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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中国历史的卜宪群先生，领衔全国百名知名学者，历时八年，精心撰著出这部以科学性为前提的高端史学大众化之作。近百位采访嘉宾包括李学勤、杜维明、毛佩琦、阎崇年等知名学者深入解读重大历史。
2.本书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当下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3.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脱离了一般历史书编年体或章节体的窠臼。
4.新的体例、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评价。许多新近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都囊括其中；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展示了历史多面性的魅力。
5.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2015年12月25日播出。
6.新华社2016年5月17日电：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中国社科院撰《中国通史》问世。
7.其姊妹篇CCTV-6百集《中国通史》近期也将播出。
全球视野，中国叙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时代郑重回答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重大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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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脱离了一般历史书编年体或章节体的窠臼；许多新近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都囊括其中；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展示了历史多面性的魅力。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当下和未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中国历史的卜宪群先生，领衔全国百名知名学者，历时八年，精心撰著出这部以科学性为前提的高端史学大众化之作。近百位采访嘉宾包括李学勤、杜维明、毛佩琦、阎崇年等知名学者深入解读重大历史。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2015年12月25日播出。新华社2016年5月17日电：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中国社科院撰《中国通史》问世。
本书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当下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近年来，图书市场出现了历史热，引领这场历史热的，主要是非史学专业人员。虽然有些讲史图书以学者品位解读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也聘请了一些史学专家，但具体到讲史这个领域，并不一定就是特定领域的专家，不少是其他专业的学者在跨界行动。至于网络写手，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许多所谓的讲史著作，无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热衷于恶搞历史，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版本的《中国通史》比较，本书具有以下特点：1.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本书的每一时段都由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撰写，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采用了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炀帝功过、永乐迁都等，着重写出了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的解读。2.广阔的全球视野。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时代郑重回答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重大关切。
总体而言，五卷本《中国通史》具有新的体例、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评价的特点，是21世纪以来高端史学大众化的力作。其姊妹篇CCTV-6百集《中国通史》近期也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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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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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本书的每一时段都由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撰写，同时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王震中、方克立，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等国内外近百名知名学者参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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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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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中华先祖
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邦国时代
古史传说
夏王朝觅踪
殷商兴亡
商代文明
武王克商
周公摄政
周王室的衰落
春秋争霸
孔子
列国变法
战国七雄
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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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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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摄政
克商后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临终前，他召见弟弟周公，把年幼的太子诵托付给周公。周武王深知，他即将留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他需要给这个新兴的王朝找一位可靠的监护人。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周公。周武王一定不曾想到，他的这个应急之举，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
周公东征。从2004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南麓周公庙附近，陆续发现了二十二座拥有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其中，有十座拥有四条墓道的墓葬，四座三条墓道的墓葬。和它们相伴的是七千多片甲骨，其中有刻辞的甲骨六百八十八片。多片甲骨中有周公两个字。墓道是商代以来，高级贵族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墓道的数量越多，标志着墓主人的身份越高。四条墓道则是现在发现的墓道的最高等级。此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西周墓葬，也只有两条墓道。甲骨是商周贵族占卜用的工具，历年的考古经验表明，占卜甲骨只在王都和诸侯国都出现。周公庙的发现表明，埋葬在这里的是西周王朝身份最高的贵族家族之一。学者推测这里和周公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家族的每一位族长都被称为周公。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一位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名为旦，在后世周公成为了他专有的称谓。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即位，他就是西周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这个大局统揽的摄政者，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在东部地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已经席卷而来。
周武王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商都，迫使商王纣自杀，看似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真正摧毁商人的根基。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人。同时他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监视和防备商人的活动，号称三监。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这些殷人真正臣服，该怎么样统治这并不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在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有，也来不及拿出更好的办法了。
蛰伏在商人旧地的武庚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现在这个时机到来了。他挑拨对周公摄政感到不满的三监，联合起来进行叛乱。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奄和蒲姑两国也伺机而动。整个王朝的东部地区陷于混乱之中。在仔细权衡了形势之后，周公果断决定率军东征。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战争的残酷和艰难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东征的周公是坚定的，不彻底镇压这次叛乱，他绝不班师。凯旋的周公脸上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在思考，在回想那场刚刚过去的，牺牲了他成千上万士兵的战争，他要彻底解决周武王留下的问题。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制在夏商就已经存在。一般认为，那时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国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对旧有的方国氏族原地认定，把它们纳入夏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周武王克商之后，沿袭了这种做法。像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殷人，就是这种做法。他同时立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为三监，想防范武庚。但是，三监之乱说明这个办法行不通。与以往的分封不同，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大分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政治行为。它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推行分封的方式，用政治手段人为地建立经过设计的政治格局。周公成王时代的大分封，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的宜侯夨簋铭文，记录了西周康王时期，宜侯夨由虞侯改封为宜侯的册命过程。这篇大约一百三十字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西周分封制度的具体样本。
在分封之前，周康王认真考察了地图，确定了分封的范围，并在宜地的宗庙举行了祭祀。然后在一个特别选定的日子，举行仪式，宣读册命的诰辞：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地，做宜侯，给予一系列的封赏。
虞侯夨改封于宜，是因为周康王认为需要加强对南方的控制。每一个受封的西周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是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代行周的统治。这些诸侯国对王室承担着这样那样的义务，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形成对王朝的护卫。经过大分封，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局面。诸侯国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王室则通过对其执政卿的任命，和由王朝直接派遣官员监国来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每一位新的诸侯国君即位时，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正式的认可；诸侯国君还必须在固定的时候去朝见周王。
在宜侯夨的封赏清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几条：
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邑卅又五，□□百?又卌。
锡在宜王人□又七姓。
锡郑七伯，厥□□又五十夫。
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宜侯夨在被封在宜地的同时，还受封有一定的民众。这就是西周分封制度的核心授民授疆土：受封的诸侯，会同时得到土地和人民的封授。
每一个分封都有明确的目的。卫国（初封朝歌，今河南淇县），是周公之弟康叔封的封国，商都朝歌所在。伐灭武庚后，康叔受封于此，目的是在原来的商人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鲁国（今山东曲阜），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奄国也是周公东征的主要讨伐对象之一。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控制。
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是周公东征的另一个主要讨伐对象蒲姑所在。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燕 国（
初 封 今 北 京
琉 璃河），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燕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族。
晋 国（
初 封 今 山 西
翼 城县），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晋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
从197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房山区的琉璃河地区，发掘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考古学者发现了一座西周初年的大墓 M1193。墓葬在发现时已被盗掘。所幸，盗墓贼还留下了两件铸刻着同样铭文的青铜器（克罍、克盉）。这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封召公长子克为燕侯的事情，证实了这里就是西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
20 世纪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晋南的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西周晋国的公室墓地，总共发现了九组十九位西周时期的晋侯及夫人墓葬，和《史记
晋世家》所记的晋侯世系完全相对应。考古发现表明，这里一直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国都所在。
1997年，在距离文献记载中的西周宋国国都商丘六十公里的河南鹿邑太清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有两条墓道的西周初期的大型墓葬。这座大墓展示了以往只有在安阳这样的殷商中心区才能看到的，具有商人特色的壮观的埋葬方式。墓中出土了大量可以和殷墟妇好墓媲美的、精致的、具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特点的青铜器。宋国，是商王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鹿邑太清宫大墓这个自称长子口的墓主，让学者们自然而又必然地将他和西周宋国的建立者微子启联系起来。
在鲁国故城的周代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的墓葬按照埋葬习俗，可以分为俨然不同的两组：甲组墓葬盛行腰坑殉狗，乙组墓葬则绝无腰坑殉狗。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人葬俗和周人葬俗的表现，与文献中所记载的鲁国受封时，封有六个殷人氏族的情况正好吻合。同样，卫国在受封时，封有七个殷人氏族，晋国则领有九个怀姓的宗族。
商周时代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大都是聚族而居。实力强大的旧族，对西周的统治是一种威胁。三监之乱后，周人想出了一种解决旧族势力的新的安置方法，就是把他们迁出传统聚居地，并且分散其族众。西周封建过程中，诸侯受封有一片土地的同时，还受封有一定的人民。这些人民，是以族为单位分封给诸侯的。他们可能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也可能是从别处迁来的。像卫康叔领有的七个殷人氏族，大概就是当地的原住民。而鲁侯伯禽受封的六个殷人氏族，就是随伯禽受封迁过去的。这六个殷人氏族和伯禽所带的周人氏族，构成鲁人的主体。以往的国都是因氏族的自然聚居而形成的，偏重于血缘关系，这个时候的国就有了地域的概念。这其中的意义非同小可。西周分封以后，血缘和地域结合起来，它标志着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迈进。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凤瀚
周公和成王之所以能够分封，也跟周公二次东征有关系，周公第二次又再一次灭了商，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等于完全消除了很强的敌对势力，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二次克商的话，后来的齐鲁都不可能分封，因为那个时候安阳都在商人势力范围之内，他的东边还有好多商移民，周人势力到不了那里，因此分封只有在周公的时候才有条件。这些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就是封赐谁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要赏赐很多东西，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周人封建的主要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巩固周王朝的屏藩，让他们守卫在一些边
缘地区，防止周边夷狄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被分封的诸侯可以在这个基点上扩张，这等于是使周王朝的领土不断伸展。
家国同构西周的宗法社会。在实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推行宗法制。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
西周金文中，女子以她的姓氏来称呼。金文中的王姜王姞，都是周王的王后，分别是姜姓和姞姓。西周王室姜姓的王后最多，从武王到厉王，每隔一代，就会娶一位姜姓的王后。此外，还有姞姓、姒姓的王后。但绝对没有和周人同姓的姬姓的王后。周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了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
周王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同姓贵族为伯父，比自己年轻的同姓贵族为叔父；称呼比自己年长的异姓贵族为伯舅，比自己年轻的异姓贵族为叔舅。他们之间并不一定就真正存在那样密切的亲属关系。通过宗法制，周王室和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和贵族之间，确立了宗法上下和君臣上下并存的等级关系。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宗法的网络之中，而这个网络的中心点，是绝对的大宗周天子。这个绝对的大宗同时又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王的称号。就这样，周人建立了一个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等级社会。
在西周金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西周王朝的制度和夏商两朝的关系，自孔子以来就被认为是因袭和继承的关系。1917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发表了《殷周制度论》一文，打破了这种认识。
在这部著作中，王国维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取代商，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认为，周人制度和商最大的不同为：一是立子立嫡之制，由此产生了宗法和丧服制度，并由此产生了分封子弟的制度；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他认为，西周之前天子和诸侯之间没有君臣之分，天子是诸侯之长。西周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确定了天子的尊贵地位，从此，天子成为诸侯之君。在西周的分封和宗法制度下，天下之国，都是王的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也都有兄弟、甥舅之亲。王国维说这就是周人的一统之策。
分封和宗法制度，是氏族血缘关系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时，周人创造性发明的一种有效的国家控制方式。通过分封制度，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国。分封制度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地方。
周公制礼作乐。金文礼字，像玉放在祭祀器物上。学者认为，礼本来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贵族们将原来的风俗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要求各等级成员遵守的礼仪。作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方式，夏、商两代都创设了属于自己的礼制。周公摄政时期，西周王朝参照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定了自己的礼仪规范。大约在周穆王时期，周礼最后确定和完善下来。
西周王朝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遵守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指导思想上，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周礼》《仪礼》《礼记》是礼经的三部典籍，并称三礼，被认为是记载了西周王朝的制度礼仪规范的典籍。从汉代开始，国家立先秦时期的典籍《诗》《书》《礼》《乐》《春秋》为五经，作为最为重要的官方学术典籍。对后世封建王朝来说，三礼不仅是国家学术经典，也是他们制定国家礼仪的指导规范。
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周礼，通过一系列贯彻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礼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非常有序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
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看，到了西周中期以后，王朝礼仪确实已经比较齐备。春秋时候的社会还是非常讲礼仪的，那是继承西周的文化传统，礼乐文明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周礼被后人细分为吉、凶、宾、嘉、军五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基本框架是政治制度、设官分职，是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礼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巫术走向礼治。
与礼相伴的是乐，礼讲稳定，乐讲和谐，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了和谐之美。华夏文明从此进入礼乐文明时代。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
杜维明
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宅兹中国营建洛邑。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1965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收购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十年之后，文物学家马承源在器底内胆发现了铭文。让他吃惊的是，铭文中有中国二字。这就是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的，国家明令禁止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国宝级文物之一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西周的东都成周洛邑。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的中心中国的王者。洛邑正是商周时代的天下中心。周武王回到镐京后，希望能在洛邑修建新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人营建了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后，周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至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
周公在摄政的七年中，为西周王朝奠定了大政方针。
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确立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个地域国家迈进；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宗法制，创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从此被打上了礼乐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将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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