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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羊城晚报出版社的出版项目《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丛书2015年获得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资金资助，2016年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该丛书第一辑共六大卷，包括《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的对话》《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话的分野》《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古今流变与中国新诗白话传统的生成》。
该丛书提倡的大文学就是强调文学与各种社会历史元素的有机联系，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重新发现文学的价值。
运用大文学的视野研究文学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怡先生提出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6卷著作是李怡教授带领一批文学博士 、新锐学者所做的学术研究成果，先后在2015年8月及2016年5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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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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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围绕大文学论提倡的回到文学本身的理念，探索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形象的问题。该卷著者把非写实性的社会小说称之为社会幻想小说，认为社会幻想小说正是中国在由古典性中国形象转化为现代性中国形象过程中诞生的产物。该卷探讨现代文学作品中数量庞大的社会幻想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变化。探究社会幻想小说与现代中国形象问题，可以了解处于时代巨变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选择，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来反思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生活，重新肩负起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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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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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冬梅，女，1985年生于重庆，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文科基地班，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年获博士学位。在核心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多篇。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科学幻想文学研究。曾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专业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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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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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李怡 001
序二：中国梦的诞生、破灭和重现 刘慈欣 007
序三：一个人的科幻十年 吴岩 010
小引 001
绪论 梦想中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003
一、研究意义 003
二、概念辨析 010
三、研究现状 014
第一编社会幻想小说在晚清的诞生
第一章 古代文学中的社会幻想萌芽 033
第二章 社会幻想小说在晚清出现 038
第三章 晚清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046
第四章 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的特点 054
第二编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第一章 民国社会幻想小说的概况 063
第二章 未来中国 073
第三章 童话中国 081
第四章 鬼域中国 089
第五章 星际中国 096
第三编 民国社会幻想小说的多重矛盾
第一章 先进科技与落后政治 105
第二章 童话初衷与成人意识 113
第三章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121
第四章 知识分子的多重立场 128
结语 远未完成的使命：幻想文学与现代中国形象的
建构 135
参考文献 138
后记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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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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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初衷与成人意识
进入民国以后，童话这一全新的儿童文学体裁诞生了。童话先天地具有浓厚的幻想性，在西方童话最初是以民间故事的形式存在的，其中已经包含了构成童话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想象力、新奇、天真以及冒险。比如李利安H史密斯在谈到民间童话（folklore）的价值时说：在民间故事里，不可相信的事却发生得很自然的样子，而且弥漫着真实的气氛。就在自然的、平凡的叙述当中，民间故事却能够以奇异的世界，够彻底的戏剧性，心惊胆跳的事件，幽默而且浪漫的特质，使孩子们满足他的想象力。民间故事在孩子来说，是有趣的故事，是想象的粮食，因此而有它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价值，这些故事是庶民们从古老的先民那儿，经历了好几世纪流传下来的，因而民间故事含有产生它的土地，以及后代的文学特征。格林的《家庭故事集》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能够忍耐在严酷生活下的日耳曼民族的气质，家庭里琐琐碎碎的事件，以及对每一件事所寄予的爱情和关心，还有彻头彻尾很实际的生活态度，跟富于创造思考的精神。在贝洛的故事集里，有的是明快的、天真的、轻松的气氛，还有对事件那论理的处理方式，以及法国人特有的，遇到困难时所表现的机智聪明等。哲柯普斯的《英国民间故事集》表现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妥协和简洁，以及他们特有的幽默，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喜爱自由和实际的心。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故事是儿童内心变化过程的外化，用代表内心和外部斗争的行为象征地加以表现。童话故事中没有明显事件的发生年月就典型地象征和暗示着内心无声无息地成长。而且童话为儿童提供
了逃避和安慰。幸福和满足是童话故事的最大安慰，在两种层次上富有意义。例如，王子和公主的永久结合象征着人格的完全不同方面的整合，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说，就是伊底，自我和超自我的整合，它象征着取得了男女本性不一致倾向的协调。 而雪登凯许登的《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形塑我们的性格》也是从儿童心理学方面去肯定童话故事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和价值的，他认为童话中邪恶势力与主角的斗争以及主角最终的胜利，其实表现了孩子矛盾的内心，故事终了当然邪不胜正、罪行终获制裁或抵抑，而孩子的心理冲突也就在阅读童话的过程中得到合理的抒发，并获致心灵与道德的成长 。也就是说，西方的童话是以儿童为本位，根据儿童的心理所创作出的一个幻想世界，其中的故事必定是天真、有趣的，在经历种种历险以后，结局必定是圆满的，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而儿童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成长。
然而，童话在进入中国以后，却和现实越走越近，虽然其中不乏名作名篇，如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然而整体上却给中国童话留下了不少问题：让中国的现当代童话在主流上把对现实的关注度和对儿童教育的看重程度作为重要标准；让拟人体（动物植物会说话做事）成为中国童话表现幻想的一个最大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童话的理解，进而使得童话创作内容浅狭；虽说周作人等从一开始即一直在提倡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然而作为中国儿童文学主要构成的中国童话，却一路滑向教育性的尽头，表现出强烈的教育意愿和取向，这成为中国童话和外国现代童话最大的差别所在。可以说，对教育性的过分期待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童话的想象力和创作空间，导致中国至今未能产生像安徒生的《小意达的花儿》、刘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路易斯卡罗尔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的《小王子》等这样的童话经典。
童话为当时的五四作家所青睐，绝大部分原因亦在于他们所观察到的童话对于儿童莫大的吸引力和教育性。于是，中国创作童话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为人生的无限贴近于现实的发展道路。《稻草人》是如此，《长生塔》是如此，《波罗乔少爷》是如此，甚至张天翼用那样幽默、滑稽、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述的《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也是如此。这条路就这样延续了下去，一直是中国童话的主流。所以，中国的创作童话，离现实更近，离幻想较远；离教育更近，离娱乐和游戏则较远。这也便是周作人为何到了1923年还在他的文章中感叹道：儿童的歌谣故事书，在量上是很多了，但在质上未免还是疑问。我以前曾说过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中国现在的倾向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于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
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 中国童话生发于苦难深重的现代时期，已经使得它的翅膀沾染了过多沉重的现实，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童话里的幻想始终没能完全摆脱现实的束缚。
二
不过，对于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和周楞伽的《月球旅行记》来说，即便以中国特有的偏现实、偏教育的童话观念去看待它们，这两部小说也是不能被称之为童话的，只能说是借着童话形式创作的社会幻想小说。民国时期的原创童话，就算是有很强的现实性，想象力还不够天马行空，但其针对的目标对象至少还是儿童，其目的至少还在于对儿童进行一种教化。以张天翼的童话创作为例，《大林和小林》中虽然也写到社会现实的黑暗、统治阶级的无道、底层人民的不幸等，但是作者都对它们进行了夸张变形处理，并将其置于一个扩散和弥漫着奇幻，只有在孩子的幻想里才合理、才真实的世界 。作品单纯、明快，奇趣横生，洋溢着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故事的结局也是大快人心，以小林、乔乔等工人大众的胜利和国王、叭哈、唧唧（大林）等人的灭亡而告终。张天翼童话中小主人公的儿童形象都很鲜明，而且多数童话的主人公都是天真活泼、勇敢坚强的小英雄。张天翼正是试图以这些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小主人公的形象来影响儿童读者们，引导与教育他们选择正确的成长方向。基于为儿童创作的意识，张天翼提出儿童文学写作的两个标准：一、要让孩子们看了能够得到一些益处，例如使孩子们在思想方面和情操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在他们的行为习惯方面或是性格品质的发展和形成方面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等等。这是为孩子们写东西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还要二、要让孩子们爱看，看得
进，能够领会。写作时候的一切问题、困难，都是为了要办好这两件事才发生的。写作时候的一切劳动、苦功，以至艺术上的考究，技巧上的考究等，也都是为这两件事服务的。除开这两件事两个标准以外，老实说，我就不去考虑了。 也就是说，要用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趣味的、幽默的、夸张的）创作出的童话来教育儿童，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原创童话几乎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然而，我们再来看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虽然他借用了英国最著名的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的主人公小女孩儿阿丽思和兔子先生，但是除了这两个人物以外，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可以说和原著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沈从文至少在动笔之初，是打算写一部童话的，他原是预备写一些梦幻似的过去、当前有趣味的事，类似《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作品给自己的妹妹看，也让母亲忘掉烦恼，没想到最后的结果却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虽然也幻想出了一个奇异世界，一个童话中国，但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文中更多展现的是一个黑暗落后的古老中国，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和强烈的讽刺意味。当兔子傩喜先生想找看热闹的地方时，茶馆老板却把中国地界打仗热闹的省份说给他听，可见中国人的愚昧，把自己国家的危机当作笑话来讲述；当阿丽思和傩喜开车出去遇到了劫车的人，这个人不是为了抢钱，而是想让外国人把自己杀死以结束他的乞丐生活，这让外国的阿丽思小姐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中国人必须寻死，而且中国人为什么连自己结束生命的勇气都没有，反而要将这件事交给外国人来做，难道中国人竟然软弱无能到了如此地步？在八哥博士的欢迎会上，鸟儿们之间阿谀奉承、相互抨击，生动地嘲讽了当时的学界和某些知识分子；更别提苗族人贩卖儿女的人间惨剧，以及那一篇《给中国一切穷朋友一个方便的解决办法之商榷》中所说的腌制婴儿的方法所有这些都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小孩子根本无法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
再加上沈从文在行文中所运用的专业而艰深的词语，如知识阶级、客卿、闲澹、踌躇等，更是增加了儿童阅读的障碍。可以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完全是在成人意识主导下写作的小说，展现的是一种成人视角。较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轻松、滑稽，《阿丽思中国游记》则格调沉重，几乎无趣味可言，至于童话里的丰富的幻想，优美的情绪，高贵的寓意，以及美丽的文字，在这部作品中都找不出来 。可见，里面的童趣几乎被消解殆尽，《阿丽思中国游记》只具有童话的形式却没有童话的实质。沈从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傩喜先生写成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子发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了不少。 于是，在
写作第二部的时候，沈从文索性将自己的心情和盘托出，放开了来写：我应当告读者的，是这书与第一卷稍稍不同。因为生活影响于心情，在我近来的病中，我把阿丽思变换了一种性格，却在一种论理颠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创作的力量了。这在我自己是像一种很可珍的发现。然而也就可以说是失败，因为把一贯的精神失去了。 如果说第一卷还有些许儿童式的幻想因子的话，到第二卷则已经彻底走向了成人化。
同样，周楞伽的《月球旅行记》虽然也被标为创作童话新刊出版，并且作者在书前的序言中也强调了：这其实是一部童话，像你们平时所常看到的新奇有趣的童话一样，绝无丝毫枯燥乏味的地方。 然而，作者所描写的战争下的月球世界，却也是黑暗无光、混乱不堪的。这里不是简单的童话世界里的昆虫或者植物大战，而是月球雄城（日本）人与梦城（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主人公小冬和他的叔叔跟着月球人一起逃避战乱、颠沛流离，经历了经济恐慌、外汇紧缩等一系列危机，最终依靠金星人出兵参战，月世界才得以获得和平。《月球旅行记》可说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战争之苦的一种别样呈现，除此以外文中还不时涉及复杂的金融市场与国际关系，揭露一些严酷的社会现实问题，如黑市买卖与投机交易，展现出对国民性的批判等。总的来说，这样一个试图对战争社会进行全景式描绘的作品，已然丢失了儿童视角，而不得不成为一部在成人意识指导下所创作出来的社会幻想小说。
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作家对于童话的误读以外，还与民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同时也与作家浓厚的现实情结有关。面对民国建立以后的各种现实问题，急于寻找国家现代化捷径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能够找到有效解决的方法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现实论题。小说成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备受青睐。于是，小说与现实的纠葛更加深入。
如果说，晚清最大的时代主潮是破的话，即打破旧有的几千年封建帝制，摧毁清朝的种种落后腐朽的制度；那么民国面对的则是立，新的国家已经建立，种种现实问题亟须解决，这已经不能用在小说中想象一个新中国来激励国民打破一切现有制度的方法来对待，摧毁已然发生，此刻需要的是重建，是实实在在的能对现实产生积极作用的行动。所以，作为社会精神产物的文学这时再单纯发挥认知、教化、娱乐的功能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此时的作家们将小说当作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利器，让小说负载起济世救国、改造国民性的重任。也因此他们很注重小说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将人生与社会、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要用小说来反映社会现实，探索人生问题，从而强调其客观真实性，走向了偏重写实的文学创作道路。此时的文学家多视写实为最先进的文学表达方式。温儒敏在其著作《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跟他们的文学进化论认识有关 ，也正是出于思想革命的考虑，他们才强调万事从头做起，首先要正视人生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真相，特别是揭露落后的国民性，使国民从封建主义思想禁锢的黑屋子里觉醒过来。这一共同的认识，使他们在考察文学的功能与方法时，偏重于写实与暴露 。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童话也成了一种为人生的无限贴近于现实的文体，成为民国作家们用来教育孩子的工具。将童话运用于教育本也是童话的作用之一，这点无可厚非，重点在于如何运用。按照周作人的观点，童话可以用来叙述社会生活，不过应该大致略具，而悉化为单纯，儿童闻之，能了知人事大概，为将来入世之资 即足矣。然而在实际创作中，中国作家们常常无法真的做到这一点，因为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 只要在创作中没有把握好这个度，一方面试图将广阔的社会人生悉数展现给儿童，另外一方面甚至还刻意带上一些深刻寓意，那么这样的童话就很容易脱离儿童，走向成人化，变为只有成人才能阅读的社会幻想小说了。
具体到作家本人的经历来看，沈从文写作《阿丽思中国游记》的1928年前后，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阶段。从1926年7月开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一直到1928年12月才结束。虽然北伐战争具有积极的意义，其胜利完成了国民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不过战争从广州一直打到武汉，从上海一直打到南京，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在客观上对社会的安定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对华侵略的脚步。沈从文正是有感于现实的种种，才将一些长期以来非发泄不可的情绪融入到了作品中，由此导致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展现和批判越写越多：帝国主义在中国杀人，炮舰侵入长江，享受领事裁判权，胜利即公理的强盗逻辑，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国内军阀之间的赌博、内战、兵匪不分，杀人如草。用武力管制思想。官僚绅士的赌咒说谎，结党营私。文人的附庸风雅，文坛的崇洋媚外、盲目自大。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问题。湘西的蛮荒、落后与愚昧笔调也渐渐脱离了儿童式的、童话的范畴，揭露与鞭笞得越来越强烈而深入。另外，沈从文1928年1月离开生活了六年的北京来到上海，1928年3月即开始在《新月》杂志上连载《阿丽思中国游记》，所以作品中提到的种种对于文坛众声喧哗和某些知识分子崇洋媚外、哗众取宠的讽刺，也可说是他在北京文坛的真实感受的反映。因为我对一切太冷静，不能随着别人发狂，所以领受了许多误解的爱憎和轻视，还有一些人把我加上文丐的名字，为出之于不相识的勉强说来是同道的人口中，这说话的动机又不外乎想把自己抬高为纯艺术家 ，沈从文自认为作品中发泄了一些牢骚，不过酸气一股，愤懑所至，悲悯随之 。然而，也正是由于童话这层外衣的遮盖，才使得这一切得以顺利呈现出来。
到周楞伽创作《月球旅行记》（1941）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身处孤岛上海的周楞伽受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与时局变迁所制约，也试图用童话的形式来展现战争下的中国社会。与当时一大批表现同仇敌忾、抗战救亡的所谓抗战童话 不同，周楞伽在《月球旅行记》中展现的是一个他自己想象的战争状态下的幻想中国的全貌，小冬与叔叔只是这场月世界战争的局外人，作品既没有塑造为抗日救亡事业舍生忘己、挺
胸而出的小英雄，也没有表现出日寇铁蹄下中国人奋力抗争、永不屈服的抗战精神。周楞伽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对战争下的人性做出了揭露，分析了战争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进而对整个社会未来的走向做出预测。周楞伽的这种写作方式，既源于现实的影响，也跟他自己的创作背景有关，他在《月球旅行记序》中说自己最近十年来，趣味逐渐转向文学方面，所写的作品也以小说居多 ，那么在创作童话的时候，手法上越来越接近于小说，使得童话的主要目的变为作家个人思想的倾诉，反映作家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的构想，也就有迹可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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