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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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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空间正义》一书继续作者人是空间的存在这个命题，将人们带向思维的纵深之处空间正义理论与实践。在这里，苏贾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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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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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一个轰动于洛杉矶的诉讼法案为切入点，展示了草根阶层对于市政建设的种种不满，以及对于各方面的正义诉求和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斗争。作者继续人是空间的存在这个命题，将人们带向思维的纵深之处空间正义理论与实践。在这里，苏贾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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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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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事务学院杰出的城市规划学教授，多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城市计划项目的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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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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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1
导 论／1
第一章 为什么是空间？为什么要正义？为什么在洛杉矶？为什么是现在？／12
空间第一／12
寻求正义，现在！／18
亮相洛杉矶／22
当代应用／24
第二章 论非正义地理的产生／29
外在地理与空间政治组织／30
空间差异性地理的内在性／44
不平衡发展的中观地理／52
第三章 构建一种空间正义理论／64
理论基础／64
新本体论起源／66
理论化的正义／70
关于空间正义的争论／76
大卫哈维和正义的城市化／81
亨利列斐伏尔和城市权／92
第四章 在洛杉矶寻求空间正义／107
背景：城市重建和都市转型／110
改造洛杉矶／117
洛杉矶社会运动史／122
社区工会的诞生，1965～1979年／124
正义联盟的起始阶段：1979～1992年／129
建立联盟和寻求空间正义，1992年到2001年9月11日／136
第五章 理论付诸实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城市规划活动／149
为行动主义者创建研究生学院／150
城市规划系的重组／168
第六章 寻求后911的空间正义延续与结论／172
正义的推进：不断扩展的社区利益协议影响／174
沃尔玛和英格尔伍德之战／176
拯救南部中心社区花园的失败／180
建设一个国家城市权联盟／183
结束语：寻求2008年危机后的空间正义／185
致 谢／194
注释及参考文献／196
索 引／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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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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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空间研究的第四部曲
译者的话
演绎完成空间研究的三部曲之后，爱德华苏贾于2010年出版了新著《寻求空间正义》，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地理系教授阿尔伯特称，这是继三部曲之后的第四部曲。
爱德华苏贾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城市规划系教授，后现代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苏贾的少年时代生活在以文化多元著称的美国纽约市布朗克区，十岁时的他就已经活像一个街头地理学家了。1962年，他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雪城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学位，此后20年时间里，他多次游历非洲，并担任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和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客座教授。回到美国后，先是在西北大学任教，1972年移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城市政治经济学至今。2011年，应北京建筑大学之邀，他赴京参加第四届建筑与土木学术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并做题为区域城市发展的学术报告，之后赴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学术访问，并以区域城市化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自此，他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多个科研院所和大学保持着学术联系。2013年5月底，他在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的办公室，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的采访。显然，中国成了苏贾空间研究之旅的又一个驿站。
空间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与想象地方的旅程》《后现代大都市城市和地区的批判研究》被称为苏贾空间研究的三部曲。他以空间时间存在三元辩证法为基础，分析了空间之于存在的重要意义，张扬了空间及空间性这一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苏贾演绎三部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展开人类生活空间画卷的过程。在这里，空间、社会、历史的三位一体，构筑起城市问题研究的擎天大厦。他在分析人类思想史时说道，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1880年至1920年间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其理论缺陷是用时间摧毁了空间，使地理学患上理论的休眠症，地理学被挤出理论建设的竞技场，进而导致传统社会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失衡；其实践危害则表现在，空间的贬值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周而复始的危机与重建中所产生的空间定势，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因此，必须扬弃长期以来时间优于空间、历史创造优于地理创造的陈词滥调，以生动活泼的空间批判视角分析当代人的生存问题。
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作为宇宙的一分子，人既是时间的存在，也是空间的存在。苏贾通过建构本体论意义上的元理论话语，揭示了是（to be）的意义，即世界和人类自身应当具有的样貌。他引用马丁布贝尔的距离与关系理论（1975）以说明空间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布贝尔将空间性表述为人类意识的开端，即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人类借助于对自身的突显以实现对世界的客观化，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创造一种差距一种距离一种空间。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存境遇取决于空间性。苏贾将布贝尔的遥远的原始设置与萨特的虚无进行过比较，发现了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妙。虚无是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物质分裂，是原始的距离，也即首先得到创造的空间，是为区分主体与客体提供本体论基础的极其重要的分离。有了布贝尔的遥远的原始设置与萨特的虚无，也就有了人类意识，因此，空间、空间性具有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就如空间、时间和物质描写和包含了物质世界的基本特性一样，空间性、当代性和人类可被视为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元素的抽象的多个方面空间、时间和人类之间的这种存在关系在概念上如何确定，在对具体事物的解释中又是如何被赋予特定的意义是所有社会学说的诞生根源，这种基于空间、时间、存在之上的本体论共同构成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存在于世界当中的社会秩序围绕着社会的宪法、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制度和实践等在旋转。这种自己的存在，并形成自我意识和世界认识，空间思维为阐释人的生存问题夯实了方法论基础。
如果说，苏贾前三部曲论证了人是空间的存在这一哲学命题，那么，摆在面前的这部著作《寻求空间正义》则继续沿着这个命题，将人们带向思维的纵深之处。西班牙学者阿尔伯特说，《寻求空间正义》是第四部曲，它既是前三部曲的和弦，又开启了空间研究的新乐章空间正义理论与实践。在这里，苏贾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生动素材中，爬罗剔抉，抽丝剥茧，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
人是一种权利的存在，享有权利是一个人拥有社会身份、成为社会成员的必要条件，重视城市权利符合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在广义上，城市权利泛指一切与城市和城市发展有关的权利，比如土地权、居住权、道路权、生活权、发展权、参与权、管理权、获取社会保障的权利、主体资格，等等。在狭义上，城市权利特指由于城市发展所产生或带有鲜明城市性的权利，比如获得城市空间、参与城市管理、拥有城市生活的权利。从本质上说，城市的基本关系是权利关系，没有城市主体之间基本协调的权利关系，就不会有城市正义和社会正义。依据空间认识论，苏贾探讨了城市空间权利问题。他发现，城市权利的斗争始终围绕着空间而进行，正义的地理学或者空间性对正义而言，是一种整体性、构成性要素，在社会实践中，正义或者非正义是城市空间问题的关键性指标。苏贾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重建城市、发展城市、改造城市成为波及世界的潮流，这为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幸福生活、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同时，由空间非正义导致的城市化运动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呈现。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爆发的都市危机就是先进工业国家长期战后经济繁荣将结束的信号之一，围绕着地域权而开展的斗争更是将这种都市危机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苏贾看来，地域权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术语，虽然它包含着诸如主权、财产权、行为准则、监督和权限等列举的概念的各种暗示，但主要是指各种空间范围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在各种空间权利中，人的居住权利占据首要的地位，以居住空间的形式实现的权利具有更多的真实性，只有确认城市权利的空间内容，才能为争取其他权利奠定基础。
从空间本体论意义上看，住房之于人的生存状态至关重要。作为一种空间生产活动，建房筑屋不仅为满足遮蔽之需，而且也是为满足人的心理之需。德国哲学家包尔生认为，过度拥挤的住宅条件不仅危及人的健康，而且也影响人的幸福、道德和居住者的家庭感情。西方现代建筑学之父柯布西耶说:一切活人的原始本能就是找一个安身之所，而房屋是人类的必需产品。他认为，为普通人建筑普通的住宅是恢复人道的基础。居住正义至少内蕴着居者有其屋和相对人道的居住环境，而住房贫困则意味着居住非正义。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空间形态与空间关系，居住空间正义要求不同群体之间享有平等的居住权利，并相对自由而理想地进行居住空间生产和消费。而事实上，居住空间非正义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常态。
何以形成这样的常态？苏贾深入空间生产的全过程，揪出了资本和权力这两个罪魁祸首。在城市居住空间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中，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空间是资本最好的投资场所，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活跃力量。苏贾认为，空间资本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如果没有地理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将很难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空间生产过程使空间由生活的场所变成了商品，也使自然空间成了资本增值的载体与商品。在这里，资本通过特有的游戏规则成为最能动、最革命的力量，并凭借这种力量实现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扩张。资本运行于城市空间，一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城市空间生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空间享有上的贫富分化加剧。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资本的入侵而受益。苏贾告诉人们，资本逻辑就是通过竞争使自己不断增值的逻辑，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却不是资本所考虑的内容。
空间非正义也是资本主义政治意志的产物。在看似由经济主导的居住空间重组过程中，政治意志在时隐时现地实现其自身目的。列斐伏尔早就明确指出了空间资本化的政治性，认为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究其实质是拥有资本和权力的利益集团实现自己意识形态、再生产自己利益和权利的工具，而普通民众则经常处于城市权利的丧失状态。苏贾显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融资本在形成城市空间，在不仅与工业资本还与管理和重构的另一个关键代理者即国家的结合中，变得更重要了。资本与国家的联合在将城市重新规划为一部消费机器时，将各种奢侈品转化为各种必需品，如同大规模的郊区化给耐用消费品带来了扩大的市场。开发区的房屋在似野草一样迅速蔓延的同时，也强化了居住区的隔离、社会的分裂以及工人阶级的职业分割。苏贾不断提及规划和政府之于区域规划的作用，认为一项规划方案由富人还是穷人来参与投票，结果大不相同。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关于投票主体和投票权重方面的分配往往有利于资本特别是大资本一方，对于绝大多数无产者和中产阶级来说，其投票主体资格要么被取消，要么权重变得很低，所以，空间是一个充满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斗争的场所，它不是旨在维系和巩固空间性的诸种社会实践，而是旨在深刻地重构并剧烈地革新诸种社会实践。在这里，苏贾表达了对资本霸权地位的控诉以及对城市边缘人、未来的城市人和无产阶级空间权利的捍卫。
资本主义城市规划通过塑造中心边缘结构的空间形式来施加自己的影响。边缘是理解与界定空间存在的基本参照，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空间本质上乃是被悬置起来的东西，被释放到其边缘中的东西。边缘空间是指远离社会生活重心的区域，包括各种缝隙、角落、边缘等微不足道的空间形式，它不仅在现实空间中有着特定的位置，而且总是对应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契合着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这就是说，边缘空间不仅表现为某种独特的空间类型，而且还体现出这个空间区域的个体、群体、活动、话语、权益、感受力等诸多特征。米歇尔福柯就是以边缘空间为理论基石展开其空间叙事的，在他这里，边缘空间就是被规训的他者场域，是作为中心地带的他者存在的空间形式。苏贾继承了福柯的思想，提出在任何区域范围内，资本主义都存在着一种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存在着某些核心国和一些边缘国。那些核心国是工业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主要中心，而那些边缘国却是从属的、依附的，而且受到极大的剥削，组成了第三世界。由于通信、金融、交通与运输成本的低廉与便捷，致使跨越不同空间与地域所使用的时间大大缩短，即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这样，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边缘与中心之间形成了诸多不平衡。亨利列斐伏尔也研究过由规划、权力导致的中心边缘结构，认为资本的力量借助政治权力切割了人类共同体，并最终剥夺了弱势群体进入城市的权利，其实，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就是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甚至是从社会中排出。这些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将那些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们赶到了郊区。相比于洛杉矶学派的其他成员，苏贾更关注边缘空间的居民如何争取居住空间权利。从最低生存工资运动，到公共交通正义，再到社会公共服务，均在苏贾的学术视野中。他认为，不平衡地理发展不仅构成新的资本增值来源，而且形成了阶级剥削的新花招。这种剥削表面来看以一种自愿互助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资本家聚居的地区往往处于城市中心区域，这里没有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也排除了交通拥挤、治安混乱、相关配套生活设施及公共空间缺失所带来的生活不便。这些区域有良好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足够宽松甚至是奢侈的个体空间占有率，以及穷人难以获得的金融、信息和网络资源。而穷人居住的边缘空间则与此相反。在美国，有一种病态的郊区生活模式人们住在漂亮的房子里，但生活质量却相当糟糕。有些人选择从中心城市迁移到棕榈谷Palmdale、兰卡斯特市Lancaster或莫雷诺谷（Moreno Valley），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能买到便宜的住房。开发商向人们许诺这些边缘城市的发展也将像奥兰治郡一样，无论住宅设施还是工作机会都将步上正轨，但是他们承诺的工作却永远没有出现。苏贾通过研究洛杉矶地区人们在居住和工作地之间的时间花费，发现有20%的人单程花费两个小时以上。而在这20%的人口里，离婚率和自杀率高居不下，家庭暴力频发，心理问题严重。人们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疲于奔命，咀嚼着中心边缘城市结构酿成的苦果。
是时候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了！
行动起来
和行动相比,话语永远处于第二位。《寻求空间正义》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独特的战斗精神，苏贾自谦为策略乐观主义和行动论特质。他认为，要想摆脱边缘处境,占据中心位置，需要进行地域权斗争，其主要形式是边缘群体的集体社会行动。苏贾通过1992年美国洛杉矶暴乱来推销自己的行动论方案。他分析道：洛杉矶暴乱的实质是由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阶级冲突，并展示了洛杉矶这片福特方式弹性空间化以及不平衡发展工业的风景里，再度中心化和边缘城市化的扩散性都市伸展和重构的都市肌理，无序的随性城市的两极分化以及混合的阶级边界，门禁和护卫的监禁群岛的保护性堡垒和坚固管辖，以及模拟城市迷人和狡猾的超现实非美学性都市想象。在考察了北美的商业城市、竞争型工业城市、垄断集团城市、国家控制福特主义城市和以洛杉矶为原型的后现代城市等五种城市类型之后，苏贾认为，要实现空间正义，必须唤起民众觉悟、激发社会行动力量。他分析了1992年美国洛杉矶暴乱后成长起的三股政治力量：第一股力量相对悲观，对通过资本主义全球化区域经济及其制度体系解决社会和空间正义问题存在质疑；第二股力量是兴起于白人排外倾向的暴力主义者；第三股力量是行动主义者，他们既不主张撤退也不主张采用暴力，而是以高度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挖掘地方和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的力量，积极推动更具空间意识的创造性抵抗网络，一种地方、空间和区域的进步文化政治学的积极实践以及更广泛的为实现区域民主和空间正义的抗争行动。
苏贾赞赏第三股力量,积极探寻空间正义的行动主义路径，并将行动的地点定位于边缘空间。他借用女性主义者胡克斯的说法，将边缘空间的精神要素作出如下界定：边缘及边缘性并不是要丢开、放弃的东西，而是要在其中逗留、坚持使之平衡的地方。因为它增进反抗的能力，提供可能的激进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眺望、创造、想象其他新世界。对被压迫、被剥削、被殖民的人来说，认识到边缘乃反抗之所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是把边缘视为一个符号，视为痛苦、贫困和绝望的标示，那么浓厚的虚无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所以，在苏贾眼里，边缘空间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之所。
针对话语与行动脱节的现象，苏贾呼吁：人们需要真实的食物和居所，而不是被告知应该拥有食物和居所。他希望通过切实可行的集体行动来改变空间生产和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改变生活于空间中的人的边缘地位，最终实现空间正义。为此，必须增加边缘空间的开放性和团结性，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提升边缘空间的权利比重，优化权利配置。弱者只有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才可能现实地改变居住空间的不平等、不正义。这就是空间的资本化所产生的抵抗力量。的确，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结果造成中心与边缘的悬殊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区域居于主导与决策地位，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一切好处：便捷的生活、优美的环境、完善的服务等；而处于依附与附庸地位的边缘地区则承受着现代性带来的一切恶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描述过这种状况：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许多都市穷人区的环境沉沦到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的近乎野蛮退化状态。这种空间不平衡发展不仅成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新的抵抗力量的发源地。对此，列斐伏尔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称为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从最卑贱者到最高贵者，从马前卒到统治者。苏贾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空间资本化既是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动力，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作为弱势群体，那些来自被剥夺空间权益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学生、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流浪汉就构成新的反抗力量，争夺空间的控制权就成为反抗的主要目标。洛杉矶暴乱就是最好的例证。
苏贾的行动主义策略固然是解决空间正义问题的一条路径，但是，他没有看到，只要资本还存在，资本主义空间就内在地孕育和滋长着不平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本性的阐释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将最终成为它自己的掘墓人，毁灭资本的是资本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空间资本无疑也符合这一规律。我们知道，增殖是资本的根本属性，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疯狂扩张与榨取一切可能利润的秉性促使资本把全球作为它的市场，以维持自身存在与无限增长。但是，资本也会遭遇它自身的限制，多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同样，空间资本化也必然遭遇它自身的界限与危机。一方面，空间的资本化程度越高，可用来制造与使用的空间就越少。当空间差异与障碍趋于同质化时，其利润增殖的程度会逐渐减少乃至于消失。另一方面，生产过度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将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美国由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如此。由此可见，苏贾并没有找到解决空间问题的最有效、最彻底的路径。
洛杉矶，又是洛杉矶
洛杉矶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建于1781年，起初是一座很小的边缘小城。现如今，它从分散的城镇村落发展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样板，洛杉矶列举着20世纪后期所有的城市重构过程及其表现形态。在那里，不仅有硅谷这样的高技术企业和类似休斯敦的阳光地带经济，也有受锈迹斑斑的底特律或克利夫兰影响的工业衰微的城市地区，人们可以找到波士顿、下曼哈顿、南布朗克斯区等城市空间，也可以看到圣保罗和新加坡的影子。作为一名长期供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苏贾对给予他思想启迪和创作灵感的洛杉矶喜爱有加。他热情关注和积极参与洛杉矶的城市发展，偏爱关于洛杉矶的城市叙述，倚重洛杉矶的研究经验，其重要研究视角的形成和研究结论的得出都有洛杉矶的一份贡献。爱之深则责之严。以下是他对洛杉矶的空间贫困和居住分异现象的控诉：19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的大量增加，洛杉矶县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无家可归现象。大约有25万人住在改建的汽车和后院的建筑物里，有一半之多的城市人口涌到汽车旅馆或其他旅馆去居住，以期节省足够的钱支付更加稳定的但又没有能力支付的住房租金所必需的担保金。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洛杉矶穷人发明了一种温床，即轮流在席子上睡觉，轮不到席子的人就只好躲到电影院享受午夜后的低收费。那些更为不幸的人只能生活在大街上、快车道底下、纸板箱里或临时帐篷里，汇集成当时美国最大的无家可归人群，它创下了别样的洛杉矶之最。穷人无家可归只是空间非正义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表现则是居住分异。苏贾认为，资本运行于城市空间，致使洛杉矶逐渐变为一个高度隔离的城市，在这里，贫富居住隔离、分异日益强化。蓝领工人阶级居住在较老的中心城市，而控制劳动力的主管人员、经营人员和监督人员却静居于风景优美的山坡和海滩上，在这两个集中的相互对立的集团里，其内部有更进一步的居住专门化和范围划定，它保证每一个人都居住在其应该住的地方。这和大卫哈维笔下纽约的上城和下城、巴黎的左岸和右岸如出一辙。
《寻求空间正义》（英文版）的出版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城市》杂志于2010年和2011年组织了三次专栏讨论，很多地理学、城市和区域问题研究者参与了讨论。碧娜赫认为，该书为正义概念及其包含的空间内容进行了坚实的理论分析，并打通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道路。也有学者指出，苏贾对空间意识和空间问题的揭示太过拘泥于洛杉矶的经验，太多专注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师生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甚至相当狭窄地把案例仅仅集中在巴士乘客联盟问题上作为一个地理学家，苏贾一生都在走四方，是一个游走于世界的行吟地理学者，但他在理论论证时却常拿洛杉矶说事，这既说明他对洛杉矶的偏爱，也给人留下了理论建构与实践方案缺乏普遍性的口实。苏贾对此解释说，《寻求空间正义》选择洛杉矶的劳动共同体作为空间正义斗争的案例，但也提到了类似组织在雅典和伦敦的发展。给洛杉矶案例贴上无与伦比的标签，是为了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和学习，特别是从其他策略和空间的斗争中学习，由此形成新的成功的运动，以促进空间正义尽可能在更多的语境中进行。
苏贾的解释给人以可信之感。2013年6月，他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采访时，就表现了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学术关怀。他说，区域城市化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出现在包括洛杉矶、华盛顿和旧金山在内的很多美国主要城市，也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城市，它正在打破以往大都市的边界，创造出很多大型多中心、网络型城市。旧的都市模式将城市分为市区与郊区，新的发展模式则是指中心城市外围地区的发展，在这里，一个主要城市周围可能会有几个次中心城市同时发展。如中国珠三角地区，深圳、香港、广州、东莞这些城市之间就进行着互动性的网状发展。苏贾将这种现象称为大区域城市化进程，它兼具地区性和全球性两种特性。区域城市化将消除市区和郊区的界限，模糊市区、郊区、农村的概念。针对当下中国共时性地遭遇城镇化、大都市化、区域城镇化等问题，苏贾认为需要用社会空间辩证法这一方法论视野来认识，并密切关注和设法解决与区域城市化相伴随的空间利益不平等、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当然，洛杉矶只是洛杉矶。西方的城市化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们应该探索自己的城镇化模式，并用适合国情的理念与方法去寻求空间正义。
该说说本书的翻译了。有人说翻译就是搬运，然而现代诠释学却极力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要想把语境当成均质的网格，任凭思想可以毫发无损地搬来搬去，那定是个幻想。由此，我们这个翻译小组要想把苏贾的思想原原本本地搬运到中文语境，也应该算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再加上译者是一个团队，学科专业分散，学术背景不一，必会导致理解原著水平、语言驾驭能力、语言风格表现上的参差不齐，更遑论做到毫发无损地搬运异域思想家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在译后记里，译者没有就原著的具体章节做详细介绍，而是留待聪明的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
本译著的具体分工是：前言、导论、第一章、致谢（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高春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动态》编辑部副编审强乃社）；第二章（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武烜）；第三章（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刘国朝、陈品）；第四章（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刘宏、朱姝）；第五章（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聂平俊）；第六章（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陈素红）。全书由高春花、强乃社统稿，由高春花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陈伟功博士审校。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祝得彬先生为本译著的出版铺路架桥，感谢编辑部刘娟女士为编审译稿付出的辛勤劳作。
该译著由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资助出版。
高春花于丽景蓝湾寓所
2015年夏
前言
任何地方的非正义对任何地方的正义都是一个威胁。
马丁路德金，一封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1963年4月16日
1996年10月，洛杉矶市区的一个法庭上，发生了美国城市史和地理学意义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时正进行一场针对洛杉矶城市交通局的集体诉讼，这个诉讼由一个草根联合组织提出，他们代表将公共交通作为基本需要的民众，判决结果前所未有、非常重要、令人满意。判决指出，至少在未来10年中，过去几十年对那些买不起车也开不起车、依赖公共交通的城市贫民的歧视，将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解决：交通局以最高的优先预算，提升巴士服务水平，保证贫民能够平等乘坐各种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
劳工社区策略中心诉洛杉矶县城市交通局（LaborCommunity Strategy Center et al.v.Los Angeles County 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案的直接结果，也被称为巴士乘客联盟判决，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按照判决，交通局不仅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新的环保型巴士，而且必须缓解过度拥挤，维持合理票价结构（fare structure），增强巴士安全，减少巴士站犯罪，为方便人们前往工作、教育和健康中心提供特定服务。按照这些条款，需要花掉交通局几乎所有正在执行的预算，而且，当时为了跟上洛杉矶作为世界大城市的步伐，正雄心勃勃地计划建立一个固定轨道交通系统，这样一来，就不能继续这个计划了。巴士乘客联盟与交通局共同组建一个联合工作小组，以维持联盟对交通政策的持久影响。
作为对种族主义实践的直接冲击，巴士乘客联盟判决标志着民权运动的复兴，此判决的重要性与1954年关于学校种族隔离的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局案可有一比。这也表明，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这里指的是公共交通），存在两种独立而不平等的系统，这就否定了人口中特殊群体的权利。同时，这也是环境正义运动的一种激动人心的表达，它反对建立在居住场所的种族不公正和歧视，从而证明了一个观点：一个人居住在何处，能够造成对其日常生活和个人健康的重要方面的消极后果。
以前，任何一个美国大城市都没有发生过这类涉及公共交通服务的事情。优先解决居住在市中心的、大部分为少数族裔工薪穷人的诉求，这颠覆了美国城市治理和规划的工作传统，因为以前的服务几乎都有利于较为富裕的居民，而这些服务甚至是在缓解贫困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个判决也是对当时美国政策的一种反叛，即它反对新保守主义上升、有害福利改革、削弱市民权利和削弱反贫困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很少有这样的草根社会运动获得成功，它影响了这样一种财政支持规模下的城市规划与治理。事实上，判决将导致数十亿的美元从一个不成比例的有利于富人的计划转移到有利于穷人的计划中。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判决竟发生在洛杉矶，而洛杉矶在历史上并未因拥有进步的城市环境而闻名，在美国历史上，洛杉矶因为种族歧视引发两次最血腥的城市暴乱而成为焦点，这两次暴乱分别发生在1965年和1992年。自此以后，很少能够比较成功地解决引发暴乱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广泛存在的贫困和歧视，以及种族歧视性的警察暴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众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雄心勃勃但是造价昂贵的固定轨道建设项目上，这个项目能够满足当地的虚荣心和欲望，以此跻身于拥有发达的地铁交通系统的世界大城市之列。毫无例外，轨道建设在巴士乘客联盟判决之后不久就结束了，公众对昂贵并充满问题的轨道交通项目的支持也随之消失。
在集体诉讼背后有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是巴士乘客联盟和案件中的主要原告即劳工社区策略中心，后者提起了诉讼并带头建立了更大范围人士的联合。巴士乘客联盟客运联盟（Sindicato de pasajeros）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工协会，而是乘客的一个多民族、反种族歧视的（专门的公交乘客）大众组织，意在明确地改善交通系统自身，并进而改善40多万人的生活质量，这些人主要是洛杉矶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工薪穷人。它构成了劳工社区策略中心的一个分支或独立的策略中心，这在1989年是一个激进组织，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是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法人（anticorporate）、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团体或行为团体，专注于以理论促进实践的组织。它意在形成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族裔的大众运动，尤其是黑人和拉丁族裔工人等相关团体。策略中心创办了一个以战略组织为目的的国民学校和一份双语政治杂志《啊，现在》Ahora！Now。
判决宣布以后，巴士乘客联盟和策略中心的组织者以一种当之无愧的开辟新纪元的语调宣告了他们的成功。他们推动了历史的巴士，形成了为巴士而战的数百万之众，为公交、民权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正义而斗争，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公交景观，也形成了新的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起义理论。在2001年《社会主义者文摘》Socialists Registure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策略中心的组织者埃里克曼（Eric Mann）形容他们的努力为一场决然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妇女斗争。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六章的注释和参考资料中有更多探讨。
好莱坞也注意到这个判决的意义。激进主义者和学院奖获得者，摄影师、导演哈斯科威克斯勒（Haskell Wexler）与巴士乘客联盟相处3年，完成了一部相当长的电影，细节上表现了强烈的视觉效果，他的早期作品有关于劳工问题的著作（Matewan，1987）、越战片，还有关于巴西军政府独裁以及墨西哥琪雅帕斯（Chiapas）暴动的作品。巴士乘客联盟的胜利根植于本土，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也表现出全球性的意义，并因为其领导者的国际视野而得到加强。
界定交通平等与正义
促成1996年令人拍手称快的法庭判决有很多因素。部分来看，它反映了这种认知，即以任何一种形式的投资去替代重要的属于巴士服务的大众交通工具（比如轻轨和地铁建设），尤其是对市中心的穷人来说，都是一种歧视和不公正。从法律的角度看，它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第6条，这个富有生命力的法案明确和推进了市民权利运动。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公交需求从来没有被交通规划者完全忽视，但有人认为，他们应系统地服从于那些处于贫困线之上的、生活得比较好的人的需要和预期。大众资源再分配和公共政策的重大变化需要改变系统的、长达几十年的地理和种族歧视。
在满足穷人的公共交通需要方面有一种歧视长期存在，它源于具有歧视性的投资这种严重状况，后者构成了整个20世纪洛杉矶和其他主要大城市的地理和居住环境。我在这里指的是这样一条投资鸿沟：一方面是道路和高速公路的修建和维护，另一方面是所有其他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建设。这是一种社会性和空间性歧视过程，其后果就是不公正城市交通地理的产生，它有利于处在城郊圈子的富人和拥有多辆轿车的人，而多数在城市的内部中心区聚居的移民以及更急切依赖公交的穷忙族则处于不利地位。
到1996年判决时，洛杉矶五县城市化地区已经变成美国最拥挤的地方，以移民和大部分拉丁族裔工人为主的500多万人口居住于内城，并流入传统上属于郊区的新城。有人估计，大约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下，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增长的部分由妇女和儿童构成。联合国在洛杉矶1992年暴乱后发布报告称，在洛杉矶和纽约，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几乎可以赶上卡拉奇、孟买和墨西哥城。
经济重建、日益增加的贫困和社会两极化，还有所谓新经济的兴起，使得依赖公共交通以及集中在内城的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处境更加恶化。几乎每个低收入工作者都要做多份工作，或者是一份工作之后又做另一份工作，或者同时兼职。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是家佣、园丁、清洁工、保姆、家庭护理专家，工作地点分布在不同地方，需要人们在分散于城市的众多地点之间流动。那些单纯在特定地区以及为部分人建设的轨道交通系统的转乘中心电梯的空间结构，永远也不能像流动的巴士密集网络那样，为内城的工薪穷人提供有效服务。
其他本土的因素被考虑进法庭的判决中。在1992年的所谓正义暴乱之后，本地、州或者联邦政府处理洛杉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信心动摇了。当一些进步人士从政治上退缩的时候，其他人认识到，有必要进行一种新的集体的、联合的社会运动，以挑战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很多新的运动和劳工社团联盟形成，他们围绕着门卫的正义、基本生活工资需要、公共投资的差异性影响、可负担的住房的适用性，以及洛杉矶联盟要求新经济的正义发展等展开活动。于是，策略中心以及它的同盟者们的成功高效使其脱颖而出。
依赖于如此深厚的基础，可回溯去工业化早期的反对汽车装配工厂关闭运动［参见埃里克曼1987年《论汽车》（Taking On General Motors）］。从1989年建立伊始，劳工社区策略中心就是美国早期反对歧视、环境正义运动的先锋，直到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行动团体。它在抨击环境种族主义和要求公交平等正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巴士乘客联盟也许是从这些努力中脱颖而出的最成功的草根组织。
除了巴士乘客联盟和策略中心，还有其他很多行动者卷入庭审。一方面被告是交通局，这是一个成立于1992年的新的公共部门，它由洛杉矶县交通委员会（IACTC）、县快速交通处（RTD）合并而成。虽然有例外，但是整体上洛杉矶县交通委员会还是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和县域范围内的地方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洛杉矶市由近90个独立城镇组成，它与一些广泛的非独立的地域构成洛杉矶县，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地方政府。1990年该县人口超过800万，近一半人居住在结构奇特的洛杉矶市。
在洛杉矶县范围内，快速交通处控制着大量但分散的巴士系统以及几条铁路线。交通部门合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其中几乎大部分决策者都喜欢轨道交通，有人喜欢传统的交通计划实践，也有少数人喜欢灵活的巴士交通，并保持严肃的对交通公正和正义的关心。交通局指导委员会是轨道交通和巴士交通拥护者的混合体，它反映了所谓县域主义者和城市中心主义者之间的竞争的划分，前者是由5个县的督查领导，后者是由市长和市议会领导。13人委员会中，有5个督查、洛杉矶市长、3个市长指定的人，其他4人是由县选举委员会选举的地方人士。
由巴士乘客联盟与策略中心领导的反对者联盟，也包括韩国移民工人争权会（KIWA），这是一个非营利社团服务组织,1992年暴乱后在改善非洲裔美国人和韩国社团的关系方面起关键作用，并继续为移民和工人的权利而斗争；大洛杉矶县南基督教领袖议会是一个市民权利支持组织，曾支持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努力制止巴士及其他公共设施中的种族隔离；很多个人原告代表了依靠巴士的公交乘客所在的阶级。首席辩护者来自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法律维护与教育基金会之西部事务所，还有一些支持来自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市民自由联盟基金会以及环境保护基金会。
法律维护与教育基金会是一个公益性法律事务所，在国内市民权利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它最大的成功是促成了1954年最高法院的布朗诉教育局（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判决，这个判决结束了学校种族隔离，这个案件最终影响巴士问题的政治性和象征性意义。法律维护与教育基金会特别重视形成联盟以促进社会和环境正义，并在较早时候采取积极行动以影响交通局作出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它给原告的支持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巴士乘客联盟、策略中心坚定而激进地要求自己的主动性，但基金会并没有给予全部认同。尽管有些不同观点，但还是很难想象早在1994年就正式建立了一个如此强有力的诉讼支持团队。
在形成最终判决的过程中，以及在判决宣布后，政治和专业利益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强烈和对立的。也许这些争论中的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是把公共规划中隐藏的各种形式的种族、阶级、地理偏见呈现给公众。批判地理学家针对现代大都市规范性功能的不公正特点方面所写的著作，都几乎清晰地进入了洛杉矶的公众意识中。
这个案例的特点是，它在两种不同的平等和正义的观念之间形成了碰撞。交通局认为它要奉命追求交通正义，但是其平等概念与巴士乘客联盟的大有不同。作为一个县的权威机构，它受到总体上保守的、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和城郊督察委员会的强烈影响，主要根据行政与区域来界定平等。如果所有区域已经有平等且有效的大众交通，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穷人的需要，那么交通系统就被认为是平等的。区域性的交通平等和正义的观点是根植于一种平面的地理视角，忽视了交通需要实际上存在的不平衡地理学。人们总会意识到县和区域的中心的重要性，比如洛杉矶国际机场、洛杉矶和长岛的两个姊妹港口，但是存在的这些限定反映了所有督察委员会及其辅助系统的政治利益。
宪法的不歧视原则保护了一定程度上的交通正义，但是在美国国会和参议院，这主要是由不支持一个特定区域或者选民获得一定的利益分配（一些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为赢得本地选举而为一定区域争取建设经费例外）而得到保证的。这使得关注特定区域显得违宪。并非所有交通局的人们都如此认为，但是简单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等理念在所有政治文化中占据支配地位，在庭审中，这一逻辑被用来支持交通局的政策和决策，用来反对基本上被视为不可理解和不能辩护的种族歧视指控。
这种思维方式深深根植于传统规划实践中。不论是轨道交通还是巴士政策，如果都有利于洛杉矶市而不是这个县的其余地方，那么，这将被人视为不可接受的歧视。少数民族和种族会被认为是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但是交通局用很多数据证明，它大规模运输系统的每个计划环节都是服务于少数族裔和穷人的，哪怕这些不是主要人群。如果有一些部分，比如城市轻轨连接系统，服务于广阔的费尔南多峡谷，或者是通往帕萨德纳的蓝线（Blue Line），主要运送白人、城郊旅客，这对于任何规划者来说都是合理的。何以就有了种族和空间歧视的指控呢？
联盟由于不同的战略视角而与此观点形成冲突。他们有很多用以指控的数据，认为通过不成比例的投资，对服务于相对富有的人的公共交通设施给予了太多的关注，然而很多在其日常生活中依赖公交和在所谓是拥挤的内城生活的人，则严重地被系统性地忽视了，这种歧视有很长的历史记录。从一个视角看，每人每次城际轨道旅行，需要补贴至少21美元，而巴士交通的每人每次补贴仅仅是1美元多一点儿。很显然，当依赖公交的穷人的需要被优先考虑的时候，一种不同的正义和歧视的观点就出现了，这就需要在公共政策和计划实践中做出富有意义的改变。
法庭的考虑揭示了在城市交通规划中深深隐含的一种偏见，它不仅左右着交通局的行为，也影响着所有国家规划机构的实际行为。这种偏见不仅是过分强调成本和收益分析，而且更多强调比较富裕的机动车驾驶人的优先权利，由此，那些很少有机会选择公交车以外的方式去工作、上学、就医、购物和娱乐的居民就受到了歧视。
这种以轿车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对职业规划者来说非常合理。为了给作为整体的大众提供可能的最好的服务，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多数乘客和他们的需要上，这看来是一种非常必要的策略。世界上所有大都市，就像洛杉矶一样，不是用现存很好的城市轨道系统做好服务，相反，主要行程皆由汽车来完成。这种方式通常意味着私人（高度个体化的）交通部分超过了公共交通部分，无论在绝对总量或者是每一单位的投资量上都是如此，尤其是将所有的街道、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维护，以及汽车价格、保险等花费考虑在内时，就更是如此。
当意图美好的公交规划者从这些要素考虑公交问题，尤其是在轨道、巴士之间做出选择时，巴士几乎每次都落远。即使固定轨道系统如捷运（BART）或者其他更多新近建设的系统，从来没有达到过支持这些建设的、希望替代私人汽车交通的人的乐观目标，仍然有很多轿车交通可以避免。巴士也能够将驾驶者从他们的私人轿车中吸引出来，但是依然会造成街道交通拥挤（gridlocked），也会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污染物，除非有特别的投资。当大多数人开轿车时，或者这个问题在公交规划者看来是一个问题的时候，轨道交通投资就比提高巴士交通更有吸引力。大多数情况下，想让城市变得更像纽约、伦敦或者巴黎的愿望，加大了这种偏见，并增加了使轨道交通投资看起来既有效又公平的压力。
一旦目前这种特殊的依赖公共交通的穷人的需求得到认可，那么所有事情都将发生变化。洛杉矶，这个一度被认为是最大的郊区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特殊的交通不公现象，大量的移民工薪穷人呈环状集中在市中心商务区周围。很多依赖公交的人有多种工作，需要在多区域之间移动，流动、多点以及网格化的巴士网络，几乎总是人们喜欢选择的，而轨道系统无论轻重轨、地上地下都不是首选。
正如在洛杉矶以及所有美国的城市中所展现的那样，在实践中，交通歧视或交通不公几乎不受约束并毋庸置疑地很普遍，至少过去80年以来或者自福特主义时代开始就是如此。保持这些机动车所驱动的歧视，不要求那些罪恶的人有意形成激进的、有偏见的决策，只由训练有素的专家遵从传统的程序做出决策和计划，这些几乎都会永远有利于富裕且更有权势的城市社会阶层。这种交通歧视的思想状态成功受到挑战，被判定需要大量和及时的修补行动，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成功。判决的重要性不会被忽视。
后果和意义
虽然有其地域性，但是巴士乘客联盟的获胜具有超越洛杉矶区域的意义。如果这个限制歧视的法律判例得到推广，那么它能给全国城市生活带来激进的改变。这种可能是可以想象的。任何公共机构的任何一种规划，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健康政策，无论是学校的选址还是消防站建设，都应该服从于正义的评估，以检测对所有受影响的区域和社群的人而言，其分布类型是否合理和公正，这种公正类型建立在穷人或者富人的不同需要上，以及多数和少数人口的不同需要基础之上。类似的法律评估也可以潜在地适用于所有影响城市生活的税收政策、选举分区、医院建设、学校建设项目、空气和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有毒设施的布局等实际的计划和决策。
毫不奇怪，判决引发了强烈反响。交通局和其他主要规划部门，在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声音的施压之下，竭尽全力来推翻或者破坏这个判决。法律上诉已经提出（也被驳回）。一种类似20世纪50年代破坏建设公共房屋的努力一样的重大恐慌在本土媒体蔓延。当这些恐惧没有人在乎的时候，就有了更多的针对巴士乘客联盟领导者的个人攻击。
反对声浪不仅局限于洛杉矶。在华盛顿和布什政府，尤其在布什-切尼治下总统权力逐渐进入司法系统的情况下，巴士乘客联盟案件判决的激进的影响力没有消失。联邦政府阻止这个判决作为判例而广泛传播的努力在2001年达到高潮。在亚历山大诉桑德沃（Alexander vs.Sandoval）案中，基于有人对联邦交通部在阿拉巴马州的驾照考试中只用英语的做法提出挑战，美国最高法院阻止巴士乘客联盟案件作为判例在法律上应用。在判决的5-4条中，该判决引用先前严重削弱整个市民权运动的先例，不仅规定歧视的意图必须有据可查，而且进一步说明，私人团体不能基于不同的行动诉求即歧视性做法，起诉联邦交通部或其他任何联邦政府部门。还有一些其他努力，限制了诸如需要显示歧视意图的巴士乘客联盟案件的影响力，但是没有案件能够像亚历山大诉桑德沃案件那样，极力保护公共部门以反对歧视诉讼。
尽管还存在着继续支持巴士乘客联盟组织和策略模式广泛传播的努力，但桑德沃案的判决，形成了一个法律障碍，限制了将巴士乘客联盟案件的胜利超出其当地直接影响。不过，它在当地的影响很大。据巴士乘客联盟的网站显示，1996～2006年的10年间，重新分配到巴士乘客服务上的资金超过25亿美元。最大的清洁能源车队（clean-fuel fleet）已经形成，替代了1800辆柴油车。每年至少增加100万小时的巴士服务，创造800份绿色的工会职位，巴士乘客增加了12%，在主要街道上增加了很多快速巴士道。全美再没有别的城市能够在过去15年里如此之好地改善巴士服务。
2006年5月1日，巴士乘客联盟和策略中心协助组织了全美大联合，或者用西班牙语来说是全美大罢工，约有200万人为移民的权利举行和平游行，反对日益增加的反移民情绪的国家浪潮。甚至在2006年10月29日判决失效以后，策略中心还在扩大和增强其影响力，如抗议环境种族歧视，反对警察虐待少数族裔，反对轨道建设新计划，反对提高巴士票价，以及反对更大的问题如伊拉克战争。就像目前它的网页上所指出的，策略中心及其联合组织已经将巴士乘客联盟的模式推广到其他城市如亚特兰大，强烈抗议近来交通局政策的退步，同时扩散他们的出版物和多媒体项目。2009年策略中心出版了一部有多种图示的《洁净空气经济正义计划》（Clean Air Zconomic Jastice Plan），提出了一种以巴士为中心的城市交通、环境正义和经济发展新模式，它建立在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联邦经费支持之上。
从巴士乘客联盟判决及其之后策略联盟的不断努力和成果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对于社会运动的积极行动者以及各地的进步学者而言，它是一个寻求种族、环境和空间正义的成功的城市暴乱。如果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策略性乐观主义，人们可以看到巴士乘客联盟及其他正在兴起的联盟，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已经在洛杉矶发展起来，并形成一个消除他们在任何地方可能发现的非正义之运动的有效起点。这本书就是在鼓励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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