不惧怕有人攻击我，说我在波拿巴倒台之后再出版这部针对其统治的抨击之作，这么做有失厚道。母亲曾将毕生才华用来捍卫最崇高的事业，她的住所一直是各方被压迫人士的避难所；我要把这样的她展现在世人面前，那别人对我的攻击又有何惧？不论发生什么，这些人攻击的也只是《十年流亡记》的编者而已，而我其实也并不怎么受其所扰。实际上，专制统治政府的运气已经够好了，它在得意之时靠恐怖手段逼人沉默，在覆灭之后居然还能要求历史对其缄口。
毫无疑问，前政府在自己的历史回忆录中肯定会为当初的迫害行为大找借口；毫无疑问，那些享受了专制政府的好处、现在却也勇敢承认自己过去行为的人，至今仍然承受着懦夫们事后诸葛般的抨击这肯定会引来正义人士的愤怒；毫无疑问，一位倒台的强权人士必然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之心。但是，拿破仑的为人禀性并不是我们唯一关注的；今天各方义士的抨击对象并不是他，也不是那些在他统治时期于公共行政各领域为国效力的人。我们强力谴责的是那个利己的、压迫的专制体制，而波拿巴正是其始作俑者。然而，这个坏透了的体制不是还统治着欧洲吗？各个列强国家不是还在虎视眈眈，要把他们掀翻的东西可耻地继承下来吗？如果我们留心看看自己的祖国，会发现有多少当初充当了拿破仑的爪牙的人，在向他极尽献媚之后，又转而把自己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术伎俩献给了一个新崛起的权力政府，难道不是吗？今时和往日又有何不同？他们全部的蹩脚的盘算，其出发点不依然是虚荣和堕落吗？他们的那套小把戏，不就是帝国制度的遗孽余烈的体现吗？
所以，用最强烈的措辞描绘这个黑暗统治，这并不是在侮辱一个已被打败的敌人，而是在攻击一个依然强大的对手。我希望，《十年流亡记》能让专制政府心生戚戚；我也抱着一个温柔的想法：通过发表这本书，自己也能够为母亲一直忠心追随的神圣事业献上一点绵薄之力。
[1] 奥古斯特德斯塔尔。译者注
[2] 斯塔尔夫人的作品全集由她的儿子编辑出版。最后一册，也就是这本回忆录出版于1818年，作品前面附有斯塔尔堂兄之妻内克尔德索绪尔所写的关于斯塔尔夫人的性格特点、写作风格等方面的注解，1821年本书英语首版由伦敦出版社出版，删去了索绪尔夫人所写的大篇人物注解，故中文版也将其删除不译。译者注
[3] 克劳德-因涅斯布鲁吉尔德巴郎特男爵（17451814），行政官员，1802年1810年担任瑞士莱芒州州长期间，负责监视以斯塔尔夫人为中心的科佩小集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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