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的第一本书《达德利多克》（Dudley
Docker）就获得了沃尔福森历史学奖（Wolfson
Prize for History）。他写过W.
H. 奥登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传记。他的上一本著作是备受赞誉的关于普洛夫莫丑闻事件的作品《英国事件》（An English Affair）。他是《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顾问，皇家历史学会以及皇家文学会会员。他定期为《卫报》、《观察家》及《文学评论》发表评论。他居住在伦敦。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全才的7个生活场景：● 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知识分子，身处剑桥大学的教室之中。他时而躬身前倾专注聆听，时而慵懒地往后一靠陷入沉思，继而站到火炉前的地毯上陈辞。他的语调迫切、试探、挑衅，却总是说出激昂明晰的段落。他的听众是所谓“使徒会”（Apostles）的秘密讨论组的成员。他提出了新的知识或道德体系。之后，他遵从着自己“不道德的美德”的信念，精力充沛而频繁地与各个阶层的男人发生非法且危险的性关系——这些人是他在博物馆、桑拿浴室、火车站和街上找来的。● 1914年8月3日，一名31岁的男子，坐在由他妹夫驾驶的摩托车边斗里。摩托车正急速驶在剑桥通往伦敦的路上。滚烫的路面上尘土飞扬。这位年轻人是剑桥的经济学家。他被财政部召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引发的危机出谋划策。这么一个“异端”、“局外人”以一己之力说服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财政部，不要听取银行的建议去采取他们认为必要、实际却致命的一步：终止英格兰银行条例（Bank Charter Act）。他的建议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内，对避免金融恐慌和财政崩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过了不到4年，世界大战正处于关键阶段。这位负责政府外部财政的财政部官员说服了刻板而对视觉艺术没有感觉的财政大臣博纳?劳——他的家素以单调乏味著称——在政府财政中拨出2万英镑，为国家美术馆竞拍德加艺术馆的藏品。他参加了巴黎的竞拍。其时德军炮火隆隆，层层推进，买家信心动摇。他给自己买下了塞尚、安格尔、德拉克罗瓦和德加的作品。他将塞尚的作品放在行李箱中返回英国，藏在苏塞克斯某个农场道路边的壕沟里，因为那时他正要拜访一位朋友，而画又太重，不方便带到朋友家中。● 一名40岁出头的男人，身为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成员之一、艺术品收藏家、藏书家、杂志老板、芭蕾舞迷以及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的丈夫，代表自由党候选人在全英格兰巡回演讲。他向布莱克本的棉农解释税收，向巴罗的船坞工人说明衰退，向剑桥的店主解释俄罗斯贷款，在黑潭被铁路工人团团围住。他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的文章被同步转载到纽约、柏林、巴黎、米兰、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从而成为一个形成国际性意见的人。● 随着英国陷入衰退，美国笼罩在大萧条之中，一位剑桥的学者主导了一次非正式的、历时若干天的讨论会，邀请了政府财政和工业委员会的成员、一头雾水的银行家、制造厂商、官员、工会主义者。讨论会提出了具有洞察力的新见解（如投资和储蓄的区别）和一些激进的提案（政府进行公共设施开支以打破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通过低利率得到廉价的资金，设立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市场，关闭低效或者过剩产能的工厂）。“你完完全全是个戏剧家。”委员会主席麦克米兰爵士带着崇拜之情对他说。他那一丝不苟、精确明晰的演讲抓住了委员会的心，并使其发表了1931年麦克米兰报告，呼吁进行某种类型的计划经济。这种类型日后将以凯恩斯主义而闻名。● 一位50岁出头的男人，深谙“无常”的创造力。他对具有完美一致性的人的定义是“不管下不下雨都撑起雨伞的人”。他修正了他的思想，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这一关于宏观经济的基础性文字——即便不完全是原创——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在开创新的经济纪元方面，它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一样重要。“我们想象力匮乏，也许还有一点自鸣得意。”剑桥资深经济学家庇古说道。而庇古通常是反对此人观点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功地打破了对这一教条的后知后觉。不管你同不同意他，讨论和异见同时兴起，并在全球范围传播。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活过来了。平静的年代业已终结。迎来的是一个……创造性思维的时期。”● 一位不屈不挠、年逾花甲的老人，一位疲惫的巨人，还在日夜战斗着。他在冗长无比、争辩激烈、令人精疲力尽的各个会议中发言，为的是拯救穷困潦倒、满目疮痍的英国，使之不会因为美国要求偿还战争贷款而陷入破产的境地。他深知他是用自己的性命来做此努力。接着，在大西洋上，他坐在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中。此时他的同事们已经精疲力竭地沉沉睡去，他通过过道来到无线电收发室，收到的消息都是他的英美财务解决方案在英国本土受到怎样的非议。他回到自己的特等舱中，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做准备，而这次演讲会使那些攻击他的人仓皇逃避、无所适从。上面的7个场景，展现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个姿态：一个自律的逻辑学家，具有令人欢欣的能力来说服人们、诱惑人们，从而推翻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此人的伟大光芒不会令人眩晕，反而可以澄清并扩展人们的视角。此人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20世纪英国公众生活受到来自知识界的影响，凯恩斯的影响是最主要的。他是英国学者中最出色的“行动上的巨人”的典范。他独处书房的时候构思了他的经济理论，并在讨论中加以精简、推进，随后说服两个洲的政客和金融家们加以实施。以赛亚?柏林战时与华盛顿和凯恩斯共事，认为凯恩斯是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对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弗布鲁克身为报界大亨，深谙舆论操纵之道，在1945年称凯恩斯为英国“最好的活着的布道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凯恩斯列入“20世纪缔造者和推动者”名单。名单中其他人物包括列宁、斯大林、罗斯福、希特勒、丘吉尔、甘地、毛泽东、胡志明、戴高乐、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在他之前，经济学家都是与恐龙化石碎片体系相提并论的。诸如“凯恩斯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这样的说法证明他在经济理论和政府政策上的影响力。事实上，对这个世界而言，“凯恩斯经济学”的决定性还不如“凯恩斯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达35年的时光里，他的各种版本经济理论主导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今看来，其间创造出的繁荣，是史上持续最久的快速扩展时期。凯恩斯主义主张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它做出的承诺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全民就业。而在英国，这一做法主导了工党和保守党的经济政策，从1945年艾德礼开始，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止。凯恩斯被提及、受敬仰、受谴责，都因为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名望建立在他的著作和他对经济政策的干预上。罗伊?哈罗德在1951年出版了凯恩斯的官方传记，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从1983年开始为凯恩斯撰写三卷本巨著，唐纳德?莫格里奇编辑了凯恩斯的文章，达30卷之多，并在1992年出版了权威的《梅纳德?凯恩斯：一个经济学家的传记》（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一书。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将经济作为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斯基德尔斯基的著作有1758页，莫格里奇的书有990页。这样的做法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对每一个读者来说都是适宜的。“经济学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技术性强又极为复杂的课题，”凯恩斯于1930年写道，“谁都可以用类常识的方式来做出一个约略的论述，而且表面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但如果有人开始提出一个有见解且尖锐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用上复杂得多的东西。”我们这本书，省略了技术性的东西，而选择性地将重点放在描述凯恩斯本人身上。这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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